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根据瑞典语和丹麦语的原始资料，可以明白1937-1938年斯堪的纳维亚的民众和精英对日军在华暴行的了解程度。虽然相关的报道断断续续，缺乏连贯性，但斯堪的纳维亚人还是知晓日军在华暴行的。其实，不确定的伤亡数字、对暴行真实程度的低估，以及欧洲中心视角下对中国战场上西方人困境的集中关注等，这些主题在原始资料中均有所反映。这些资料明显地支持中方，并在意识形态影响下反感日方。即便如此，这种亲华情绪并没有引起瑞典和丹麦对日本采取诸如贸易制裁之类的惩罚措施。

关 键 词：斯堪的纳维亚  中日战争  日军暴行

一、引言

张纯如将南京大屠杀称为“二战中被遗忘的大屠杀”。①毫无疑问，在1937-1938年第二次中日战争最初的几个月，日军的暴行程度高于大多数现代战争。也有人认为，战后几十年，日军在华暴行被纳粹德国在欧洲大陆所犯的罪行所掩盖。

然而，描述后人对战争暴行的遗忘，并不能说明：同时代的全球公众如何看待当时发生在中国的事件——以南京大屠杀为代表的日军侵华暴行。换言之，战后几代人忽视对中国战争记忆这一事实，其本身并不意味着这些事件在发生时就被人忽略。本文提出如下问题：有多少西方人了解这些事件？他们如何看待这些事件？为回答以上问题，笔者将丹麦和瑞典作为研究对象。

(一)动机

以上问题之所以值得研究，是因为历史事件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事件本身，也与同时代人和后代人理解、阐释事件的方式有关。从这方面来说，它可以看作是思想史的一部分，但并不仅限于此。因为知识可以转化为行动，所以它也涉及实用方面。故而，人们对当代或历史事件的反应方式依他们对这些事件的理解而定。就具体的例子来说，外界对第二次中日战争爆发至珍珠港偷袭之间发生的事件是否做出反应，部分取决于他们如何阐释1937年7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所发生的情况。

本文重点关注斯堪的纳维亚两个国家——丹麦和瑞典的外交官和大众对发生在中国的暴行的了解程度。之所以如此，主要因为无论分别还是放在一起研究这两个国家，都欠缺研究大国时的一些有利因素。

自18世纪以来，丹麦和瑞典已经与中国建立了经济联系。20世纪初期，它们与中国保持着有限的经济交流。②例如，丹麦参与了中国电报网络的开发，但即便如此，在丹麦的对外贸易平衡中，中国只是扮演了一个相对次要的角色而已。③丹麦和斯堪的纳维亚其他国家对中国感兴趣，但又不是太有兴趣。外交官们想了解在中国与日本的战争中发生了什么，但是，他们并没有深度参与其中以至影响对此事的判断。

(二)资料来源

有大量原始资料可以利用，是选取丹麦和瑞典作为研究案例的另一原因。两国的国家档案馆保存了丰富的外交函件，此外还有与活跃在中国的斯堪的纳维亚传教士的来往信件。这些信函大多是瑞典语或丹麦语，因此其利用程度还没有达到像英文文献那样的水平。

除少数例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派驻到东亚的外交官很少直接参与区域性的大国外交。相反，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期望他们能如实地向国内报告驻在国的情况，并向他们各自的外交部提供尽可能准确、完整的信息。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这样做，为现代历史学家提供了一个资料金矿。

结合当时丹麦和瑞典的新闻报道，利用这些外交档案，不仅有助于这两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外交史研究，而且从更广泛的层面上来看，也为第二次中日战争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新视角。

二、概述

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有两个人在公众和精英层面对日军在华暴行的理解堪称典型。一位是丹麦商人伯恩哈尔·辛德贝格(Bernhard Sindberg)。大屠杀发生时，他在南京附近工作。他因在1937年冬和1938年拯救中国人的生命而在死后获得国际“辛德勒”的美名。④另一位是瑞典外交官约翰·雨果·贝克-弗里斯(Johan Hugo Beck-Friis)，在日本侵华初期，他是斯德哥尔摩派驻中国的使节。

(一)伯恩哈尔·辛德贝格

中国军队撤离后，辛德贝格留在南京附近的江南水泥厂。他在1938年2月3日给朋友的信中描述了他的经历，这封信于一个月之后刊登在他家乡的日报，即位于丹麦西部奥胡斯的《奥胡斯教区时报》(Aarhus Stiftstidende)。⑤信中，辛德贝格直言不讳地描述了发生在南京的大屠杀，他告诉朋友“你不知道遍地流了多少血。从8月开始，我有多次感受到战争的恐怖。鲜血，鲜血，到处都血流成河”。辛德贝格还描述了他在江南水泥厂和南京之间的路途中所看到的景象：

你能看见到处残破不堪。所有的村庄都被付之一炬。牲畜家禽都被抓去。触目所及，遇难的农民和中国士兵的尸体正被流浪狗和野生动物啃咬。只有在极偶然的情况下你才会遇到一个活着的中国人，年老体弱，现正孤单地四处走着，找寻残羹剩饭充饥。

报纸没有涉及有关日军暴行程度的重要信息，但指出躲在江南水泥厂避难处的6000名中国农民及其家属被保护起来，免受日军的直接攻击，并继续引用辛德贝格的信：“附近的一座庙里有20000名中国难民。他们处境更糟(与江南水泥厂里的中国人相比)，因为日本兵每天都会来此……”文章至此戛然而止，仅仅声明“信的余下部分不适宜发表”，可见对于普通出版物而言，余下的内容过于残暴。

《奥胡斯教区时报》将以辛德贝格的信为基础的这篇文章置于头版，表明该报决定将其作为当日要闻之一。尽管如此，该文似乎并没有被丹麦其他主要报纸转载。直接的解释是：《奥胡斯教区时报》之所以在头版发表辛德贝格的经历，主要是作为当地居民的他，此时正在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国度(对当时的丹麦人来说)身处险境。这种相当狭隘的区域视角在文章标题上也有所体现：“东方的奥胡斯人：最大的丹麦国旗飘扬在中国南京”，从增加故事的新闻价值角度来说，对日军暴行的描述似乎成了次要的。

(二)约翰·雨果·贝克-弗里斯

辛德贝格的信件表明，普通的新闻读者有途径了解有关中国情况的信息，包括日军在占领区施行的残暴统治。外交官掌握着更多的消息。这得益于几个世纪以来驻外使节充当政府耳目的古老传统，他们掌握的信息更及时、更详尽、更可信。

瑞典驻华大使贝克-弗里斯履职之地是在上海而非南京，但他对南京发生的事也很敏感。1937年12月24日，日本占领南京近两周后，他发回了第一份关于中国首都南京情况的报告。⑥在《纽约时报》记者德丁(F.Tillman Durdin)发表了揭露当时日军暴行的长篇报道后不久，贝克-弗里斯也写了相关报道。⑦贝克-弗里斯注意到，德丁的亲日倾向增加了报道的可信度。另外，他还认为这位美国记者提供的信息与从其他途径获得的报告相符。例如，他指出：

昨天我和一位意大利记者谈话，他在日军占领南京前一天离开，但仍然能从在那儿的助手获得直接消息。他证实了日军实施的暴行。他解释说，日军大量屠杀平民是因为他们害怕遭到袭击。因此，他们处决了每一个能拿起武器的男子。

贝克-弗里斯指出，这位无名的意大利记者关于日军暴行的信息更可信，因为他原本是一位狂热的法西斯主义者，满怀激情地支持日本。瑞典大使在报告中写道，在日本进军之前，大量平民从南京西部农村逃离。由此，他得出结论：日本政府一再保证，日本军队只打击中国政府，不与中国人民为敌。日军在南京实施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暴行使这一保证的公信力受到严重削弱。

贝克-弗里斯在1938年1月31日的报告中指出，由于南京几乎完全被封锁，想获得城里的真实消息是非常困难的。

无论如何，日军所犯罪行的罪恶程度和野蛮特征是再清楚不过的……若不是有完全可靠、中立的观察者的证词，人们无法将这些施暴的人与先前纪律严明的日本军队联系起来。而且，这不仅是被占领南京的胜利冲昏头脑的日军在最初几天实施的暴行，更准确地说，在占领这座城市之后一个多月，日军仍在施暴。在某种程度上，暴行一直在持续，只是规模较小罢了……根据证词，日军毫无忌惮地烧杀劫掠，奸淫妇女。他们甚至更大规模地强奸年轻女孩，连美国传教士控制区域也不放过。⑧

2月7日，他又给斯德哥尔摩写了一封信，与这封信一起寄出的还有四份匿名的德文报告，它们全面描述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其中一份，作者自称是难民区机构国际委员会(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显然是德国商人约翰·拉贝(John Rabe)。如今他因竭力保护中国平民免于日军暴行而闻名海内外。信中，拉贝描述了死亡和毁灭的情景：

城市约三分之一的区域被日军烧毁。纵火仍在发生。没有一家商店不遭到抢劫。枪杀或谋杀的尸体遍地可见，日军却不允许埋葬尸体(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离我家约50米，一具中国士兵的尸体拴在竹制担架上，自12月31日他就在那儿了，尸体离日本岗哨只有几米远。这一带的几个池塘里有多达50具被枪杀的中国人的尸体，日军不许我们埋葬尸体。⑨

另一份由瑞典大使递送的德文报告同样反映了对日军行为的震惊。根据该报告，即使南京沦陷后数周，外国目击者依然很难说出他们所目睹的景象，因为他们很快就被他们的恐怖经历所慑服：“最好还是对日军进入南京城后的行为保持沉默。它很容易使人想起……毁灭一切!”⑩瑞典大使递送的另一份德文报告也反映了同一种情绪，称“用射杀、抢劫、奸淫来衡量的话，日军对中国难民的所作所为”几乎与魔鬼等同。(11)

三、主题

辛德贝格和贝克-弗里斯向受众提供的信息表明，斯堪的纳维亚的大众和精英能够获取关于1937-1938年中国南京及其他地方情况的消息。相关报道虽然零零星星、断断续续，但关心此事的读者确实是可以及时获取相关信息，能收到东亚地区大使馆同仁发回报告的外交部官员更是如此。

问题是他们如何看待这些信息？接下来就将依次讨论从中得出的几种不同的模式或主题。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这些模式表明正确评价同时代事件的困难，这不仅是由于缺乏可靠的信息，也因为先入为主的观念必然以近乎欧洲中心主义的方式导致偏见的判断。

(一)伤亡人数的不确定性

日军在华暴行的真实程度让西方的观察家们很困惑。当时多数报纸没有涉及中国战场上大量平民被屠杀的详情，当触及这一主题时，它们倾向于提供相对保守的数字。例如，丹麦《国民日报》(Nationaltidende)于1938年1月28日转载了英国《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的报道，称南京的平民死亡数达到2万。(12)

外交官能够获知更详尽的信息，他们所评估的伤亡数字逐渐增加。1937年12月24日，瑞典大使贝克-弗里斯在报告中引用前述意大利记者的话，称被杀害的人数在1.5万-2万。(13)在1938年1月31日的报告中，他引用匿名信息，称被杀害的人数在1万-5万。在同一报告中，他援引《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提供的数字，称上海至南京之间被杀害的平民数量达30万，并补充说“这一数字很可能被低估。许多人相信被杀害的无辜平民的数量超过100万”。(14)

尽管对于瑞典外交官而言，南京地区真实的死亡人数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数量有限但持续不断的报告毫无疑问地说明：杀戮绝非个人的出格行为，而是日军有组织有步骤地屠杀。1938年2月从上海发往斯德哥尔摩的瑞典外交函件中有一份来自南京的目击者的陈述，描述了约150名日本卫兵怎样用刺刀杀害500名中国战俘，只有一名幸存者通过装死躲过一劫(15)；不久发给斯德哥尔摩的另一份报告中描述的数字更大：

无数毫无意义的处决，被毫无来由的实施，这就是日军一天的任务。几天之内难民营被任意搜查，不经任何法定程序。尽管事实上没有一个平民开枪，还是有大约5000人被日军射杀，日军为了省去处理尸体的麻烦，大多在长江沿岸屠杀平民。死亡人数很可能被估计得太低而不是太高。(16)

(二)对暴行程度的低估

最初的报道提供了相对保守的伤亡数字，这可能造成人们对发生在中国的事件的恐怖性质缺乏了解。人们似乎并没有感觉到日军所犯罪行的独特性。揭露日本在华暴行并没有引起对人性的深刻反思，完全不像在德国集中营解放不足10年后出现的那种反思。

尽管如此，驻上海的外国外交官陆续收到了相关报告，它们记录了日军对中国平民极端残忍的暴行。1938年2月12日，贝克-弗里斯援引一位刚从南京回来的没有透露姓名者的证词，其中提及一个中国妇女一天之内被强奸37次；他还引述了据粗略估计在南京沦陷数周内有2万名女性被强奸这一说法。(17)

民众也能读到发生在中国的日军暴行的报道。例如，1937年12月20日，丹麦《国民日报》在头版摘录了一份详尽的报告，该报告是不久前驻中国记者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它是外国第一份有关日本在南京暴行的全面报告：

记者报道，两天来，大规模的抢劫和破坏持续发生。日军将平民从家里拖出，和战俘一起处决。搜查平民(包括男性和女性)使南京成为一座恐怖之城。星期三(1937年12月15日)途经此地的外国人发现，所有的街道都遍布尸体，包括老人、妇女和儿童。很多受害者是被刺刀野蛮残忍地刺死的。(18)

少数外交官可能较早认识到南京的形势实际上比西方媒体报道的更严重。贝克-弗里斯在一份给斯德哥尔摩的报告中指出，1937年12月中旬，日本驻华大使馆参事官日高信六郎，在华中方面军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的陪同下从上海到南京参观：

圣诞节前几天，日高先生从南京回来就告诉我的一个朋友说，很不幸，事件的实际情形比报纸上描述的严重得多，有必要立刻从这个城市撤出军队。然而，撤军并没有实行。(19)

(三)质疑

对发生在中国的暴行的残酷程度缺乏准确评估，这不仅源于伤亡人数的不确定性，而且因为斯堪的纳维亚的外交官和民众之间缺乏最基本的信任。“真相是战争的第一个牺牲品”，这句谚语众所周知。常识使斯堪的纳维亚人确信，他们并没有获得中国前线的事件的完整细节，从遥远的中国战场到达他们手中的报告很可能代表了带有偏见的观点，这种观点被交战一方歪曲以便树立自己正面形象的同时诋毁对手。

1937年9月11日，贝克-弗里斯写信提醒斯德哥尔摩外交部注意战时官方声明的不可靠性：

令人担忧的是，当地报纸以交战一方发言人的评论为基准发表有关战争的报道，这些发言人的言论明显很荒谬，尤其是涉及敌我双方的损失或击落的飞机数量时更是如此。(20)

此外，在斯堪的纳维亚，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出于宣传目的而过滤前线消息的蛛丝马迹。1938年1月22日，丹麦《工人报》(Arbejderbladet)称，路透社和《曼彻斯特卫报》的报道遭到日本军方审查官拦截，原因是日本为防止有关无差别杀戮(尤其是在南京)的消息传到外界。(21)

然而，随着外交官们陆续收到南京地区的中立观察者的报告，人们对日军暴行的残酷程度逐渐由质疑转为确信。1938年4月29日，贝克-弗里斯发回一份来自南京大屠杀目击者详尽的、长达12页的日记，他说：“我非常熟悉日记的作者，知道他公正无私、诚实可信、声誉卓著。”(22)

(四)对西方人的聚焦

很多原始资料明显强调针对西方人的事件。1938年3月8日，丹麦驻华大使欧斯浩(Oscar O'Neill Oxholm)致函哥本哈根外交部，提到了一系列近期引起广泛关注的“国际事件”，“在这些事件中，最严重的是美国炮舰‘帕奈’号被击沉以及英国军舰和商船在南京以北的长江上遭到炮击”。(23)

尽管发生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帕奈’号事件”作为美日关系的转折点被载入史册，但它只是一系列涉及外国人的事件中的一例，所有这些事件都被外交官认真记录下来。例如，1937年秋，瑞典驻上海和驻东京的外交代表长篇累牍地报道了日军故意扫射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Hughe Knatchbull-Hugessen)汽车的消息，他当时正在从南京去上海的途中。(24)

随后，类似事件也引起广泛关注，例如，日本飞机扫射上海附近载乘包括空军武官在内的英国国民的汽车(25)，以及日本飞机扫射一群主要是美国、英国和德国国籍的平民骑手。这两起事件都没有造成任何伤亡。

一些寻常事件也引起了斯堪的纳维亚外交官的注意。瑞典驻华大使位于上海市郊的房屋被弹片击中后，接连遭到中国人和日本士兵的洗劫，此事造成的外交函件明显增加，导致瑞典方面分别向上海和东京的日本官方提出严正抗议。(26)另一方面，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的死亡，却没有得到斯堪的纳维亚媒体或外交官的更多关注。日军占领南京后，一个德国人写道，南京所有德国人的房屋遭到抢劫，并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他说：“抢劫者之所以没有损毁元首(纳粹统治时期对希特勒的称呼)和陆军元帅冯·兴登堡(Von Hindenburg)的画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日本人自己对天皇画像的崇拜。”(27)

尽管与南京大屠杀类似的残暴事件相比微不足道，外国人遭到日本士兵人身侵犯的事件仍然是大众媒体的重点关注对象。例如，1938年1月3日，丹麦《贝林时报》(Berlingske Tidende)头版刊登了一篇报道，称：上海市警察局(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的两名英国警员在履行公务时遭到日军的人身侵犯。(28)同样，1938年2月5日，贝克-弗里斯写给斯德哥尔摩的整封信，都在讨论一件发生于1月26日的特殊事件，即美国驻南京大使馆三等秘书阿利森(John M.Allison)被日本哨兵掌掴。(29)

从外交函件中不难看出，日本士兵虐待西方人的各种事件引发了外交抗议，但无济于事，正如1938年3月贝克-弗里斯致函斯德哥尔摩所言：

日军指挥官收到大量针对日本士兵虐待外国人的抗议，人们认为这会促使日军指挥官约束士兵，因为他们的行为给整个日本军队抹了黑。然而，最近在上海或上海附近，许多新的虐待外国人的例子仍在发生。(30)

(五)化学武器与平民目标

不管大众媒体还是外交官的内部函件，关于中日战事的报告在很大程度上都以两类暴行为中心。一类是针对民用目标的空中轰炸或扫射，另一类是涉嫌使用化学武器。当时报道中特别关注的这些问题至少说明西方的担忧和战场上的实际情形大致相同。

从1937年中日战争初期开始，外交函件就有报告指出飞机对于日军司令官的重要性，他们通常以此对民用目标进行无差别轰炸。1937年7月21日，贝克-弗里斯致函瑞典外交部部长，称7月18日从北京开往汉口的三列火车被日本飞机扫射。“每次扫射，都有很多人遇难”，他补充道，日本声称在进攻之前，他们的飞机遭到来自火车的射击。(31)

1937年9月11日，贝克-弗里斯写给瑞典外交部部长的一封信中，把日本针对诸如大学和学校一类的中国民用目标的空袭，描述成没有明显军事目的的恐怖行动。为充分说明这一点，他补充了一个在上海战役初期亲眼目睹的事件：

上周日(9月5日)，我看到了一场对离我家不远的几个城镇的空袭。我不得不离开家，几个小时后，我看到了可怕的结果。在我看来，这场轰炸没有军事上的原因，它造成50人死亡，150人受伤。(32)

1937年10月28日，丹麦大使欧斯浩致函哥本哈根外交部，指出“(日本)威胁要通过空袭将南京夷为平地，发动对中国南京和其他主要城市的空袭，扫射和炮击中国平民，击沉没有武装的渔船”，认为这些无处不在的暴行，必然是在日本最高军事当局的命令下实施的。(33)

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政府被提醒日军涉嫌在上海地区使用化学武器。例如，1937年10月13日，中国驻斯德哥尔摩公使馆致函瑞典外交部，详细描述了三个可能是芥子气受害者的情况。(34)可是，身处战区的斯堪的纳维亚外交官无法查明日军使用毒气的说法是否属实，只好参考其他大使馆获得的信息。然而，贝克-弗里斯则认为有可能毒气事实上已被当作武器使用。(35)

25年前，毒气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大量使用，所以西方社会普遍担心化学武器。一般认为，在未来战争中，化学武器会被更大规模地使用，甚至会针对平民。同时，与之并行不悖的是，空袭会成为未来冲突的关键特征，这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得到证实，尤其是针对格尔尼卡的大轰炸震惊了西方世界。(36)

(六)同情与反感

报道战争时，斯堪的纳维亚的外交官和记者没有表现出黑白之间的二元对立。媒体和外交函件会强调日本违反战争法则的行为，对中国也是如此。瑞典的外交官注意到，除了有重要技术情报价值的飞行员以外，中日双方都没有拘禁战俘的习惯。

外交官描述了瑞典传教士在日占区的困难情形，重要的是，他们称传教士不仅受到日本人的威胁，也受到松散的中国武装组织的威胁，这些武装组织对外国人充满怀疑。(37)

有时候，斯堪的纳维亚人偶尔表明立场，也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例如，1938年1月22日，丹麦《工人报》发表了一封日本政府写给几家丹麦旅行社的信，报纸斥之为“明目张胆地为日本在中国的征服活动作宣传”，并继续批评说：

此外，信中所言恬不知耻，竟邀请外国人士考察上海和北京的占领区，还说“日本士兵爱护、喜欢和尊重中国的历史遗迹”。(38)

《工人报》由丹麦共产党经营，其观点与苏联共产党协调一致。因此，对日本的这一激烈批判态度可能也反映了当时莫斯科和东京在东北亚的国际竞争。

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对日本的反感，同情的天平向中国倾斜。贝克-弗里斯报告称，英国官员看到南京城里的战争，“他们中很多人在战前表达了支持日本的感情，现在这种同情已被完全不同的感情取代”。(39)1938年3月8日，丹麦大使欧斯浩致函丹麦外交部，就反映了日军军纪败坏情况：

日军的毁灭行为主要发生在南京，但其他许多占领地区也存在。了解全部真相大概不太可能，但已经发生的就相当恶劣，足以证明日军下层军官和士兵完全缺乏纪律。发生在南京的一系列暴行吓跑了那些可能给日本以协助的中国人，也影响了其他战线的日军。甚至是在先前不曾听闻有类似事件的中国北部，日本士兵也开始抢劫，这使日本建立能容纳任何有真正影响力的政治家的自治政权的努力复杂化。(40)

纪律败坏的日军以及随之而来的暴行，使西方观察家大吃一惊。正如瑞典驻华大使的报告所言，日军占领南京后发生的事情“使居住在那里的外国人深感震惊，因为他们中没有人预料到日本人会做出这样的暴行”。(41)

(七)原则性立场

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社会对日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十分愤慨，与其说这与日军的暴行有关，不如说与他们坚持原则有关。例如，1937年11月，丹麦社会民主党工会要求抵制日货。他们在一份声明中，批评日本挑战国际制度，为将来以战争解决国家间争端开创了恶例：

不应低估这一系列行动(即抵制日货)的价值。以这种方式开展行动的意志表明，在面对破坏各民族之间合作的非法行为的威胁时，普通大众并不希望成为消极的旁观者。(42)

然而，声明对中国平民的遭遇只字不提。更让人感到惊讶的是，作为以代表广大人民群众自居的偏左翼政党，丹麦社会民主党通常更可能关心普通大众的苦难。

当然，这与现代公众舆论对暴行报道的反应非常不同。如今，人类遭遇的电影镜头或个体影像都能导致整个社会的情感变化。分析这数十年间明显变化背后的影响因素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是新媒体，尤其是电视的到来增加了视觉交流的重要性，这可能是以呼吁公众理性的持续争论为代价。

(八)呼吁行动

不论外交函件还是新闻报道，在当时斯堪的纳维亚有关中国战争的各种文字资料中，最显著的特征是，很少有要求采取行动以制止正在发生的暴行的呼吁。暴行本身似乎并不足以导致大部分斯堪的纳维亚公众要求对日本采取惩罚性措施那样的愤慨之情。

一个例外是，丹麦的社会民主党工会要求抵制日货，正如前面所描述的那样。瑞典社会民主党政府同样处于社会民主党内多数成员要求以贸易制裁为主反对日本暴行的压力之下。(43)然而，与其说是对日本在中国发动战争的反应，不如说它更可能是饱受批评的欧洲社会民主运动坚定地表明其站在民主阵营、反对法西斯阵营立场的反映。一般认为法西斯阵营在1937年末开始在全球发动攻势，不仅在中国，也在西班牙。

不成气候的呼吁最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结果。普遍认为，个别国家实施的贸易制裁无异于流于形式的徒劳和自毁的行为。不过，舆论一致支持国际联盟采取集体行动。到1937年底，国际联盟一直对制止国际侵略无能为力，正如1938年初瑞典代表在国际联盟会议上所作的幽默评论：国联的制裁制度实际上已经被“架空”了。(44)

四、结语

斯堪的纳维亚公众，尤其是外交界，似乎从中日战争的较早期就已经清楚地了解了日军在中国的暴行。然而，好像并没有在情感上产生多大影响。这与今天大不相同，如今在大众意识中，南京与诸如奥斯维辛、柬埔寨和卢旺达之类的标志性地名并列。对中国战事的现代观点有所改变的并非只有这一方面。从2l世纪初期的情况来看，1937年发生在中国的事件，尤其是南京的事件，被认为是大规模针对中国平民的暴行，还伴随着备受关注的强奸和大屠杀。1937年底，暴行仍在继续，西方公众更关注针对外国人的个别犯罪行为。他们的选择性关注也反映了同时代人的担忧，导致人们聚焦于空袭和涉嫌使用化学武器。西方道义谴责的重点与日军在华暴行的细节关联并不大，它更担心日本在中国发动无限制战争的能力，会削弱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降低国家间冲突的风险而建立的国际制度。由于不能将对日本发动战争的担心转化为诸如实行贸易制裁之类的具体行动，以国际联盟为主要代表的国际制度，到1937年和1938年已被严重削弱。

注释：

①Chang Iris,The Rape of Nanking: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New York NY:Basic Books),2012.

②参见 Mads,"When Denmark Discovered China," in  et al.(eds.),China and Denmark:Relations Since 1674(Copenhagen: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2001) and ,Tore,Ostindiska Kompaniet(Stockholm: & Widstrand,1976)。

③Dall Mads Henrik,"Danish Trade With China", et al.(eds.),China and Denmark:Relations Since 1674.

④辛德贝格的事迹，参见戴袁支《1937-1938：人道与暴行的见证——经历南京腥风血雨的丹麦人》，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⑤Aahusianer ,"Det  Dannebrog i Kina vajer red Nanking",Aarhus Stiftstidende,March 6,1938.

⑥《贝克-弗里斯致瑞典外交部函》(1937年12月24日)，HP 37 A,VI。(VI指瑞典国家档案馆所藏瑞典外交部档案编号，以HP开头的档案号均为瑞典外交部档案，下同)

⑦F.Tillman Durdin,"All Captives Slain:Civilians Also Killed as the Japanese Spread Terror in Nanking",The New York Times,December 17,1937.

⑧《贝克-弗里斯致瑞典外交部函》(1937年12月24日)，HP 37 A,VII。

⑨《贝克-弗里斯致瑞典外交部函》(1938年2月7日)，HP 37 A,VII。

⑩《贝克-弗里斯致瑞典外交部函》(1938年2月7日)，HP 37 A,VII。

(11)《贝克-弗里斯致瑞典外交部函》(1938年2月7日)，HP 37 A,VII。

(12)"20,000 Ofre for Massakre i Nanking!",Nationaltidende,January 28,1938.

(13)《贝克-弗里斯致瑞典外交部函》(1937年12月24日)，HP 37 A,VII。

(14)《贝克-弗里斯致瑞典外交部函》(1938年1月31日)，HP 37 A,VII。

(15)"Aftermath of registration of refugees at university,"《贝克—弗里斯致瑞典外交部函》(1937年2月26日)，HP 37A,VII。目击者的报告标记为“M.S.B.”，即基督教传教士Miner Searle Bates。该报告还见于Zhang Kaiyuan(ed.),Eyewitness to Massacre:American Missionaries Bear Witness to Japanese Atrocities in Nanjing(Armonk NY:M.E.Sharpe,2001),pp.12-14。

(16)匿名德文报告附于《Bagge致瑞典外交部函》(1938年5月9日)，HP 37 A,IX。

(17)《贝克-弗里斯致瑞典外交部函》(1938年2月12日)，HP 37 A,VII。

(18)" i Nanking:Japanerne myrdede for Fede",Nationaltidende,December 20,1937。原文见F.Tillman Durdin,"All Captives Slain:Civilians Also Killed as the Japanese Spread Terror in Nanking",The New York Times,December 17,1937。

(19)《贝克-弗里斯致瑞典外交部函》(1938年2月12日)，HP 37 A,VII。

(20)《贝克-弗里斯致瑞典外交部函》(1937年9月11日)，HP 37 A,II。

(21)"Japanerne standser et Reuter-Telegram",Arbejderbladet,January 22,1938.

(22)《贝克-弗里斯致瑞典外交部函》(1938年4月29日)，HP 37 A,IX。实际上，匿名日记的作者是费吴生(George Ashmore Fitch)。

(23)《欧斯浩致丹麦外交部函》(1938年3月8日)，173.D.21。丹麦哥本哈根国家档案馆藏，丹麦外交部档案(以数字开头的档案均为丹麦外交部档案，下同)。关于“‘帕奈’号事件”，也见于《瑞典驻华盛顿大使Wollmar Bostrm致瑞典外交部长函》(1937年12月14日)，HP 37 A,V。

(24)参见《瑞典驻东京大使Widar Bagge致瑞典外交部长函》(1937年9月16日、27日)，HP 37 A,III；《贝克-弗里斯致瑞典外交部函》(1937年9月25日)，HP 37 A,III。

(25)《贝克-弗里斯致瑞典外交部函》(1937年10月15日)，HP 37 A,IV。

(26)参见《瑞典外交部致瑞典驻东京大使馆函》(1937年11月12日)，HP 37 A,III；《贝克-弗里斯致瑞典外交部函》(1937年12月2日)，HP 37 A,V。

(27)《贝克-弗里斯致瑞典外交部函》(1938年2月7日)，HP 37 A,VII。

(28)"Engelske  mishandlet af Japanere",Berlingske Tidende,January 3,1938.

(29)《贝克-弗里斯致瑞典外交部函》(1938年2月5日)，HP 37 A,VII。

(30)《贝克-弗里斯致瑞典外交部函》(1938年3月31日)，HP 37 A,VII。

(31)《贝克-弗里斯致瑞典外交部函》(1937年7月21日)，HP 37 A,I。

(32)《贝克-弗里斯致瑞典外交部函》(1937年9月11日)，HP 37 A,II。同时，瑞典驻伦敦和华盛顿的外交代表团的报告提醒瑞典外交部注意西方各国密切关注日本在中国的轰炸程度，参见《瑞典驻华盛顿大使Wollmar Bostrm致瑞典外交部长函》(1937年9月22日)，HP 37 A,II；《瑞典驻伦敦大使Erik Palmstierna致瑞典总理和外交部长函》(1937年10月1日)，HP 37 A,II。

(33)《欧斯浩致丹麦外交部函》(1937年10月28日)，173.D.21。

(34)《中国驻斯德哥尔摩公使馆致瑞典外交部函》(1937年10月13日)，HP 37 A,II。

(35)《贝克-弗里斯致瑞典外交部函》(1939年1月13日)，HP 37 A,XII。

(36)这一话题已在最近几部著作中有所论及，尤其是从英国的视角。参见Susan R.Grayzel,At Home and Under Fire:Air Raids and Culture in Britain from the Great War to the Blitz(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 Michele Haapamaki,The Coming of the Aerial War:Culture and the Fear of Airborne Attack in Inter-war Britain(London:I.B.Tauris,2013); Brett Holman,The Next War in the Air:Britain's Fear of the Bomber,1908-1941(Farnham:Ashgate,2014)。

(37)参见《瑞典传教士Emil Johnsson致瑞典外交部函》(1938年11月19日)，HP 83 Xk,IX。

(38)" japansk propaganda i ",Arbejderbladet,January 22,1938.

(39)《贝克-弗里斯致瑞典外交部函》(1937年10月27日)，HP 37 A,IV。

(40)《欧斯浩致丹麦外交部函》(1938年3月8日)，173.D.21。

(41)《贝克-弗里斯致瑞典外交部函》，HP 37 A,VII。

(42)" ikke japanske Varer!",Social-Demokraten,November 4,1937.

(43)Ottosson Ingemar,Handel under protest:Sverige och Japan  mot andra  1931-1939(Lund:Sekel ,2010),p.294.

(44)Ottosson Ingemar,Handel under protest:Sverige och Japan  mot andra  1931-1939,p.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