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握中国经济走势应注意的三个问题

1.不能就国内论国内

1997年，是中国经济增长率的波动自1993年下半年进入回落阶段以来的第五年。该年，GDP增长8.8%，其中，净出口增长即国外需求增长的贡献大约占到2点几个百分点。外需增长的贡献如此之高，是改革开放以来所没有的。1998年，中国经济增长率难以回升，而将是继续下滑的第六年（确保8%的增长目标），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受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而使外需的拉动作用明显下降。1997、1998年的情况表明，中国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与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变化更加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因此，现在我们研究与把握中国经济形势问题，就不能仅就国内论国内了，而必须密切结合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变化。

2.不能就当前论当前

1998年，为克服东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央政府采取了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在1997年GDP增长率8.8%中，国内需求的拉动大约占到6个百分点左右。内需的拉动偏低。1998年，假设外需的拉动作用为零，那么，要实现GDP增长8%的目标，内需的拉动就要比1997年增加2个百分点。这主要靠扩大固定资产投资来拉动。199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按当年价比上年增长10%，这就需要1998年提高到15%左右。也就是说，用投资增加5个百分点，来拉动GDP多增2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有其本身的特点，这就是由工程建设的周期性所产生的投资增量问题。第一年的新开工程，将在第二、三年形成投资高峰。今年投资力度的加大，将会带来后续两三年更多的资金投入。因此，为防止投资过度而引发后续年份的大起大落，我们还不能盲目地进行扩张。但是，如果投资力度不够，经济增长率将会继续下滑。泰国、日本都是在这一轮经济增长率迅速达到高峰后，又长时间地下滑中陷入金融危机的。泰国于1988年达到这一轮经济增长率的高峰后，从1989～1997年，经济增长率下滑了9年。日本于1988年达到这一轮经济增长率的高峰后，也下滑了9年。因此，在经济增长中，既不能盲目地大起，也不能长时间地下滑。就每一轮波动来说，盲目大起与长时间下滑都会对经济的稳定增长带来危害。这就要求我们，在宏观调控中不能仅就当前论当前、仅就当年论当年，而要把短期调控，无论是上调还是下调，置于中长期的稳定增长之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增长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来看，我们也经历了1986年不成功的“软着陆”、1989～1990年急刹车式的“硬着陆”和1993年以来成功的“软着陆”。如果说从1993年年中开始，我们面临着如何使中国经济从“过热”中摆脱出来，使经济增长率平稳地回落，从而成功地实现“软着陆”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又面临着一种新的情况，那就是如何使中国经济在跨世纪的增长中（本文所说“跨世纪”的增长，是指从现在起的5～10年），克服经济增长率的下滑趋势，成功地实现经济增长率的平稳回升，并使景气上升期得以延长。这就是说，我们要画好跨世纪的中国经济增长的轨迹，既不是我国过去那种大起大落的转迹，也不是泰国和日本那种持续下滑的轨迹，而应是稳健上升、适度波动的轨迹。

3.不能就经济论经济

东亚金融危机的教训告诉我们，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的新形势下，一国的安全问题，不仅是防范与抵御外部的军事入侵、保障国家的军事安全的问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来说，防范与抵御国际经济冲击、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更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一国的经济安全，又直接关系到其政治安全和社会安全。所以，我们在讨论经济形势和宏观调控时，不能仅就经济论经济，而要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来考虑。

二、“东亚模式”问题与中日泰经济波动比较

1.“东亚模式”的兴衰

以上三个问题都与东亚金融危机有关。东亚金融危机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和宝贵的借鉴教训。过去，我国也曾学习过东亚经济增长模式（以下简称“东亚模式”）。东亚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和世界舆论界对“东亚模式”形成了两种看法。一种是予以否定，认为东亚金融危机本身就是“东亚模式”的危机与终结。另一种观点仍持肯定态度，认为“东亚模式”仍具生命力，东亚金融危机为“东亚模式”敲响的是警钟，而不是丧钟。这两种观点都有其一定的道理，而所强调的侧重面不同。笔者认为，“东亚模式”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具有动态的内涵。实际上，从5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这40余年的历史跨度上，“东亚模式”经历了一个兴衰的过程，包括由兴起（50～60年代），到延续（70年代），到扩展（80年代），然后到不成功的调整（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上半期），再到衰败（1997年）这5个阶段。东亚金融危机对“东亚模式”来说，是一次强调整。“东亚模式”衰而未死，败而未亡。经过这次强调整，“东亚模式”将会以新的面目重振雄风。但这次强调整不是短期的事，恐怕要持续5～10年。因此，东亚金融危机可以说是旧东亚模式的终结和新东亚模式的继起。而新东亚模式将会是对旧东亚模式的扬弃，保留和发扬其中有价值的成份，抛弃其中所存在的严重弊端。我们这里以日本和泰国为代表，对“东亚模式”的兴衰作一探索，这对我们讨论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和跨世纪的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2.中日泰三国经济波动的比较

我们先来考察和对比一下中、日、泰三国最近一轮经济增长率的波动情况。图1绘出了它们的波动曲线（数据见表1（注：表1、图1和后面图2、图6中泰国与日本经济增长率的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年鉴》1983、1997年，《国际金融统计月报》1998年2月。1997年，泰国为预计数；日本为经济企画厅1998年6月12日国民经济统计速报数据，引自《人民日报》1998年6月15日。中国经济增长率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98年。））。其中，泰国1986～1997年（共12年）的波动曲线用左坐标表示；中国1990～1997年（共8年）的波动曲线向前移动了4年，以与泰国的曲线进行拟合，亦以左坐标表示；日本1986～1997年（共12年）的波动曲线向上进行了移位，以右坐标表示。图1显示出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中泰两国经济增长率的波动转迹在8年内极为相似（中国1990～1997年曲线和泰国1986～1993年曲线），中日两国经济增长率的波动轨迹在6年内极为相似（中国1990～1995年曲线和日本1986～1991年曲线）。从图1和表1看到，泰国经济增长率进入这一轮回升后，迅速上升到了波峰(13.3%)，然后从1989～1997年连续下滑了9年。在下滑的开头两年（1989、1990年），保持了11%～12%的增长；在随后的连续5年中（1991～1995年），维持在8%左右的水平上；1996年，进一步下滑至6.7%；1997年爆发了金融危机，经济增长率猛跌到-0.6%。日本经济增长率进入这一轮回升后，也是迅速上升到了波峰(6.2%)，然后开始下滑。在下滑的头3年（1989～1991年），保持了4%左右的增长；随后，连续4年（1992～1995年）徘徊在1%左右的低水平上；1996年略有回升；1997年就陷入了战后以来日本最严重的衰退之中，经济增长率下跌至-0.7%。中国经济增长率进入这一轮回升后，也是迅速上升到了波峰(14.2%)，然后逐年下滑，到1997年，已下滑了5年。

中、日、泰的这一轮波动曲线，在波峰前后的一些年份里极为相似，说明三国经济增长率有着共同的波动经历，存在着共性的问题。然而，在东亚金融危机中，泰国首当其冲，日本殿后，中国幸免于难，这其中又有着重大的区别。我们首先具体分析日本的情况。

3.日本“不成功的调整”

“东亚模式”的三个主要特征是：外向型、高增长型、政府主导型。这三个特征是相互联系的。日本作为“东亚模式”的领头者，其外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经历了“兴起→延续→扩展→不成功的调整→衰败”五个过程（图2给出日本1953～1997年GDP增长率的波动曲线，并标明了这五个阶段）。其前期的“兴起”和“延续”两个阶段，可以说是成功的；“扩展”阶段逐步显现出问题。1985年，日元大幅度升值，日本对经济增长模式开始进行战略调整，由“外向型”转为“内需主导型”。但这是一次不成功的调整。那么，为什么说在“兴起”和“延续”两个阶段是成功的？而后来为什么又要对外向型的经济增长战略进行调整？而这个调整为什么又是不成功的调整？

在“兴起”阶段（1955～1970年，共17年），日本经济进入战后的高速增长期。其中，前6年（1955～1959年），GDP年均增长6.3%；后11年（1960～1970年），年均增长11.4%（在这11年中，除1962年增长7%以外，其余10年经济增长率均在10%以上）。这一时期，日本的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东亚奇迹”。1968年，日本GNP超过了联邦德国，仅次于美国，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中的第二个经济大国。在这个过程中，遵循了“贸易立国”的方针。进出口贸易对经济的高速增长起到了重要的带动作用。但这时，日本的出口竞争力还不强，经济的高速增长带动了进口的迅速增长，时常出现贸易逆差和经常项目逆差。1956～1967年的12年中，就有7年为经常项目赤字。

在“延续”阶段（1971～1980年，共10年），日本经济经受着两次石油危机的考验。这一时期，整个西方经济因60年代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的需求刺激政策所产生的后遗症和1973～1975、1978～1981年两次石油危机的严重冲击相交织，而处于滞胀和动荡的时期（在美国持续到1982年）。日本的经济增长虽然也受到石油危机的冲击，但所受的影响比美国小。同时，亚洲“四小龙”所受的影响也比美国小。这显示出“东亚模式”的优越性。1971～1980年，日本经济年均递增率为4.5%。而美国在这一期间（1970～1982年）仅为2.4%。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前，从1968年起，日本的经常项目已转为连续顺差（1968～1972年连续5年均为顺差，见图3（注：图3与图5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年鉴》1983、1997年。））。这一连续顺差的局面被第一次石油危机所打断。之后，1976～1978年又出现连续顺差，又被第二次石油危机所打断。

在“扩展”阶段（1981～1985年，共5年），日本的国际竞争力大大提高，出口大增。这一期间，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日本处于攻势，而欧美国家处于守势。由此，使日本的经常项目盈余直线上升，由1981年起连续7年顺差，直至1987年（见图3）。这一时期（1981～1985年），日本GDP年均递增3.8%，而经常项目盈余（1982～1985年）年均递增79%。到1986年，经常项目盈余占GDP的比重上升到4.3%，这是一个极高的比例，是日本过去和后来都没有过的最高峰。这样，日本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发展到了顶峰或全盛时期，但同时也达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国际贸易摩擦不断激化，1985年日元开始大幅度升值（见图4（注：1970～1997年，为汇率的年末价；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年鉴》1997年，《国际金融统计月报》1998年2月。1998年为6月15日东京外汇市场汇率，《人民日报》1998年6月16日。））。这是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西方各主要国家采取浮动汇率制以来，日元对美元的第3次大幅度升值，也是幅度最大的一次升值（由图4看到，日元于1971～1973年第1次升值，1976～1978年第2次升值）。从1984年底，到1987年底，3年中，日元汇率上升了103.3%。1985年日元大幅度升值后，迫使日本对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进行战略调整，由过去30年的“外向型”转为“内需主导型”。然而，这是一次不成功的调整。之所以说“不成功”，是因为：

其一，在内需推动的经济高速增长中，泛起了严重的“泡沫”。

日本经济增长率于1986年越过波谷后，1987年进入这一轮波动的上升期，但仅两年就迅速上升到了波峰。在波峰前后的4年高速增长中（1987～1990年），GDP年均递增4.9%（对日本来说，这时已处于工业化后期，5%左右的经济增长率已属高速增长）。在内需推动的高速增长中，国内住宅投资起到先导作用。日本政府对购买住宅采取了优惠政策，金融系统降低了住宅贷款的利率和扩大了住宅贷款的范围。在住宅建设的热潮中，占地面积越来越大，房屋造价越来越高，豪华程度越来越升级。随着信贷的过度膨胀，地价、房价、股价，甚至名玩、古画等各种名贵资产的价格迅速暴涨。广大居民群众也将大量资金投向高收益的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几乎形成了一个全民性的“投机生财热”。由此，泛起了严重的“泡沫经济”。

其二，经济增长率的下滑时间过长，内需萎缩又导致了转回原来的“外向型”，但将“外向型”推向了极端，变成了过度的“外向依赖型”，国内产业结构未得到有效的调整和升级。

“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增长率处于长时间的下滑中。“泡沫经济”的破灭使金融系统累积下大量呆账坏账。而经济增长率的长时间下滑，进一步使金融系统的经营效益下降，从而使呆账坏账难以盘活，且越积越重，整个国内需求严重萎缩，日本经济陷入了困境。为摆脱困境，又回过头来从外需找出路，将过去的“外向型”进一步推向了极端，变成过度的“外向依赖型”，也就是完全依赖扩大出口来克服国内经济的困难，而使国内产业结构难以得到有效的调整和升级。在1987～1990年那前4年的高速增长中，日本经常项目盈余已逐年下降（见图5），体现出向“内需主导型”的转变。但从1991年起，经常项目盈余又大幅度地上升。与此同时，日元再次大幅度升值（从1989年底到1994年底，5年中，日元汇率上升了43.8%）。然而，由于日本国内经济的虚弱，而美国经济在高科技的带动下，从1992年起一直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使美元坚挺，因此，1995年起日元开始贬值。到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日元进一步贬值。进入1998年，日本景气回升仍不见征兆，日元继续贬值，到6月15日，直贬到146.43日元兑1美元（东京外汇市场）。这是8年来的最低点。与1995年4月日元最高值相比，贬值46%；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时（7月）相比，贬值22.9%。日元新的贬值风波，将会对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经济恢复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然而，日元贬值却有利于增强日本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提高日本出口企业的收益，抵消国内需求不振的压力。但这样一来，又将进一步推动日本从外需中寻找解决国内经济困境的出路，从而进一步强化“外向依赖型”。1997年，日本GDP增长率为-0.7%，其中，内需的贡献为-2.2个百分点，外需的贡献则为正1.5个百分点，体现出强烈的“外向依赖型”特征。

4.泰国的“外向依赖型”

泰国经济的增长（见图6），先是经历了1954～1971年的“进口替代”工业化阶段（其中，1960～1970年的11年中，GDP年均递增率高达8.5%）。随后，1972～1985年为“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的转型阶段。这一阶段，因受两次石油危机和国内政局不稳的影响，“出口导向”的工业化进程迟缓，经济增长率有所下降（年均递增6.4%）。1986年，经济增长率越过上一轮的波谷后，开始回升，并在1987～1990年借助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海外转移，实现了新的腾飞（GDP年均递增11.6%）。由此，泰国被誉为亚洲新兴的“四小虎”之一，成为“东亚模式”发展到“扩展”阶段时新的一员。

然而，泰国新的腾飞本身就表现出极强的“外向依赖型”特征，过度地依赖外资与外贸。1987～1990年，在泰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年均递增高达74.6%；1988～1991年，在泰国的外国其他投资（主要是国外贷款），年均递增更高达122.6%。这一期间，出口虽有较大增长，但进口增长更为迅猛。本来，在1986年，泰国已扭转了长期以来经常项目逆差的被动局面，但1987～1990年，经常项目赤字又大增（见图7（注：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年鉴》1997年，《国际金融统计月报》1998年2月。））。

1991年后，由于泰国在新的腾飞中制造业成本迅速上升，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开始出现下降和停滞的趋势，同时，基础设施的“瓶颈”制约严重，加之经常项目赤字大增，泰国政府对经济实行了新的调整，适当调低了经济增长目标（泰国1992～1996年第7个经济社会发展计划规定为9%，实际结果是：1991～1996年年均递增8.1%）。然而，这也是一次不成功的调整。在调整中，泰国的“外向依赖型”进一步加剧。为了弥补大量的经常项目赤字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泰国进一步放开了资本市场，解除了种种限制，大力吸引外资。但这时外资的进入转向了回报率高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由此，泛起“泡沫经济”，使国内产业结构扭曲而得不到合理的调整和升级。1992～1993年，在泰国的外国证券投资形成高峰。在先前的1988年时，泰国的外资结构是：外国直接投资占30.7%，外国证券投资占14.7%，外国其他投资占54.5%。而到1993年，外国直接投资的比重下降到12.9%（下降了17.8个百分点），外国证券投资的比重上升到39%（上升了24.3个百分点），外国其他投资的比重下降到48.1%（下降了6.4个百分点，见表2（注：根据泰国国际收支账户计算。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年鉴》1997年。））。随后，1994～1995年，又出现了举借外债（特别是短期外债）的高峰。到1995年，泰国的外资结构是：外国直接投资所占比重进一步下降到8.1%，外国证券投资的比重下降到16%，外国其他投资的比重上升到75.9%（比1993年上升了27.8个百分点）。外国其他投资的比重如此之高，使泰国背上了沉重的外债负担。1987～1996年，外债总额由203.05亿美元上升到908.24亿美元，上升了3.5倍；外债总额占GDP的比重由40.9%上升到50.3%。同期，短期外债由26.64亿美元上升到376.13亿美元，上升了13倍；短期外债占外债总额的比重由13.1%上升到41.4%。与此同时，由于国内产业结构的扭曲和未得到合理的调整与升级，泰国的出口竞争力下降，经常项目赤字继续大增。经常项目差额占GDP的比重，由于1986年时的正0.6%，变为1995年的-8.2%和1996年的-8%。与日本正相反，日本是大量的经常项目盈余，而泰国则是大量的经常项目赤字。但国内经济虚弱这一“外向依赖型”的后果，同样导致了本国货币的大幅度贬值。

5.中国经济的波动

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中，中国幸免于难。这个“幸”，不是“侥幸”的幸，而是“幸运”的幸。之所以“幸运”，主要得益于两条：

其一，“软着陆”的成功。

从前面图1看到，中国1990～1997年的经济波动轨迹与泰国1986～1993年、日本1986～1991年的波动轨迹极为相似。在中国这一轮经济波动的上升期，也曾经泛起过“泡沫”。但从1993年年中起，我国及时而有效地实施了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加快了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避免了重蹈历史上大起大落的覆辙，增强了抵御国际经济冲击的能力。

其二，有步骤地实行对外开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有步骤地开放国内市场，有利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增长。我国外资结构合理，进出口增长适度。我们没有把“外向型”搞成“外向依赖型”，而是充分利用国内与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在东亚金融危机中，我国虽然幸免于难，但也受到了影响。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可以从“东亚模式”的兴衰中学到许多可资借鉴的宝贵教训。东亚金融危机后，有人错误地总结了“东亚模式”的教训，以至对高速增长产生畏惧，对外向型产生犹豫，对政府作用产生怀疑。实际上，高速增长不等于“泡沫经济”；“东亚模式”的衰败不等于“外向型”的失败，而是“外向依赖型”的失败；市场化不等于否定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不等于放弃政府的必要监管。就高速增长来说，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都曾经有过成功的高速增长。如前面论及的日本1955～1970年的高速增长，泰国1960～1970年的高速增长。此外，台湾地区1964～1973年连续10年GDP年均11.1%的高速增长，新加坡1966～1973年连续8年GDP年均12.7%的高速增长，以及韩国1983～1988年连续6年GDP年均10.4%的高速增长。在以上这些高速增长中，这些国家和地区并没有出现大的问题。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的大趋势下，我们必须继续坚持对外开放，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搞好对内对外两个平衡，而立足点是搞好国内经济。

三、中国经济跨世纪的增长问题

现在，我们进一步从借鉴“东亚模式”兴衰的教训和我国当前具体的经济形势出发，深入讨论中国经济跨世纪的增长问题。值得提及的有三个问题：第一，从我国国情出发，为什么经济增长率不能长时间地下滑？第二，为什么要在经济增长率的稳健回升中推进企业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第三，怎样使经济增长率稳健回升？

1.经济增长率长时间下滑会产生一系列的不良影响

(1)经济增长率的长时间下滑，会形成三种不良循环（或三种下滑惯性）。

第一种是企业间生产的不良循环，第二种是企业间、企业与金融系统间资金的不良循环，第三种是生产与居民消费之间的不良循环。就第一种循环来说，生产增长率的长时间下滑，使企业收入与利润的增长也会跟着下滑。企业的生产、收入、利润增长的下滑，会通过企业之间、部门之间、产业之间的投入——产出关联效应而扩散。这就进一步影响到整个的企业经营状况、效益水平、投资意向和整个经济的增长。就第二种循环来说，在经济增长率的长时间下滑中，随着企业经营状况的逐步恶化，通过企业间、企业与金融系统间的债务关联效应，不仅会使原有的呆账难以盘活，而且还会产生新的不良债权，从而会使呆账越沉淀越多，导致资金运转速度下滑，进一步影响经济的增长。就第三种循环来说，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联效应。生产增长率的下滑，企业收入和利润增长的下滑，影响到居民收入增长的下滑。居民收入水平及其增长决定着消费需求的增长。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的80%左右，占国内总需求的50%左右。由此，进一步影响到整个经济的增长。过去，鉴于我国经济运行中经常出现由大起而导致大落的教训，我们对经济的过速增长问题重视的较多，而经济增长率长时间下滑的现象还从未出现过（过去，在每次经济波动中，经济增长率的下滑时间为1～3年，而这次的下滑，到1998年已6年），因而，对此还没有更多的认识和经验。

(2)在以上三种不良循环状态下，不利于推进企业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

企业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需要一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从供给面来说，需要保持一定的较为宽松的供给环境。若供给环境过紧，企业正常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能源、交通运输等的供给都非常紧张，就难以进行企业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即便进行了一定的改革和结构调整，也难以见到成效。另一方面，从需求面来说，则需要保持一定的具有弹性的（或略微宽松的）需求环境。若需求环境过紧，企业正常销售所需要的市场环境狭小，也同样难以进行企业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即便进行了一定的改革和结构调整，也同样难以见到成效。过去，我们讲改善企业的宏观经济环境时，由于第一个方面即供给面的问题时常干扰着我国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增长，因此，我们给予的重视也较多，而第二个方面即需求面的问题则给予的重视较少。过去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因为在原有体制下，市场需求不成问题。而现在则是“嫁不出去的女儿找婆家”，因为市场制约越来越强。需求面增长的下滑，也影响供给面的改善。

(3)经济增长率的长时间下滑，不利于解决失业问题。

1991～1996年，我国城镇每年新增就业人数平均为724.3万人，同期，GDP年均增长11.6%。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吸纳新增就业人数为62.4万人。现在，每年仅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500万人左右。为吸纳这500万人，就需要经济每年增长8%。如果加上城镇非登记的失业者、新的下岗职工、其他新的待就业者和农村需转移的劳动力，若以每年总共吸纳新增就业者800万人计算，就需要经济每年增长13%。这是超出我国目前潜在生产能力的过高的经济增长率。因此，以8%的经济增长率对应500万人的新增就业，是从就业角度来看的社会可承受的最低经济增长率。如果经济增长率长时间的下滑，失业问题将会超出社会可承受度。

2.在经济增长率的稳健回升中推进企业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

以上说明了经济增长率长时间下滑会产生一系列的不良影响，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在经济增长率的稳健回升中才有利于推进企业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所谓“稳健回升”，就是指使经济增长率在潜在生产能力的中、上限运行和小幅适度地波动。从我国目前的国情出发，经济增长的潜在生产能力或适度增长区间为8%～10%。1997、1998年经济增长率回落到了适度增长区间的下限。在从现在起的跨世纪的5年到10年中，应使经济增长率逐步回升到9%～10%左右，并使经济增长率的景气上升期得以延长。这样，才有利于创造出一个不仅在供给面，而且在需求面都较为有利的宏观环境。此外，我国现在人均GDP尚未超过1000美元，仍属世界上低收入国家。在跨世纪的5年到10年中，使经济运行保持在9%～10%左右的水平，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最近，有一篇文章提出，中国经济发展应实现“第二次软着陆”（注：秦晓：《在增长中挤压泡沫、改善结构，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次软着陆”》，《管理世界》1998年第3期。）。该文作者指出：所谓“第二次软着陆”是他自己创造的一个术语，是指在实现了“第一次软着陆”之后，经济政策要作进一步的调整。这一调整反映在经济增长速度上，就是在今后几年中，增长指标还可以适当下调，以充分利用市场的约束来挤压泡沫、调整结构。根据我们以上所述，这种“在今后几年中”进一步下调经济增长率的所谓“第二次软着陆”的主张，是值得商榷的。当然，从长期趋势看，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移、产业结构的升级、经济基数的提高等因素的影响，经济增长率会逐步有所下降，但这不同于我们这里所讨论的近期问题。

3.经济增长率稳健回升中的消费需求问题

使经济增长率稳健回升，从需求拉动的角度看，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投资需求的拉动，二是消费需求的拉动，三是国外需求的拉动。目前，在讨论需求拉动中，大多集中于如何从投资需求来拉动，国外需求的拉动则因受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短期内难以大幅度上升，而如何从消费需求来拉动的问题则还讨论的很少（启动居民住房建设，还是从投资拉动的角度来说的）。一般认为，在目前情况下，难以实现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这种情况说明，在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率的回升中，只注重了投资的一面，而忽视了消费的一面。

笔者认为，在跨世纪的5年到10年中，单靠投资需求（包括由投资需求转化的消费需求）来拉动经济的增长，是很不够的。现在，居民消费需求之所以难以对经济增长率的回升起到拉动作用，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在经济增长率的不断下滑中，居民收入的增长也在下滑。居民消费支出不仅受现有收入的影响，而且受预期收入的影响。居民现有收入增长和预期收入增长的下降，抑制了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其二，在原有工资结构不变的情况下，现有的一些改革措施（如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需要由居民的现有收入和长期积蓄中支付，这对居民消费需求产生了很大的抑制作用。有人形象地说：“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许多改革措施，是往居民口袋里装钱；而现在的一些改革措施，则是从居民口袋里往外掏钱。”但也有人认为，我国居民的“潜在购买力”很大。我们认为，不能太高估这一“潜在购买力”。对于广大普通居民来说，“潜在购买力”并非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大。在工资结构不变的情况下，由居民现有收入和长期积蓄来支付“改革费用”，对经济增长是很不利的。这一问题，目前学术界还论及的不多。我们认为，对此问题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前几年成功地治理通货膨胀的过程中，我国各级政府十分重视各项改革措施的出台绝不能引起物价的过度上涨。现在，我们也应该强调：为了保证我国经济跨世纪的稳定增长，各项改革措施的出台也绝不能抑制居民消费需求的正常增长。有人说，居民买房不也属于消费需求吗？是的，但住房是一种特殊的消费品。在我国目前的工资结构下，居民把自己甚或亲朋、子女多年积蓄的钱拿出来买房，一方面，直接影响到居民对其他消费品的支出，引起一般消费品市场的萎缩，另一方面，政府收缴上来的售房钱，首先是用于建设新房，用于购买投资品，只有等到房屋建成后，才能当作消费品再卖出去。而在房屋建设期间，这些钱是脱离开消费品市场的。这无疑又是对消费品市场的一种挤压。在中国经济跨世纪的增长中，如何使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两个轮子有机结合地转动起来，尚需进一步研究。当然，这里不是鼓吹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高消费”，而是考虑如何使消费需求作为经济增长的正常动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