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前后中国经济波动的比较

经济的周期波动，既不是从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有的现象，也不是商品经济所特有的范畴，亦不是资本主义经济所独具的特征。正如马克思指出，它是“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过程”。“现代工业这种独特的生活过程，我们在人类过去的任何时代都是看不到的，即使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幼年时期也不可能出现。”（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94页。）就一般商品经济来说，卖与买的时空对立，即供与求的时空脱节，只是包含了经济周期性地发生危机或波动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33页。）在经济周期波动由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中，具有物质性和本源性的关系就是现代机器大工业逐步成为社会生产的主导力量。现代机器大工业的特点在于，它使生产规模具有巨大的、突然跳跃式的膨胀力和收缩力。而这种膨胀力和收缩力在农业、牧业及工场手工业为主的社会中是不具有的。因为农业、牧业和工场手工业，其生产规模的扩张和技术的进步比较缓慢。特别是农牧业，其生产过程的周期较长，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受自然条件的影响，不可能像机器大工业的生产那样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大规模地、突然跳跃式地膨胀和收缩。在机器大工业生产的基础上，产生了现代的经济周期波动。当然，经济体制、经济总量规模、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等一系列经济体系的内在因素，以及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重大的科技进步、国际经济动荡、严重自然灾害等一系列外在的冲击因素，都会给经济周期波动带来影响，使每一轮波动或不同时期的波动具有不同的特点。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所说的那样：“没有两个经济周期是完全一样的。但它们有许多相似之处。虽然不是一模一样的孪生兄弟，但可以看得出它们属于同一家族。”（注：〔美〕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313页。）

新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之后，从1953年起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进入工业化历程，由此也开始了马克思所说的“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过程”——社会生产的扩张与收缩、一起一伏的相互交替运动。中国经济的波动，以GDP增长率为代表，从1953-1998年的46年中，按照“谷一谷”法划分，共经历了如下9轮波动（见图1和表1（注：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第1轮波动：1953-1957年，历时5年；第2轮波动：1958-1962年，历时5年；第3轮波动：1963-1968年，历时6年；第4轮波动：1969-1972年，历时4年；第5轮波动：1973-1976年，历时4年；第6轮波动：1977-1981年，历时5年；第7轮波动：1982-1986年，历时5年；第8轮波动：1987-1990年，历时4年；第9轮波动：1991-1998年，历时8年（其中，在第1轮和第5轮波动中，包含有两个较小的波动；因1999年尚未过完，本文的考察均截止到1998年）。

以上第1-8轮波动，平均每轮波动的时期长度为4.75年，而第9轮波动期为8年，这一问题我们暂且存而不论。现在，先让我们以1978年为界（见图2），考察一下改革前后中国经济波动所呈现出的不同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1.峰位。这是指每轮波动内波峰年份的经济增长率。它表明每轮波动的高度，亦即每轮波动中经济扩张的强度。但如果峰位过高，扩张过强，往往会导致其后的波谷过深；而如果峰位过低，扩张微弱，则表明经济增长乏力。每轮波动内的峰位均以适度为好。改革前共有5轮半波动，其平均峰位即各波峰年份（1956、1958、1964、1970、1975、1978年）经济增长率的平均值为15.7%（见图2中最上方的水平虚线）；改革后共有3轮半波动，其平均峰位（1984、1987、1992年）为13.7%，比改革前下降了2个百分点。这说明，改革后中国经济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盲目扩张性。

2.谷位。这是指每轮波动内波谷年份的经济增长率。它表明每轮波动的深度，亦即每轮波动中经济收缩的力度。谷位的状况也称作波动的性质。波动的性质有两类：如果谷位为负，即波谷年份的经济增长率为负值，GDP出现绝对量的下降，称作古典型波动；如果谷位为正，即波谷年份的经济增长率为正值，则称为增长型波动。改革前的波动以古典型为主，改革后均转变为增长型。改革前的平均谷位，即各波谷年份（1957、1961、1967、1972、1976年）经济增长率的平均值为-5.1%（见图2中最下方的水平虚线）；改革后的平均谷位（1981、1986、1990、1998年）为6.4%，比改革前上升了11.5个百分点。改革前后相比较，谷位的上升极为显著。这说明，改革后中国经济的增长增强了抗衰退力。

3.平均位势。这是指每轮波动内各年度平均的经济增长率。它表明每轮波动总和的经济增长水平。改革前的1953-1978年，GDP年均增长率为6.1%（见图2中位于中间的水平虚线）；改革后的1979-1998年为9.7%，比改革前上升了3.6个百分点。这说明，改革后中国经济的总体增长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4.波幅。这是指每轮波动内经济增长率上下波动的幅度。它表明每轮波动中高低起伏的剧烈程度。波幅可分为上升期波幅与下落期波幅。上升期波幅是指前一轮波谷与本轮波峰之间的离差；下落期波幅是指本轮波峰与本轮波谷之间的离差。改革前的上升期波幅平均为19.3个百分点，改革后为7.7个百分点，减少了11.6个百分点；改革前的下落期波幅平均为21.7个百分点，改革后为6.8个百分点，减少了14.9个百分点。改革前后相比较，波幅的减小极为明显。这说明，改革后中国经济的增长增强了稳定性。

二、第9轮波动：三大转换的交叠重合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第9轮波动。其波动的时间长度为8年，比前8轮的波动期均长，长在经济增长率的下落期由过去的平均2.5年，延长至6年。在这一轮波动中，1991-1992年为上升期，1993-1998年为下落期。其中，1993-1996年，中国经济的运行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注：参见刘国光、刘树成《论“软着陆”》，1997年1月7日《人民日报》。）随后，中国经济的增长与波动又呈现出了新的特点，这就是：其一，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动荡的世界大背景下，中国经济仍保持了较快的增长，既没有出现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那样严重的负增长，也没有重蹈我国历次波动中经常出现的“大起大落”的覆辙；其二，经济增长率虽仍处于较高的位势（7%以上），但已出现了连续几年的下滑。

那么，为什么“软着陆”之后经济增长率继续下滑，或者说，为什么“软着陆”之后经济增长率的启动和回升难度加大？这是因为近几年来我国经济的运行出现了一系列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除了东亚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动荡以及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结构调整等国际因素的影响以外，就国内因素来看，归纳起来，可以这样说，我国经济运行正处于体制转轨的深化期、长时间高速增长后的调整期、由全面短缺到阶段性买方市场的转变期这三者交叠重合的时期，或者说是体制背景转换、增长态势转换、市场环境转换这三大转换交叠重合的时期。

（一）体制转轨的深化期

经济的波动在向上转折时与向下转折时即启动时和刹车时具有不对称的特点。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和体制转轨初期，是“启动容易刹车难”；而在经济体制改革有了实质性的深化，市场机制的作用日益增强的情况下，则是“刹车容易启动难”。

为什么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和体制转轨初期“启动容易刹车难”？这主要是因为资金约束软化。经济体制改革之前和改革之初，投资为“财政主导型”，并且财政资金的使用是无偿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过初步改革，国有企业实行了固定资产投资的“拨改贷”和流动资金的“全额信贷”，投资转为“金融主导型”。但银行资金名义上是有偿使用的，而实际上则是“借钱可以不还”，即银行担当了“二财政”或“准财政”的角色，投资由过去的“吃财政的大锅饭”转向“吃银行的大锅饭”。这样，每当经济需要启动时，只要一注入资金，一放松银根，各地区、各部门、各国有企业都会争先恐后地去争夺资金，经济一启就动。而当需要刹车时，各地区、各部门、各国有企业都不愿意立即罢手，惟恐先刹车者吃亏。整个经济的高速扩张，直到难以为继时才不得不急刹车。这就是说，在原有体制下，资金的闸门易开不易关。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的启动看，每次启动伊始，经济增长率在年度之间的上升跳跃非常大。1954-1992年，经济增长率的上升年份共17年（见表1）。在这17年中，经济增长率年度之间的上升跳跃在3个百分点以下的年份，即微幅上升的年份，只有4年，占全部经济增长率上升年份的24%；而经济增长率年度之间的上升跳跃在3个百分点及其以上的年份，多达13年，占76%，这其中，经济增长率年度之间的上升跳跃在5个百分点及其以上的年份，即强幅上升的年份，就有9年，占全部经济增长率上升年份的53%。这就形成了原有体制下的投资饥渴、盲目扩张冲动和经济波动的大起大落。

为什么在市场机制的作用日益增强的情况下“刹车容易启动难”？美国著名的研究经济波动问题的学者哈伯勒曾指明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这种不对称特点。他说：“通过银行方面的限制信用，总是可以使扩张由此停顿、收缩过程由此开始的。但是单单凭了使信用代价低廉和供给额充裕的办法，却不一定能使收缩迅速遏止。……由此可见，在高潮转折点与低潮转折点之间，存在着某种参差情况，对向上转折进行解释时所采取的方式，跟对向下转折时所采取的，应有所不同。”（注：〔美〕哈伯勒：《繁荣与萧条——对周期运动的理论分析》，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06页。）在市场机制起作用的情况下，之所以“刹车容易启动难”，主要是因为资金约束硬化，一是借钱必须要还，二是投资必须考虑赢利。当经济波动处于波谷阶段时，投资前景不被看好，不论是银行放贷还是企业借款，都必然要谨慎行事。而当经济扩张需要刹车时，企业和银行都惟恐刹车不及而吃亏。这就是说，在市场机制下，资金的闸门易关不易开。

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说，在“软着陆”的过程中和“软着陆”之后，特别是受东亚金融危机的警示，我国金融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加速深化，由此，使资金约束由软变硬。资金约束的硬化，一方面，消除了长期以来投资饥渴和盲目扩张冲动的体制基础，对于抑制经济波动的大起大落具有深远的、积极的意义；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时还不适应的情况。这包括三个方面的不适应：(1)企业的不适应。一是企业吃惯了“财政的大锅饭”和“银行的大锅饭”，一时还不适应“借钱必须要还”的硬约束；二是国有企业的历史债务包袱很沉重，一时还不能做到轻装上阵；三是，企业还没有建立起与经济效益、风险责任相对应的激励机制，企业作为独立的投资主体尚未成熟。加之经济增长率的连续下滑和通货紧缩，使投资缺乏赢利的好前景，企业出现“惜借”的倾向。(2)银行的不适应。一是银行当惯了不负盈亏的“出纳”，尚未形成积极主动地去追寻和判断哪些投资项目能赢利的能力；二是银行亦有沉重的不良债权的包袱；三是银行也还没有建立起与经济效益、风险责任相对应的激励机制，银行作为商业性的经营主体也尚未成熟，加之投资的前景不被看好，使银行出现“惜贷”的倾向。(3)资本市场还处在发育的过程中，远未成熟，因而使直接融资渠道还很狭窄。

综合以上分析，本来在市场机制起作用的情况下就存在着“刹车容易启动难”的不对称特点，加之我国的资金约束刚刚开始硬化，这次“软着陆”之后的启动是我国在市场化改革特别是金融领域改革有了实质性的深化、但整个市场机制尚未成熟的背景下的第一次启动，各方面都需要一个适应与完善的过程，这就更加大了启动的难度。由此，我们所得到的政策启示是：在我国目前的体制条件下，单靠降低利率和放松银根的手段，或由财政力撑整个的启动，都是难以奏效的。要使经济稳健地回升，必须通过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微观主体的成熟。这其中，特别是要激活社会与民间的投资积极性，激活中小企业的投资积极性。

（二）长时间高速增长后的调整期

中国GDP的年均增长速度，改革前的1953-1978年的26年里，为6.1%；改革后，1979-1990年的12年中，高达9%；1991年到“软着陆”成功之前的1995年，即“八五”时期，更高达12%；1979-1998年这20年中，为9.7%。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必然会逐渐累积下来某些经济结构的失衡，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社会总产品最终使用结构的失衡，即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的失衡。

社会总产品的最终使用结构，主要是指在国内生产总值中资本形成与最终消费各自所占的比重，即资本形成率与最终消费率的比例关系。这一比例关系是社会再生产能否顺畅运行的最基本、最综合的比例关系，是比其他的结构问题（如供给面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需求面的消费结构、投资结构等）层次更高或更具基础性的结构问题。（注：参见王洛林、刘树成、刘溶沧《进一步启动经济应着眼于提高最终消费率》，1999年3月10日《经济参考报》；《论如何进一步启动经济》，《财贸经济》1999年第4期。）在投资效益为一定的情况下，长期而高速的经济增长，必然依托着高的资本形成率，相对应的就是低的最终消费率。如果资本形成率过高，而最终消费率过低，则会引起社会总产品最终使用结构的失衡，造成消费市场相对狭小，从而使投资失去目标，整个社会再生产不能正常运行。图3给出了我国按1952年不变价计算的1952-1996年最终消费率、资本形成率、净出口和误差率三条曲线（注：资料来源：按1952年不变价的计算，使用了最终消费指数和资本形成总额指数。这两个指数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编《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从中我们看到，最终消费率从1981-1996年呈现下降趋势，在1981年为61.2%，1996年下降为51.4%，下降了9.8个百分点。需要说明的是，在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中最终消费的绝对额是在不断扩大的，而我们这里所说的是最终消费在GDP中所占的相对份额的缩小。与此相对应的是，1981-1996年，资本形成率平均高达41%，特别是1993、1994、1995年，更分别高达42%、43%和45%。图4和图5给出了根据世界银行资料所绘出的1962-1996年中国、韩国、泰国、日本的总消费率（含统计误差率）、国内总投资率曲线（注：资料来源：中国经济信息网。）。与我们的周边国家相比，韩国和泰国的总消费率也是长期呈下降的趋势，而它们的总投资率也长期呈上升的趋势。这表明，我国和韩国、泰国一样，同属于“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增长模式。但是韩国的总消费率在1988年降到61%之后，逐渐有了一个上升趋势；泰国的总消费率在1991年下降到64%之后，也保持了一个平稳的态势；而我国的总消费率却一直下降到1996年的56%，这在世界各国已属极低的总消费率了。根据世界银行所列出的有关国家的资料，1996年，总消费率最低的是新加坡(49.5%)，我国略高于新加坡，而低于马来西亚(58.1%)、泰国(64.7%)、韩国(65.8%)、印度尼西亚(66.8%)。日本曾在196

5-1970年呈现出“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增长态势，这期间，日本的国内总投资率由31.88%上升到39.02%，总消费率由66.72%下降到59.7%。但随后其国内总投资率呈下降趋势，总消费率呈上升趋势。

为了恢复社会总产品最终使用的正常比例关系，就需要有一个调整过程。在调整过程中，经济增长速度会暂时降低一些，但会为今后的稳健增长打下良好的基础。在这个调整过程中，要求提高投资效益，控制和降低资本形成率（注意：不是降低投资绝对额），提高最终消费率，以打开国内消费市场，为投资的复苏创造空间。由此，我们可得到的政策启示是：为了提高最终消费率，一方面，要从收入角度入手，提高城镇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和农民的可支配收入；另一方面，要从支出角度入手，尽快建立有利于降低居民支出预期的社会保障体系，以激活现有的储蓄。

（三）由全面短缺到阶段性买方市场的转变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也必然使综合国力大为增强。我国基本改变了过去长期存在的商品短缺状况，出现了阶段性、结构性、区域性的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局面，这是一项具有根本性、历史性意义的重大转变。

所谓“阶段性”的供大于求是指，一方面，我国人均GDP尚处于800美元左右的世界低收入国家水平，这时的供大于求还只是低收入阶段上的买方市场；另一方面，当前的供大于求是在居民现有和预期收入水平以及现有和预期支出水平上，仅在一般的“吃、穿、用”消费达到阶段性饱和的情况下出现的；再一方面，当前的供大于求是在经济波动处于波谷阶段时出现的。

所谓“结构性”的供大于求是指，一方面，当前的供大于求是由于在过去高速增长过程中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因而一部分生产能力出现过剩而形成的；另一方面，在“吃、穿、用”本身由低档次向高档次的升级中，在由“吃、穿、用”低层次向“住、行”高层次的升级中，在由商品性消费向服务性消费的升级中，以及在由一般性产品向高质量、多品种、高科技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升级中，供给结构的变化还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不适应市场激烈竞争的需要，还远远未达到全面的供大于求的状况。

所谓“区域性”的供大于求是指，适合于在城镇使用的一般性消费品虽然出现了饱和现象，但适合于在农村使用的一般性消费品还由于农民收入的限制以及供给方面、服务方面的诸多原因尚没有被满足。

阶段性买方市场的形成，给经济的启动带来了相当的难度，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不会再像过去严重短缺条件下那样高，而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方式则要求由数量型扩张转向质量型、效益型提高。由此，我们得到的政策启示是：要想在供给面有所突破，就必须依靠技术进步与知识创新，推进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同时，在居民收入水平不断上升但尚未达到一个更高、更富裕水平的阶段，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是既可推进经济增长、又可解决社会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

三、中国经济未来增长与波动的态势

如上所述，近年来，我国经济运行的国内外环境已经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重大的变化。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忘记，还有一些长期性的重要因素尚未发生变化，或尚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主要是：(1)基本发展因素。目前，我国人均GDP水平仍很低，仍属低收入国家，我国经济的发展仍处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之中。(2)城乡二元结构与就业因素。到目前，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推进得较快，而城市化进程则推进得较慢，大量劳动力还附着在农村，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很突出。大量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和城镇下岗职工的增多，给经济增长既带来了压力，又带来了动力。(3)地域因素。我国地域辽阔，有着巨大的、潜在的国内市场，产业结构的梯度推移有着广阔的空间。以上这些因素，是促使中国经济在21世纪初叶仍能保持一个较快增长的重要因素。我们必须坚持邓小平所提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的根本指导思想，以改革促发展，在发展中进行调整，靠发展来解决前进中的各种困难。

在发展的总前提下，未来几年内，我国经济增长率的波动有可能出现一种微波化的新态势，即“缓起缓落”、“长起短落”。在1953-1990年的前8次波动中，波动的轨迹总起来说还表现为“大起大落”和“短起短落”。“大起大落”是指在波动的空间幅度方面，峰位很高，谷位很低，改革之后的1981、1990年的两次波谷，其谷位仍然偏低（分别为5.2%和3.8%）；“短起短落”是指在波动的时间长度方面，上升期很短，下落期亦很短。而在1991-1998年的第9轮波动中，波动轨迹有新变化。一是由过去的“大起大落”变为“大起缓落”，峰位仍很高，但谷位已上升；二是由过去的“短起短落”变为“短起长落”，上升期很短，下落期延长。总结我国自己的历史经验教训和借鉴各国的经验教训，在跨世纪的未来几年中，我国经济的增长与波动应努力实现一个新的良好轨迹：一是由过去的“大起大落”和“大起缓落”转变为“缓起缓落”，使过去那种峰谷反差鲜明、年度间起伏很大的波动，变形为峰谷模糊、年度间起伏较小的波动；二是由过去的“短起短落”和“短起长落”转变为“长起短落”，使景气上升期延长，下落期缩短。

我们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经济波动出现了微波化的新趋势。二战后，在美国经济波动的历程中，已出现过三次较长的景气繁荣期。第一次是1961年2月—1969年12月，历时106个月（8.8年）；第二次是1982年11月—1990年7月，历时92个月（7.7年）；第三次是1991年4月—1999年10月，已历时103个月（8.6年），目前仍保持着一定的增长态势。特别是后两次景气繁荣期，中间只相隔了很短的几个月，连续起来看，这两次景气繁荣期从1982年11月—1999年10月，共延续了17年。根据美国学者史蒂文·韦伯(Steven Weber)的分析（注：〔美〕Steven Weber:"The End of the Business Cycle?",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1997.），美国经济的微波化主要得益于当代经济的6个因素的变化：一是生产的全球化。它使供求之间的联系跨越了国界，而在全球范围内连通起来。二是金融的全球化。它使资本跨国流动，使资金来源更加多样化。三是就业性质的变化。在就业的产业分布上，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在就业方式上，由终身性就业向时段性就业转变。从而，减缓了就业的波动。四是政府政策的变化，即更有力地推行了市场自由化的政策。五是世界新兴市场的迅速发展。亚洲等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巨大的需求，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六是信息技术的迅猛创新，大大加快了信息传输的速度，提高了信息的质量，使企业的经营决策更加科学化；特别是先进的信息技术系统使企业建立起严密的供给链，将产品的供给和市场需求更加紧密地衔接起来，大大减少了供求在时空上的脱节，减少了库存变化对整个生产的冲击。

当然，经济波动的微波化并不等于经济运行将会进入无波动状态。当美国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处于二战后的第一次长期景气繁荣时，曾经流行过一本书，名叫《经济周期过时了吗？》，作者的观点是肯定的。然而，接踵而来的便是1970年、1974-1975年、1980年、1982年的4次经济衰退。在20世纪90年代的这次长期景气繁荣中，史蒂文·韦伯又以《经济周期结束了吗？》为题撰写文章，然而，他的回答并不是说经济的周期波动已不复存在，而是说将趋向微波化。这一结论是可信的，而且未来中国的经济波动也将印证这一点。

原文来源：《中国社会科学》(京)2000年第01期 第114-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