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今年8月，这场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主战场之一的，在一个国家领土上历时最久、战线最长、伤亡最大、损失最重，以日本侵略者的失败而落幕的战争，已过去整整70年。
战争的胜利取决于细节
毫无疑问，中国是反法西斯—抗日战争的胜利者。但同时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一场极为悲壮的惨胜：作为胜利方，我们为这场胜利付出的代价比失败方还要巨大，这是何等令人痛切的事实！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结果？随着抗战胜利纪念日的临近，各种回顾与反思文章对这场战争及至百年中日关系史，进行了宏大的描述和概括。以我有限的阅读所见，其中极具深刻洞见者，莫过于刘亚洲将军的一段话：“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唤醒了清朝的同时也唤醒了日本。中日两国同时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但两个国家学习西洋文明，一个从内心革新变化，另一个则止于外形。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饭吃，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衣穿。当饭吃的消化了，强身，健体；当衣服穿的，只撑起一个模样……结果一个成功了，一个失败了。”
这是对甲午战争的痛彻反思。但它所指出的中国人的毛病，却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中，从宏观到微观，从整体到细节，无不浸透和反映出我们民族优秀品质之外的盲目自大、不思进取、大而华之、重言轻行的一面。适逢战时，军人是时代的主角，这方面在中国旧军队身上的投射尤为明显；而蒋介石为了荡平军阀割据，剪除共产势力，更是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其直接后果，就是对近在肘腋的祸患、迫在眉睫的战争，从心理到物质都准备不足。这是导致抗日战争伊始，尽管中国军人气贯长虹，将士用命以“一寸山河一寸血”的铁血牺牲与强敌苦战，但最终还是节节失利的根本原因。
战争的胜利取决于谋算，战斗的胜利则取决于细节。战争的胜利是由战斗的胜利累积的，因而也就意味着细节决定胜利。
细节是准备出来的，战争准备就是细节准备。事实证明，中国军队的每一次失利，都几乎不是由于将军惧战、士兵怕死，而是与细节准备不足有关。在这些每一只马蹄铁的丢失都可能决定战争胜败的细节中，有一项至关紧要的细节—兵要地志。在这方面，与早于半个世纪前就下手做准备的日军相比，中国军队一开始便先天不足。
蒋介石输在了起跑线上
20世纪之初，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一批早期中国军人，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返国。他们为中国军队带回了《步兵操典》《筑城教范》《阵中要务令》等典范令教材，但唯独没有兵要地理类教范。这是因为这类在日本陆军大学才会教授的课程，蒋介石等陆军士官生是无从接触的。这一先天不足，自然也就构成了当时中国军队的先天不足。而后来成立的国军陆军大学设置的多达70课时的兵要地理课程，则是蒋百里从德国留学归来，担任陆军大学校长之后的事情。而此时，作为国军骨干的黄埔系早已形成。蒋介石等人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未能学到的东西，他的门生们在形同速成的早期黄埔军校中同样没能学到。此后八年抗战的事实表明，这一先天不足对战争的进程及其艰苦卓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点，从不止一篇战争回忆文章中，都会读到当事人对中国军队自己绘制地图的抱怨，亦间或有因缴获日军绘制的作战地图而喜出望外的描述，闻之令人唏嘘。
那么，何谓“兵要地志”？它又因何对战争如此重要？
用我国当下首屈一指的兵要地志专家沈克尼先生的话说，“兵要地志是根据作战需要，对某一地域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因素及其对作战行动的影响进行综合记述和评价的一种军事资料”。
中国人常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但其实比粮草更先行一步的，是一支军队特别是战场指挥官对其作战地域兵要地志的掌握。兵法云：“先谋而后动。”在哪儿先谋？就是在兵要地志上。对战场情况、敌我态势了如指掌，焉有不胜之理？因此，相关作战地域准确详实的兵要地志，对交战双方来说都至关重要。先于对手了解掌握作战地域的地形地物、水文天气、民风社情、粮秣供给、道路情况等等，就成了敌我双方在战争之前先要打响的战争。谁在这场战争之前的战争中打不赢，谁就可能输在战争的起跑线上。在这一点上，蒋介石和他的部队技不如人，是抗战一开始虽仗仗血战，打得艰苦顽强，但仍不免一再失利的重要原因。
日军的准备早了半个世纪
1871年，日本明治天皇下达“废刀令”，在全国范围解除武士阶层的武装，自此，曾经在日本历史上地位显赫的武士集团，成了无首可依、无主可忠的散兵游勇。这些整日在市井内胡混闲逛滋事的失业浪人，一度可能成为日本社会的祸患。但身为时代中人，个人命运几何，往往取决于当时的国运。武士没落之日，适逢“明治维新”之时，日本国运正处于上升期。在福泽谕吉等日本大脑的煽动下，整个日本集体向西转，口头上“和魂西体”，行动上“脱亚入欧”，从教育体制到工业体制，全盘西化。不过一二十年间，其国力骤然膨胀。膨胀的国力与国土狭小、资源匮乏的矛盾日渐显现，于是再拜西方殖民帝国为师，“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邪恶念头在日本朝野上下日渐滋生。特别是在1894年甲午之战中击败大清国海军，又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大获全胜之后，开疆拓土的念头已升腾为日本人不可抑制的野心。这一时代背景给由武士没落为浪人的失业大军带来了历史机遇，“占领满州”，“征服支那”，这些在日本军政界半公开谈论的目标，使落魄浪人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失意者，与日本军政界的狂热分子一拍即合，找到了他们人生新的用武之地，成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迷梦的先遣队，这些人中老有桦山资纪、岸田吟香，青有荒尾精、浦敬一。特别是浦敬一，因曾三度试图单枪匹马独闯中国西部，后失踪于第三次冒险途中而在日本轰动一时，成为大陆浪人的“楷模”，其“事迹被间谍界人士大肆渲染。在这种‘英雄人物’发酵效应的推动下，日本间谍和浪人纷纷踏上了侵略中国的不归之路”。
那么，这些日本的“先遣队”到中国来都干了些什么？表面上，他们开货栈、开餐馆、开书店，甚至开妓院，但暗中所做的却都是一件事：搜集与中国有关的一切情报，为不会太久后的侵华战争做准备。
在所有情报搜集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中国的兵要地志。
兵要地志是侵华日军的利器
在异国土地上作战，如果事先不了解不熟悉对方的地理环境、风土民情、气候变化，那就如同“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这也是为什么日军在侵华战争早期，其一线部队指挥官大多是精通“支那兵要地志”的“中国通”的原因。其代表人物就是最后站在东京大审判战犯被告席上的板垣征四郎。早在1924年，担任日本陆军大学的兵要地学中佐教官时，板垣就在讲义中详细讲授过有关中国的人文自然地理。讲到“北支那”的情况时，他特别提醒日军注意，“关内各道路，能通野炮的少。京津地区地形低湿，遇降雨增水，则影响作战”。
要知道，板垣所讲内容并非照本宣科，大多是他多次秘密潜入中国实地考察得来。令同期中国军人汗颜的是，像他这种掌握中国作战地域第一手资料的日军前线指挥官，并非凤毛麟角，而是大有人在。
沈克尼先生在《日军编印的中国兵要地志纵横说》一文中写道：“日军参谋本部要求，对区域的地质、山地、平原、河川、湖沼、森林、居民等地理要素进行战略战术上的评述。如山地的比高、起伏、状态、植被状况等对军队展开、运动、指挥、联络、展望、射击及方向维持的难易，河川的水深流速、河高性质、泛滥区景观、障碍程度、两岸地形，天候季节对水量的增减影响，以及桥梁徒涉场情况”等等，要求之细微、之详尽，可谓无以复加。
在如此严格的要求下，一线部队的情报细节掌握就更加精准。如当时中国军队缴获并翻译的日军《野战骑兵排长必携》手册，更是细致到令人吃惊的程度：“满洲之土地，稍遇阵雨，则忽成泥泞，因此发生粘着力，以致增加马掌脱落之事。”又如，“水井水量一般均少。一小时之涌入量不过约为五斗。故对井口一个之分配人员约以百名（马匹则约为其五分之一）限度”。
当你的对手对你的情况熟悉到这般地步时，他在你的土地上作战，自然也就可以进入《三十六计》中所说的“反客为主”境界。由此可知，日军在侵华战争早期打得较为顺手，除了其气焰正盛加之武器装备、训练水平等优势因素外，对作战区域兵要地志情况的先期掌握，不能不说是一大关键要素。
中国军队缘何疏于兵要地志？
近些年来，国内以颠覆此前形成的历史性结论为己任的“新史学”认为，蒋介石领导的国军是抗战主力，国军的作战地区即是抗战的正面战场。这本无异议，因为当时中国的人力物力资源都在蒋介石及其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新史学”的用意在于以此贬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各游击队对抗战胜利做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并进一步得出共产党游而不击的结论，彻底否定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战。抗战主力也好，正面战场也罢，甚至包括张自忠、戴安澜等数十位英雄将领及数百万官兵气壮山河的铁血死战、以身殉国，都不足以遮掩作为抗战主力在正面战场作战的国军，在几乎所有的会战、大捷之后，都以国军的失利或撤退而告终的事实。这是不争的事实，不是用因为我是抗日主力、我是主战场，日军肯定倾其主力来对付我，所以结局只能如此，就能解释得通的。
所以，真正客观公正的“新史学”，应该建立在既然这一段历史已经定格，那么当时究竟发生过什么？又是什么原因使历史只能呈现现在这番模样？靠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是不会有结果的。
既然历史和胜利是由细节堆积而成，那就让我们看看，究竟是什么关键性细节阻挡了抗日主力在正面战场赢得本该属于他的胜利。
1944年8月，蒋介石在黄山召开整军会议，提到苏联代总顾问古巴列维赤对国军作战指挥能力的评价：“团以上到军师为止，各级司令部的业务极不健全，图上作业与沙盘教育可以说完全没有，指挥所参谋业务的演习更是完全忽略，所以中国军队一到作战就莫名其妙。既没有具体的作战计划，也没有完备的作战命令！”
对于作为抗战主力的国军来说，这样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几乎可以被看作是国军屡战屡败的极为隐秘亦极为关键的原因。也就是说，导致国军作战不利的原因可能还会找出许多条，但这一条是极其致命的：从抗战开始直到结束，蒋介石及其手下都未能建立起一整套近现代军队必不可少的参谋制度。而没有有效的参谋制度，既是由于当时的国军除中央军外，大多还残留着旧军阀的尾巴，其特点就是兵随将有，指挥官把部队看作是自己晋升的资本和私人财产，所以在这支部队中，只能由他一个人说了算，不可能弄出一个参谋制度来与自己分权；同时也源于部队指挥官们对近现代作战及参谋制度作用的无知。许多从旧军阀摇身一变成为国军将领的指挥官，对参谋及其作用的理解还停留在师爷、幕僚的水平，以为这些人只要识文断字、能为自己起草公告文书就堪当参谋重任。而这些人不曾经过基本的参谋业务训练，连辨识现代地图的能力都没有，甚至会闹出把黑白相间的比例尺认作铁路的笑话。这样的军队不懂兵要地志为何物，不是很正常么？正是这种“正常”，才导致了八年抗战打得艰苦卓绝，牺牲巨大。虽然以身殉国的将士们个个都英烈千秋，可歌可泣，但其中有几多是由于指挥官鲁莽，只知死打硬拼而造成的无谓牺牲？
反观日军，早在明治时期就建立，又在大正时期完善了从法德军队学来的参谋制度，建立起了参谋本部。这一制度虽然最终导致日本军方坐大，也把日本国民引向毁灭的法西斯战争之路，但客观地说，其在与对手交战时，还是充分发挥了参谋制度的效率和效能。
那么，为什么当年的日军可以建立起有效的参谋制度，而中国军队却没有？为什么日军精于对兵要地志的研究，而中国军队却疏于此道？
试图解答问题的结果必然带出更多的问题。
这让我想起读竹村公太郎的《日本文明的谜底—藏在地形里的秘密》一书时，带给我的震撼：同样是种植水稻的民族，为什么日本人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形成了团队合作精神，并一以贯之，直到把它带入现代工业社会，使之形成日本式的企业精神，而我们却在数千年里始终安于一家一户式的小农经济，由此造成整个社会的一盘散沙式局面，非要等到大敌当前、铁蹄践踏才奋起反抗。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以及中国共产党人非凡的动员能力，把一盘散沙拧成一股套在侵略者脖子上的绞索，中国是否至今还在衰败中沉沦？
答案，或许就隐藏在中日两国不同的历史和迥异的国民性格的细节中。
(作者：国防大学 乔良)
本文刊载于《军事文摘》杂志2015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