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腐败和军事体制落后，这些还不是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甲午战败最深刻的根源在于清政府国家发展战略观的失败。甲午战争是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目的之一，而明治维新的成功在于清政府毫不知晓的日本国家发展战略，以及为其提供指导的李斯特主义国家崛起学说。这直接决定了日本在军事、行政等诸多方面国家治理体制的高效率。

日本明治维新与李斯特主义

我国历史学界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甲午战争中日本孤注一掷，以‘国运相赌’，‘以小博大’取得胜利，使日本对外侵略的野心迅速膨胀，同时导致日本近代化转向军国主义。”但实际上，日本的军国主义道路早在日本明治维新初年就已确定。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取决于两个关键因素。

第一，明治维新领导集团集体接受了李斯特主义国家崛起学说。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包括分别指导英国、德国和美国崛起的重商主义经济学、李斯特经济学和美国学派经济学。这种经济学总结了国家崛起的历史经验，提供了“对外霸道、对内王道”和“对外贸易保护、对内自由竞争”的国家发展战略方针。明治维新领导集团深得其精髓，从而搭上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末班车。他们认为：强大的工业是英国作为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崛起的关键，而工业化需要殖民地作为原材料来源地和产品销售市场，但日本资源匮乏、市场狭小，日本只有把朝鲜和中国变成殖民地，才能确保日本崛起所需的原材料来源地和工业品销售市场。正如美国学者奥斯丁指出的，明治维新精英们的核心目的是建立可持续的政治战略和经济结构。这不只是为了预防日本像大多数东亚国家那样被殖民地化，而且是为了遵循英、美、德崛起的道路，并使自身成为东亚区域的殖民主义者。

第二，日本明治维新领导集团熟悉并根据日本国情借鉴了西方列强崛起的历史经验。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在对美欧国家长达近两年的考察中发现，英国、美国、德国等西方列强都是通过军事力量建立殖民地而崛起的。以大久保利通为例，他在英国考察时，羡慕英国崛起前的国家保护主义和武力建立殖民地的崛起战略，却对英国当时宣传和推行的自由贸易信条不屑一顾。在德国见到铁血宰相俾斯麦后，他雄心勃发：“经营国家不可不如彼……用俾斯麦的强权， 缔造英国式的富强！”

洋务运动破产和中日“大分流”

与日本明治维新领导集团将李斯特主义国家崛起学说奉为治国圭臬，并深谙西方列强崛起战略截然不同，洋务运动的国家官僚集团无一人知晓这种学说，无一人知晓日本国家崛起的战略，对西方列强崛起的历史经验更是不屑一顾。

在梁启超1902年于日本接触到西方幼稚工业保护理论之前，无论是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领导人，还是除严复之外的近代启蒙思想家们，从不知晓以美国学派和李斯特经济学等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民族主义经济学说。严复作为著名启蒙思想家，虽然知道李斯特的著作，却仍翻译与李斯特学说相对立的斯密《国富论》，从而“找错了医生，开错了药方”，以致李斯特的著作直到1927年才译成中文，比日本整整晚了38年。洋务运动官僚和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们，运用从中国古代思想发展起来的所谓“经世致用”之学解读西方列强的挑战。由于缺乏李斯特深刻的工业化思想和可借鉴的西方国家崛起的历史经验，这种话语体系根本无法分析西方的挑战，并提出适应世界大势的战略和政策。

正是在这种重大的历史分野之下，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保护民族经济、与外资作斗争、建立独立自主工业技术体系，以重构东亚秩序的“李斯特式”自主发展道路。清政府则走上自由贸易、在国内市场“稍分洋商之利”和“外须和戎”的依附西方列强的买办道路。这就是日本与中国同样进行了改革开放，同样搞“维新”，以应对西方列强的挑战，但日本强大而中国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的重大基础理论研究”（14ZDB12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