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鼐及其所树立之桐城文派，于清代文学史、特别是清代散文发展衍变史，无疑为关系至要之一大宗。然自桐城称派于世，褒贬聚讼亦即纷沓而来几乎与之相始终。文学分流成派，久已有之；流派立而宗旨趣向有殊，于是辩难歧疑时起，史亦多见。唯其纷争之烦且烈，是非成见之深而刻，则为姚鼐开派以前所罕有。究其故，姚氏及其门弟子意欲“举天下统为一派”、“奉桐城一先生之言”［1］为不得移易之“家法”，实为讼争的根本原因。
古文而有“桐城”一派，据之史实，乃肇开自姚鼐。“桐城三祖”之名，系姚门弟子所追崇，今之论者径称方苞为“桐城派创始人”［2］云云，系昧于史实作随意不根之谈。“桐城”得以名派，语源出自乾隆四十二年（1777）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3］：
曩者，鼐在京师，歙程吏部、历城周编修语曰：“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独士能为古文者未广。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鼐曰：“夫黄舒之间，天下奇山水也，郁千余年，一方无数十人名于史传者。独浮屠之俊雄，自梁陈以来，不出二三百里，肩背交而声相应和也。其徒遍天下，奉之为宗，岂山川奇杰之气，有蕴而属之耶？夫释氏衰歇，则儒士兴，今殆其时矣。既应二君，其后尝为乡人道焉。
按“程吏部”即程晋芳（1718—1784），字鱼门，号蕺园，原籍徽州，江苏江都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进士，补吏部主事，充《四库全书》纂修官，后特旨改翰林院编修。著有《勉行斋集》等，诗甚著名于世。周氏则乃周永年（1730—1791），字书昌，号林汲山人，山东历城人。好聚书，与程鱼门均以藏书家称于一时。据桂馥《周先生传》［4］云：“其于先辈雅慕顾亭林、李榕村、阎潜丘、方望溪。”望溪，方苞字。程、李与姚鼐相交识于共修《四库全书》时。周、程为同科进士。姚鼐成进士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虽其年少程氏十三岁，较周永年亦小一岁，然科名称前辈。三人均宗“宋学”，宗程朱理学。鱼门曾师事刘大櫆（海峰）受古文法，故与周氏有此共识语。《寿序》中“黄舒之间”指安徽舒城与黄山（歙县所在）之间，桐城正处舒之南，徽州地区之西北。紧要语乃“释衰儒兴”。释家禅宗门派殊多，实亦是释家中土化，浸润宗法社会风习故。姚氏语意显然已有“今殆其时”，欲成“其徒遍天下，奉之为宗”之势态，是故表明响应“二君”，要“尝（常）为乡人道焉”。李详（审言）以为：“鱼门之言，乾嘉时尚无敢以此号召当世。盖去请老夫远，一言不填，则诘难蜂起。”李氏认定需俟道光中叶以后，梅曾亮出，群尊其为师，“姚氏之薪火于是烈焉”。此说未尽是，吴定所撰《翰林院修撰金先生榜墓志铭》［5］即可佐其时已“敢以此号召当世”之证：
（榜）年三十一，高宗南巡，以诗赋蒙恩擢授中书舍人。越七年，成进士，殿试一甲第一人，官翰林院修撰。尝一出为山西副考官，以父丧归，遂不出。邃于经，尤深于三礼。自江慎修开经学之宗，先生暨东原皆其弟子，由是新安经学遂冠于时。桐城姚姬传尝曰：国朝经学之盛在新安，古文之盛在桐城，识者以为知言。
金榜（1735—1801），字蕊中，一字辅之，晚号檠斋，歙之岩镇人，歙县旧曾称新安。此位状元公暨经学大师与阳湖张惠言等关系深密。其经学成就见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五《国朝经师经义目录》。金氏卒在嘉庆六年（1801），享年六十七岁。姚鼐（字姬传）长其四岁，时年七十一岁，正结束掌教南京钟山书院十二年辞归，转主安庆敬敷书院之际，其享高寿达八十五岁。清代“汉学”师承于乾隆年间成二大系列，即“吴派”、“皖派”，前者以惠栋为宗师，后者则江永、金榜、戴震师弟成宗主。“古文之盛在桐城”七字足觇姚鼐借程、周二氏语，广“为乡人道”，扩大舆论，确在行动中。嘉庆六年上距为刘大櫆八十寿诞作序时仅二十年左右，尤可注意者又转述于吴定之口。吴定（1744—1809），字殿麟，号澹泉，歙县人，著有《紫右泉山房文集》十二卷、《诗钞》三卷。其乃刘大櫆入室大弟子，师从最久，与姚鼐先后成同门，又曾偕从姚氏主扬州梅花书院。吴氏以海峰高第弟子又转而专治《周易》之“新安经学”，张扬“古文之盛在桐城”说，其应和羽翼之力足称姚氏功臣。但其时姚鼐此立宗开派言论，大抵初亦“不出二三百里”，其寂寞心绪从《与王铁夫书》［6］可见：
昔桓谭有言，凡人忽近而贵远。以鼐之不才，又于今世固所谓禄位容貌不能动人者，而先生独盛称之，载诸文集，是其取舍远乎流俗之情；而鼐获不弃于贤哲，有不待乎后世之子云也，岂非幸哉！举世滔滔，知己宁可再遇？……夫古人文章之体非一类，其瑰玮奇丽之振发，亦不可谓尽出于无意也。然要是才力气势驱使之所必至，非勉力而为之也，后人勉学，觉有累积纸上，有如赘疣。故文章之境，莫佳于平淡，措语遣意，有若自然生成者，此熙甫所以为文家之正传，而先生真为得其传矣。
信中“忽近而贵远”，意即薄今厚古。所厚之古亦有远者如归有先、更可上溯唐宋八家，近之“古”者如方苞。“忽近”是感慨，慨己之未为世人“贵”，即重视。吴门王芑孙素称恃才傲物，今“竟独盛称之”，自不能不激动而生“知己”感。“宁可再遇”于“举世滔滔”，正乃寂寥人心绪。该年“在江宁过腊”，即掌教钟山书院时，亦系其大力倡导“文章之境，莫佳于平淡”之际。“相去四五百里”的吴中得有此“不待乎后世之子云”，急切播扬心法之情态可掬，由此定知影响之尚未远被。顺举一例以证“桐城家法”之未被世人认可，即若曾师从于钟山书院之弟子亦不例外。郭麐是姚鼐掌教钟山时之门生，其于嘉庆八年（1803）一组诗中，一则说“文章日凋丧，举世谁起之”，意识性颇不强，于姚鼐“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似未之闻？再则说“实学无饾饤，真文有醇疵”，也不独推“平淡”为最高佳境。三则说“艰难贫贱中，乃有真国土”［7］，更不类雍容拱揖相言雅醇清真、平淡敦厚家法的搢绅作派。事实是，如郭氏《祭陈曼生文》［8］中怨而怒曰“呜呼曼生，天不可信，神不可恃！残民者生，佑民者死，养人者穷，或不能自存自养者以遗子孙”云云之类文字，守“桐城家法”群体中绝不可能有。所以，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9］说姚鼐立派情状甚准确：
当时派立无助，传之五六十年，近世学子，稍稍诵其文，承用其说。道之废兴，亦各有时，其命欤哉。
既然“孤立无助”，木难成林，必也势未成派，此初始态势状。“传之五六十年”，即至道光中叶，“桐城”后起转盛，此“盛”始堪称“桐城派”盛，且按之实际，姚惜抱一传再传弟子已多非桐城籍。由此言之，吴定所转述姚鼐语“古文之盛在桐城”，与其说是特定“义法”之文盛，不如说乃桐城人文之盛，擅长于文之家数盛，非即半个世纪后之“桐城文派”盛。关于道光中叶桐城派盛起之势，“惜抱遗绪，赖以不坠”［10］之曾国藩上引《欧阳生文集序》说甚明晰精要，且已有“举天下统为一派”意味。曾氏云：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传先生鼐，善为古文辞。慕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侍郎之所为而受法于刘君大櫆，及其世父编修君范。三子既通儒硕望，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姚先生晚而主钟山书院讲席，门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异文、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东树植之、姚莹石甫。四人者称为高第弟子，各以所得传授徒友，往往不绝。在桐城者有戴钧衡存庄，事植之久，尤精力过绝人，自以为守其先正之法，䄠之后进，义无所议也。其不列弟子籍，同时服膺，有新城鲁士骥絜非，宜兴吴德旋仲伦。絜非之甥为陈用光硕士，硕士既师其舅，又亲受业姚先生之门。乡人化之，多好文章，硕士之群从，有陈学受艺叔、陈溥广敷，而南丰又有吴嘉宾子序，皆承絜非之风，私淑于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学。仲伦与永福吕瑛月沧交友，月沧之乡人有临桂朱琦伯韩、龙启瑞翰臣，马平王锡振定甫，皆步趋吴氏、吕氏，而益求广其术于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于广西矣。……
这位曾文正公诚大手笔，以四百字架构起“桐城宗派图”，一似《江西诗派主客图》。除却前段“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云，不免夸大，其历数嫡传、再传、“服膺”、“私淑”、“步趋”，则层面分明而又无不系于“桐城一先生”姚鼐。从而勾勒出两江（江苏、安徽）、江西、广西等地域，莫不为“桐城宗派”流衍覆盖。曾氏《序》中罗列之人前后二十余位，均为一时著名人士，尽予绍述，难免“录鬼簿”之讥。然所谓“姚门为大弟子”应略记其行年或宦迹，以衬现“道之废兴”之时空背景：管同（1780—1831），道光五年（1825）举人，著作甚多，《因寄轩文》初集十卷、二集六卷、补遗一卷系邓廷桢为刊刻者。梅曾亮（1786—1856），嘉庆十年（1805）游姚鼐门，道光元年（1821）举于乡，三年（1823）成进士，官户部郎中，居京师二十余年，后主讲扬州书院，其《柏枧山房文集》十六卷续一卷最著名。方东树（1772—1851），晚号仪卫老人，诸生，游幕多年，著作以《仪卫轩全集》、《昭昧詹言》著称于世。姚莹（1785—1853），晚号幸翁，嘉庆十三年（1808）进士，历任台湾道、广西按察使，调湖南病卒，著有《中复堂全集》十三种九十八卷。
四人中方东树最年长，除管同仅得中寿，其余三人均卒在咸丰年间，历经乾、嘉、道、咸四朝，主要活动时期则正在道光中期。其中梅曾亮、方东树于桐城文派关系最重要，尤其梅氏，李详说：“群尊郎中为师，姚氏之薪火于是烈焉。”诚是。唯于四人外，曾氏未列之刘开（1784—1824）亦桐城人，与管、梅、方合称“姚门四杰”，其字明东，又字方来，号孟涂，有《刘孟涂集》，或以其年仅四十一岁卒，于文派兴盛建树无多故，未入“宗派图”。曾国藩上述《序》文续记“桐城”有“湘军”，不意却招惹吴敏树之驳难。曾氏说：
昔者国藩尝怪姚先生典试湖南，而吾乡出其门者，未闻相从以学文为事。既得巴陵吴敏树南屏，称述其术，笃好而不厌。而武陵杨彝珍性农，善化孙鼎臣芝房，湘阴郭嵩焘伯琛，溆浦舒焘伯鲁，亦以姚氏文字正轨，违此则又何求？最后得湘潭欧阳生，生，吾友欧阳兆熊小岑之子，而受法于巴陵吴君、湘阴郭君，亦师事新城二陈。其渐染者多，其志趣嗜好，举天下之美，无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
“未闻相从以学文为事”一句实系曾国藩摇曳之笔，下列举数人于家数评述上亦全虚化模棱，其真心意是隐然以一己上续姚氏法统。故先总论一句“举天下之美，无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接着深诋“汉学”考据，又说“为文尤芜杂寡要”，从而揭举“桐城家法”或称曾氏深予体审之心法：
姚先生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
曾国藩隐然以“家法”宗统自续，从后文郑重述太平军兴，“东南荼毒”形势，桐城、金陵、新城、南丰以至粤西无不“兵燹之余，百物荡尽”云云，直至说出“余之不闻桐城诸老之謦欬也久矣”，是很明白无误的。然而他可没想到吴敏树强项不服“湘军”大帅之指派，拒绝纳其于“桐城宗派”图卷，而且出言不逊，于姚鼐实在不敬。吴敏树（1805—1873），字本深，号南屏，湖南巴陵人。道光十二年（1832）举人，后曾大挑选授浏阳教谕，与上官小有不合，即自免归。据杜贵墀《吴先生传》［11］云：吴氏“尝言：人之于古，岂特效其文哉！必行谊无不与合而后吾文从焉”。故其为人“功名形势之地可借以收声实者不以自浼”，“生平辞受取与，竞竞严尺寸，不使其身一日居于可愧”。虽与曾国藩相交尤笃，然“终公之身，先生不以私干”。“论文甚不取宗派之说，谓当博取诸古书，乌有建一先生言以自域者！厌薄时人以摇曳取媚为‘归体'，著《史记别钞》以正之”［12］。郭嵩焘《吴君墓表》［13］亦云：“方是时，上元梅郎中曾亮倡古文义法京师，传其师桐城姚先生之说：唐宋以后治古文者独明昆山归氏、国朝桐城方氏刘氏相嬗为正宗。”吴敏树“少习为制艺应科举，独喜应试之文，崇尚归氏。闻归氏有古文，求得其书，择其纪事可喜者录之，裒然成册，不知其时尚也”。迨其游京师，“有见者以闻于梅郎中，于是启能为古文为名曰盛于京师，而君言古文顾独不喜归氏”。他“以为读书六艺皆文也，其流为司马迁，得迁之奇者韩氏耳，欧阳公文学韩氏而得其逸。而自言为文得欧阳氏之逸，归氏之文同得之欧阳氏而语其极未逮也”。所以，“于当时宗派之说，不以自居，而视明以来为文者是失利病之数固无校于其心也”。明乎吴敏树其为人为文以及立身处世之品格，则可谙知其反拨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畅论力驳，绝非意气所致，何况锋锐如断玉刀，虽不无过激语，然诚切中要害也。其《与筱岑论文派书》［14］一开头就表明读曾氏《序》后大不以为然，“于桐城宗派之论，则正往时所欲与功甫极辨而不果者，今安得不为我兄道之？”子（功甫）亡，与其父道之，实不吐不快极。吴氏谠论集中于下：
文章艺术之有流派，此风气大略之云尔。其间实不必皆相师效，或甚有不同。而往往自无能之人，假是名以私立门户，震动流俗，反为世所诟厉，而以病其所宗主之人。……今之所称桐城文派者，始自乾隆间姚郎中姬传。称私淑于其乡先辈望溪方先生之门人刘海峰，又以望溪接续明人归震川，而为《古文辞类纂》一书，直以归、方续八家，刘氏嗣之，其意盖以古今文章之传系之己也。
此诚一言中的，揭示《古文辞类纂》之编纂用心，姚鼐诚以古文正宗法统一脉传人自古。吴氏接说得更尖锐刺激，即论者以为“未为允当”：
姚氏特吕居仁之比尔，刘氏更无所置之。其文之深浅美恶，人自知之，不可以口舌争也。……韩尚不可为派，况后人乎？乌有建一先生之言，以为门户涂辙，而可自达于古人者哉？
吴氏最可厌恶者是“不意都中称文者，方相与尊尚归文，以此弟亦妄有名字与在时流之末！”现今曾国藩又一次指名道姓纳其入姚鼐派系，于是不无愤慨：
今侍郎序文所称诸人学问本末，皆大略不谬，独弟素非喜姚氏者，未敢冒称。
如何准确评价姚鼐及其古文之文学史地位，乃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研究一大关目，吴氏亦仅乃一家言，谁也不会据此轻率以断。然上文中，二次提到“私立门户”、“以为门户涂辙”之“门户”问题，允是“姚氏为宗”、“桐城为派”之与生俱来“一赘疣”。吴氏着眼于此，应称有识，其于《己未上曾侍郎书》郑重提醒：“且序中所称文派，本近来风气突然。将来论者，亦必援为案据。所以敏树尤欲自别耳。”不是洁身自好，自远于是非，而是忧及从此该种“风气”益炽，并援曾氏之说为据，横行天下。此尤为有远见之言，需知曾文正公于咸、同二朝间是何等领袖脚色，特别于搢绅群体。
任何时代，学派盛多乃昌明气象，若“门户”林立，壁垒森严，实衰飒枵空之光，何况更欲“举无下统为一派”。然则姚氏“桐城宗派”究竟存否吴氏所警惕之现象？是否危言耸听，故作矫枉语？文献不胜引，仅录籍贯桐城之士言桐城一邑之人文态势及“门户”陋习一段文字，以结本个案。平步青（1832—1896）所著《霞外捃屑》卷七之上《积素斋文》一则中载录桐城与吴汝纶（挚父）同学齐名之杨澄鉴文数篇，其《小九华山馆诗文集序》为方海琳作，云：
自海内论古文者，以方、刘、姚三家为大宗。而邑人士被姚门者尤众。后湘〔姚莹〕、植之〔方东树〕、孟涂〔刘开〕、春池（原阙）、晴园〔王灼〕、歌堂〔朱雅〕诸家，各分衣盔。自余望影藉响者流，往往持以树门户，入主出奴，视他人未尝显然标三先生为宗主者，几若歧而异之。其实望溪以前，若密之〔方以智〕、田间〔钱澄之〕、默公〔陈焯〕、不□之博雅；望溪同时，若百川、潜虚之清绝，石冠〔张尹〕之醇雅，流声余泽，何尝不忾乎后人之心。其与惜抱相先后而未尝傍藉者，书山〔叶酉〕、井迁〔周大璋〕之遂于经、达于文；吴橡村、许啸斗之深于时艺，张穆生、吴䌹庵、张勖园、我祖明经公〔曾梅，字庚芬，号春坞〕之各有所长，亦其流也。道光间，予所见嗜学能文，未尝标藉三先生者，尤有其人，而先生为最。溯自潘氏〔江〕《龙眠风雅》之选，迄于徐氏〔璈〕之《桐旧集》，戴氏〔钧衡〕之《古桐乡诗选》，凡道光以前，邑人士之勘一生以尽心于文字者，未尽销灭。数十年来，无继其事。
值得注意结末之“道光以前”“未尽销灭”，而“数十年来”却有销灭之虞了！此实乃一桐城饱学能文者忧焚其心于“桐城宗派”之“门户”灾害。杨澄鉴之《积素斋文》，据平步青以为“诸文称意而言，正以不袭刘、姚故步为佳”［15］。
注释：
［1］《李审言文集•学制斋文钞》卷一《论桐城派》，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2］《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下册第24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惜抱轩全集•文集》卷八，世界书局1936年版。
［4］《晚学集》卷七，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
［5］转引自《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卷五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缩影本，第265页。
［6］《惜抱轩全集•文后集》卷三。王铁夫，王芑孙（1755—1817），字念丰，号惕甫，一作铁甫（夫）。
［7］《灵芬馆诗二集》卷十。
［8］《灵芬馆杂著》三编。
［9］转见于《续古文辞类纂》卷七。
［10］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序》。
［11］、［12］据《续碑传集》卷八十。
［13］、［14］《续古文辞类纂》卷十一。
［15］《霞外捃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