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中美两国旋即结为同盟。当时，中美双方都为自己找到一个称心的盟友而庆幸。然而，这段历史最终留给后人的问题是：战时中美两国的结盟为什么不仅未能促成双方的深入了解和接近，反而最终酿成了两国的长期对立?

一、中美接近的历史背景

在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结盟的历史时，一个基本的背景是：这是两个极为不同的国家在缺乏准备和彼此互不了解的情况下突然开始的一场大规模合作。

直到不久以前，中美关系还并不密切，双方都处于对方对外关系的边缘。同时，横亘在两国之间的巨大历史文化差异就像一道鸿沟，始终是双方交往中难以逾越的障碍。这包括两国各自的历史文化传统，近代以来的民族经历，双方的政治制度、体制以及民族的理想。此刻，尽管两国有着巨大的共同利益，但双方关系的基础仍旧十分薄弱。那时流传的所谓中美“传统友谊”和“特殊关系”只是一个迷梦。

从后来的发展来看，对中美关系影响最大的因素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正处在一场伟大的革命之中，这场革命寻求的目标是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制度更新。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是这场革命的产儿，但双方因政治理念和阶级基础不同而成为竞争对手，国民党站在靠右的一边，共产党站在靠左的一边。对于中国的革命，美国人难以理解。美国人希望的是按照美国政治制度的模式来改造中国。对于美国人的这一套，国共两党各取所需，其实都不接受。

尽管中美双边关系的基础十分薄弱，但一个重要的现象是它们之间经常存在着一个第三者，两国关系的亲疏远近往往取决于双方同这个第三者的关系。20世纪30年代，日本扮演了这个角色。在中美接近的过程中，它是双方考虑的头号因素。中国抗日战争开始以后，相当多的美国人对中国抱着同情的态度。但是，促使中美接近的真实因素并不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美国人的同情心，而是日本在远东的进一步扩张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利益，打破了美国政治家们关注的远东势力均衡。可以设想，如果不是被这样一个共同的敌人推到一起，中美两国在互相接近的过程中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二、抗日战争时期国、共、美三方相互政策的形成

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的对美政策不仅与它们各自对日作战的战略需要联系在一起，而且与两党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各自对战后中国前途的设想联系在一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对中美关系也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其对华政策也包含着战时目标和战后目标。国、共、美三方互不协调的政策导致了同盟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

(一)国民党政府的战时对美政策

抗日战争爆发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对美政策主要有两个目标：一是借助美国的力量解决中日问题;二是借助美国的援助解决国内的共产党问题。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就已明确的这两个目标，在中美结盟之后对两国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1937年七八月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最初，国民政府在外交方面的设想是争取美国与英、法等国合作，对日本实行制裁。那时，国民政府多少还抱着经由美、英干涉和调解，尽快结束中日战争的期望。这一年9月和11月国联大会和九国公约会议相继召开。但在这两个会议上，中国的外交努力均未能奏效。美、英、法等国除对日本发出几声道义谴责外，无意在远东采取任何行动。布鲁塞尔会议期间，上海失守，沪杭地区中国守军随即全线溃败。

1938年上半年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官员们对中日战争和未来国际形势的变化作出了三点重要估计：第一，中日战争将长期化。日本不可能征服中国，中国也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日本。第二，国际局势正日趋紧张，早晚将发生重大变化。届时，欧美列强一定会介入远东。第三，在可能向中国提供支持和援助的国家中，美国是唯一有实力且有可能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采取重大行动的国家。至于英、法、苏等国，它们的大部分力量已受到在欧洲崛起的纳粹德国的牵制，难以在亚洲有所作为。①

根据上述估计，国民政府制定了战时对美政策。这一政策的基本点，按蒋介石的话说，就是“运用英美之力，以解决中日问题”。同时，国民政府决意“苦撑待变”。②1939年1月，在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期间，蒋介石对参会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们说：“罗斯福在明年十月任满以前一定来压制日本”，“这是中日问题解决的焦点”。③

1940年9月底德、意、日三国签订同盟条约，形成了与英、美、法对立的侵略集团。国民党官员们看到了一种更为诱人的前景，即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直接参战。④此刻，蒋介石敏锐地察觉到，中国战场的军事战略价值已经提升。他出人意料地与日本人举行秘密谈判，制造中国将改变外交方向的气氛，以此要挟英美扩大对华援助。10月中旬蒋介石告诉英、美驻华大使，太平洋战争一旦爆发，“英美专恃海空军以谋远东，对日胜利实感不足”，必须依靠中国供给“大量陆军之协助，始克有济”。如果英美不愿与中国认真合作，中国将重新考虑“自己的地位”，以“决定适应此新局面之未来政策”。⑤

蒋介石的这一招果然奏效。罗斯福显然出于担心蒋介石与汪精卫之间正在进行一些活动，要财政部长摩根索立即向中国提供1亿美元巨款。⑥1941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租借法案”之后，美国援华的范围迅速扩大了。5月罗斯福宣称：“保卫中国即是保卫美国的关键。”⑦这意味着美国开始承担支持和保卫蒋介石政府的义务。

蒋介石政府对美政策的另一个重要目标是借助美国的援助，解决所谓的“共产党问题”。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别无选择，暂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此后一年，中共力量迅速壮大。国民党右派惊呼：中共“已造成党国莫大隐忧”。⑧1939年初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通过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等一整套具体的政策措施。自此，国共关系开始恶化。当年年底，国民党顽固派掀起抗战期间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1940年7月英国关闭滇缅公路后，国民党内的妥协气氛空前高涨，亲日、亲德分子十分活跃。为了克服严重的投降危机，遏制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气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日军发动了长达四个月之久的攻势作战，即“百团大战”;与此同时，在华南的新四军击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大规模进攻。这两个军事行动暴露了共产党武装的实力，不仅引起了日军的大规模报复作战，也促使国民党再次采取反共行动。这一年10月中旬蒋介石告诉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国民政府“至今已不患日寇敌军之侵略”，“所虑者惟中共猖厥”。他声称，如能获得美国的大批经济、军事援助，“则中共无所施其技矣”。⑨1941年初国民党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在安徽南部围歼了中共新四军军部。

皖南事件发生后，美国十分担心中国会重新陷入内战。罗斯福于2月派遣劳克林·柯里以总统特使的身份访华，并带给蒋介石一封信。在这封信里，罗斯福表示希望国共双方能够“消泯歧见，更密切地合作，以利于对日作战的共同目标”。⑩这是美国介入国共矛盾的开端。对此，蒋介石的答复是：国民党的抗战负有“双重使命”，“一方面须驱日军于国境之外，一方面复需阻止共产主义在国境之内蔓延”。11

尽管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蒋介石政府已走上全面依靠美国的道路，形成孔祥熙所谓“我于外交、军事、经济各端，莫不集目标于华盛顿”的局面。12但是，蒋介石并不打算让美国人按照他们的需要来决定自己的命运，而是打算运用美国的力量实现自己的内政和外交目标。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最后几个月里，蒋介石已不再把日本看作是最危险的敌手。他声称：在这次战争中，“只希望能照九国公约获得光荣之和平，并不想根本消灭日寇;犹冀其最后之有觉悟”。他认为，在国民政府军力未充实之前，“敌寇如全被消灭，则于东亚全局言，并不有如何之利益耳”。13根据蒋介石的设想，中国的外交战略是：“第一，以利用美、英、俄援我抗战之声势，而使敌对我求和……以解决中日战争事……第二，和平之后，再利用中日合作之声势，而使英、美、俄皆能对我切实合作……达成我抗战最后之目的。”14珍珠港事件后，蒋介石如释重负。他极为得意地说：英、美“视中国为无足轻重，徒利用我以消耗日本之实力。今日本果闪击英美，我国对之，更无足为歉也。我国抗战……危险已过大半。往者美国限制日本，不许其南进北进，独不反对其西进。而今则日本全力侵华之危机不复存在了”。15

(二)中共战时对美政策

自建党之初，中共就把美国视为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之一。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建立之后，美国又被中共视为国民党反动势力中亲英美派的后台。然而，当日本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之后，中共开始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观察美国，认为美国有可能成为世界反侵略的力量。

1935年秋中央红军结束长征，抵达陕北。此刻，日本正加紧在华北的扩张，中国国内抗日情绪高涨。面对这一形势，这一年年底，中共中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其基本原则是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日本侵略中国。

在统一战线原则指导下，中共调整了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在对内政策方面，中国共产党放弃了推翻国民党政府的立场，主张通过民主改革实现社会进步。在对外政策方面，中国共产党放弃了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重新制定对待帝国主义国家的策略，提出“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和平阵线相结合的任务”。毛泽东解释道：“这就是说，中国不但应当和……苏联相联合，而且应当按照可能，和那些在现时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对新的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16

统一战线政策的另一个基本原则是坚持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地位。在内政方面，这主要是在与国民党合作时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和自主权。在外交方面，这种独立自主首先表现在对待外援的态度上。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根本方针和国民党相反，是在坚持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而不是如同国民党那样放弃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去依赖外援。”17同时，他还强调中共将根据各国的“战时表现”来制定具体的外交政策。18

中国共产党的对美政策就是从上述统一战线政策指导下制定的一般外交原则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毛泽东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持乐观态度。他认为，中美两国在反对日本侵略和扩张的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1936年底在和斯诺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把美国称作“反战国家”，并说“形势注定美国政府要对中国和日本的未来起非常积极的作用。我们希望并且相信，他们将同中国人民结成统一战线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19此后，毛泽东还估计，美、英等国为着自己的利益，将反对国民党的对日妥协倾向，并“暂时地赞助中国的统一与和平”。20因此，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毫不犹豫地提出：“立刻实现抗日的积极外交……同英美法苏等国订立各种有利于抗日救国的协定”，赞成国民政府在抗日方面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反侵略国家合作。21

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对美政策是：首先，要求美国赞助中国抗战，制止国民党的妥协投降活动，反对美日妥协;其次，要求美国赞助中国的内部团结，促进中国的民主改革，反对美国支持蒋介石的反共分裂活动。这一政策的重点在于借助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影响，维护国内团结，保障中国自身的抵抗能力。

最初，中国共产党的对美政策主要是通过有关国际问题的各种宣传活动表现出来的。由于中共与美国政府之间没有任何联系，美国援华抗日的政策一时尚不明确，因此中共很难掌握罗斯福政府的真实意图。从1940年7月以后，美国援助中国、制裁日本的立场渐趋明朗，中国共产党的对美政策也日益明确。毛泽东指出，在处理国际问题的时候，不仅应注意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区别，而且应当注意英美与德意的区别。22在英美赞助中国抗日时，不应去反对利用英美的外交。23

1940年冬国民党积极准备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并四处散布和谈空气。11月16日毛泽东电示周恩来，为了制止投降分裂，目前不但共产党、中国人民、苏联这三大势力应当团结，而且应该与英美作外交联络。24中共驻重庆代表团随即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多次与美国驻华使馆联络，希望美国协助制止国民党的反共活动。尽管这些努力未能奏效，但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主动采取措施争取美国，以期牵制国民党的反共妥协活动。

1941年2月14日在重庆访问的罗斯福总统特使劳克林·柯里与周恩来会面。这是一位重要的美国官方人士与中共领导人的第一次会晤。柯里表示，美国的政策是赞助中国统一，不愿内战扩大，主张国民党政府实行改革。25通过这次谈话以及随后几次与美国人士的接触，周恩来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的政策是力图控制中国以牵制日本，为此美国不会赞成中国内战扩大。由于美国人对中共的抗战态度及各项民主政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周恩来认为中共在外交方面将有广阔的活动余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立即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和《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26这两个文件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对美政策出现了十分积极的变化，美国在中共国际统一战线政策中的地位已明显上升。中共承认，“英、美及太平洋各国的抗日战争是正义的解放战争”，主张“中国与英美……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强调“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对英、美的统一战线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中共中央要求：“中国共产党应该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以增加英、美抗战力量，并改进中国的抗战状况。”这种合作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消灭日冦”，取得“中国民族解放的必要前提”;二是促使“中国内部团结一致，改革政治军事，积极牵制打击敌人，积极准备战略反攻”。

此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以积极的态度争取美国舆论的同情。中共领导人也多次向驻华美军官员表示，愿意在战争期间与美军合作抗日。但是，太平洋战争初期中共的这些努力并没有引起美国政府的积极反响。

(三)美国战时对华政策

美国的对华政策是随着日本的扩张不断升级而从消极转为积极的。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美国虽提出“不承认主义”，但实际采取袖手旁观的政策。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之时，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盛行，罗斯福总统虽对中国有所同情，但难以在亚洲采取行动。直至1940年底，美国政府只采取了一些有限的援华措施以遏制日本的扩张，对中国提出的结成某种形式的联盟以抵御日本侵略的建议充耳不闻。

1941年日本向东南亚扩张的态势已十分明显，美国对华政策终于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租借法案”。5月罗斯福宣称：“保卫中国即是保卫美国的关键。” 直到这时，美国才开始考虑较为积极的援华计划，但为时已晚。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向中国提供援助的能力受到极大削弱。“先欧后亚”的战略和中国实际处在美国所有运输线中最漫长且最细小的一支末端，这使得美国的援华承诺难以兑现。

在美国参战后的头两年里，罗斯福政府的对华政策渐趋明确。它包括两个目标：第一，有效地共同对日作战;第二，在战时和战后把中国建成一个“大国”。27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美国采取了支持蒋介石的方针，希望通过向国民党政府提供援助、给中国以“四大强国”之一的国际地位来支持其继续执政，以保证战后中国有一个亲美的政权。

当时，美国对中国复杂的现实和国、共两党的情况尚缺乏足够了解。蒋介石是中国合法政府的领袖，是美国公众熟知的中国人，这是罗斯福政府选择支蒋的重要原因。同时，美国人又对他有所不满，试图鼓励他实行改革，使中国向自由政治过渡，以避免内战。对于中国共产党，那时虽已有一些美国记者和其他人士有所报道和接触，但总的来看美国对中共的了解更为有限。从美国两党制的观念看，中共作为反对党存在并非不可;但中共毕竟是亲苏的，这就使得美国必须阻止中共在同国民党的竞争中取得优势，并防止战后苏联在远东进行扩张。

在中国的现实面前，罗斯福政府设想的对华政策难以实行。这首先是因为蒋介石自有打算。他只接受美国人的金钱、武器，却不愿全力以赴地对日作战，并拒绝一切关于改革的建议。结果，美国的实际目标变成了“维持中国继续作战”，中国的“大国地位”徒有其表。为防止国共冲突，美国不得不更深地卷入国共矛盾。虽然当时中共希望与美国发展合作关系，但美国政策的重点始终是扶持蒋介石政权。按照周恩来的概括，美国的战时政策是“扶蒋用共”，而到了战争末期和战后则转为“援蒋压共”。28

比较战时国、共、美三方的基本政策可以看出，三方虽在抵抗日本的侵略和扩张方面具有共同利益，但还各有不同的考虑和目标。三方政策的深层次方面充满矛盾且难以协调，这就注定中美结盟之后的合作道路将充满坎坷。

三、同盟内部的合作、矛盾与斗争

良好的战时合作总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但诸般条件几乎都是中美两国间所欠缺的。中美同盟面临的问题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对日作战和中国内争。在对日作战方面，两国间的合作基本是分开进行的，一方面是美国与国民政府的合作，另一方面是美军与中共的合作。其间虽各有矛盾，但只是限制了合作的顺利开展与合作的范围;而美国对国共矛盾的斡旋则使三方关系紧密纠缠在一起，最终形成了一个难以解开的死结。

(一)国民政府与美国的军事合作

首先，双方对结盟缺乏准备。与美国结盟是国民政府追求了几年的目标。当这一目标突然实现时，人们发现，除了索要租借物资和贷款的清单之外，国民政府并没有认真考虑合作所需应付的各类问题，似乎结盟本身就是最终目的。在美国方面，其积极的援华计划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才提出，但为时已晚。

其次，在战略方针上，双方无法取得一致意见。美国面对两个敌人，坚持先欧后亚，而国民政府始终希望美国能优先打击日本。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两国的性质、实力、体制和内部政治状况完全不同。在这四个因素之中，以往的文章多强调第一点，即两国的性质不同，两国间存在着政治上的不平等状态。这一点的确对战时的中美关系有所影响。不过，我认为就双方合作的实际情况而言，后三个因素，即由两国实力悬殊、体制难以衔接，特别是中国内部的不统一状况所造成的影响更为直接。

最后，两国的合作不仅面临着“硬的”难题，还存在着“软的”困难，即中国人和美国人在合作时难以沟通，互不理解，互不信任，甚至连对方的一些基本情况都弄不太清楚。在这个“软的”困难中，我们看到了两国历史文化差异带来的影响。虽然要说明它在某个问题上所起的具体作用是很困难的，但它就像在一部本来就运转不灵的机器中又加注了摩擦剂。

具体说来，国民政府与美国的矛盾突出表现在史迪威的军事指挥权与租借物资分配权的问题上。中美结盟后，蒋介石主动向罗斯福提出，请求派一位美国将军担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参谋长。问题出在双方用人的标准很不一样，对这一职位的设想也很不一样。

在致罗斯福的电报中，蒋介石就参谋长的人选开列了以下三个条件：一是为“罗总统……亲信之高级将领”;二是“阶级需在中将以上”;三是“不必熟悉东方旧情”。29对于最后一条，国民党堂而皇之的解释是，派遣以往在中国住过的人回到中国，这如同去提醒中国人过去蒙受的耻辱，况且这种人对中国气指颐使惯了，难以改变。30按照这个标准，史迪威算不上是个合适的人选。

可是，按美国的标准，史迪威几乎是唯一适当的人选。美国政府的决策人物选中史迪威也有三个原因：一是“他对中国有透彻地了解”，是“一位非常有助于我们解决今后问题的人物”;二是他是一位“深谋远虑”的将领，能够胜任独当一面的工作;三是他是“一位卓越的会打仗的人”，唯有他“能提高中国军队的素质”。31

不同的用人标准与双方的不同需要和不同体制是联系在一起的。从国民政府的角度看，蒋介石需要一名美国将军担任参谋长，一是为了开辟一条通向白宫的特殊渠道并使中美合作有一个政治象征，二是由一个美国人出面较易处理中英之间的麻烦，三是这将有利于国民党获取租借物资。与此同时，蒋并不打算给任何一位派遣来华的美军将领以率兵打仗或参与其他事务的实权，32而中国军队的参谋长正好是个权力有限的半虚职，类似旧时出谋划策的谋士，诸般事宜皆需统帅做主。

从美国政府的角度来看，美国派往中国的高级将领必须是一个能领兵打仗的人而不应当是一个谈判代表或物资供应官，同时与中国合作也需要由一个高级将领统揽一切在华事务，如分派两人管理反而会降低效率，产生不必要的矛盾。与中国军队的情况不同，在美军中，参谋长一职握有很大的实权，总统并不过问一般的军务。史迪威所受的教育和训练又使他习惯于按明确的目标和分明的权、责来发挥主动性，这就招致了无穷的麻烦。

不同用人标准引起的主要问题是，美国人认为一个适当人选所需具备的重要条件恰恰是蒋介石所不需要的，而蒋认为最重要的那些条件恰恰又是美国人认为毫无用处的。不同安排所引起的主要问题是，按照美方指令，史迪威有好多顶帽子：他既是蒋介石的美国参谋长，又是美国援华租借物资的总监督，以后又是中缅印战区的美军司令、东南亚战区司令蒙巴顿的副手，等等。不同场合史迪威戴不同的帽子，经常替换，这使得蒋介石完全无法控制他。最使蒋介石感到恼火的有两点：第一，从名义上说，史迪威是蒋的参谋长，必须服从蒋的命令，但在所有重要的军事会议上他又是美国政府的代表，当他和蒋发生争执时可以不听取蒋的意见;第二，蒋介石原想通过史迪威建立一条索要租借物资的便利渠道，直接通往华盛顿，但没想到有了史迪威反生掣肘。史迪威坚持说，他作为美国总统的代表有权按自己的意见分配援华物资，而他作为蒋介石的参谋长的职权内“唯并不包括获取器材在内”。33

中美结盟不久，这些矛盾就暴露出来，并不断发展，以后由于牵涉中共军队而变得更加敏感和尖锐。世界战争本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在一个联合战区内，由一位盟国将军担任中国军队的参谋长以便协调各方原无不可，但结果是中美政府之间的争执从此开始，而真正的协调一致却从未出现过。最终，蒋介石虽迫使美国撤回史迪威，但国民政府与美国之间的信任关系受到极大损害。

(二)中共与美国的军事合作

美国与中共的军事合作是在其与国民政府的军事合作问题丛生且国民党军队于1944年春夏出现大溃败之际才开始的。美军与中共军事合作的开展，促使中共领导人提出了更为积极的对美政策。但事实上，美军与中共合作的时间不长且范围有限，其进展与停滞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斡旋国共关系情况的影响。

1943年国民党政权已变得十分虚弱，国共矛盾也更趋尖锐。这种情况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深切关注与忧虑。这一年9月罗斯福表示，他担心在打败日本后国共可能重新发生全面冲突，而美苏各站在一边进行干预。为了避免发生这种情况，罗斯福想促进国共达成协定，还想促使中苏订立协定。3411月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两次同蒋介石讨论中共问题。他要求蒋介石“在战争期间就与延安的共产党人组成一个团结政府”。351944年初罗斯福又接受了戴维斯的建议，要蒋介石允许美军观察组访问中共地区。361944年7月至8月“迪克西使团”抵达延安，建立了美国官方与中共最高领导的直接联系。与此同时，陈纳德的空军第十四航空队也主动与新四军五师联络，要求中共部队提供军事合作。

美国政府主动与中共建立联系以及美军在对日作战中有求于中共部队的情况使中共领导人十分兴奋。单是这些事态本身就破坏了国民党对中共的长期封锁，扩大了中共在国内外的影响，改善了中共的外交处境。中共中央认为，美军观察组的到来是中共外交工作正式开始的标志。为了表示对美军观察组的重视，毛泽东亲自修改了《解放日报》的社论，在原稿标题“欢迎美军观察组”之后加上了“战友们”三个字。在这篇社论中，毛泽东指出：美军观察组的到来“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37

形势的迅速变化促使中共领导人全面地考虑与美国的关系，制定更加积极的对美政策。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从中可以看出中共对美政策又有了新的发展。第一，确认发展与美国的关系是中共当前外交工作的中心。在美、英、苏三个主要盟国之中，美国是与中国抗战事业最密切的国家。第二，明确地提出争取与美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任务，中心内容是抗日与民主合作。为此，中共应该首先争取实现与美国的军事合作，随后有可能实现文化合作、政治合作与经济合作。第三，提出了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继续国际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开始把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美国发展合作关系作为一项长期政策加以考虑。

在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后，为了争取实现与美国的军事合作，中共中央提出了“放手与美军合作”的方针，并作出了相当具体的安排，包括供给美军敌方情报、组织营救美国飞行员、批准美军在中共部队辖区设立电台、建立通讯网等。在获悉美军可能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之后，中共中央多次致电新四军，强调向南发展的战略方针，并指示为配合美军登陆作战应加紧在沿海地区部署部队，广泛发展游击战争及准备大城市武装起义。

在向美军提供合作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公开要求美国按抗日战绩和抗战能力分配盟国援华物资。38毛泽东也在同美军观察组成员的谈话中指出，应把武器给予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中国抗日军队，只把武器给国民党实际上是干涉中国内政。39

在1945年春季之前，中共与美军的合作基本是顺利的和良好的，主要内容是中共向美军观察组提供各种情报，美方并未提供中共所希望得到的武器装备。双方合作进展不大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那时美国已放弃了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登陆的作战计划，不再需要那里的中共部队配合作战;二是蒋介石始终反对向中共部队提供任何武器装备。1945年春季以后，由于美国的政策明显转向扶蒋压共，中共逐步减少向美军提供情报，并最终决定停止双方的军事合作。

(三)美国对国共矛盾的斡旋

1944年秋季美国开始介入国共谈判，这对战争后期的中美关系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决定这次谈判成败的关键问题是能否在中国建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

中共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设想由来已久。早在1937年5月，毛泽东就提出了有关民主政府的一些基本构想，但当时未用“联合政府”的称谓。401944年9月5日中共代表在国民参政会上公开提出建立联合政府主张，是把它作为中国人民政治斗争的一个现实目标。41中共认为，在战胜日本之后，中国要实现和平、统一，就必须实行民主改革，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一个有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参加且能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联合政府。在关于联合政府的谈判中，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基本要求是：国民党应当承认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合法地位，允许它们在平等的基础上参加国民政府，设立一个共产党充分参加的联合统帅部以统辖中国的一切抗日武装部队，并公平合理地分配来自盟国的军援物资。42

蒋介石始终反对建立联合政府。他认为“组织联合政府，无异推翻政府”，这是共产党和平夺权的“最后一步”。43国民党政府接受美国调解的主要目的是借助美国的压力，以和平的方法解除共产党的武装。在谈判中，国民党的反建议是：中共必须首先交出武装，“竭诚拥护国民政府”;此后，国民党可以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并愿从中共的高级军官中遴员参加军事委员会。44这一反建议实际是国民党的一贯主张，中共当然不会接受。周恩来告诉赫尔利，在国民党的所谓新方案里面，“不可能找到基本的共同基础”。45

国民党拒绝接受联合政府的建议是毫不奇怪的，因为它几乎完全没有以和平的方式维持统治的经验与能力。在这个党几十年的历史上，它从未获得过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它对中国的统一，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它自身的统一，主要是依靠武力实现的。本来，抗日战争为国共双方提供了同样的机会来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但由于国民党的保守和腐败，使它无法在这方面与共产党竞争。抗战后期，国民党的统治更加虚弱。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显然感到，如果允许共产党与国民党和平竞争，国民党很可能丢掉政权;而他利用现有的军事优势以及美国的支持，在战后与共产党的较量中还有获胜的可能。

在关于联合政府的谈判中，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政府的立场是建立一个以国民党为主，但容纳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国民党作出政治让步，而共产党交出军队。但是，他并不真正了解国共不同主张所包含的实质性差异。1944年11月10日赫尔利在延安与毛泽东共同签署了五点协议草案，表示赞同共产党的主张。46但当蒋介石拒绝接受这个草案之后，他又改变了态度，企图压服共产党接受国民党的反建议。赫尔利相信，他的使命就是防止国民政府崩溃，支持蒋介石并帮助他统一中国军队。47由于赫尔利倒向蒋介石一边，国共谈判立即陷入僵局。

在谈判陷入僵局之后，中共面临两种选择：一是提出折衷方案，继续谈判;二是坚持原来主张，在蒋介石与美国愿意作出让步之前不急于恢复谈判。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分析了形势之后采取了第二种方案。他们认为，美国目前的政策是利用中共的力量挽救在日军打击下摇摇欲坠的蒋介石政权，意在扶蒋而不是真正打算与共产党合作。退居西南一隅的重庆政府十分虚弱，已不能代表中国抗战的全局。此时，如果中共与国民党妥协，加入未经彻底改组的国民政府，仅仅对蒋介石个人有利而无补抗战大局。当时，中共领导人预计抗日战争仍将持续一至两年。在此期间，国民党的力量将进一步削弱，中共的力量将进一步加强，大后方的民主阵线也将形成。只有到那时，美国才会真正重视共产党，认真考虑同中共合作的问题，蒋介石才会被迫同意组织联合政府。

根据这个分析，中国共产党决定采取不向美蒋妥协，但不与美国搞僵的策略，等待时机成熟再建立联合政府。12月12日毛泽东、周恩来电示留在重庆的王若飞：“我们毫无与美方决裂之意”，但“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利益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481945年初在赫尔利的再三请求下，国共虽恢复谈判，但双方都无意作出让步。

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会议上协调了对华政策。最初，中国方面特别是中共并不了解有关情况，但此后国际国内的一些动向却反映出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面对时局的不利变化，中共也很快调整了自己的对美政策。

这一年4月初赫尔利在华盛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称：美国政府全力支持蒋介石政府，而不支持任何军阀或武装的政党。稍后，美国又发生“美亚事件案”，主张与中共保持友好关系的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及其他五人以通共间谍罪被捕。这两个事件，对中共领导人来说，不啻是美国对华政策调转方向的明显信号，引起了中共对美国政策的批评。49其次，种种迹象表明国民党正在加紧部署反共军事行动，而这与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向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共领导人看到，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越来越明显地造成了中国内战的危机”;美国“全力扶蒋”后，国民党虽表面“故作缓和”，但“准备内战益急”。50最后，美、英、苏三大国之间的矛盾已初露端倪，特别是英帝国主义对希腊人民革命运动的武装干涉更为中共领导人敲响了警钟。

这一年4月至6月，在时局转换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举行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提出战后中国面临两种前途：一种可能是爆发内战;另一种可能是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改革。在预测战后形势的时候，他指出：日本倒台，这是一个变化，这个变化于我有利;但是还有另一个变化，那就是中国将成为美国的半殖民地。他多次警告说：由于美国的政策转变为“联蒋抗日拒苏反共，企图全面独霸东方”，战后中国不仅存在着内战的危险，甚至还存在着美国武装干涉的危险。全党必须准备应付这种最困难的局面。要用各种方法防止内战，揭露内战，内战愈推迟愈好;同时，要用各种方法避免美国军事干涉的出现，万一发生了，要有理有利有节。51

中共针对形势的变化，主要采取了三项措施：首先，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抨击美国的政策，强调专门援蒋必会助长内战危险，只有扶助中国民主力量，才能战胜日寇，制止内战，取得战后和平。52毛泽东也亲自撰写了《赫尔利与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评赫尔利的政策的危险》等几篇文章。其次，中共暂时停止了一直是单方面向美军提供的合作。采取这一对策的动机就是要抓紧美军对日作战如无中共部队配合则不能缩短战争减少牺牲这一点，逼迫美国政府重新考虑对华政策。53与此同时，中共最重要的措施是扩大武装，扩大根据地，加强大后方的工作，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进退有据。中共中央在6月17日发出的一封电报中说得很清楚：“须知美国现行政策，是确定了的，不到山穷水尽，不会改变”;“蒋的内战方针是确定了的，除非我有力量胜过他，才能制止之，此外，敌人打败他，国际干涉他，都不归我管”。54

抗战行将结束之时，中共与美国发生尖锐的矛盾，其直接原因是赫尔利在斡旋国共关系时采取了支持国民党、压制共产党的立场。然而，这并非赫尔利的个人选择，而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重点从战时转向战后必然引起的变化。

1945年8月15日，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时，一切尚未定格，但中美同盟中存在的种种矛盾已预示了两国关系的阴暗前景。

*本文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际视野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资助，项目批准号：13@ZH028。

【注释】

①张其昀：《党史概要》第3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9年版，第972、973、980、1143、1144页;台湾外交问题研究会(编印)：《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四)：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1966年，第10—13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报稿》，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页。

②张其昀：《党史概要》第3册，第913页。

③张宪文：《中华民国史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43页。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报稿》，第73—74页。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报稿》，第76—78页;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537页。

⑥Morgenthan Diaries (China) (《摩根索日记(中国)》)，Washington D. C. DaCapo Press， Inc， 1965， Vol. I， pp. 243—250。

⑦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印)：《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1957年，第99页。

⑧张宪文：《中华民国史纲》，第543页。

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报稿》，第79—80页。

⑩董显光：《蒋总统传》，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社1962年版，第455页。

11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第1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558页。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报稿》，第79—80页。

13张其昀：《党史概要》第3册，第1153页。

14同上，第1152页。

15同上，第1194页。

16《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3页。

17《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5页。

18《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7页。

19同上，第130页。

20《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4页。

2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1936—1938)，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7页。

22《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65页。

23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102页。

24同上，第120页。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03页。

2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1941—1942)，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48—252页。

27Memoirs of Cordell Hull(《赫尔回忆录》)， New York， Mecmillan， 1948， Vol. I， p. 1257。

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南京市委员会(编)：《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29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第3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99页。

30费正清：《中国之行》，赵复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58页。

31巴巴拉·W·塔思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陆增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43、465页;福雷斯特·C·波格：《马歇尔传(1945—1959)》，施旅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44页。

32杜聿明曾告诉英国人，那位美国将军(指史迪威)只当是让他指挥军队，其实并非如此。我们中国认为，让美国人继续参战的唯一办传是给他们一些名义上的指挥权。照这样办，他们就不会造成多大危害了。见巴巴拉·W·塔思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第382页。

33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第3册，第5页。

34Sumner Wells， Seven Decisions that Shaped History(《形成历史进程的七个决定》)， New York， 1951， pp. 151-152。

35Elliott Roosevelt， As He Saw It(《罗斯福见闻秘录》)，New York， 1946， pp. 152-164。

36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 Diplomatic Papers， 1944， Vol. VI， The Far East： China， Washington DC， 1967， p. 329.

37《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载《解放日报》1944年8月15日。

38《延安有资格人士评论：盟国援助物资分配问题》，载《解放日报》1944年9月15日，第1版;周恩来：《如何解决(双十节讲演)》，载《解放日报》1944年10月12日，第1版。

39John S. Service， Lost Chance in China(《在中国失去的机会》)，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75， p. 301。

40《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6—257页。

41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第240—241页。

42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印)：《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42页。

43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第272页;蒋中正：《苏俄在中国》，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6年版，第436页。

44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印)：《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43页。

45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第256—257页。

46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印)：《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42页。

47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印)：《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39页。

48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第258—259页。

49参见《我们的坚定而明确的态度——评赫尔利将军谈话》，载《新华日报》1945年4月5日，第2版;《从六人被捕案看美国对华政策的两条路线》，载《解放日报》1945年6月25日，第1版。

5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623页。

51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记录，1945年6月2日。

5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624页。

53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1945)，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79—180页。

54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册，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807页。

章百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Zhang Baijia， Party History Research Center，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