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王邦采在《离骚汇订•序》中说：“洋洋焉洒洒焉，其最难读者，莫如《离骚》一篇。而《离骚》之尤难读者，在中间见帝、求女两段，必得其解，方不失之背谬侮亵，不流于奇幻，不入于淫靡。”的确，关于《离骚》“求女”喻义，异说歧解甚多，似乎已成不解之谜。概言之，大致有十说。

第一，“求贤臣”说。以王逸《楚辞章句》为代表而首创其说，王逸注“哀高丘之无女”云：“女以喻臣”，“无女，喻无与己同心也”；注“相下女之可诒”云：“言己既修行仁义，冀得同志，愿及年德盛时，颜貌未老，祝天下贤人，将持玉帛而聘遗之，与俱事君也”；注“求宓妃之所在”云：“宓妃，神女，以喻隐士”；注“留有虞之二姚”句云：“屈原设至远方之外，博求众贤”；注“吾将上下而求索”句云：“吾方上下左右，以求索贤人，与己合志者也。”要之，王逸以为“叩阍”、“求女”二节皆为求贤。《文选》吕向注“无女”云：“女，神女，喻忠臣也。”洪兴祖《楚辞补注》云：“《离骚》多以女喻臣”。钱杲之《离骚集传》云：“女喻贤臣可配君者”。闵齐华、刘梦鹏、戴震亦持此说，今之学者，从此说者亦多，如詹安泰《离骚笺疏》谓“以女比喻居高位的贤者”，姜亮夫《楚辞通故》云，“‘哀高丘之无女’谓楚国无贤臣”；“以有娀佚女喻贤臣”。王泗原《楚辞校释》注“高丘无女”云：“女，美女，以喻贤者”。

第二，“求君”说。又分为“求楚君”说与“求九州贤君”说。明人提出“求楚君”说，陈与郊《文选章句》云：“哀女，哀无君也。今曰反顾楚焉则可，可云哀楚之无臣乎?”注瑗《楚辞集解》云：“女，神女，盖以比贤君也。”“屈子之意直取佚女之美以喻贤君耳。”此处“贤君”，即指楚君。清代奚禄诒《楚辞详解》云：“高丘之无神女，断指君说，怀王留秦未返也。下面宓妃有娀二姚皆帝室之女，皆喻怀王。”刘永济《屈赋通笺》以为“求女”见拒隐喻诗人对怀王“再三求悟君心之事，言中必有物。”蒋天枢《楚辞校释》注“高丘无女”云：“此女字与下文‘相下女’及第三部‘岂惟是有女’之‘女’义同，皆谓顷襄。”林明华认为，“叩帝阍，求佚女，表现了诗人想再说楚王，重组班子，以图东山再起的意图”(《论<离骚>的对照艺术》，《文学遗产》1991年第2期)。潘啸龙则发挥王树楠《离骚注》的论述，认为诗中的“求女”，实际上明显地分为“上”、“下”两层。“上叩帝关以至‘哀高丘之无女’，其所喻指当为入秦被拘前的怀王。因为他后来‘客死’升天，故以‘上求’为喻。下求‘宓妃’等，则喻指继立的顷襄王，在他登位之初诗人当曾寄予希望，故以‘下求’为喻”(《<离骚>疑义略说》，《荆州师专学报》1995年第3期)。至于“求九州贤君”说，则始创于朱熹，其注“往观四荒”云：“将往观乎四方绝远之国，庶几一遇贤君。”注“高丘无女”云：“女，神女，盖以比贤君也。于此又无所遇，故下章欲游春宫，求宓妃，见佚女，留二姚，皆求贤君之意也。”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注“四荒”云：“举天下而言。”注“高丘无女”云：“女，神女，喻贤诸侯。”注“闺中既以邃远兮”则云：“闺中兼指上帝神女言，比四方之贤君也。”杨成孚认为，“探讨‘求女’的确解，不能注目于楚，只能放眼九州，在以周天子为首、诸侯为上下纽带的尊卑序列中求解”，以为“‘求女’喻求九州贤君、贤诸侯为确解”。进而明确，此说宜泛指而不可确指，陈远新指为“喻往西周”，李光地以为“指西海以为期”乃赴秦求贤君，皆为空凿附会之见(《<离骚>“求女”解新论》，《南开学报》1995年第5期)。

第三，“求贤妃”说。明代赵南星《离骚经订注》云：“昔者幽王信用褒姒，谗巧败国，其大夫伤之，思得贤女以配君子，救作《车轄》……屈原患郑袖之蛊，亦托为远游，求古圣帝之妃以配怀王。”钱澄之《屈诂》云：“是时楚宫南后、郑袖并宠于王，袖与靳尚辈表里惑君，后不之问，谗与佞比，此王所以终不悟也。故思得贤女，正位宫中，以废嬖而沮谗也。”清人贺宽、林云铭、鲁笔、林仲懿、夏大霖、屈復、顾天成，直至今人陆侃如、高亨《楚辞选》、姜亮夫《楚辞今绎讲录》、陈子展《楚辞直解》均从此说。

第四，“求君臣”说。此说亦导源于王逸，注“勉升降以上下兮，求榘之所同”云：“言当自勉强上求明君，下索贤臣，与已合法度者，因与同志共为治也。”梅曾亮《古文词略》“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称恶”前，乃“言君之不可求，而归罪于左右之蔽彰，此下言所以通君侧之人。”游国恩《离骚纂义》则糅合二说，于“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句下按云：“二语分承上文见帝、求女两段，结出本意也。盖上既以帝阍见阻者，喻君门之难返；复以求女不偶者，喻君侧之难通，故又总结之如此。”金开诚《<离骚>的整体结构和求女、问卜、降神解》则发挥游国恩说，提出两个“主题旋律”说，一是通过君主由上而下实行变革，二是集结志同道合的人互相扶持，共张声势。其中“叩阍”一节既求君，而“求女”一节即求贤(《文学遗产》1985年第4期)。王锡荣《<离骚>“求女”喻指发微》提出，《离骚》“求女”的象征意义前后有所不同，前四次“求女”喻求贤，但每次所求之贤又有差别；后一次“求女”喻求君。前后喻指的转变，则由于诗人所处地位的不同。前者立足于国内——为国求贤，而后者立足于国外——为己求主。转变的契机在去国远逝(《吉林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第五，“理想”说(或“综合”说)。文怀沙《屈原集》注“高丘无女”云：女指“理想的对象”，然而该书又于别处说“求女”乃“象征热爱祖国的精诚。”胡念贻《楚辞选注及考证》注“哀高丘无女”云：“女：指理想人物和理想事物。”注“聊浮游而求女”又云：“回应上文，寻求理想的人物。”于《楚辞考证•离骚》中又说，“这‘女’就是比喻他的理想”，“屈原的理想，当然是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理想，具体说来，也离不了合乎新兴地主阶级标准的贤君贤臣之类。所以《离骚》里面的‘女’，有时看起来象指贤君，有时看起来象指贤臣，例如求宓妃，求有娀佚女、有虞二姚，似是求贤人，而‘岂惟是其有女’、‘聊浮游而求女’又似乎是要外出求诸侯。它本身是比喻，你可以把这个看成像它，把那个看成像它。”鉴此，胡氏的“理想”说，实际上是求君求臣乃至楚内楚外的综合之说。

第六，寻求爱情说。顾农《<离骚>新论》认为，《离骚》求女没有政治寄托，《离骚》前一部分写的全是政治，作者在诗里扮演的角色，始终是一个一往情深而不被理解反遭打击的女性；后一部分恢复其男性角色的本来面目，主要内容就是求女，分为：①叩阍求女(追求神女)；②下山求女(以神话传说里的几个著名女性来比拟实际生活中的某些女性，借以抒写自己私生活情感上的追求)；③出国求女。顾氏指出，屈原是个并不快乐的单身汉，决不是一个没有恋爱经历的人，屈原求女，仅在寻求爱情，以美好的爱情来填补政治上失落以后留下的心灵空白，并不是以男女关系比拟君臣或其他什么政治上的人际关系(《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

第七，求女为艺术虚构说。赵沛霖《<离骚>求女的寓意及其观念基础》提出，古今以求女寓意求理想、求明君、求贤臣的各家之说或多或少地各有一定的根据，但从根本上说，皆涉穿凿附会而不得其神理。赵氏认为，南方传统的原始宗教观念和以巫史文化为特征的文化心理结构，使屈原采取了非同寻常的又最有激发力量的表达手段，即通过求女与之婚媾所具有的传统观念意义来寄托其追求国势强盛、民族兴隆的内心情怀和愿望(《河北学刊》1991年第1期)。梅琼林《<离骚>：男女君臣之喻及其原型追索——兼与赵逵夫等先生商榷》认为，在人物关系中使用性恋关系的虚拟方式是屈原艺术上的奇特创造。“抒情主人公与楚王、与女媭的关系，三次求女都具有明显的艺术假定性质，与原始性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并没有必然的形式联系，”“不能将这种意态化的性恋关系与客观形态的历史等同起来。”他还提出，“性恋虚拟在《离骚》诗篇中既起着艺术情景的关联，思想感情的外化，结构上的过渡等整体上的作用，同时又具体地形成了各种性恋关系的特殊功能：求女(楚王——宓妃、娀女、二姚)的结构功能，抒情主人公与女　媭关系的心理揭示功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6期)

第八，寻求知音说。赵逵夫《<离骚>的比喻和抒情主人公的形貌问题》提出，《离骚》不存在抒情主人公形貌不统一的问题，即《离骚》不存在一个以夫妇或男子比喻君臣关系的比喻系统，其抒情主人公始终是一个伟岸的男性长者的形象；至于《离骚》后半部分所谓“求女”，并不是求合楚王或另求明君以至求使女婢妾，而是屈原寻求知音和理解的心情的写照(《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

第九，寻求楚后说。罗漫《<离骚>“求女”与怀王丧后》认为，《离骚》“求女”这一匪夷所思的超时空系列大寻访，乃是楚怀王丧后(南后)而立后这一真实的楚国历史小插曲的艺术幻化。罗氏分析，“屈原之所以上下求索，一求天女而无门，二求宓妃而放弃，三求简狄费尽心思而无成，五求二姚而无信心，关键在于楚王身边同时有五位美人，各派政治力量都想在她们五人中寻找自己的代表。屈原由于是罪臣被疏且从远方‘苍梧’赶回，时间、人际关系等条件都不如别人优越，因此，他并不能与其中哪一位建立联系。所有这些，都能一一对应于楚怀王宠女众多、立后态度暧昧、各派政治力量各有追求目标并力阻他人染指，以及楚怀王时各种会见制度极为严格这些特定的史实。”(《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3期)

第十，寻求女中英杰说。屈復《楚辞新注》云：“楚国尽为朋党，丈夫中无可语者。女中或有，亦未可知。”将“女”视为无所喻指的女性。张惠言《七十家赋钞》云：“高丘无女，伤椒兰也。”

综上可见，《离骚》“求女”之释，歧义纷纷，主要表现为：第一，同一学者对“求女”问题不一其说，如王逸、屈復、张惠言、文怀沙、胡念贻，读者不易把握；第二，往往拘执一说，力贬他说，但互相不能说服，能为大家公认的理解不多。由此我们看到，这一热点研究歧说众多的原因为：第一，对创作方法的理解不同，即《离骚》是实录还是虚构?仅仅是政治抒情诗，还是在抒情诗中融进了叙事的成份?第二，理解的范围不同，如“叩阍”一节是否属于“求女”，王逸、朱熹、游国恩、金开诚均不认为是“求女”，但相当多的学者认为是“求女”。第三，理解的对象不同，一般认为“求女”的次数为三次，即“三求女”(宓妃、简狄、二姚)，但潘啸龙、王锡荣均认为“五次”，在“三求女”基础上再加：上叩帝阍求玉女；登高丘求巫山神女(取闻一多《离骚解诂》说)。而罗漫又理解为“求五女”，即五位美人：天女、宓妃、简狄、二姚。第四，参照系数不同，因为“求女”之释，涉及到对屈原生平事迹的考释，《离骚》写作年代的确定、《离骚》创作方法与背景、原型的理解，如果对这些“前提”理解不同，那么，其释“求女”亦自然不同。所以，对这一难点的攻破，还有待于对屈原、对《离骚》整体研究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