【摘要】海登·怀特主导了历史哲学语言学转向，其实质是把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嫁接到历史哲学中，历史的客观性、规律性因而大受损伤。在语言学转向这一视域下，马克思首先对历史进行了诗性预构，之后又进行情节化解释、形式论证式解释和意识形态蕴含式解释。在语言学转向的冲击和挑战下，就需要重释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
【关键词】语言学转向；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海登·怀特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隶属于西方历史哲学的大范畴，西方历史哲学在美国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主导下于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语言学转向，对传统历史哲学形成挑战，其代表人物纷纷站出来回应，唯独历史唯物主义还没有真正做出正面回应，只是在讨论其他问题时有所涉及。后现代历史哲学既包含值得怀疑的向度，也包含有价值的方面。我们既不应做后现代历史哲学的辩护者和颂扬者，也不应对之仅报以轻蔑和鄙夷、甚至激进地反对，相反，我们应该直面它的挑战和冲击，同时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若能吸取其有益因素，也能进一步完善自身。本文的研究希望有助于批判地解读后现代历史哲学前沿，思考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受到的挑战，重读马克思，积极回应这些挑战，进而完善并重释历史唯物主义。
本文致力于思考以下几个问题：历史哲学语言学转向有怎样的特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历史哲学语言学转向视域之下是如何变形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面对历史哲学语言学转向的挑战和冲击，我们应该做出怎样的回应？
一、历史哲学、语言学转向及其特点
历史哲学语言学转向除了受到两次世界大战的激发，最根本的改变是怀特把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嫁接到历史哲学中；这样，历史学与文学之间的界限就模糊了，历史的客观性大打折扣，历史规律失去了其有效性，历史的价值也随即变成为理解现在提供多重视角，历史哲学也因而走向后现代。
怀特借用维柯的比喻理论、弗莱的小说理论、佩珀的“世界构想”理论、曼海姆的意识形态理论，组装成一个形式框架，作为分析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的基础。这一理论包括两个层面，比喻和历史解释。比喻理论是怀特史学思想的核心。在历史的深层，历史学家或历史哲学家运用所选择的主导性比喻为历史编序，进行诗性预构，有4种可供选择的策略：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在历史的显层，由3种解释方式构成，分别是：情节化解释、形式论证式解释和意识形态蕴涵式解释；每种解释都分别又包含4种可供选择的模式：情节化解释包含喜剧、浪漫剧、悲剧和讽刺剧；4种论证的形式包括：形式论、情境论、机械论和有机论；意识形态蕴含式解释包含无政府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3种解释之间有一种亲和性，并且存在一种平衡[1](P9～49)。怀特组建了这一无所不包的模式，力图解构历史科学的神话。
任何一种重要理论的产生都必然与现实有关联，历史哲学语言学转向也是如此。两次世界大战及犹太人大屠杀带给人们心灵上的创伤，让人们重新思考历史的功能和价值。世界大战几乎使历史学家名誉扫地。因为战争表明，历史不仅不能帮助人们预测灾难，也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知灾难。历史没有给人们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任何准备；也没有教导人们如何对待战争；而当战争结束时，历史学家也似乎没有能力摆脱狭隘的党派利益，深刻理解战争的意义[2](P44)。世界大战因此加深了人们反历史的态度，并迫使人们对历史的价值和功能进行反思。
不可否认，语言学的凸显，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主要特征。从现象学到解释学，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从分析哲学到后现代思潮，各个流派普遍重视对语言的研究，一部现代西方哲学史就是一部语言哲学史。而真正打出历史哲学语言学转向大旗的是怀特。怀特的元史学理论关涉到结构主义、解释学、后现代、心灵哲学、语言学、文学批评等理论。表面上看，现代西方哲学史上的众多思潮均有涉及，但是把怀特当作现代西方哲学的集大成者有失偏颇[13]。实际上，怀特走了一条捷径，他更多地是将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嫁接”到历史哲学中。结构主义即是从语言学角度重新理解一切事物的尝试。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代表人物额雅各布森、列维－斯特劳斯、弗莱等对怀特的影响是根本性的。怀特关于历史结构深层与显层的划分、情节化解释、比喻的运用、诗性概念等均来自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理论[4](P88～124)。因而，历史哲学语言学转向的特点也就显而易见了，其特点包括：
第一，把历史学等同于文学。“随着19世纪历史学的科学化，历史编纂中大多数常用的方法假定，史学研究已经消解了它们与修辞性和文学作品之间的千余年的联系”[1]（ P1）（序言）。而怀特就是要重新建立起历史作品与文学作品之间的联系，凸显历史著作的“文学性”、“修辞性”和“诗性”。怀特认为，“对于历史作品的研究，最有利的切入方式必须更加认真地看待其文学方面”[1]（ P1）（序言）。他要确定历史哲学中“任何时代都在使用的独一无二的诗学要素”[1](P3)。通过揭示历史哲学赖以构成的语言学基础，怀特试图确定历史作品不可回避的诗学性质。
第二，历史的客观性大打折扣。怀特力图要做的就是解构历史科学的神话[5](P18)。但是怀特并非否认历史事件，他区分了历史事实与历史事件，历史事件是指作为在尘世的时间和空间中发生的事件，历史事实则是以判断的形式出现的对事件的描述。怀特承认历史事件的存在，但是他认为历史事实并非都是客观的。历史事实是通过历史想象，用比喻性语言构造出来的[1] （P6）（序言）。怀特将“历史作品视为叙事性散文话语形式中的一种言辞结构”[1](P1)，历史著述在他那里不过是一种叙事话语。因此，历史著述的客观性也就大打折扣。
第三，历史规律的有效性丧失殆尽。在怀特看来，“历史学家必须承认目前对过去叛逆的正当性。当代西方人有充分的理由偏执于他的独特问题，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现在提供的历史记录对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几乎没有什么帮助”[2](P51)。人们在面对将来和过去时都有选择的自由，“康德年迈时说得很对：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自由的构想‘历史’，正如我们可以凭自己的意愿来创造历史”[3](P37)。而在这种选择过程中，包含了个人的责任感、情感等因素。在怀特看来，唯有人们能够自由地构想历史，现在和将来也才能真正向人们敞开。历史应该给人们的不是束缚和限制，而是解放和自由。那么，历史规律便没有存在的位置了。
第四，历史的价值在于，为透视现在提供多重视角，从而促进我们自己时代特殊问题的解决[2](P51)。怀特认为，历史学家可以从看待世界的某一特定视角出发，放弃他们所尊崇的兰克学派“如实直书”的观念，单纯的研究历史不会有任何意义，而要与当前的生活联系起来，让历史学参与当代的文化对话，为透视现在提供多重视角，促进对自己时代特殊问题的解决；而且对所研究的客体存在多种而非一种正确的观点。应该认真对待各种观点，因为持不同观点的人们也一样以严肃的态度看待过去，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怀着不同的感情和知识指向。
第五，历史哲学走向后现代。上述4个特征已不再是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哲学，而具有了后现代历史哲学的特征；历史哲学语言学转向“采取的是一种极端相对主义和反实在论的立场，其目的是要彻底掏空历史文本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它的论证策略是，通过对历史著述的话语分析，展示出它们的文本性、叙事性和修辞性，并由此将他们归结为一种文学制品或想象物”[6](P75)。历史哲学语言学转向，摧毁了朴素实在论的假设，导致了历史哲学的后现代走向，但在本质上是破坏性的，不能建设一个开放的、相对的新理论。
二、语言学转向视阈下的历史唯物主义
怀特自称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提出了关于历史领域的深刻洞见[5](P22)。在怀特历史哲学语言学转向的视阈下，马克思首先运用比喻对历史进行了诗性预构，之后又进行情节化解释，并对其诗性预构进行了论证，这其中包含着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因素。
怀特首先指出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精髓是在一种关于历史世界可以理解的想象中，将转喻和提喻的策略加以综合；根据当前的社会状况，通过合理想象，对历史做了一个美好的预言：社会必定会从分裂走向融合，走向一种真正的人类共同体，走向共产主义。在未来的美好社会中，人性得到解放，人、自然、社会相和谐，每一个自由的个体组成一个真正的人类共同体。“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共产主义不过是以一种完美的提喻式整合模式来设想的社会秩序”[1](P429)。
怀特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进行了情节化建构。在他看来，马克思从分裂走向融合的诗性预构中表现出一种喜剧意识，这种喜剧意识必然彰显在整个历史情节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情节化从属于整个历史情节。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在历史上也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但它的悲剧命运也不可避免。资产阶级的悲剧或讽刺剧首先是自杀式的，它无法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所以将在这种矛盾的阵痛中走向灭亡。其次，导致资产阶级灭亡的力量将由一切被异化的、社会上最可怜的人组成。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
在怀特建构的历史情节中，资产阶级成了悲剧式的英雄。资产阶级的没落促使无产阶级上升，并且在世界历史中意识到它独特的喜剧式命运：它不仅是资产阶级兴起与没落的受害者，也是它的旁观者。怀特分析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的喜剧时，按照古典戏剧的痛苦、冲突、分裂、突转4个阶段，无产阶级从商品的地位一直发展到成为自己的主人。无产阶级的情节是在与资产阶级斗争中展开的。无产阶级的四重运动不是其实际经历的4个阶段。怀特断言，如果马克思的对历史的诗性预构成为现实的话，无产阶级就必将经历这4个阶段。无产阶级的喜剧在怀特看来本质上还是一种大喜剧。“当马克思将资产阶级的历史当作一部悲剧情节化时，无产阶级的历史被置于一个更大的喜剧结构内，其结果包括了一切阶级的消解，以便将人类转变成一个有机的整体”[1](P426)。无产阶级的喜剧不光是无产阶级的，还是整个历史的。“在历史的戏剧中，正如马克思实际上认为的那样，不同的演员在不同的剧幕中占据主导地位：先是奴隶主与奴隶，接着是贵族与农奴，随后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过，无产阶级被赋予这样一种作用和本质，就好像让他成了整个戏剧中的真正的主角，这样的话，整个的历史过程自开始以来就倾向于此。无产阶级如同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很明显，对他来说，无产阶级就是整个的人性，这是历史过程中不同部分的人性以其各式各样的化身努力追求的。并且，马克思赋予无产阶级特殊的位置，他也就不得不在历史戏剧中赋予资产阶级本身一个特别的角色”[1](P431)。
在怀特看来，马克思必然要对其诗性预构和情节化提供证明。“基于马克思相信经济基础是重要历史变化之力量的首要推动力，他区分了历史的形式与内容。这种辩证分析构成了一种形式论证，它为马克思有关历史的真正意义所做的独到解释提供了辩护；它也为在《宣言》（指《共产党宣言》——引者注）中作为一种普遍历史形式的意象而对历史过程所做的那种情节化提供了证明”[1](P430～431)。怀特的论证包含4个方面：首先，历史的形式即是上层建筑的形式，而其内容是由经济基础赋予的。并且二者遵循不同运动规律，经济基础的演进遵循严格的因果规律，存在的是一连串生产方式及其关系模式；在上层建筑层面，依次演进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态，存在着一种真正的进步。其次，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是充分条件，即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了上层建筑的变化，但是上层建筑的变化不会导致经济基础的变化。在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转变的情况下，人类意识无法立即放弃发生根本转变之前的经济基础以及从更早的生产方式中继承而来的构想实在的模式。再次，上层建筑属于人类意识的范畴。在怀特看来，人类意识适应由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导致的转变是一个辩证的过程，类似于那种从隐喻、经转喻和提喻到讽喻的变化。资本主义社会“在富足的状态下导致了贫穷，在和平能够获得的情形中引发了战争，在富裕的情况下造成了（物质的和精神的）匮乏”[1](P429～430)。这种反讽为人类意识的转变准备了基础，共产主义在下一阶段成为可能。第四，在继承得来的社会形式及其伴随的意识模式与因为经济基础上发生的转变而要求新的社会形式之间，即旧的社会形式与新的社会形式之间，存在一种辩证关系。
怀特把马克思定位为激进主义意识形态的代表，进而定位为左派激进主义。因为马克思并不是要延缓资本主义社会的衰亡，而是要推进它，直到整个历史程序的最终完成。在怀特看来，激进主义的立场符合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他预言式论证的总倾向。因为《资本论》表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对抗必然会增长，根本不存在妥协的可能，所以，资本主义只能被摧毁，而不能被改进。并且，马克思主张历史并不是一种神秘物，从历史研究可以得出规律，通过规律，人们既能理解历史的意义，亦能预见历史发展的总方向。
在怀特那里，马克思把历史预构成一种从分裂走向融合的运动，历史是朝着一种道德上是可愿望的目标，即一个融合的、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前进。资本主义社会也包含在这种运动中，马克思选择无产阶级作为救赎的阶级，历史最终以无产阶级的胜利而达到最终的喜剧目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在历史哲学语言学转向视阈下不过是一部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奋斗史，有人物、有情节、有结局，还有论证。因此，在怀特那里，马克思所坚持的不再是唯物史观，而是唯心史观，从自我意识出发的诗性预构占据了支配地位。
三、诗性预构与历史唯物主义：对立抑或并存
历史哲学语言学转向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挑战主要表现在：来自于深层意识的诗性预构代替经济基础，成为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我们应该认真审视诗性预构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它们是对立的抑或并存的？
诚然，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不是一个按照时代顺序而展开的历史叙述，不是从古代到现代，而是从现代如何过渡到未来，明显被加进了马克思的主观目的，包含了马克思的历史想象。历史不可能脱离认识主体而存在。不论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还是共产主义社会，都不是当下的社会状况，不是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因此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始终离不开诗性预构。就诗性预构为马克思提供精神动力而言，它是积极的；但是诗性预构是不可能决定历史发展的。我们承认诗性预构在马克思那里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必须明白诗性预构的地位和作用。
马克思不是空谈诗性预构，而是诉诸实践。“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8](P55)，一个人关于历史的诗性预构是否是合理的，要诉诸实践。当马克思告诫哲学家们不要仅仅“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呼吁他们“改变世界”时，他的意思是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历史的诗性预构上，要诉诸实践改造世界。
怀特比较关注马克思早期为数不多的几本著作，并没有看到马克思著作的全部，也不会注意到马克思思想的变化。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以及在此之前都表现出革命必胜的信心，工人阶级会走向联合，推翻资本主义社会；而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自身的矛盾而必然走向灭亡，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经济危机。马克思相信“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共产主义社会似乎马上就要来临了。可是在经历了1844年革命之后，马克思越来越信服生产规律的作用，并对其理论有所修正。他指出，“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社会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实现的”[9](P33)，并且指出，“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看来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批判地仔细钻研新材料”[9](P34)。马克思想要推进资本主义社会的灭亡，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全部社会生产力还没有发挥出来，还有自身的生命力。
诚如李泽厚所言，“就哲学层次说，历史唯物论即主体的实践哲学，或称人类学本体论，它应该包括工艺社会结构（人类学主体性的客观方面）和文化心理结构（人类学主体性的主观方面）这样两个方面”[12](P200)。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应当包括这两个方面。早在1844年，马克思就指出，“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只有在社会状态中才能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10](P88)。在《费尔巴哈提纲》中马克思又进行了强调，“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被唯心主义抽象的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8](P55)。这句话经常被人误解为马克思强调的是唯物主义，其实马克思是要综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保留唯物主义的现实性和感性、唯心主义的能动性，建立超越这两种形态的哲学。所谓马克思历史理论中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二元对立是不存在的。恩格斯恰如其分地解释了“诗性预构和历史唯物主义”二者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个别时代或个别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11](P243)。历史发展是合目的与合规律的统一，不会仅仅是个人的目的和愿望。
在马克思那个以技术理性为主导的工业社会，经济基础处于支配地位，决定一切。“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9](P32)。即使到了以文化理性为主导的现代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法典依然有其合理性。哈贝马斯、鲍德里亚都力图重构历史唯物主义，把交往、消费、资本等因素加进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中，其实，这些因素本质上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现代社会中的“广告效应”、“明星效应”会加快产品的销售，从而促进某一部门生产力的发展，而不可能决定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说到底，历史的深层依然是经济基础。个人关于历史的诗性预构可以成为一种心理导向，但不会成为历史的深层因素，决定历史的发展。不论如何构想历史，历史规律都无法超越。
通过回应怀特历史哲学语言学转向带给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挑战，我们不仅认清了历史哲学语言学转向及其特点，而且深化了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人的诗性预构能够图绘历史的将来，但在马克思那里，这不是处于决定性的支配地位。个人可以有对历史的诗性预构，但必须认清，经济基础才是历史的深层。在当代社会，历史唯物主义依然有其合理性，我们应当坚持并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地研究各种理论，为历史唯物主义注入新鲜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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