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革命的历史环境造成的政党发展的路径起点，共产党秘密活动的方式、俄共建党模式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功能发挥的主要以意识形态－武装斗争模式为特点，造就了政党结构的革命党特征，从而也内在指明了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面临的困境。

〔关键词〕：结构－功能；中国共产党；革命党；执政党；困境

一

以结构－功能的理论视角，分析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特点，是认清当前执政党发展的一条思路。革命党与执政党在结构与功能方面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当然其功能与结构在系统层次是相同的，以功能来说，按照政治学功能主义学者阿尔蒙德的理论框架，政党在政治体制内的功能大体包括目标制定、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政治动员与社会化、政治录用。但是，政党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政党建立的方式的不同，其功能的重点与表现也就不同，进而政党结构方式也就不同。政党结构指政党有机体基本要素构成政党的组合方式，即诸要素以何种方式组合成一个完整整体，可以从组织要素、构成方式、政治角色三个方面去考察政党结构。对于政党结构而言，政党组织是政党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发挥功能的载体。在政党成立初期，一般都是一个机构承担了多种功能，比如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大都集决策、执行与监督党内三大功能，即横向结构分化不足。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具有创建革命军队的功能。在政党结构的初步形成时期，外部政治环境、本身的制度与组织、财政资源制约与决定了政党结构的分化。政党结构的发展趋势是不断分化的，比如权贵型政党，从原来只有无组织的少数议员精英，到形成组织化的大众型政党。从单一组织到多层次的组织设置，比如中国共产党，从原来只有几十人的组织发展到几千万党员的组织，从原来只有几十人的中央组织发展到成上千万人的中央、地方、基层等多个层级，从原来横向上只有执委会机构到增设监察或纪委等多个横向平行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政党组织结构关系对党员干部的活动和行为起着决定性作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权力博弈的结果。政党组织结构，不仅影响着政党在政治体系中的角色与功能，而且决定着政党成员之间的活动领域与权力互动关系，甚至关联着政党本身的生存与发展。特定的组织结构往往设定了党员活动的总体环境，建构了党组织内部团结的基本形式，决定着政党领袖的选择机制及其领袖间的权力运作，直接影响政党的政治竞争能力与生存能力。政党结构是各个组织部分相互构成的方式，限定、表明组织之间的关系与职权范围，带动组织运行。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构成方式是指一定的制度连接，给予各级组织关系或者个体与组织之间关系以角色与分工、权限。

学术界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党的特点，主要是意识形态斗争思维、阶级斗争思维、立场路线斗争思维、破坏思维等两极分析思维，即典型的敌我分析思维；权力高度集中，政策领导、政治动员为主，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等。为何革命党有这些特点，怎么发展而来的，从政党结构－功能的角度系统梳理，可为当今执政党发展提供一种思路。

二

大凡外生型政党，尤其反现国家政权政党的成立与发展总要论证自己存在的价值，说明其代表与如何代表哪个阶级、阶层或群体的利益，从而表明自己的性质、纲领、目标，以及在上台执政之后要实行的大概的路线方针政策，也就是说政党建立初期，是以“为何需要它”的面目出现的，注重于政党意识形态的构建，即论证它的合法性，表明自己的独特型与标新立异，以吸引广大民众加入自己的政党，或者促使民众支持其政策等。政党大都有一个首要目标，不同政党有不同的首要目标，同一个政党不同时间也会有不同目标。这些首要目标一般包括夺取政权或者参与政权、争取选票最大化，职位与权力最大化，争取党员的代表性与参与性最大，为政策与意识形态辩护最大化。以共产主义为目标取向的政党成立初期，一般是以为政策与意识形态辩护最大化为目标。首要目标在很大程度决定了政党的活动内容与方式以及政党结构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是以反现政权的面目出现的，这就决定了其生存与发展条件：（1）理想与目标的高度吸引力及其阐释现实生活的能力，（2）一大批献身于政党事业的积极分子，（3）严密纪律型组织的秘密活动，（4）深入群众，（5）创建自己的军队。如果缺少这五个条件的任何一个都会危及政党的生存与发展。以结构－功能的理论视角看，第（1）（2）（4）（5）条件是革命党需要具备的功能，第（3）条件是对政党结构的要求。理想与目标的高度吸引力及其阐释现实生活的能力，也就是意识形态的作用，这是共产党生存的首要条件。共产党成员一般必须在意识形态层面达成一致，成为党内活动的必要条件，否则容易引起党内分裂。由于一些政策、意见分歧往往与立场、路线联系在一起，并且秘密的活动方式限制了共产党内的民主争论范围与民主运作，容易导致把分歧看作意识形态层面的争论，这样就会把党内争论看成敌我斗争。这种意识形态斗争倾向虽然给党内生活带来一定干扰，但是意识形态的争论与斗争使党内纯洁程度高。而由此带来党内禁止派别活动的规定，就容易把一些意见与政策取向一致的人看作派别，导致党内意见与政策争论不够充分、民主，不易形成妥协，使其容易形成党内集权的氛围。在党外，阶级分析方法的应用，意识形态的宣传，很容易简约党员与民众复杂的认识过程，找出敌我友对象。对此，政党结构的分化与创设就有了约束性框架。

实现政党功能具有明显的层次性特点：以目标制定或者说是其政党价值目标为中心，通过利益综合与表达为手段，修改与完善意识形态的内容，论证政党的正义性以及政党存在或者执政的合法性，制定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路线方针政策。而政治录用与精英输送则是把本党的精英人物或将社会优秀分子纳入党内，将这些信奉本党意识形态、忠实于本党组织和执行本党政策的政治人物推举到公共权力职位上去，执行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如果不能让民众真心感受到自己的利益与需求所在，就会得不到群众的支持。由于没有现有政权的宣传与社会化设备的支持，必须以秘密活动为主，下基层，深入民众。党的基层组织，必须先以个别的党员活动为主，然后吸收一些同情或信仰党的意识形态的积极分子，以原点的形式向四周扩散党的组织设置与影响力。这样，党的基层组织与党员的生存与广大民众紧密联系在一起，从组织结构上约束党员干部会脱离群众并不是特别重要。在此基础上，才有利于形成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实现目标制定功能。目标制定就是指政党作为特定意识形态的代表者和承载者，依据特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提出有关社会发展总方向或基本的政策主张，并以此教化、感召和激励党员和大众遵奉特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向着特定的方向共同努力以改造社会或改变公共政策。为此，政党的意识形态立场成为政党内部实现斗争的原则。因此，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为了党内团结的需要，在立场的统一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方面要求严格。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一种外来的理论，需要理论的中国化。但是，这存在着理解与误解、解释、无知等差异。这种党内的理论话语权最初由党内的元老，后由共产国际支持的青年理论知识分子所掌握。掌握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话语权，就有了支配党内权力首要条件，从而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解释权，来统一党内思想，推行自己理解的路线政策方针。对于政治录用来说，政党活动关注政党精英人物的产生过程和推选机制、精英人物的特殊才干和背景、政党制约这些精英人物的机制和纪律及其效果等等。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主要是党内领导集团的干部输送与更迭问题。一个政党的生存关键要有一批献身于政党事业的积极分子与一定数量的知识分子。那么党员干部的理论素质与领导能力怎么保证，党怎么发挥其政治录用与监督功能呢？笔者认为，首先中国共产党通过意识形态的争论与斗争，把那些没有阶级斗争思想，把对马列主义坚持不下去的人淘汰出局。因此，政治录用中监督政党精英人物产生与纪律的实施，可以通过政党的另一功能目标制定功能的实施过程中，附带完成了政治录用的部分职责，笔者称之为意识形态淘汰机制。其次，中国共产党是反政权的政治角色，加入共产党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生与死的选择，并且没有价值资源的优先分配，即使党员的功利投机的思想不多，也最多只能在未来掌权的预期中实现。而生与死的选择，只有通过自己的真实努力，深入群众，与群众一体化，形成自己的领导能力或者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才能有利于党组织与党员对生存的选择权。笔者称之为自然环境淘汰机制。

一般来说，保证党员的素质与决策的正确，要有政党结构的合理支撑。从组织要素看，但是由于历史与环境的原因，再加上共产国际的干涉，党的组织结构不健全，职能部门配置的不合理等，党的专门监督机构设置常常是变换不定，而路线斗争、意见分歧代替了监督功能，导致监督机构缺失，党内制度创新很难形成以权力制衡的发展路径。而党内决策、执行、监督常常是合一的。从我们党对党内监察机关的设置与名称的变更以及职权的扩大或缩小，就能看出党的监察机关并没有起到很大作用。党的五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才决定设立监察委员会，党的六大党章把监察委员会改为审查委员会，职权缩小、模糊，即为监督各级党部之财政，会计及各机关之工作起见，党的全国大会，省县市代表大会，选举中央或省县市审查委员会。因此，党所处的生态环境与党自身的特点，决定了政党功能发挥的途径，进而影响了政党结构的分化。从制度要素看，制度主要是为了减少个人或集体行为与思想的不确定性，节约民众的认识成本与参与成本。党代表大会制度、选举制度与决策制度及其监督制度等很难建立健全，也很难运行。从政治角色来看，大量民众不断进入党内，很多党员来自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还有一些来自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单纯工人阶级出身的党员很少，并且这些人的思想是混合的，夹杂着封建主义思想、小资产阶级习气等。没有相应政党组织结构的支撑，中国共产党却为何能很好地发挥了政党功能呢？笔者认为意识形态淘汰机制与自然淘汰机制，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党结构的不合理，部分代替了政党设立专门组织部门、创设与完善党内制度来监督、教育党员干部的组织努力。

创建与领导军队是外生型的反现政权的政党生存的前提条件。西方的内生型政党，一般从现政权中的体制框架下发展而来，受国家法律的保护，因此一般不存在创建与领导军队的功能。中国共产党结构的分化与创设，就有着军队组织运行的特点。中国共产党的功能发挥的首要特点就是意识形态－武装斗争模式，限制与影响了政党结构的分化。意识形态斗争主要是党内关于马克思主义、共产国际与苏共解释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等理论的争论。这些理论如何解释中国国情，如何指导中国革命，在党内存在着意识形态层面的争论，基本上以一方的争论失败为结局。失败的一方常常失去了影响党内主导决策性意见的话语权，意识形态斗争成为统一党内立场的一种途径，意识形态斗争的严肃性与扩展性常常使党内意见分歧、下级对上级的不服从、个人与组织的矛盾上升为路线斗争、敌我矛盾，因此，个人对领导的服从、下级对上级的服从，个人对组织的服从，使党内一些组织与制度设置存在着集权的内在特质，个体党员无法形成组织的力量对同级领导组织及其成员、上级组织及其领导成员进行监督。革命党的意识形态关心的是理想与信念问题，纯洁性，保证党员立场一致，才能团结，对外一致，保证党员的思想高度紧张，容易快速分辨敌我。执政党意识形态要照顾各阶层的行为思想观念，而这些行为思想主要是利益不同所引起的，利益多元化是趋势。因此，意识形态的刚性，不适宜靠意识形态解决利益分配问题。由于掌管意识形态的主体是执政党，掌握利益资源分配，也是从意识形态中获得利益的群体，自身很难超脱。但是，革命党本身掌握的价值资源很少，意识形态斗争的涉及利益范围小，功能单一。无需从政党结构上分化出组织要素，改变组合方式，对政治角色重新定义。

武装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发挥功能的主要形式，党必须掌握军队。党的主要活动就是领导军队，随之而来政党结构的分化就受到军事活动的影响。党实际上成为了一个党军合一的武装实体，毛泽东称中国共产党为武装团体而不是单纯的政治组织。军队的组织属性深深烙在了政党结构之中。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对军队的领导中，从组织要素来看，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营、团建立党委，部队中建立各级党组织，毛泽东认为“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①党的组织有着渗透性特点。从制度要素来看，军政双首长制度，即在军事指挥员之外，设置党代表，两者在军内行政职务上同为部队首长。在党委的统一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中，属于军事工作方面的由军事首长组织实施，属于政治工作方面的由党代表组织实施，党代表有最后决定权。从政治角色看，士兵大多来自农民阶级与城市小资产阶级，思想混杂，有投机分子、随波逐流分子，甚至还有土匪、强盗等。对于这些士兵，思想政治教育极端重要，同时，士兵服从命令、服从上级是军事活动的内在要求。

中国共产党的结构，主要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定型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对党对军队的领导的考察，显现了党的结构集权化特点。1937年7月抗战爆发，8月中央发出了《关于改编后党及政治机关的决定》和《关于抗战中地方工作的原则指示》，对党的领导体制进行重大调整，即政党的结构方式的调整。调整后，领导体制的基本内容是：（1）取消军政双首长制，代之以单一首长负责制，但单一首长没有在一切重大问题上的最后决定权。（2）各地独立行动的部队组织军政委员会，军政委员会是党的秘密组织，不向下级宣布，其名单和书记均由上级军政委员会或中央指定与批准，负责这一级部队全部的军事和政治及党的工作，直接对中央或上级负责。（3）军队中党委会，在同级军政委员会的领导下负责党务工作，地方党委的工作侧重于发展地方武装和组织群众，与部队党委及军政委员会无直接隶属关系。（4）单一首长对军政委员会的决定不同意时，则由上级军政委员会或中央解决，但在解决前应执行军政委员会的议定。②

改编后的部队、党和政治组织结构如下表：

从组织与制度要素看，党的结构呈现了纵向绝对集权与一定横向分权相结合的特点：（1）对地方党组织适当的分权和放权，赋予地方和独立行动部队较大的自主权，（2）实行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偏重集体领导，健全党的领导体制。（以军政委员会代替政治委员制度，以后恢复政治委员，但比过去的权限有所缩小）（3）直接向中央和中央局负责的独立部门和平行单位增多，就纵向而言，中央或中央局能直接指挥到较小建制的部队或单位（如团一级）；横向而言，地方领导权的分散在不同的部队、行政部门和群众团体中，这种体制带有分权式垂直领导的特点。但是地方分权，主要针对战争而言，在横向上权力仍然集中在各级党委手里。

为了更好地适应战争需要，1938年9月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对党的中央组织结构进行调整。从组织要素看，第一，对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的工作规则与纪律作了明确的规定，健全了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工作制度，尤其是划分中央与中央局、中央分局的关系，规定了中央局是代表中央指导该地区党的一切工作的机构，必须完全执行中央的决定和指令。第二，对党的各级机构作了相应的调整与加强，依照实际情况重新划分了中央局及省委，完善了基层委员会。从制度要素看，有针对性地制定了详细的党内规章制度，加强各级党委对党员及下级党委的领导；设置了“巡视员”一职，传达上级党委的指示，监督下级执行上级制定的政策，并将执行情况报告给上级，健全党内关系。①

1941年月2月，中央军委发布《军政委员会条例》，党的组织结构又有了重大调整。《条例》规定，在各级军队（从军、师至军区、分区）成立军政委员会，以前的军政委员会一律改称为军政党委员会，军政委员会是本级部队的最高领导集体，讨论决定本部队的军、政、党等一切工作。条例明确规定了军政委员会的设立不减弱个人负责制，强调遇到紧急问题，司令员与政委有独断专行之权，没有提“军政首长在有不同意见时，仍执行军政委员会的决议”。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开始确立“一元化”领导体制。决定指出：“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中央代表机关及区党委地委的决议、决或指示，下级党委级同级政府党团，军队军政委员会，军队政治部及民众团体及党员，均需无条件执行。”这样分权式领导体制转变为一元化领导体制。“九一决定”还规定：“上级政府、军队、民众团体的系统与上下级隶属关系仍旧存在。”②上级政府、军队、民众团体的决定不仅下级政府、军队、民众团体必须无条件执行，下级党委也必须无条件执行。也就是某一级政府、军队、民众团体既受同级党委的领导，同时亦受其上级同类部门的领导。这样，纵向上的垂直领导转变为双重领导。见下图：

中国共产党结构的形成，深深打上了军队组织的结构色彩，具有全能主义的特点。从组织要素看，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的纵向集权特点，横向上集权于党委与个人，干部任命制较为普遍，因此，适应了战争环境对决策、政策执行效率高的要求。而党员个体权利的实现的制度创新缺失。战争环境与现实国情、集权色彩严重的传统政治文化，再加上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路径起点（共产国际与俄共主导的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模式），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运行以集权与严格的纪律、横向权力制约缺乏、自上而下的权力流向等为特点，个人素质高低影响党内组织运行所占权重大。

三

政党的最初的创立模式与环境，导致政党发展中的路径依赖现象。路径依赖，是指一个具有“正反馈机制”（positive feedback system）的制度，一旦在外部偶然事件的影响下被系统所采纳，便会沿着一定的路径发展演进，而很难为其他的甚至更优的制度所替代。③诺斯认为，由于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一种报酬递增（increasing returns）和自我强化机制（self－reinforcing mechanisms），所以制度变迁的初始选择构成了制度变迁的初始制度条件，即人们过去的行为约束了现在所能做的选择。初始制度的选择决定了制度变迁的可能方向，而制度的报酬递增机制是自我强化的基础，它规范着制度变迁的路径，并形成一些制度下的利益群体与思维习惯、方式。这些思维习惯与方式，在受益群体的模范带动下推广，受益群体成为这些制度的强大支持者，并使该制度不断地自我强化，在该制度的框架下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由此形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互相支持的制度结构或矩阵。这些受益群体还会致力于学习各种该制度的知识，不断降低该制度的运行成本，提高该制度的运行效率。在此过程中，制度规模收益的总量受益群体规模的大小是极其关键的。初始制度条件下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作用下，制度变迁一旦转入某路径就会沿着既定路线不断地获得自我强化。其结果是制度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也可能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使大量非绩效的制度变迁沿着原有的错误路径下滑，被“闭锁”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中。此时，制度创新的难度、成本加大。路径依赖具体到中国共产党来说，中国共产党创立时的环境导致了政党运行机制的秘密性，政党组织结构分化的起始点是自上而下的权力向外辐射，即中央权力是党内权力的核心，其他所有权力都来源于中央，高度集权不可避免。战争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创建军队的过程，赋予了党内个人领导权威的集权性特点，而决策的快速性与个人集权相适应。而党内路线、方针、政策等分歧斗争，常常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并通过党内职务轮换或降升等党内权力更迭，才能解决。进而党内结构的分化、制度的创设，一般就以集权与服从、纪律刚性为框架，形成了党中央的权力与领袖权力为基础的制度结构与利益群体，像党委下属机构的庞大群体及其相关部门，就有了既得利益与制度联结。像干部选举制、考任制，党员如何实现权利的制度创新等党内民主制度缺乏。因此，制度创新必须打破当前的路径锁定。

党的组织与制度创设的路径选择起点，社会环境因素占有很大作用，暴力革命取向与秘密活动方式是党的组织与制度发展路径的制约因素。暴力革命环境下的，党的活动方式模式化后，又对党自身产生深深的影响。以武装斗争、不合法斗争为主的方式，造就了一个有纪律、组织体系严密、集中统一、活动效率较高的党组织。但是，当特定环境发生变化后，也就是说，在执政后，传统的活动方式从另一方面对党造成了三大影响。一是中国共产党是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建立起来的党，在战争年代，党的中心任务是通过战争夺取政权，党的主要领导人大都兼有军事的责任，而战争是最讲集中、服从、效率，因而党的领导体制、权力运行等均服从战争的需要，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指挥模式。虽然各个根据地有高度的自主权，但每一个根据地党的领导人都有高度集中的权力。这是战争所必须的。但在和平年代，从党内生活来看，缺少监督制度的体制安排，高度集中的权力容易成为家长制、个人专断滋生条件。二是在长期没有党所领导的全国统一政权的情况下，为着战争的需要，党组织自身担当了国家政权的任务，具有国家化的特点。

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活动方式，是影响政党功能发挥与结构分化的重要因素。秘密方式建党。这不仅是指在秘密环境下建党，而且是指由于党的建设活动不公开，群众不知道党组织的具体活动。秘密方式建党从1921年一直持续到1948年2月。秘密方式建党包含着特殊的内涵：其一，中央和上级的权威、力量远远大于地方和下级。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系统是在秘密环境中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权力授予的链条是从中央执委会的权力辐射到省委、地委等。特别是抗战初期，党中央派遣优秀党员干部到各地建立党的组织，从支部的构成、人员的选择甚至地址都由上级一手指定。这时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不仅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还包含一种创立者与被创立者的关系，下级对于上级、地方对于中央有一种天然的敬畏和服从。因此，党的组织结构具有集权化特点，党员多以服从个人与上级领导为主。1937年8月中央在建立军政委员会的决议中就明确指出，（军政委员会）名单和书记均由上级或中央指定与批准。①1938年11月，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中规定：“上级党委在必要时并有权指定或取消下级党的委员会之委员。”①在这样的规定和情势下，中央或上级的指令可能就会决定下级组织的命运。秘密建党与活动方式使得集权领导的形成变得十分容易，即使在抗战初期实行相对分权，也可以通过组织措施迅速集中起来。其二，民主资源稀缺，集中氛围浓厚。秘密方式建党，群众对党员和党组织的活动毫无所知，不能有效的监督，党外民主资源稀缺；党内上下级关系简单，下级根本无法监督上级，下级对于上级的指示、命令很少能参与有效的决策，更不敢不执行，党内缺乏监督的渠道。这些都是集中的土壤。对于民主，它在许多时候被看作一种手段。毛泽东在1937年5月曾指出，“在新时期，集中制应密切联系于民主制。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②1938年10月，毛泽东强调，“无论在军队或在地方，党内民主都应是为着巩固纪律和增强战斗力，而不是削弱这种纪律和战斗力。”③在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集体确立的党建模式中，民主的价值取向往往是发挥全党积极性和巩固党的纪律。这样的价值取向必然会导致民主的根基十分松软，集中变得相对容易。因此1939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针对当时国民党的投降气氛，提出：“必须更加集中，减少民主”④就是很自然的了。集中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形成也是顺理成章的了。利益综合与表达，随即通过自身组织来完成，秘密式的建立党组织，个人作用突出。党内存在的宗派主义，分散主义等都有个人的影子在其中。党一直十分强调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对于一般党员和群众，他能直接感受到的不是党组织而是党的各级干部，党员干部代表组织甚至创建下级组织，个人的作用与影响很多时候超越了组织。党的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个人服从组织”，没有这一条作保证，党的纪律将成为一纸空文，党的领导体制也将无从建立。在长期的战争中，各个根据地的领导人都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魅力型领导人，都有自己的一套人马、班底，在根据地内说一不二。这种情况下，如果仅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没有党内的严格纪律和制度的有效制约，一些革命者可能会流变为割据一方的诸侯，某些条件下甚至会演变为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如张国焘，1931年4月被派往鄂豫皖区，几年时间里他大搞肃反，培植亲信，树立个人权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张被派到根据地正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推行中央的“左”倾政策。为了保证中央的集中领导和对党的领导人的体制约束，中央根据情况的不同制定了军政双首长制、党委制、军政委员会制等，形成了高度集中的体制。

同时，影响中国共产党功能发挥与结构分化的变量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的影响，遗留下来的民主传统少，封建专制多。比如政治权威中的精英主义和等级制。在政治精英中，皇帝一人居于等级制的顶端，对所有其他官僚精英和民众有绝对权力。官僚精英按照官阶和品级划分，每个官员都固定于等级中的某一职位上，体现着上下服从关系，官僚按照等级享受着不同的特权。传统文化弥散着官本位的思想。政治权威主要来自哪里呢？儒家意识形态是一种整合力量，用以论证政治统治，确定国家目标，提出精英的共同价值观，调和着社会中的各种利益。坚持从道义上赢得政治权威并通过捍卫道德学说来表现这种权威，政治伦理化，“强调执政者的个人道德自觉，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道德成为政治的重要尺度；强调政治的人伦秩序”⑤，“宗法血缘关系是政治关系的基础，……社会政治关系充满宗法血缘关系，实行家长式的统治。因而政治首先服从亲情关系，政治的好坏也由血缘伦理来判断。”⑥这对封建制度的运作是根本的因素。由于缺乏对政府权力的制度牵制，儒家意识形态强调个人的道德自我修养，而不是制度化的限制与法治原则，重人治，轻法治。

在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情况下，当时社会阶级结构相对简单，两头大中间小的社会结构。这种结构反映在思想层面，农民阶级所持有的传统文化思想居多，思想“左”倾冒进、过火，容易滋生个人崇拜意识与产生两极化的思维方式，因此，强化了中国共产党政党功能发挥的特点，即意识形态斗争成最大化为政党首要目标。在儒家意识形态的长期熏陶与灌输下，农民阶级的隐忍性很强，普通民众并没有主动表达自身利益的习惯，除了消极忍受，就是以非体制化的表达，即起义、骚乱、暴动的形式表达，因此领导农民战争，集权式的领导体制不可避免。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小农经济占着统治地位，培育着小农阶级思想。小农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使农民阶级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由于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所以马克思说：由于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的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①以行政权力支配农民，必然是自上而下的领导，要求权力的服从与集中。同时，为了防止这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占据党内主流思想，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从思想建党的特点，采取教育、灌输与整风的方法（不断的政治学习、党的组织生活、不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克服这些思想障碍和威胁，并且通过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与全党服从中央来执行铁的纪律，权力的高度集中与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适应了这种需要。

影响中国共产党功能发挥与结构分化的变量还有苏共建党模式。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和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成立的。“任何简单的解释都不能恰当的说明俄国与中国‘同志’之间的关系”，“苏联对中国共产党有着长达半个世纪的强大影响”②。这种影响的起点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期，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使党接受了苏共的建党模式。首先，中国共产党的建党路线来自苏共，即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纪律严密的等级制组织，将组织的权力集中于最高层――中央执委会或中央委员会。由于战争环境与暴力革命的逻辑，要求决策效率高、秘密，进而纵向的权力安排与官僚等级制是党内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尤其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规模的弱小与任务的重点，其组织体系的横向的权力安排，没有作为一项制度建设路径。尽管党的五大决定增设监察机关，但是相应的制度体系没有得以发展，比如监督与权力制衡的制度习惯没有形成。因此，党内权力集中于中央执委会或中央委员会，而党内制度安排与权力发展的逻辑倾向集中于领袖个人。像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之所以能推行“左”倾盲动主义路线，都与党内的权力体制安排有很大关联。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内容深深打上了苏共党章的痕迹，党章的结构安排、用语、内容几乎是苏共党章的翻版。陈独秀、李大钊及党的一大与会代表考虑与决定建党时，明确以俄共（布）为榜样。党的组织系统――从基层、地方到中央的领导机构，均参照俄共（布）的组织形式。根据沈雁冰称“嘉兴南湖开会前一两个月，陈独秀叫我翻译《国际通讯》中很简单的《俄国共产党党章》，作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参考。”③中国共产党充分借鉴了其组织体制严密性的一面，即俄共对铁的纪律要求。从中国共产党二大关于《共产党组织章程的决议》，显现了意识形态的功能目标优先的特点。章程指出，我们既然要组成一个做革命运动的并且一个大的群众党，我们就不能忘了两个重大的纪律：（1）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2）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而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须依据左列诸原则：（1）自中央机关以至小团体的基本组织要有严密系统才免得乌合的状态；要有集权精神与铁似的纪律，才免得安那其的状态。（2）个个党员都要在行动上受党中军队式的训练。（3）个个党员不应只是在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4）个个党员须牺牲个人的感情意见及利益关系以拥护党的一致。（5）个个党员须记牢，一日不为共产党活动，在这一日便是破坏共产主义者。（6）无论何时何地，个个党员的言论，必须是党的言论，个个党员的活动，必须是党的活动；不可有离党的个人的或地方的意味。离开党的支配而做共产主义的活动，这完全是个人的活动，不是党的活动，这完全是安那其的共产主义。（7）个个党员须了解，共产党施行集权与训练时，不应以资产阶级的法律秩序等观念施行之，乃应以共产革命在事实上所需要的观念施行之。①对党的纪律规定，中国共产党比俄共规定的严厉甚多。因此，党的纪律使中国共产党内关于一些政策、意见的争论以及行动有了刚性约束，但是由于党内不同分歧常常提到路线、原则甚至到意识形态斗争层面，容易导致党内斗争过火，使党内斗争没有形成制度设计与协调的发展路径。

总之，建党初，中国共产党接受了俄共的党内制度运行模式，党内机构设置，而苏共的亡党与它这套党内制度有着密切联系。选举制，任期制，适当的分权制与竞争制度，法治等与无产阶级政党初始运行的制度，即集权制与个人领导的魅力作用，干部任命制与不限期制，人治有着严重的背离。这些制度又与一些传统文化资源，如清官心理、英雄崇拜、救世主思想、官本位等相适应。革命的胜利就是靠着这些制度，也带来了巨大收益，有着受益群体与相应的革命思维习惯、行为方式。工人阶级政党执政，背负着革命胜利的遗产。执政中，经常出现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个人集权；国家政权功能弱化，权威不足，法治不足。由于工人阶级政党宣称是代表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与根本利益，社会主义国家无需竞争性政党制度的存在，因此，社会主义国家一般实行一党制与多党合作制度。但是，这却导致工人阶级政党，没有强大外部的政党压力与政党监督。为此，工人阶级政党执政，必须在政党内部进行监督与制约的制度安排。在执政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工人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计划经济被看做是经济发展的取向，正好与革命中集权的习惯与体制相契合，形成了暂时的报酬递增与自我强化机制。计划经济在后发型现代化国家中，初期都发挥了其巨大的作用。由于贫穷与资源的稀缺，集权能快速调动全国各地资源，决策效率高，执行快，成果明显。但是这种集权导致的经济发展，在政治上不是可持续的，因此，集权带来的发展也就不是长久的。并且在这种集权发展所带来的成果，更加坚定了中国共产党在计划经济与集权的路径上，进行制度创新的努力。在此基础上继续制度创新，党不断地集权，设置新的机构、部门，个人作用不断突出，受益群体不断增多，制度体系不断庞大、硬化。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页

②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12—321页

①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60—773页

②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26页

③盛昭瀚、蒋德鹏著《演化经济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44页

①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12页

①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6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8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9页

④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22页

⑤王邦佐等编著《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6页

⑥毛寿龙著《政治社会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4页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3页

②〔美〕詹姆斯·R ·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著《中国政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3页

③《“一大”前后》（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6页

①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编》（一）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57－58页

作者简介：安徽阜阳人，1975年生，中央党校政党政治专业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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