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学人关于《离骚》题义的解释，众说纷纭，有不下数十种之多。但是，其中最具胜义者，当属司马迁的“离忧”之说。司马迁定义《离骚》的题旨为：“离骚者，犹离忧也。”他认为，“离骚”，就是“离忧”，就是要“离去”忧患，解脱痛苦。这既是屈原的创作动因，也是《离骚》的基本内容和主题。
由于司马迁既没有说明“离忧”的具体意涵，也没有对“离”字下注脚，从而使“离忧”之说不断遭到后世学者的误解，其本来意义因各种误读而隐晦不明，这不仅给“离骚”题义的解读留下了很大的争论空间，而且也影响到了对于《离骚》题义和诗旨的正确理解。
先是班固的误解。班固《离骚赞序》谓“离，犹遭也”，并断定《离骚》是屈原“明己遭忧作辞”。因为“离”字本有“遭、罹”之义，屈原作品中又有“离”字作“罹”或“遭”解之例，故“遭忧”之说从者甚众。如《史记索隐》引东汉应劭曰、唐颜师古注《汉书·贾谊传》，均谓“离，遭也”；今人从之者亦夥。然而，“遭忧”一词或许可以概括《离骚》前半篇的内容即屈原对现实的回顾，却远不能涵盖后半部在幻想世界“上下求索”的丰富内容。故而明清以来就有不满“遭忧”之说的意见，如明汪瑗《楚辞集解》、清刘熙载《赋概》都批评“遭忧”说不妥，指出“以‘遭’训‘离’，恐未必是”。
还有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序》则谓：“离，别也；骚，愁也。”从文字训诂的角度看，王逸释“离”为“别”并非无据，但以屈原与楚君的“别愁”解释《离骚》，就很牵强。因为《离骚》中很少有所谓与楚王“离别之愁”的描写，诗的主旨也并非“别愁”所能概括。故钱钟书先生《管锥编》也评论道：“王逸释‘离’为‘别’，是也；释‘离骚’为以离别而愁，如言‘离愁’，则非也。”
汉代以后，诸家解说，纷纷不绝。一是承“离忧”之语而另释“离”字为“隔”、为“丽”、为“隔离”、为“离间”等；一是区别汉人旧解而别立新说，释“离骚”为“牢骚”“劳商”“离歌”之类。然诸家所论，大多脱离《离骚》作意、主旨和具体语境，去做纯文字、词语的考据推演，有的更只是单文孤证，故很难为学界接受。
一
因此，既要于文字训诂有据，又要能符合《离骚》作意和诗旨内容的“离骚”篇题诠释，仍然需要回到“离忧”之说的本身，需要探讨司马迁使用“离忧”一词的具体语境，探讨“离骚”之“离”除班固所释“遭”字之义外，是否还有别的含义？
从文字训诂的角度分析，“离”字，除有“罹”“遭”之义外，更有“离开”“离去”等含义。《说文解字》云：“離，離黄，仓庚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则谓：“今用鹂为鹂黄，借‘離’为‘離别’也。”当代文字学家康殷《文字源流浅说》认为，金文“禽”字，字形为“用‘网’形以指网捕的对象，同时也表示禽捉”；“離”字则“像把网捕住的鸟由网中取出，使鸟離网，引申泛指分离、离去等意”。段、康二氏之说，指出“离”字有“离别”“离去”之义。
再考察《楚辞》与《史记》所载“离”字的用法。洪兴祖《楚辞补注》所载被认为是屈、宋所作的楚辞作品中，除有10余例如“陆离”“江离”及“离披”之类的专门名词或形容词外，其余34例“离”字（或词组），可训为“遭”或“罹”的只有12例，如《离骚》“进不入以离尤兮”、《山鬼》“思公子兮徒离忧”等；更多的20余例，则均有今语“离开、离去、远离”等义，如《离骚》“余既不难夫离别兮”（注曰“近曰离、远曰别”）、“飘风屯其相离兮”、“纷总总其离合兮”、“何离心之可同兮”，《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别离”，《远游》“离人群而遁逸”，《九辩》“去乡离家兮徕远客”，等等，这些诗句中的“离”字或“离”字词语即是如此。还可注意的是，在王逸注中，“离”与“去”可以同义互训，例如《哀郢》“去终古之所居”，注曰“遂离先祖之宅舍也”；《九辩》“离芳蔼之方壮兮”，注曰“去己盛美之光容也”。前例是以“离”释“去”，后例是以“去”训“离”。这些例句说明，《楚辞》里的“离”字既有“遭、罹”之训，更有无须注解的“离、去”之义；而且“离”“去”可以互训。这说明，屈原所谓“离骚”之“离”，或者原本就有“离、去”之义。
《史记》一百三十篇中，大约在六十八篇中有“离”字（或组合词）187个。其中，除有近百例如“王离、钟离、离娄”等专门名词以及“陆离”之类形容词外，大多数“离”字都有“离开、离去、分离”等义。如《吕太后本纪》“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孝文本纪》“右贤王离其国”、《乐书》太史公曰“故君子不可须臾离礼……不可须臾离乐”、《鲁周公世家》“不敢离成王”、《老子韩非列传》“合五百岁而离”、《苏秦列传》“义不离其亲一宿于外”、《蒙恬列传》“未离襁褓”、《太史公自序》“形神离则死……离者不可复反”，等等。这些文句中的“离”字或词语，均非“遭”“罹”可训，而是“远离、分离”等义。而可训为“遭”或“罹”的“离”字仅有5例，如“离愍、离湣、离咎、离此咎、离此尤”等。这5例中，又有4例出自于《屈原贾生列传》所载《怀沙》及《吊屈原赋》。同时，《史记》中的“遭”“离”二字很少互用。例如《封禅书》“遭圣则兴”、《管晏列传》“不遭时也”、《李斯列传》“独遭乱世”、《韩信卢绾列传》“遭汉初定”、《袁盎晁错列传》“遭孝文初立”、《太史公自序》“遭李陵之祸”等句中的“遭”字，分别有“遭遇”或“遭受”之意，但均不用“离”字表述。
求之于《楚辞》、证之以《史记》，可知楚汉时期的“离”字，除有“罹、遭”诸义外，最常见的含义却是当时社会普遍应用、人人明白的“离开、离去”等义。或许正是有鉴于此，司马迁以“离忧”表达“离去忧患”之意时，就不必对“离”字作注脚了。
《汉书》则不同，书中的“离”可训“遭”，“遭”亦可训“离”，“遭”“离”可以互训甚至是通用。如《楚元王传》“内离牧竖之祸”、《外戚传》“仍襁褓而离灾”，颜师古注均曰“遭也”；而《魏相丙吉传》“遭离无辜”、《循吏传》“遭离凶灾”，“遭离”连用，颜师古也注曰“离，亦遭”也。这应当是班固解“离犹遭”的真正原因。班固“遭”“离”不分，又强作解人，把一个原本不需要解释的具有“离开、离去”之义的“离”误解为“遭罹”之“遭”，并由此引导了对于《离骚》题意与诗意的误读。而拨开班固开始布下的迷雾，正本清源地回到司马迁的解读，正是当代《离骚》研究者的学术责任。
二
我们说“离骚”的题意与诗旨是“离去忧患、解脱痛苦”之意，还可以从屈原“舒吾忧”及司马迁“舒愤懑”的美学文学观得到佐证。
李泽厚等《中国美学史》认为：“美同个体的心灵情感、想象愿望更多地融汇到一起，这正是屈原美学超越儒家美学的杰出的地方。”屈原善于描绘内在的心灵和情感。他在《九章》中写道，之所以要创作抒发忧郁情绪的诗歌，首先，是因为内心积郁着许许多多无以诉说的忧苦：“情沉抑而不达兮，又蔽而莫之白”“心结而不解兮，思蹇产而不释”“忧心不遂，斯言谁告兮”“媒绝路阻兮，言不可结而诒”“愁郁郁之无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在这连篇累牍的以否定副词“不”组成的诗句里，诗人反复诉说着满腹幽愁怨恨凭谁诉的愤懑；其次，也是更进一步，诗人希望通过这些因“怨”而“生”的诗篇，诉说出内心的痛楚，获得心理上平衡，所谓“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登大坟以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兮”“舒忧娱哀兮，限之以大故”。如此等等，正表达着屈原渴望诉说、期冀解脱的创作心理和美学愿望，诚如王逸《楚辞章句》所注，这是屈原“言己自知不遇，聊作词赋，以舒展忧思”，是所谓“且展我情，渫忧思也”。
屈原之后，司马迁继承楚骚美学传统，并由此而发挥了他“舒愤懑”的美学观。司马迁认为，历史上举凡伟大而流传千古的著述，都是作者“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而“发愤为作”“以舒其愤”的产物。文王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作《春秋》、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是如此，像《诗经》、屈原《离骚》这样伟大诗歌作品的产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屈原的不幸遭遇，深深地打动了司马迁，让他生发出深刻的理解和无限的同情。唯其如此，司马迁才会断言：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原屈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而“离骚者，犹离忧”——即希望离去忧患、解脱痛苦之谓也！
当屈原内心深处充满忧愁怨愤之时，当他的不懈奋斗和理想无法实现甚至也无人理解之时，“忧愁幽思”的诗人第一位的需要、其本能的反应，就是要寻求从忧患和痛苦中的解脱。这也正是《离骚》的创作目的和主要内容。故而钱钟书先生对“离骚”二字有如此特别的理解：“‘离骚’一词，有类人名之‘弃疾’‘去病’或诗题之‘遣愁’‘送穷’；盖‘离’者，分阔之谓，欲摆脱忧愁而循避之，与‘愁’告‘别’……王逸《九思·逢尤》曰‘心烦愦兮意无聊，严载驾兮出戏游’，逸自注或其子延寿注‘将以释忧愤也’，正是斯旨”。
（作者：何新文，系信阳学院文学院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