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于《离骚》篇题之义的解释，自汉以来歧见迭出，并且由此影响到对诗旨的正确理解。本文从《离骚》文本的内容主旨出发，详考“离”及“离骚”一词在《楚辞》与《史记》等楚汉文献中的实际运用，联系屈原“抒忧娱哀”和司马迁“抒愤懑”的文学美学思想，得出不同以往的结论，认为：以“离骚”为“遭忧、别愁”诸说，与《离骚》诗旨不合;“离”即离开，“离骚”即“离忧”、“离去忧患、解脱痛苦”之谓;屈原、司马迁均有“离开忧患”、“解脱痛苦”的文学观念;诗题即主题，《离骚》前半写“骚”、后半写“离”、《乱》词总结全诗而写“离骚”，即“从彭咸之所居”自沉而死，则是终极意义上的“离骚”，是屈原全部现实忧患、生命痛苦的最高形式的解脱。

关键词：屈原;《离骚》;题旨;离去忧患;解脱痛苦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赋学编年史”（17ZDA24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先唐辞赋与地志关系研究”（19YJA751031）

“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①。两千多年来，历代的读者读《离骚》，赞《离骚》，研究《离骚》，所积累的成果纷繁博富，汗牛充栋。然而，对于《离骚》的篇名之义，却自汉以后众说纷纭，歧见迭出，并且由此影响到对于《离骚》诗旨的正确理解。有鉴于此，本文拟从《离骚》文本的内容主旨出发，考察“离骚”一词在《楚辞》作品及楚汉文献中的实际运用，重新探究《离骚》的诗题之义及其诗旨主题。

一、旧说重检：以“离骚”为“遭忧、别愁”诸说皆与诗旨不合

据研究者统计，历来关于“离骚”二字的训释多达四五十种。②

司马迁既是第一个为屈原作传的史学家，也是最早解释“离骚”题意的人。其《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以“离忧”解释“离骚”，指出屈原“忧愁幽思而作《離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从而正确地为《离骚》的题义乃至主题定下了一个“忧愁”、“幽怨”的基调。但由于司马迁对于“离”字无解，也没有具体说明何谓“离忧”，故此给“离骚”题义的解释留下了纷争不已的余地。

班固《离骚赞·序》云：“离，犹遭也”，又承司马迁之说训“骚”为“忧”，并且说《离骚》是屈原“明己遭忧作辞也”。因为《楚辞》作品中颇有“离”字作“罹”或“遭”解的“离忧”、“离尤”等语，故“遭忧”之说影响甚为深远。如《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司马贞《索隐》引东汉应劭曰：“离，遭也;骚，忧也。”后来，唐颜师古为《汉书·贾谊传》“离骚赋”句作的注也说：“离，遭也，遭忧而作此辞”③。今人朱季海、姜书阁、聂石樵、金开诚等也多从此说。如金开诚认为“‘离骚释为‘遭忧虽是最古老的训解，却是最有可能符合题名原意的”④;直至近年来新版的《楚辞文献研读》，在介绍各种不同说法之后，还以“按语”的形式总结说：“以‘离骚为‘遭忧之说，既有训诂依据，又能从屈原作品之中找到内证。”⑤

但是，我们寻绎《离骚》全诗，却感到以“遭忧”解释“离骚”，与诗篇的主要内容和基本主旨不合。“遭忧”一词可以用来概括屈原艰难凶险的政治遭遇亦即《离骚》前半篇的现实回顾，却不能涵盖《离骚》后半部为实现“美政”理想、解脱现实忧患而“上下求索”的思路历程，也远不能概括它原本已经显示出来的真正“诗意”和深刻的思想艺术魅力。故而自来也有怀疑班固此说的意见流传，如明人汪瑗就提出批评说：“若谓‘明己遭忧而作此辞，则二十五篇为遭忧之所作者多矣，而总名之曰‘离骚可矣，又奚必篇各有题名乎？”⑥清代文学批评家刘熙载《赋概》也认为：“太史公《屈原传》曰‘离骚犹离忧也，于‘离字初未明下注脚。应劭以‘遭训‘离，恐未必是。”⑦

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序》曰：“离，别也;骚，愁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王逸释“离骚”为“别愁”，即“放逐离别”之“愁思”说，也颇有影响。如上引汪瑗《楚辞集解》不满班固释为“遭忧”，却很赞赏王逸此说：“篇内曰‘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此《离骚》所以名也。王逸曰‘离，别也，骚，愁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其说是矣。”刘熙载不赞同以“遭”训“离”，也认为王逸此说“盖为得之”⑧。今人陈子展《楚辞直解》、姜亮夫《楚辞今绎讲录》等，均宗此说。

如果说从文字训诂的角度看，王逸释“离骚”为“别愁”并不为无据。但是，若以屈原与楚君“离别之愁”解释《离骚》的内容主旨，则不免牵强附会、以偏概全之嫌。因为，不仅《离骚》诗中很少有难与楚王分离的“别愁”情绪，《离骚》全篇的基本内容主旨也远非“别愁”所能概括。即便如汪瑗、刘熙载所津津乐道的“余既不难夫离别”一句，其实也不是指屈原与楚君的“别愁”，而恰恰相反。试看《离骚》原文：“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对此诗句，王逸注曰：“非难与君离别也。伤念君信用馋言，志数变易，无常操也”。很明显，这里的“余既不难夫离别”不是说“难与君离别”，而是如王逸、朱熹所谓“但伤君志数变易，无常操也”，故“此说非是”⑨。

自司马迁“离忧”之释出后，后世承之者甚众。但因为司马氏只以“忧”字训“骚”而对“离”字无解，故企图给“离”字作解者代不乏人。诸如释“离”为“隔”、为“隔离”、为“离间”、为“离绝”、为“丽”、为“出走”，释“离骚”为“舒忧”、“陈忧”、“抒忧”、“怀着忧愁”、“离去不离去的苦恼”等等，众说纷纭。以上诸家，虽训“离”字大多有据，但所解释“离骚”题意与《离骚》主旨尚有较大差距。其中唯钱钟书先生“与愁告别”说，以及伏俊琏教授“舒散忧愁”说、刘树胜教授“告别忧愁”说等，较具新意。

此外，尚有区别汉人旧释而别立新说者，如释“离骚”为“牢骚”、“劳商”、“琴骚”、“楚歌”、“离歌”、“太阳之歌”、“告别蒲骚”、“多重牢骚”，乃至于“离别骚臭”、“离开骚的人”、“暂时逃开政治骚乱的楚国”等等。然诸家之论，大多脱离屈原创作意图、《离骚》文本内容和具体语境，而去作单纯的文字、词语的考释推演，有的更只是单文孤证，故大多不为学界所信服。

权衡上述“汉人旧解”与“汉以后新说”两大类解释，可以得出如下认识：司马迁“离忧”之说提出既早且较各家为善，但因太史公于“离”字无解，故后世申说“离忧”之说者大多只注重探究“离”字之意，且异说纷纭，莫衷一是，而对于司马迁为何不解“离”字这一关键点却几乎无人涉及;班固“遭忧”、王逸“别愁”二解，从文字训诂角度讨论并不为无据，但与《离骚》诗旨主题及其后半部上下“求索”的内容全然不合，未免以偏概全之嫌;汉代以后诸家，或本汉人旧解而有所增减，或离开古训而自立新义，其中亦有长于文字训诂，或优于推理论证之文。但从总体上看，仍然有所不足，不少论辩文章不仅于文字训诂有碍，而且与《离骚》文意主旨及诗人作意也不相关联。

如果要既于文字训诂有据，又要能符合《离骚》诗旨内容、屈原创作意图的“离骚”诗题解释，当在紧密结合《离骚》文本的基础之上，继续探寻新的解读。

二、题旨辩证：“离骚”即“离忧”，“离开忧患、解脱痛苦”

“离骚”一词中的“骚”字，司马迁、班固及王逸都解释为“忧”或“愁”，后世言研究者大多承之无异。分歧的关键点，是对“离”字的理解。问题在于司马迁既然将“离骚”解释为“离忧”，却为什么不给“离”字下注脚？在司马迁那里，这“离骚”的“离”字究竟有怎样的含义呢？

让我们回到屈原和司马迁，先从文字训诂的角度考察《楚辞》、《史记》等楚汉文献中“离”字的实际用法。从文字训诂的角度而言，“离”字，除有“遭、罹”之义外，更有今语之“离、去、远、离开、离去、远离、分离”等意义。如《说文解字》曰：“离，离黄，仓庚也”，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则谓：“今用鹂为鹂黄，借‘离为‘离别也”。当代文字学家康殷先生则认为：考之甲文，则许氏为“误解”。金文“禽”字，字形为“用‘网形以指网捕的对象——禽兽，后转指飞鸟，同时也表示禽兽”;“离”字则“像把网捕住的鸟由网中取出，使鸟离网，引申泛指分离、离去等意”⑩。

段玉裁、康殷之说，指出“离”字尚有“离别、离去”之义。这既有文字字形源头所本，又有古今文献所载人们实际用法的依据。如果我们再考察《楚辞》，以及《淮南子》《史记》《汉书》等楚汉文献所载“离”字的实际用法，将会得到更充分的证明。

笔者以王逸《楚辞章句》为样本统计，前十卷中被认为是屈宋所作的《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九辩》《招魂》等七卷作品中，有“离”字（或与“离”组合的词语）共49例。除15例为“陆离”、“江离”、“被离”、“淑离”及“离娄”、“阳离”等专门名词或形容词之外，其余34例“离”字，既有训“遭”或“罹”的，更有“离开、离去、远离”之义者。

可训为“遭”或“罹”的有12例，如：《离骚》“进不入以离尤兮”，《九歌·山鬼》“思公子兮徒离忧”，《天问》“卒然离孽”，《九章·惜诵》“纷逢尤以离谤兮”，《怀沙》“离愍而长鞠”，《思美人》“独历年而离愍”，《招魂》“长离殃而愁苦”、“离彼不祥些”等。而更多的“离”字，则有今语“离开、离去、远离”之义。例如：

余既不难夫离别兮。（《离骚》）

孰离合兮可为？（《九歌·大司命》）

民离散而相失兮。（《九章·哀郢》）

去乡离家兮徕远客。（《九辩》）

离芳霭之方壮兮。（《九辩》）

这以上5例“离”或“离别、离散、离芳霭、去乡离家”等词，均有古今相同相近的“离开、离去、分离、别离”之义，如王逸注所云“近曰离、远曰别”等。

还应该注意的是，王逸的注释中，“离”与“去”又可以同义互训，例如：

《九辩》：“去白日之昭昭兮”，注曰：违离天明而凐没也。

《招魂》：“去君之恒干，何为四方些”。注曰：二者别离，命则陨零。

《九怀》：“将离兮所思”，注曰：背去九族，远怀王也。

《楚辞章句》的这3个例句中，前2例是王逸以“离”注释“去”;后1例是王逸以“去”训释“离”。

以上所述诸例说明，《楚辞》作品里，“離”字既有“遭”或“罹”义之训，更有不释自明的“离开、离去、远离”之义，而且“离”与“去”可以互训。若诚如是，则屈原“离骚”之“离”，或许原本就有“离开”、“离去”的意义。

《淮南子》21卷，据笔者初步统计，共有17卷出现“离”字约66次，其中除“朱离”、“高渐离”、“陆离”等不到10例专有名词外，约50例“离”字（或词及词组）的基本含义都是“离开”、“离去”、“分离”之义。例如：

吞舟之鱼荡而失水，则制于蝼蚁，离其居也。（《主术训》）

不可以得利，而可以离害。（《诠言训》）

《史记》全书中，大约有187个“离”字或有“离”字的组合词。其中，除有近百例诸如“王离”、“钟离”、“钟离昧”、“高渐离”、“离宫”，以及“彭离、李离、离石、离侯”和“离娄、离枝、离水、薜离”等专门名词，以及“陆离”之类形容词外;大多数“离”字，都有“离开、离去、离散、分离”的含义。例如：

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秦始皇本纪》）

首身分离，暴骸骨于草泽。（《春申君列传》）

绝二主之约，离兄弟之亲。（《匈奴列传》）

以上文字中的“离”字或词语，均非“遭”、“罹”可训，而是“离开”、“分离”乃至“离间”等义，并且这些含义是十分浅易明了、不须专门注解的。

《史记》仅有5例可训为“遭”或“罹”的词语如“离愍、离湣、离咎、离此咎、离此尤”等。其中除有1例出自《朝鲜列传》“太史公曰”外，其余4例均出自《屈原贾生列传》所载《怀沙》及《吊屈原赋》。同时，《史记》“遭遇”之意多半用“遭”字而不用“离”字，也就是说“遭”、“离”二字很少互用。例如：

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管晏列传》）

是以箕子佯狂，接舆辟世，恐遭此患也。（《鲁仲连邹阳列传》）

斯乃仰天而叹，垂泪太息曰：“嗟乎！独遭乱世！”（《李斯列传》）

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太史公自序》）

以上文字中的“遭”字（词），分别有“遭遇”或“遭受”之意，但太史公均不用“离”字，即使“遭此患”和“遭李陵之祸”两句，也不说“离此患”和“离李陵之祸”。与《楚辞》作品中“遭”、“离”混用的情形不同。

《汉书》一百卷本，既有82卷运用了“离”字，也有54卷运用了“遭”字。例如《元帝纪》“远离父母妻子”，《食货志》“离乡轻家、民如鸟兽”;《成帝纪·赞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地理志》“尧遭洪水”等等。但是，与《史记》不同的是，《汉书》中有“遭”、“离”混用与连用之例，如：

数年之间，外被项籍之灾，内离牧竖之祸。（《楚元王传》）

痛阳禄与柘馆兮，仍襁褓而离灾。（《外戚传》下）

治狱使者丙吉见皇曾孙遭离无辜。（《魏相丙吉传》）

大司农邑，……可谓淑人君子，遭离凶灾。（《循吏传》）

以上4则文字中，前2例“离牧竖之祸”及“离灾”二句的“离”字，颜师古均注曰“离，遭也”;后2例“遭离无辜”与“遭离凶灾”两句中“遭离”连用，颜师古注曰“离，亦遭”。足可说明：在班固的《汉书》中，“离”可训“遭”，而且“遭离”连用时，“离，亦遭”也。这正是班固解“离骚”之时，以为“离，犹遭也”的原因之一。

我们求之于《楚辞》，证之以《史记》与《汉书》，可知楚、汉时期之“离”字，除有“罹、遭、别”诸义外，其最常见的意义确是“离开、离去、分离”之意，而且这些含义既见之于书面文献，也出于日常口语，如《汉乐府》诗有所谓“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古诗十九首》有所谓“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之类，是在社会上普遍应用，人人明白，不须注解、诠释的。或许正有鉴于此，司马迁在解释“离骚”一词时才说“离骚者，犹离忧也”，而“离忧”，就是“离开忧患、离去忧愁”，当然于“离”字并不须下注脚了;班固则与司马迁不同，《汉书》里“离”可训“遭”、“遭”与“离”可以互训混用甚至连用、通用，于是，班固在解“离骚”之“离”时就自然地以为“离，犹遭也”。班固强作解人，增字解经，误解司马迁，把一个原本清晰明白的有“离开”、“离去”含义的“离”字强释为“遭罹”之“遭”，并由此而推断《离骚》是屈原“明己遭忧作辞”，从而误导了后人对于《离骚》诗题与诗旨的理解。

三、思想探原：屈原“舒吾忧”及司马迁“舒愤懑”的美学文学观

本文对于“离骚”的题意与诗旨的如上解读，与《离骚》作者屈原和以“离忧”解释“离骚”的解释者司马迁的文学美学思想，也是相通的。

屈原是一个敏感而又十分善于抒发个体内心情感的诗人。在《楚辞》作品中，屈原对于现实政治黑暗的愤怨，对于祖国人民命运的忧虑，对于未来道路的探索追寻，乃至对于内心情感的波动，都有十分具体、生动的展现。如其《九章》诗中，对于自己忧愁抑郁情绪的书写：

情沉抑而不达兮，又蔽而莫之白。（《惜诵》）

心郁郁之忧思兮，独永叹乎增伤，思蹇产之不释兮，曼遭夜之方长;忧心不遂，斯言谁告兮？（《抽思》）

舒忧娱哀兮，限之以大故。（《怀沙》）

吾将荡志而愉乐兮，遵江夏以娱忧。（《思美人》）

愿陈情以白行兮，得罪过之不意。（《惜往日》）

从上引的诗句中，读者可以理出一条十分清晰的情感线索：屈原之所以会有如此深情的创作，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心里郁积着重重难以诉说的苦痛，即其连篇累牍的“不达”、“不解”、“不释”、“不遂”、“不发”、“不可结”、“不可娱”、“莫之白”的内心痛苦，无尽的“忧愁幽思”;另一方面，是希望通过自己因“怨”而“生”的诗篇，发泄内心的牢骚和不平，所谓“发愤以抒情”，所谓“舒吾忧心”、“舒忧娱哀”，从而使自己从心理上、精神上离开忧患，解脱痛苦，最终获得心理上的补偿和平衡。

降及西汉，生逢圣朝却人生坎坷的司马迁继承和发展了以屈原为代表的楚骚传统，并由此而建构了他“发愤为作”、“以舒其愤”的文学美学思想。《中国美学史》论述其“舒其愤”和《报任安书》开頭部分所说的“舒愤懑”，认为这“正是司马迁美学思想的核心和实质所在”{11};而屈原的《离骚》，更是司马迁所说“舒愤懑”的文学的典型代表。

司马迁认为，历来流传后世的伟大著述，诸如《周易》《春秋》《国语》《孙子兵法》《吕氏春秋》《说难》《孤愤》是如此，像《诗》三百篇、屈原《离骚》这样的文学作品，又何尝不是如此。屈原一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而谗人间之，“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原不仅自己饱受统治者的压抑打击和谗佞之徒的嫉妒迫害，而且为之毕生奋斗求索的“美政”理想也完全无法实现，屈原的内心充满了悲愤、怨望和痛苦。惟其如此，屈原才会“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原屈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而“离骚者，犹离忧也”，亦即“离去现实忧患、解脱生命痛苦”之谓也。这既是诗人当时的心理需要，也是《离骚》的内容主旨和创作目的。所以，钱钟书先生关于“离骚”一词“有类人名之‘弃疾、‘去痛或诗题之‘遣愁、‘送穷”{12} 的解释，也特别具有启迪意义。而理解了“离骚”的诗题，同时也就可能理解了《离骚》之诗。

现在，让我们以“离骚”为“离忧”，即“离去忧患、解脱痛苦”之意去重读《离骚》之诗。我们得到的，将远不止是对于题旨的进一步的证明。

四、诗题即主题：《离骚》前半写“骚”，后半写“离”，《乱曰》总写“离骚”即自沉而死，是终极意义上的痛苦解脱

《离骚》这首长达373句、2490字的奇诗，虚、实相间，叙事与抒情结合，内容纷繁复杂，思想深刻富博，具有“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的艺术魅力，且自古以来也有“难读”之称。《离骚》之所以“难读”，原因或是多方面的。但是，如果我们明白了它的题意、主旨，再从全诗的结构思路入手，就一定会找到它固有的内在规律，有如刘熙载所云：“《离骚》东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极开阖抑扬之变;而其中自有不变者存。”{13}

关于《离骚》的结构分段，历来言人人殊，仅姜亮夫先生所归纳即有95种之多{14}，但其中尤以明清以来所分为两大段或三大段最为流行（三段是两段的进一步划分）。笔者以为，《离骚》全诗应是“三段式结构”：正文可分为前、后两个半篇，“《乱》曰”是全诗的尾声与总结。如果回到上述“离骚”的题旨来分析《离骚》的结构，则有如下分析：

第一，从“帝高阳之苗裔兮”至“岂余心之可惩”为前半部分，是写“骚”，写“忧”，写诗人现实政治生活中的斗争、矛盾、幽愤和痛苦。

在前半篇中，诗人先述自己与楚同本共源的家世和诞辰，在天赋“内美”基础上有“重之以修能”的品德才华，自觉体认为祖国效力、为楚君“道夫先路”的理想初衷。然而，事与愿违，现实如此黑暗，路途荆棘丛生，朝野上下“党人偷乐”，谗佞贪婪，君主昏庸，贤愚倒置，时俗工巧，民生多艰。诗人抒写着“灵修浩荡”、“皇舆败绩”、“众女谣诼”、“芳泽杂糅”的政治乱象，又强烈地感受到“草木零落”、“美人迟暮”的人生忧愁。政治斗争的严重挫败，现实与理想的悬殊背离，给屈原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深巨的忧愤。他抑止不住满腔的愤懑，反复诉说着自己无比失望、孤独、幽怨、狐疑的情绪：“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指九天以为正兮，夫惟灵修之故也”，“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重重的忧郁、怨望、苦闷、彷徨，重重地压在心头。

很明显，前半部分的基本内容和感情基调，就是一个“骚”字，就是一个“忧”字！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忧愁幽思”。那么，出路在哪里？诗人将如何“离”开这无边的“忧”愁，如何解脱这无尽的痛苦？于是，便进入了后半部的描写——

第二，从“女媭之婵媛兮”至“蜷局顾而不行”为后半部分。诗人紧承前半之“骚”之“忧”而写“离”，写为“离”开忧愁、解脱痛苦“上下求索”的不懈奋斗，写为实现“美政”理想而“求帝”、“求女”的幻想经历。

蒋骥说：“《离骚》下半篇，俱自‘往观四荒句生出，只是一意，却翻出无限烟波。”{15} 当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现实世界“无路可走”之时，矢志不渝的诗人将他不屈的目光、深邃的思绪，投向了幻想的天际。诗人不顾“女媭”的劝说，否定明哲保身的逃避，而满怀虔诚的期冀，“济沅湘以南征，就重华而陈词”，“朝发轫于苍梧，夕至乎县圃”，“饮马咸池，总辔扶桑”，“求宓妃之所在”，“见有娀之佚女”，“留有虞之二姚”，诚可谓“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然而，“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闺中既已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求帝”、“求女”的不遇，不仅宣告了实现“美政”理想的无望，同时也宣告了“离骚”的失败。欲“离骚”而“骚”难“离”，忧患犹在，痛苦依然。

接下去，诗人又幻想着去找巫者灵氛占卜、巫咸降神，请他们指示出路。灵氛认为楚国已无希望，勉励他去国远游;巫咸更劝他“及年岁之未晏”而速去。灵氛、巫咸的指点和劝勉，一度使诗人产生过“去与留”的思想矛盾，甚至还曾决意离开这“时缤纷其变易”的所在，离开这精神苦痛的渊薮：“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可是，当他驾飞龙、乘瑶车、鸣玉鸾，神思飞扬地升腾远逝之际，却忽然远远地望见了故国的大地，于是“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诗人发现，自己根本无法离开生长于斯的旧乡故土！出于同本共原的本能终究使他留在了楚国的土地上。

一篇《离骚》之诗，本为“离骚”而设，却历尽千回百折，数经心力交瘁，仍然是“骚”而未“离”，“忧”而未“解”。长达二千五百言的正文已经结束了，但此时的主人公，却犹如一匹极度疲惫的老马，还在孤独无望地望着远方嘶鸣：其“骚”可“离”乎？其“忧”能解乎？茫茫环宇，何处是归程？

第三，“《乱》曰”总结全诗，点明主题：“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是终极意义上的“离骚”，是全部忧怨、痛苦的最高形式的解脱。

《离骚》之“乱”，既是全诗的总结与概括，又是对全诗主题的提炼和升华：“乱曰：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清蒋骥曾经高度评价《离骚》“乱”辞在全诗中的意义说：“乱曰以下，楚不可留，终归于为彭咸而誓死也。如此则通篇结撰。”{16} 其实，还不仅如此，“乱”曰五句还合乎规律地呼应诗题，点明了全诗“离骚”的基本线索：“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是“骚”，“又何怀乎故都”是“离”;“既莫足与为美政兮”是“骚”，“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是“离”{17}。

洪兴祖《楚辞补注》云：“屈原其不可去乎？有比干以任责，微子去之可也。楚无人焉，原去则国从而亡。故虽身被放逐，犹徘徊而不忍去。”{18} 既不能去，又不能忍，这样就把矛盾推向高峰，“死”的问题便被尖锐地提出来了。屈原开始思考着他的最后归宿：“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一直到全诗之《乱》的“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最终表明要追随殷代贤臣彭咸而投水而死。龚景瀚说得好：“‘莫我知，为一身言之也;‘莫足与为美政，为宗社言之也。世臣与国同休戚，苟己身有万一之望，则爱身正所以爱国，可以不死也。不然，其国有万一之望，国不亡，身亦可以不死。至‘莫足与为美政，而望始绝矣。既不可去，又不可留，计无复之，而后出于死，一篇大要，《乱》之数语尽之矣。”“一篇《离骚》，展现的既是诗人由遭‘骚而欲‘离的人生经历，更是诗人由‘骚而欲‘离的矛盾而痛苦的情感历程”{19}，而《乱》辞的“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则是终极意义上的“离骚”，是全部忧怨、痛苦的最高形式的解脱。

注释：

① 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5—36页。

② 霍松林主编《辞赋大辞典》载周建忠撰“《离骚》题义”词条介绍为27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200页;罗建新、梁奇《楚辞文献研读》介绍主要者19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2页。

③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22页。

④ 金开诚：《屈原辞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页。

⑤ 罗建新、梁奇：《楚辞文献研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2页。

⑥ 汪瑗：《楚辞集解》，《楚辞评论资料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8页。

⑦⑧{13} 刘熙载：《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87、87、88页。

⑨ 朱熹：《楚辞集注·楚辞辩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7页。

⑩ 康殷释辑：《文字源流浅说》（释例篇），荣宝斋1979年版，第149—151页。

{11} 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1卷，中國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04页。

{12} 钱钟书：《管锥编》第2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82页。

{14} 姜亮夫：《楚辞今绎讲录》（修订本），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第58页。

{15}{16} 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82、183页。

{17}{19} 何新文：《屈原作品中的死亡之思》，《辞赋散论》，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5页。

{18} 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0页。

作者简介：何新文，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62;彭安湘，湖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湖北武汉，43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