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的人情陷阱

从查处的贪官来看，他们之所以沦为腐败分子，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其中有不少是经不住人情考验，或者放纵家属，或者庇护亲朋好友，或者关照身边人，利用手中权力为他们谋取不正当利益，从而滑向腐败的深渊。一旦东窗事发，再回过头来反思，却不难看出不讲原则的人情犹如陷阱，既坑害自己，也损害他人。

 人情陷阱之种种

人情，通常是指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往，本来是很美好的事情，也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风景。但是，如果不能正确对待人情而任其滥觞，就会出现异化现象，从而侵蚀理性与良知，破坏规则与法纪。现实生活中，很多官员因为热衷或迁就于人情，被人情牵着鼻子走，以至于落入人情的陷阱不可自拔，最终堕落为腐败分子。

一般来说，人情陷阱可分为四种，一种是基于血缘关系的亲情陷阱，一种是基于地缘关系的乡情陷阱，一种是基于业缘关系的友情陷阱，一种是基于两性关系的孽情陷阱。

血缘关系是由家庭和家族形成的社会关系，“血浓于水”，血缘相近的人彼此相亲相爱，相互帮衬，合乎人之常情，原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一些官员为了顾及亲情，而漠视党纪国法，竟然放任亲属利用其权力谋取私利，有的甚至直接插手经济活动。如周永康、苏荣等人，他们的亲属利用其影响力大发不义之财；像苏荣这样一家老小携手贪腐绝非孤例，更有甚者，某些官员一旦落入亲情的陷阱，伴随产生“潋滟效应”，形成巨大的亲属腐败圈，什么五叔六舅、七大姑八大姨都牵扯进来，倚仗一棵权力的大树，共同蚕食或鲸吞国家利益。

地缘关系是地域条件形成的社会关系。一般来说，人都曾经出生并生活在某一个地方，同一个地方生活过的人们，彼此都有一种认同，都有一种乡土之情。“美不美故乡水，亲不亲故乡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些民间俗语，反映了中国人心里怀有浓厚的乡土情结。同乡之间相互照应，危难之际出手相助，体现了乡情的温暖。但是，官场与商场上的乡情，看上去温情脉脉，其实带有浓厚的功利色彩。如令计划与“山西帮”，就是借乡情名义，结成高官富商联盟，从而实现利益均沾。所以，很多人跑项目、揽工程上爱打乡情牌，将官员拉入乡情的陷阱，进而滋生乡情腐败。

业缘关系是人类社会化分工的产物。它是以人们的阅历为基础，衍生出各种业缘关系，主要包括同学关系、战友关系、同事关系、朋友关系、同僚关系和上下级关系等。业缘关系非常复杂而微妙，处理得好，彼此之间产生友好之情，处理不好，彼此之间产生对立情绪。良好的业缘关系，可以产生良性互动，有利于团结友爱，有利于促进工作与事业发展。但是，有些官员偏好利用业缘关系拉帮结派，形成小圈子，以便结党营私。如周永康热衷于培植个人势力，先后结成“石油帮”、“秘书帮”等。

两性关系是一种重要人伦关系。饮食男女，是人的自然属性，但是人是有社会性的，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的性要求和性行为必须严格加以控制，人的两性关系也必须克服主观随意性，使之符合社会风俗和法律规范；因此，文明社会选择了婚姻。男女之间一旦缔结婚姻，应该彼此负责彼此忠诚。生活中，一些官员随着地位不断上升，逐渐背叛自己的配偶，迷恋婚外情，以致落入孽情陷阱。一旦陷进去了，他们乐此不疲，多多益善；为了讨好情人，他们会挖空心思捞钱敛财，进而沦为腐败分子。拥有“许三多” （钱多，房子多，情人多）绰号的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即为此类贪腐典型。

人情陷阱之背景

当今社会之所以充满人情陷阱，自然有其背景与原因，亦即与文化传统、社会风习密不可分。现实生活中，那些讲人情搞变通，往往颇受欢迎；而讲原则守规矩，却会招致非议，被视为六亲不认。人们日常办事，首先想到的不是按规矩走正常路径，而是希望于找关系走捷径，甚至在某些地方打官司也会变成打关系。其实，人们并非不想依法依规办事，问题是不找关系不托人情，事情往往难以办成。究其原因，还是讲关系重人情早已深深扎根于世道人心。

中国古代社会为宗法社会，每个人都置身于宗法体系之中，注重血缘关系，讲究等差的爱，尊重地位高的（尊尊），亲近血缘近的（亲亲）。宗法系统之内荣辱与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或者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中国人潜意识里，普遍认为一个人有了权势，为亲属谋好处似乎理所当然，亲属也会心安理得地依附于他，倚靠大树好乘凉。而且，古代圣人也提倡为尊者讳为亲者隐，即便尊者亲者违法犯罪，替他们隐瞒也是合情合理的。如此立足于亲情，视亲情高于王法，折射出这种文化心理会使人被亲情牵制或裹挟，乃至容易滑入亲情陷阱。

结乡党，拉帮派，也是一种文化传统。孔子虽然强调君子不党，但旧式官场却极为讲究地缘关系、业缘关系，并以此组成“山头”或“圈子”。比如旧时科举，同一年考取进士或举人的，无论年龄大小，彼此一律以“同年”相称；主考官或阅卷官被录取的士子视为恩师，录取的士子也会被主考官或阅卷官视为门生；师生之间、同年之间联结为小圈子，在官场或名利上彼此优待，相互照应，相互帮衬，看重的就是同年或师生情分。同乡关系，在旧式官僚眼里更是难得的人际资源。明代权臣严嵩曾在远离权力中心的陪都南京蹉跎20年，嘉靖十五年（1536年），他借进京之机攀附上同乡礼部尚书夏言；夏言入阁当首辅，便推荐严嵩接任礼部尚书；不过严嵩是小人，待他羽翼丰满之后，却把于他有恩的同乡夏言扳倒。时至今日，人们依然热衷于搞“同乡会”、“同学会”，如若借此叙旧增进感情倒也无可厚非，但一些人带着功利目的为之，就可能产生异化现象，从而散发出铜臭味。

中国古代社会亦为男权社会，一夫多妻在古代是合法的，古代男人升官发财之后可以纳妾若干个，妻妾成群被视为富贵的象征。一夫多妻在新中国已然废止，如今没有人敢于公开迎娶多个配偶，但由于人性及文化因素，一些人并不满足于一夫一妻婚姻，尤其是贪官热衷于通奸或包养情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从本质上说，贪官与情人之间并没有爱情，只有赤裸裸的交易，一方贪图对方的美色，另一方贪图对方的权钱。一旦欲求未能充分满足，彼此可能反目成仇，于是贪官谋杀情人、情人举报贪官的现象时常出现；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某个贪官情妇所生育的多个孩子，竟然拥有多个父亲。所以，缺乏纯真爱情而乱搞两性关系，只是落入孽情陷阱而已，为孽情而贪腐，终究会身败名裂。

人情陷阱之避离

不少贪官查处之后，往往后悔当初落入人情陷阱，从而滑向腐败的泥潭越陷越深。的确，外部环境可以影响人的思想与行为，人情无疑是导致贪腐的一大诱因。但是，“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决定性因素仍在于自身。即便人情陷阱无处不在，只要我们坚持原则、严守法纪、保持定力，就不会为人情所困扰，完全能够避离或绕过种种陷阱。

遵循公正原则，坚守做人底线。做人要讲原则，要有底线。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尤其要遵循公正原则，不偏不倚，平等对待他人，应该秉公用权，不以亲疏、远近与好恶而行事；因为官员权力为民所赋，是公器而非私器。共产党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讲究五湖四海和大公无私，若以与我血缘亲疏、关系好坏为尺度，利用公权为自己亲近或喜欢的人牟利，这不仅违背党的宗旨，而且有悖公正原则。当然，官员也是人，也要讲感情，不能六亲不认。但讲感情不能感情用事，不能讲究等差的偏爱、自私的狭隘，不能用公权为个人、家族、小圈子谋取钱财。掌握公权的人，理应讲究公正无私的大爱，平等对待所服务的对象。退一步说，乐于关照亲朋好友也是人之常情，如若利用私有钱财给予关照倒也无可厚非；如若利用公共权力关照他们，则涉嫌违规违纪或违法。而法纪，既是红线，也是底线，绝对不可逾越。所以，做人讲原则守底线，就不会轻易落入人情陷阱。

强化规矩意识，坚持依法办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教育，让大家都明白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哪些事该这样做、哪些事该那样做，自觉按原则、按规矩办事。”党员干部要牢记总书记教诲，自觉讲规矩守纪律，坚持依法办事。面对任何事情，首先要从规则与法律角度考量，合规与违规、合法与非法的界限，选择合乎法律规范的行为方式，依照合法程序办事。当法律规范与个人欲望发生矛盾的时候，要恪守法纪的要求，自觉弱化、转换、调整或放弃某些个人需求或偏好，调节自己的心态和意愿。要正确处理法律与人情的关系，不能徇情枉法。不能将人情庸俗化，把人情作为办事的筹码，拿人情做交易；不能将人情将置于规矩或法律之上，使规矩或法律让路于人情，为人情乱开“绿灯”。

严以修身立德，坚强政治定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严以修身，就是要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风邪气。”修身之本，在于修德。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道德修养，主要体现在政治品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道德情操等方面修养，一个道德高尚的人，随时随地都会慎言、慎行、慎独、慎微、慎友，自觉远离低级趣味，抵制歪风邪气，不为人情所迷惑或困扰，不为人情而触犯法纪。修身立德永无止境，不可能一劳永逸，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我们要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不断补充精神之“钙”，坚强政治定力，做到心中有党不忘恩，心中有民不忘本，心中有责不懈怠，心中有戒不妄为。一旦修成金刚不坏之身，就会拥有超强的免疫力，既不怕任何病毒入侵，也不会落入人情陷阱。

当然，在加强自身修养的同时，更需要改善外部环境，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与文化生态，崇尚君子之交淡如水，淡化庸俗势利的人际交往，让人际关系更加纯洁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