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述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有两个含义：第一，改革前后作为两大阶段相比，改革之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进入了新的阶段；第二，与改革后这一阶段已经发生的四次周期波动相比，即将来临的一轮周期波动又是新的小阶段。本文分别论述这两个新阶段的特点。

一、 改革前后波动状态的五大变化

1952年我国国民经济恢复后，从1953年起进入工业化历程，由此开始了经济的周期波动。我国经济的周期波动，以经济增长率波动为主要考察对象，按照“谷—谷”法划分，从1953—1995年这43年中，共经历了九个周期。表1列出了各年份的经济增长率。对表1有几点说明：（1）表1中的经济增长率数据，1953—1977年为国民收入增长率（当时还没有GDP统计），1978—1995年为GDP增长率。在同一个年份里，国民收入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相差较小，一般为1个百分点左右。在两个时段分别使用国民收入增长率和GDP增长率，并不影响有关分析。（2）第6个周期是1977—1981年。1977、1978年属于改革前，1979—1981年属于改革后。由于该周期的波谷年份位于改革后，所以，将这个周期作为改革后的第1个周期。（3）改革后的第4个周期，从1991年开始，到1995年已历时5年，但尚未完成。我们暂且以1995年作为本轮周期的低谷年份。下面从五个方面来考察改革前后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变化。

1.波动的幅度。波动的幅度或振幅，是指每个周期内经济增长率上下波动的离差。计算波动幅度的方法中最简便、直观的方法是计算每个周期内经济增长率波峰与波谷的落差。各周期的峰谷落差列于表2第2列。有的周期，如第2、3个周期，经济负增长的波谷年份不只一年，在计算峰谷落差时，波谷取经济增长率最低的年份。改革前的五个周期，除第1个周期的振幅为9.6个百分点外，其余均在10个百分点以上。改革后的四个周期，振幅均在8个百分点以下。改革前五个周期的振幅平均为23.4个百分点，改革后平均为6.2个百分点，下降了17.2个百分点。改革前后相比，波动幅度的下降极为显著。这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增强。

2.波动的高度。波动的高度或峰位，是指每个周期内波峰年份的经济增长率。各周期的波动高度列于表2第3列。改革前五个周期的高度平均为16.9%，改革后平均为13.2%，下降了3.7个百分点。这表明，我国经济增长减少了盲目扩张性。

3.波动的深度。波动的深度或谷度，是指每个周期内波谷年份的经济增长率。各周期的波动深度列于表2第4列。改革前五个周期的深度平均为－5.8%，改革后平均为7%，上升了12.8个百分点。这表明，我国经济增长有了较强的抗衰退力。

表1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周期波动

注：1953—1977年为国民收入增长率，1978—1995年为GDP增长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3），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年版，第35页；《中国统计摘要》（1996），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

4.波动的平均位势。波动的平均位势或波位，是指每个周期内各年度平均的经济增长率。各周期内的年均递增增长率列于表2第5列。改革前五个周期的波位平均为5.7%，改革后平均为9.9%，上升了4.2个百分点。这表明，我国经济增长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5.波动的扩张长度。波动的扩张长度，是指每个周期内扩张期的时间长度。改革前后各周期扩张长度的变化，以工业总产值增长率来考察看得最为明显。各周期工业总产值增长率的扩张长度列于表2最后一列。改革前各周期的扩张长度平均为1.8年，改革后平均为2.8年，延长了1年。这表明，我国经济增长在扩张期有了更强的持续性。

根据以上分析，改革前波动状态的特征可以概括为：振幅大、峰位高、谷位深、平均位势低、扩张长度短。改革后波动状态的特征可以概括为：振幅减小、峰位下降、谷位上升、平均位势提高、扩张长度延长。改革前后波动状态的变化可以更加简洁地概括为：由“大起大落”型转向“高位—平缓”型。这些变化充分表明，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在改革之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表2改革前后波动状态的五大变化

二、改革前后波动状态变化的原因

经济的周期波动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内生波动。即由经济体系内在结构所产生的基本波。经济体系的内在结构，决定着波动的周期性，还决定着波动的基本状态，即决定着一定时期内的波幅、波高、波深、波位和波长等。二是外生波动。它是由经济体系之外的冲击作用于内生波动而产生的叠加波。外在冲击并不决定波动的周期性，而是对每一具体周期的波幅、波高、波深、波位和波长等产生影响，使基本波发生变形。政府的宏观调控就是一种重要的外在冲击因素。由此，改革之后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在状态特征上所发生的变化，可以归结为两大类原因：一类是经济结构的内在变化，另一类是宏观调控作为外在冲击的改善。

1.宏观调控的改善。改革以来，宏观调控的改善表现在许多方面。这里着重指出对经济周期波动的状态特征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三个方面：

（1）宏观调控指导思想的变化。改革前，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总特点是“大起大落”。“大起大落”的要害是“大起”。建国以来我国经济的周期波动，给我们最为深刻的经验教训是：控制峰位，防止大起，削峰填谷，熨平波动。只要控制住了峰位，整个波动幅度的缩小就有了保证。改革后，宏观调控注重了峰位的控制。虽然峰位仍偏高，但与改革前相比，已得到一定控制。改革前，特别是在第2、3、4个周期，峰位在17—23%这个高区段内。改革后的四个周期，峰位处于11—15%的区段内。

（2）宏观调控职能的变化。改革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既是宏观调控的主体又是调控的客体。因此，在经济周期波动的整个扩张阶段，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是单一的“顺周期”推进。这样，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从各部门到各企业，在扩张中，都是齐步走、一窝蜂地大干快上，很容易使波动的峰顶“高耸入云”，直到难以为继才被迫终止。改革后，经济活动的主体趋向多元化，中央政府成为宏观调控的主体，而地方政府、各部门、各企业成为调控的客体。这样，在经济周期波动中，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加进了“逆周期”调节。当经济的扩张达到一定程度时，中央政府就可以主动、适时适度地采取逆向的紧缩措施，防止盲目扩张。

（3）宏观调控信号机制的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价格是政府统一制定的，主要是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当经济过热时，价格并不随之上升。经济运行的失衡不以价格上升反映出来，只表现为物资短缺。而物资短缺，是一种“软”信号。特别是在短缺经济条件下，物资短缺是一种常态，并不引起人们的特别重视。改革后，随着价格放开，过去潜在的、隐蔽性的通货膨胀公开化，使物资短缺表现为价格上升。经济过热，物价迅速上涨。价格信号代替数量短缺信号传递着经济失衡的信息。价格作为经济运行状况的晴雨表和资源配置的方向器开始发挥作用。这就有利于中央政府根据价格信号，及时、正确地实施宏观调控政策。

2.经济结构内生稳定作用的增强。改革以来，我国经济自身结构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这里着重指出对经济周期波动产生显著影响的四个方面：

（1）经济总规模的扩大。按不变价的工业总产值，1952年，仅为349亿元；到改革开始前的1978年，扩大为5790亿元，是1952年的17倍；到1995年扩大为64，745亿元，是1952年的186倍。经济总规模的扩大，意味着每个百分点升降的经济绝对含量的扩大。1952年时工业总产值每个百分点的含量仅为3.5亿元，1978年时为58亿元，1995年时为647亿元。

（2）产业结构的变化。产业波动的特点是：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波动幅度最大。第一产业或农业波动幅度较小，但不稳定。在第一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较大和轻工业生产主要以农产品为原料时，其波动对整个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大。第三产业波动幅度较小，且较稳定。在工业内部，轻重工业波动的特点是：轻工业生产的波动幅度小于重工业，但在轻工业生产主要以农产品为原料时，受农业生产不稳定的影响，波动稍大。重工业则与波动幅度很大的投资紧密相连。

改革前，我国三次产业的状况是：第一产业比重虽呈下降之势，但比重较高；第二产业比重迅速上升；第三产业比重呈下降趋势。在国民收入中，三次产业的比重，1952年时分别为：57.7%，23.1%，19.2%。1978年时，分别为：32.8%，53.6%，13.7%。第一产业比重下降了24.9%个百分点，但仍占国民收入的1／3；第二产业比重上升了30.5个百分点，已占国民收入的一半以上；第三产业比重下降了5.5个百分点。在工业内部，1953—1960年，重工业比重迅速上升；1961—1979年，除个别年份外，重工业比重均较大地高于轻工业。以1971—1979年这段时间来说，重工业比重大体在56%水平上，轻工业比重大体在44%水平上，二者相差12个百分点。而且，改革前，轻工业生产主要是以农产品为原料。三次产业和轻重工业的这种结构状况，是改革前经济波动剧烈的重要内在因素之一。

改革后，第一产业比重继续呈下降之势，其占GDP的比重由1979年的31.2%，下降到1995年的19.6%，下降了11.6个百分点，即由占GDP的1／3，降到1／5；第二产业比重基本稳定，其占GDP的比重，1979年为47.4%，1995年为49.1%，仅上升了1.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上升迅速，其占GDP的比重由1979年的21.4%，上升到1995年的31.3%，上升了9.9个百分点，即由占GDP的1／5，上升到1／3。在工业内部，重工业比重有所下降，轻工业比重有了上升，两者较为接近。以1980—1995年这段时间来看，重工业比重大体在52%，轻工业比重大体在48%，两者仅相差4个百分点。[①a]

（3）工业企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改革以来，在整个工业总产值中，国有企业的产值比重由1978年的77.6%，降至1995年的30.9%；非国有企业的产值比重则由1978年的22.4%，升至1995年的69.1%。非国有企业受国家行政干预少，预算约束较强，对市场供求变化反应灵敏。在周期波动的扩张阶段，非国有企业具有较强的增长力；在周期波动的收缩阶段，它们又具有很强的抗衰退力。比如，在改革后的第3个周期的收缩期——1989、1990年，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增长率仅为3.9%和3%，而非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增长率则为13.6%和12.7%。非国有企业已成为我国工业生产的主要增长源和工业波动中的主振波。[②a]

（4）外贸依存度的变化。改革以来，我国进出口规模迅速扩大，外贸依存度显著上升。我国外贸依存度（以人民币当年价计算的进出口总额占人民币当年价GDP的比重），1978年仅为10%，1995年上升为41%。改革以来，进口增长率有三次高峰：1985、1988、1992—1993年，分别为54.1%、27.9%、26.3%—29%。这些年份都是经济快速增长年份。当国内需求旺盛时，进口的增长有利于增强经济的供给面，缓解农产品、能源、原材料、运输设备等重要物资的“瓶颈”制约，支撑了国内经济的持续增长。改革以来，出口增长率多次出现高峰。如1984、1987、1990、1992、1994年等，分别为17.6%、27.5%、18.2%、18.2%和31.9%。出口增长有利于带动国内经济的增长。特别是其中的1990、1994年，均处经济周期波动的收缩阶段，当国内需求的增长平缓或下降时，在出口需求拉动下，可以防止经济过度滑坡。[③a]

三、改革后第4个周期总结

改革后我国经济的周期波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大阶段。而即将来临的新一轮周期是以改革后第4个周期为起步条件和参照系的，因此有必要对即将完成的、改革后的第4个周期作一简要总结。

1.两个突出特点。改革后第4个周期，即建国以来的第9个周期，与过去的历次周期相比，其波动状态有两个最突出的特点：第一，振幅最小；第二，谷位最高。从表2看到，改革前的五个周期，经济增长率峰谷落差都很大；改革后各周期振幅明显缩小，但前三个周期的振幅也都在8到6个百分点；而改革后第4个周期的振幅仅为4个百分点，本轮周期的振幅是建国以来最小的，而谷位为10.2%，是建国以来最高的。改革后第4个周期之所以呈现这样的特点，除上述两大类原因外，是这一轮周期的峰位控制得好。在扩张阶段到收缩阶段的转折点，宏观调控在时机上切入及时，方向正确，力度恰当。

2.两个突出问题。第一，与收缩阶段各年度之间经济增长率的平稳回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扩张阶段的各年度间经济增长率的上升跳跃很大。以GDP增长率看：1991年比1990年上升了5.4个百分点；1992年比1991年上升了5.0个百分点；1993年比1992年回落了0.7个百分点；1994年比1993年回落了0.9个百分点；1995年比1994年回落了2.4个百分点。扩张阶段上升跳跃10.4个百分点；收缩阶段平稳回落4个百分点。这表明，本轮周期以“峰—谷落差”所表示的收缩期振幅很小，仅4个百分点；但是，以上一轮周期的谷与本轮周期的峰之间的“谷—峰落差”所表示的扩张期振幅则很大，为10.4个百分点。改革前后各周期经济增长率的扩张期振幅（谷—峰落差）和收缩期振幅（峰—谷落差）列于表3。（1952年经济增长率很高，故使第1个周期的谷—峰落差无法计算）。从表3看到，这一轮周期的扩张期振幅大于改革后各周期的平均值（9.4个百分点），属改革后第二个大的扩张期振幅。

第二，是建国以来物价上涨最高的一个周期。表3最后一列是历次周期中全国商品零售价格年均递增率。改革后第4个周期年均物价上涨率高达11.4%，是建国以来最高的。

表3各周期的扩张期振幅、收缩期振幅与物价上涨率

资料来源：两种振幅根据表1数据计算。物价上涨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238页和《中国统计摘要》（1996）第46页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计算。

四、新一轮周期：缓升缓降的新态势

1996年GDP增长率，上半年为9.8%，全年尚难准确预料。1996年可作为这一轮周期与下一轮周期的转折年份。我们对下一轮新周期的分析，从1997年开始。如果说改革后第4个周期是一个“急升缓降”的态势，那么新一轮周期即改革后第5个周期将会呈现出一种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缓升缓降”的新态势。

1.新一轮周期的波动态势。（1）峰位的确定。在新一轮周期中，经济增长率的上限或峰位的确定，较为简便的方法是，取最近几个周期波峰的平均值。[①b]改革之后的四个周期，各周期GDP增长率的峰值的平均值为13.2%。由此，新一轮周期经济增长率的上限或峰位以不超过13%为宜，最好控制在12%左右；（2）扩张期的振幅。改革后第4个周期的谷位，若以1995年为准，GDP增长率是10.2%；若以1996年为准，预计也在10%。这里，我们以GDP增长率10%作为改革后第4个周期的谷位。那么，在新一轮周期的峰位（12%左右）确定之后，其扩张期的振幅即谷—峰落差就已确定，仅2个百分点左右。这表明：新一轮周期是一个缓升的态势；（3）收缩期的振幅。以改革后第4个周期的收缩期振幅，即峰—谷落差4个百分点为参照系，新一轮周期的收缩期振幅亦可控制在4个百分点以内。由于峰位为12%左右，那么经济增长率的下限或谷位即为8%左右。这表明：新一轮周期亦可是一个缓降的态势。以上，给出了一个上限12%、下降8%的组合。当然，峰—谷落差在4个百分点以内还可以有其他可能的组合。我们的分析主要想表明，新一轮周期将会呈现出一种缓升缓降的新态势。

2.经济周期波动变化趋势的国际比较。随着一国工业化的进程，经济规模的扩大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优化，随着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完善，经济周期波动由剧烈转向平缓的这种变化趋势，二战后在美、英、德、日等西方主要国家业已明显地表现出来。

以美国为例。从1825—1991年，其经济周期波动可划分为三大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825—1868年，是其工业化初期阶段；第二个时期是1869—1938年，是其工业化中期阶段；第三个时期是二战后，1947—1991年，是其工业化后期和进入后工业社会阶段。第二个时期与第一个时期相比，波动有加剧之势，这主要是因为重工业取代轻工业成为第二个时期工业发展的主体。第三个时期与第二个时期相比，波动明显减缓，这主要是因为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加强与改善。在第一个时期，共有11个周期。各周期GNP增长率的扩张期振幅平均为9.6个百分点，收缩期振幅平均为9.5个百分点，峰位平均为9%，谷位平均为－0.5%。在第二个时期，共有17个周期。各周期扩张期振幅的平均值上升为12.1个百分点，收缩期振幅的平均值上升为13.6个百分点，峰位的平均值上升为10.8%，谷位的平均值下降为－2.8%。在第三个时期，共有9个周期。各周期扩张期振幅的平均值显著下降为6.2个百分点，收缩期振幅的平均值亦显著下降为6.2个百分点，峰位的平均值显著下降为5.6%，谷位的平均值上升为－0.4%（详见表4）。

我国改革后经济周期波动所呈现的由剧烈转向平缓的态势，以及从新一轮周期开始将会呈现的进一步趋缓（特别是扩张期振幅趋于缩小）的态势，符合国际上的一般规律，但有具体特点。1953年到70年代末，可视为工业化初期；80年代初以来，进入工业化中期。在工业化初期，我国是以重工业发展为主，而美国是以轻工业的发展为主。在工业化中期，在进入80年代后，我国轻工业补偿性的迅速发展，进入90年代后，轻重工业发展比较协调，而美国则转而以重工业的发展为主。这就使得我国的经济波动，在工业化初期，与美国当年工业化初期时相比，表现得剧烈；而在工业化中期，与美国当年工业化中期时相比，则表现得平缓（见表4）。

此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美国完全是市场经济，政府不干预经济生活。在市场经济的自发作用下，经济的波动很剧烈。二战后，美国政府加强了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这是促使其经济波动趋向平缓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但由于政府在宏观调控上盲目追求高速度，致使经济波动剧烈。而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在宏观调控上有了很大改善，加之新的市场机制发挥了一定作用和工业化中期的内在高增长之势，使得我国经济的周期波动在高位上呈现出趋向平缓的态势。

表4美国经济的周期波动及与中国的比较

资料来源：美国数据根据GNP增长率计算。美国GNP原始数据来源：1825—1938年，Mitchell,B.R.（1983，第886—897）。1947—1991年，“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1991年，第288页；1993年，第350页。中国数据根据表1数据计算。

3.缓升缓降新态势的宏观政策含义。我国新一轮周期缓升缓降的新态势，是经济波动的客观趋势，但要实现也并非轻而易举之事。就宏观调控来说，缓升缓降这一新态势的政策含义是：要改变过去在每个周期的扩张阶段惯于采用的那种全面放松、迅猛推进的传统政策，转而采取稳定性政策。即（1）有效地控制峰位，将年度间的微调政策与整个周期内的“适度从紧”政策相结合。“九五”计划规定：整个“九五”期间都要执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在各年度之间，应根据经济波动的客观形势，相应进行一些微调，把握好“顺周期”政策与“逆周期”政策的转换，以及“松”、“紧”政策的搭配。在扩张初期启动经济回升的时候，要采取“紧中有松”的政策，防止“一哄而上”；（2）注重中长期的稳定发展，将控制需求面政策与改善供给面政策、总量控制政策与结构调整政策、短期调控政策与中长期发展政策相结合；（3）由单一目标的平稳化走向多目标的平稳化。即不仅要实现经济增长率波动这单一目标的平稳化，而且要实现价格波动、就业波动、国际收支波动等多目标的平稳化。这是更高水准的稳定性政策。

注释：

①a 三次产业比重资料来源：1952—1978年，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33页国民收入数据计算；1979—1995年，直接引自《中国统计摘要》（1996），第8—9页。以上均为当年价比重。

②a 资料来源：国有与非国有工业企业的产值比重（按当年价算），引自《中国统计摘要》（1996），第75页。国有工业企业的总产值增长率（按可比价格计算），直接引自《中国统计摘要》（1996）第74。非国有工业企业的总产值增长率根据《中国统计摘要》（1996）第74页有关数据计算。

③a 资料来源：外贸依存度，根据《中国统计摘要》（1996）第105页数据计算。进口与出口增长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633页和《中国统计摘要》（1996）第105页按美元计的进口额和出口额计算。

①b 参阅加比希、洛伦兹（1993，第42—43页）所介绍的美国克莱因教授的计算方法。

原文参考文献：

1 樊明太，1995：《改革前后中国经济波动机制的比较分析》，《管理世界》1995年第5期。

2 加比希（Gabisch,G.）、洛伦兹（Lorenz,H.W.），1993：《经济周期理论——方法和概念通论》，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

3 刘国光，1996：《经济形势分析与宏观调控对策》，《经济日报》1996年5月13日。

4 刘树成，1989：《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中国经济出版社。

5 刘树成，1996：《繁荣与稳定》，上海远东出版社，即将出版。

6 Mitchell,B.R.,1983:"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tatistics:The Americas and Australasia",The Macmillan Press LTD.

原文来源：《经济研究》(京)1996年第11期 第3-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