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以来，林毅夫已经习惯于每天早晨7点起床，凌晨12点后离开办公室。他不知疲倦地体味着学术研究的乐趣。“中国现在发展很快，有那么多事情可以做。所以我每天都很充实，没有时间感到疲惫。”林毅夫说。
这位1952年出生于台湾宜兰、并在1979年冒死从金门泅渡回大陆的学者，在北京大学获得政治经济学硕士后，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西奥多·舒尔茨之邀到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4年后他的博士毕业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1986年，林毅夫又到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博士后研究工作。1987年，林毅夫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从西方学成归国的经济学家。11年前，他负责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担任该中心主任至今。
最近，林毅夫开始研读“十一五”规划中有关中国农村的发展战略，撰写的一系列论文重提他呼吁多年的“新农村建设”运动。他的同事卢锋教授说：“让林毅夫读‘十一五’规划，我们一起读林毅夫。”
我的勤奋可能会让你吃惊，但是20几年来，我一直工作精力旺盛，并不觉得累，反而感到其中的乐趣。老子有一句话：“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所以如果把任何理论当真理，都会变得愚笨。中国的市场经济变化如此之快，如果不花时间研究现实经济中的问题，经济学在中国也就失去了真正的意义。
其实早在台湾读书时，我就感到经济学对中国大陆的重要性，自己也充满对研究中国经济的向往，后来我终于鼓起勇气从台湾来到大陆。对当年往事，我并不愿再提，但是对我生命最重要的是，我有机会被北大接纳，并学习经济学。
事实上，我对北大一直有特殊的情感，既使我在美国求学，也时常会怀念北大的未名湖和古朴的校舍。我自己很明白，漫长的留学经历是吸纳经典的经济理论，最终目的是将这些理论应用于探索中国经济发展，并推动中国的学术研究。于是在博士学位典礼前，我就迫不及待地订好了回国的机票。
我一直认为，中国是庞杂而转轨的经济体，所以必须对西方经济学理论进行辩证而审慎的借鉴。1994年我有幸主持成立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心定位在推动北大教育改革，为经济理论政策研究做贡献，并促进国际学术交流。从宏观经济到电信改革、粮食改革、收入分配、WTO、农民问题等等这些中国改革进程的重大问题，都是我们热衷于研究的问题。
我主张实地调查、谨慎研究，也就必须投入更多时间。今年，我正专注于“十一五”期间的中国经济研究和中国新农村经济。我认为，中国经济将在2005年末至2006年上半年出现通缩，这或许与张曙光等国内学者预测不同。在中国经济发展中，通胀和通缩始终是“一线天”，中国经济不仅存在通缩，而且通缩已经提前到来。
现实情况下，积极的财政政策仍然是抑制通缩的主要政策手段。或许在常规看来，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对发展经济“四两拨千斤”，并且可以带动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以投资创造消费需求。我认为，过去几年用财政政策拉动消费符合政府利益，并使政府增加收益，但财政政策有其不可忽视的弊端，只能解决局部问题，不能治本。积极的财政政策只能带动中央财政增长，不能改变县以下财政收入的缺口。目前，全国各县级政府以下开支每年为2500亿元，依靠财政只能解决1000亿元，存在1500亿元的资金缺口。现实情况下，这种严重的资金缺口依然是通过转移支付解决的，而转移支付已经造成了地方政府举债超过8000亿元。所以，“十一五”期间，我们必然不能过分强调财政政策，而需要通过更多的市场机制启动中国庞大的农村消费市场，通过发展农村市场拉动经济增长。
我在1999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第26期上，首先提出了应该由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场以实现农村自来水化、电气化、道路网化为核心的新农村建设，加快农村地区和生活消费有关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启动广大的农村市场。这样既可以刺激国内消费需求，又可以早日从通货紧缩的陷阱中摆脱出来，这是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和缩小城乡差距的一石数鸟的政策。
要真正缩小城乡差距，最重要、最可持续的措施就是减少农民，将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转移出来，从原来农产品的生产者转变成农产品的需求者。这样一方面减少了农产品供给，另一方面又增加了农产品需求，农产品价格就会提高，留在农村里面的农民的耕地面积也会增加，农民的收入就能不断提高。
再者，新农村运动有利于增加就业。我们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多、劳动力相对便宜。当农产品的生产者变化成为农产品的需求者后，可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并通过发展金融、担保机构，为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提供就业机会。
25年前，农村是中国改革的突破口；25年后的今天，中国农村完全可能成为抑制通货紧缩的突破口。我很高兴看到十六届五中全会已经决议，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十一五”期间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主要任务，并把新农村建设的内容扩展为生产、生活、乡风、村容、管理五个方面。我相信这个政策的实施对启动国内市场、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构建和谐社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