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与自由经济均面临危机

民粹主义的兴起是近些年来国际政治光谱中的焦点,远至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近至美欧国家选举或政治发展中“意外”连连,皆被人归咎于此。民粹主义被说成是西方民主危机的集中表现,它的源头始自经济全球化中未获益者不满情绪的上升,这种不满通过公投或选举的方式一浪高过一浪地表达出来,最新也最强烈的一次,就是特朗普战胜希拉里当选美国总统。因此,民粹主义如一把双刃剑,一面指向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发展,另一面指向西方民主制度。

西方政治制度和资本主义形态从来都是并辔而行或者说是一对双胞胎,西方民主制就是自由市场经济在社会领域的一种表达。过去300年来,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与现代民主制度交替推挽着西方社会向前滚动。当以英国为代表的工业生产和贸易模式不再能推动资本主义全球发展时,美国接棒前行,把世界经济推进到了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西方现代民主制也随之达到顶点。

可以说,美式金融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当年总面积达3300平方公里的大英殖民帝国,也没能达到如此的广度和深度。无论国土多大,大英帝国版图都有可感边界,而美国的金融资本主义,在冷战结束后则可谓无远弗届,遍及全球。其他国家即使拥有领土、法律、军队、政府等一切主权形式,但凡美元所及之处,都被不同程度的美式资本主义所覆盖。美国将金融资本主义的能量发挥到了极限,其标志就是全球化。

物极必反。现在,美国推动的金融资本主义出了问题,原因就在于它过度依赖虚拟经济。当全球实体经济每年GDP总规模只有70多万亿美元时,资本全球流动的规模竟高达2000万亿。如此一来,实体经济如何支撑虚拟经济“钱生钱”的游戏?所以,当金融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这种资本主义模式走到尽头时,世界经济也就走到了它的转折点。

与此同时,西方民主制度同样开始了由盛及衰的过程。这套制度在面对封建体制、为追求社会公平正义而战时生机勃勃,但在随后金融资本的贪婪、贫富差距的拉大中,原初的动力和能量慢慢耗尽,现在已俨然是身染沉疴的老人。西方体制内越来越多的政党早已忘记这套体制的初衷,更多考虑如何上台,实现自己的政党利益,其结果就是把原本追求效率的民主制度变成令人绝望的扯皮制度。

面对制度困境,西方国家非但没能抱团修复,反而各自为政越走越远,就连西方一度以为可以“终结历史”的普世价值也因此受到威胁。美国新总统特朗普公布的移民禁令虽然遭遇波折,但它意味着美国未来一定会在普世价值观上向后倒退。因为难民或移民政策的根基就源于西方普世价值。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要素中的后两项,均涉及人的自由迁徙与生存保障。如果特朗普推出严苛政策限制甚至遣返移民,那么美国作为普世价值的灯塔形象将会逐渐坍塌。

更令西方心忧的是,美国在普世价值观上的倒退并非其首创,而是对欧洲的追随。英国脱欧公投的部分原因,就在于英国人想自主制定本国移民政策,拒绝被欧盟尤其是争当欧盟道义旗手的默克尔绑架。在难民问题折磨下,欧盟国家的“反动”思潮愈发强烈,未来不排除更多国家脱欧的可能。如果欧盟瓦解,各国自主制定本国移民政策,那将意味着强调自由流动的申根协定终结,整个西方都会从普世价值观上向后倒退,民主制度的吸引力亦将式微。

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将逐渐被新形态取代

这样一来,西方引以为豪的两个方面都将面临崩盘,一是给西方经济带来长期发达的自由经济模式,二是西方民主制度及其背后的普世价值观。这就是西方现在面临的世纪危机,同时也预示着整个人类社会在300年后又面临新的变局。资本主义主导的时代或将结束,新的社会形态将取而代之,就像300年前资本主义取代封建制度一样。

只是很多人并未意识到这种即将到来的变化,他们认为西方300年来的资本主义理念已经够用,依然习惯性地认为西方人定义的民主、自由、人权等就是人类共同的目标。问题是300年的人类社会实践已证明,民主、自由、人权这套理念过于虚幻,唯一可具体操作的,不过是三权分立、多党制以及票选政治这些在互联网时代明显过时的工具和方式。

互联网的普及,正在改变我们曾经习惯的一切,包括社会制度。它为人类提供了大数据云计算特别是区块链技术等更为精确的工具,因而有利于我们建立更实际也更容易实现的目标。更重要的是,它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都对资本主义体制形成不可修复的冲击,因而给即将取而代之的新社会形态带来破旧立新的机会。

经济方面,互联网在世界经济面临转折的关键节点,提供了可资新社会形态利用的思路和概念。在以往传统社会模式中,国家之间都以你死我活、成王败寇的零和博弈规则争夺利益。但现在互联网时代的经济强调合作协调、互利共赢。为什么“众筹”模式会被发明出来?其中部分原因就在于,这种方式抛弃了投资人和大资本,从而使过去300多年来“资本为王”、由资本决定社会财富最终归属这一人类不公平不正义的历史结束。

政治层面,互联网也为人类社会带来崭新前景。西方民主制度建立之初,资产阶级主要通过两大工具对抗封建王权:一是政党政治,二是报纸传媒。前者是其力量组织模式,后者是其民众动员方式。靠着这二者,资产阶级完成了对封建王权的革命。成功之后,这种模式就构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基本政治模式,其中,政党制和舆论监督是所谓民主制度的两大要素。

但在今天,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经济也是新政治工具,正在逐渐实现对新社会力量乃至全体社会成员的赋权。这里既包含新组织模式又包含新动员方式。这种新工具的出现,使传统西方民主政治模式顿显陈旧。当每个互联网移动终端都是可以随时随地表态的投票器时,四年一次的票选民主,显然已完全跟不上互联网政治的前进速度。

这就是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本身天然支持多元化而非霸权,因为它的特性就是扁平化和去中心化,进而实现去权力化,最终支持的就是多元化和多极化。这种多元化多极化恰是中国的主张。因此,这场大时代的变局为中国提供了机会,我们既不应沉浸于自身传统的老思路中,也不应完全接受西方那一套。这种思维软化状态更有利于新理念的创造和形成。

社会形态一定会继续向前演进,只是任何新的形态或潮流都要有其理论原点。在这一点上,面对未来,善于虚心学习的中国,更有希望。但仅有希望还远远不够,还需有意识地去探索和创造。(作者是国防大学教授、少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