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如果能继续执行“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和力度的话，通货膨胀率有望控制到接近一位数；同时，经济增长率将继续有所回落，趋向适度的快速增长区间。1996年的经济运行如果能与这里的预测数字基本相符，则可以说“九五”计划的实施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1995年，由于在宏观经济调控过程中坚持了以抑制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基本保持了宏观调控政策方向的稳定性，较好把握了“适度从紧”的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使得我国的国民经济得以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定目标发展，经济运行总体状况良好，社会保持稳定。可以说，此次从1993年年中开始的整顿经济秩序、治理通货膨胀的工作，正在取得明显成效。目前虽然发展趋势良好，但是我们却不能存在丝毫盲目乐观的情绪，而必须看到，在深化改革和国民经济运行中还存在各种问题，我们应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扎扎实实地进一步推动改革的深入发展，兢兢业业进一步做好宏观调控工作，使国民经济继续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
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刚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是跨世纪的宏伟纲领。全会提出的到2000年和到2010年的奋斗目标，是鼓舞人心的目标，也是实事求是的目标。为实现奋斗目标，全会强调指出：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1996年是重要的一年。一方面，它是“九五”计划的第一年；另一方面，它又是决定我们能否真正实现国民经济“软着陆”的关键一年。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科片“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和国家统计局综合司“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在模型模拟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基础上，提出了这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1995年秋季报告。
根据预测结果可以看出，1995年和1996年两年国民经济的总体发展趋势是继续平稳地向宏观调控的预定目标靠近。1995年初设定的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15%左右的目标基本可以实现。1996年如果能继续执行“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和力度的话，通货膨胀率有望控制到接近一位数；同时，经济增长率将继续有所回落。趋向适度的快速增长区间。1996年的经济运行如果能与这里的预测数字基本相符，则可以说“九五”计划的实施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从预测数字来看，1995年到1996年经济发展的总趋势是良好的，经济增长率和物价上涨率都按照宏观调控的预定目标在下降。总的来说，这一趋势是符合我们加强宏观调控，以抑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这一初衷的。如果我们的宏观调控工作不出现大的失误，这一趋势发展的总结果是，在1996年实现“软着陆”的基本成功。这一总结果应包含三方面的含义：第一，继续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把物价上涨水平降到10%左右，严防物价上涨率的反弹；第二，保持国民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避免增长速度的反弹与过度跌落；第三，使1996年成为此次周期波动的“谷”（“谷”并不等同于“低速增长”，它是相对于周期波动中“峰”而言。同样，“峰”并不等同于“高速增长”）。这就为新一轮经济周期和整个“九五”期间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奠定良好的开端。
政策建议之一：继续坚持“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把控制总需求与改善总供给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
从1993年中期开始采取的“适度从紧”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到1995年底，已执行两年半。从1991年开始步入回升的本轮经济周期，到1995年底，已历时5年，目前，正处于本轮周期的后期。我们注意到，1996年经济发展趋势存在着三种可能性。这三种可能性对应着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三种不同取向。究竟会实现哪种可能性，主要将取决于政策的取向。
第一种可能性和政策取向：由于1995年经济增长率仍将高达10%左右，物价上涨率仍将高达15%左右，二者均处于高水平，为了继续压缩物价上涨率，控制经济的过快增长，1996年经济增长率应有一个较为明显的下降。为此，1996年宏观调控的方向不变，继续从紧，但在力度上应“更紧一点”。
第二种可能性和政策取向：经过两年多经济增长率的连续回落，交通运输、能源、主要原材料等“瓶颈”制约已经缓解，加之国有企业目前困难很大。1996年经济增长率应有一个较为明显的上升。为此，从1996年开始，宏观调控的方向应改变，即由“从紧”转为“放松”，以启动经济重新回升，进入新一轮的高速增长。
尽管上述两种可能性和政策取向都有一定道理，但我们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出发，从长远角度考虑，认为应该争取实现第三种可能性和政策取向。这就是：1996年经济增长率应继续平稳回落，物价上涨率进一步下降。为此，1996年宏观调控应继续坚持“适度从紧”的政策，保持现有的方向和力度；同时，把控制需求面与改善供给面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前面我们对1996年各项经济指标的预测，也正是基于这种政策取向的。
我们之所以倾向于实现第三种可能性和政策取向，主要依据是：
1.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到目前，“软着陆”还正在实现的过程中，尚未完成。经济增长率和物价上涨率虽在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还没有“到位”，或者说还没有“正位”。
2.宏观经济调控不能单纯地在需求面的松与紧上做文章，也不能单纯地在总量上做文章，而必须在控制总需求的同时，努力改善供给面。
宏观调控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政府运用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等工具，对供给面进行调控，称为“供给管理政策”；另一方面是政府运用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等工具，对供给面进行调控，称为“供给管理政策”。所谓“改善供给面”主要是指：通过金融与财政等政策手段，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促进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促进企业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促进产品质量的提高，等等。
3.实行调控需求面与改善供给面相结合的政策，不仅适用于当前，而且适用于今后。
4.1996年是“九五”计划的第一年。是否每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都要大开大上新项目呢？在以往的8个五年计划中，只有“一五”、“二五”、“三五”的第一年是大上新项目的，而从“四五”到“八五”的第一年都未大上新项目。所以，“九五”计划的第一年，并没有必然的历史逻辑要大开新项目。不仅在“九五”计划的第一年，而且在“九五”计划的整个过程中，乃至在今后更长的发展时期，都要避免过去那种一哄而上、盲目建设、重复建设的现象重新再演。
政策建议之二：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江泽民总书记1995年5、6月份在上海、长春召开的企业座谈会上，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讲话，全面而深刻地阐明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和任务，阐明了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四个方面的辩证关系。江泽民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在这里，我们想着重说明以下四个问题。
1.国有企业的全面改革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
国有企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诸如：企业经营管理、企业组织制度、企业生产技术等方面的转变；企业制度的转变以及企业所在社会的经济体制的转变。
我们在强调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时，应该从以上几个方面来思考问题。从历史的经验来看，要想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获得较大的成功，必须注重在体制改革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
2.国有企业目前所面临的困难，不能通过“速度效应”来解决，而只能通过深化企业改革来解决。
目前一些国有企业缺乏活力，存在产品积压、资金紧张、效益下降等困难和问题。这些困难和问题是否可以通过“速度效应”，即刺激经济更高速地增长来解决呢？
我们认为，“速度效应”这条老路既不能再走，也已经走不通了。首先，目前国有企业所面临的种种困难，是由多方面的、复杂的原因形成的。其中，一些困难正是由于过去长期采用“速度效应”而形成。比如，一些企业只适应于在经济过热期生存，而不适应于在新的市场竞争、市场波动环境下生存。再比如，目前企业的资金紧张，也与上一时期刺激总需求、货币和信贷过量发行、金融秩序混乱、经济过快增长密切相关。其次，“速度效应”只具有一时之效，而没有长远与根本之效。在高速增长期内，企业日子似乎好过一些，但不久旧有的问题又会以更为尖锐的形态复发。“速度效应”只会一时掩盖问题和矛盾，而贻误了从根本上解决企业的问题和矛盾的时机。再者，若采取全面放松、刺激需求、刺激速度的政策，其副作用还有：对于那些产销不对路的产品来说，只能是越刺激越多地积压；对于那些假冒伪劣、质次价高的产品来说，只能是越刺激越为其大开方便之门。不论是积压还是假冒伪劣商品的生产，都是对能源、交通、重要原材料以及资金和人力等宝贵资源的无效占用和浪费，都会加剧“瓶颈”部门的制约和资金的紧张。总之，“速度效应”是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背道而驰的。
目前，国有企业和政府有关部门正在贯彻和落实江泽民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讲话，正在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那么，我们所主张的1996年仍然继续采取“适度从紧”，并且将控制需求面与改善供给面相结合的宏观调控政策将会给国有企业带来什么样的宏观外部环境呢？概括来说，将会给企业带来供给面较为宽松，市场需求面较为平稳、且稳中有旺的良好外部环境。从供给面看，能源、交通、主要原材料等处于“瓶颈”状态的生产要素的供给，将会较为宽松；对于那些有市场、有效益、有还贷能力的国有企业来说，流动资金的紧张局面将会逐渐缓解。从市场需求面看，将会防止市场需求的大起大落和价格的大起大伏，将为企业生产提供正确的市场信息。从企业的市场环境来看，将会逐渐出现以产品和服务质量为中心的市场竞争局面，从而对企业提出更高的要求。对于一个行为规范的企业来说，这正是它们多年来所盼望的正常而良好的外部环境。
3.对大、中、小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应区别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
中央决定集中力量抓好一批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我们认为，这个决策非常重要，抓住了“龙头”。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是国有经济的中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是一国经济技术力量的代表。我们建议，我国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都应当在认真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教训，并广泛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从我国和本行业、本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尽快制定出通过深化改革和加快技术改造、技术创新，以跻身于世界大型企业之列的发展战略，并认真组织实施，力求尽快见效。
对于一般小型国有企业，鉴于以上分析的状况，在改革中，应着重于加大其资产存量调整与盘活的力度，加快实行兼并、联合、改组、租赁或出售。为了推进其租赁和出售，国家可采取财政贴息扶持的办法。这些小型企业活了起来，有利于市场的活跃和增进整个经济的活力。
抓好大、小两头，就能更好地带动中型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对于中型企业，可以根据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具体情况，分别采取近似大型企业或近似小型企业的改革、改造、改组的方案，加快其转换经营机制，把它们真正推向市场。
4.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要十分注重建立起企业家队伍的形成机制、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实现企业家的职业化与市场化。
目前，对于一些企业来说，其改革的深化和管理的强化，既缺乏足够的外在压力，更缺乏强大的内在动力。中外许多危困企业转危为安、扭亏为盈、甚至“起死回生”的事例充分表明，一个企业的发展如何，动力如何，企业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企业的发展要有内在动力，首先企业家要有内在动力。这个问题的解决，一方面，很重要的是，离不开对企业家实行责任感、使命感等政治思想教育；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要注重建立起企业家队伍的形成机制、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因此，我们建议有关部门对企业家，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企业家的培养、选拔、任免、激励等制度与政策，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与要求，尽快提出全面改革方案，经中央审定后加以贯彻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