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大学王缉思教授撰文阐述了“中美关系事关两个秩序”的观点。两个秩序论，是说中国不希望美国挑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内秩序”，美国则担心中国挑战其主导的“国际秩序”。中美将各自的秩序奉若圭臬，同时又怀疑对方的意图。这一论述切中中美关系的要害。笔者认为，在这两个秩序的背后，向历史纵深处探查，可发现中美、乃至东西文明大相径庭的战略关切，也即两种历史周期律——治乱律与兴衰律。
中国“治乱律”：事关存亡之理
有一个关于“知乎神问答”的网络段子：“问：中国为何没有向外扩张的传统？答：这么大的疆土难道是充话费送的”。没错，中国广阔的领土，每一寸都是先辈披荆斩棘、胼手胝足打拼下来的。无论是按中国传统叙事，强调华夏文明通过对四方边陲“文以化之”实现文明同化，还是按中央-边缘视角，强调中原文明通过权力外推形成农耕-游牧的稳定边界（如拉铁摩尔的内陆边疆理论），中国人眼中的“天下”都是一种文明权力扩张的产物。
然而，中国历史的独特之处在于，当相对独立空间实现大一统后，就进入了一个治乱循环的阶段。普遍政治秩序的建立和稳定，意味着人民的安全、福利和社会发展有了基本保障，这是中国历史所能见到的最好局面。而政治秩序的丧失，则带来天灾人祸、战乱频仍、人口大量死亡、社会发展倒退，这是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最坏局面。在切身的惨痛经历中，中国人产生出了“宁为盛世犬，不作乱世人”的朴素智慧。
因而，相较而言，中国传统话语不关注“兴衰”这样的概念，因为在没有对等的参照系和竞争者的情况下，一个王朝的兴起与衰落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随之发生的普遍政治秩序的存亡。因而中国人关注更极端、更彻底的“治乱”或“兴亡”概念，中央权力兴则出现太平盛世，中央权力衰则意味着天下之亡，强者率兽食人，弱者人人自危。
现代中国依然面临治乱问题。1947年，熟读中国历史的毛泽东在与黄炎培谈论历史周期律时，一方面表达了他的自信，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对治乱律的长期思索。中国历史上乱世的出现，在通俗史观看来，除强敌入侵外，无非是统治者的残暴腐败所致。但这只是现象，究其制度机理，大抵有几方面原因：皇权与相权的失衡、士族或地主阶层的坐大、官僚机器的腐败和僵化、以及王权借以与权贵和官僚斗争的力量（如外戚、宦官）的膨胀。与欧洲政治现代化的成功经验（王权、贵族与资产阶级相互制衡）相比，缺了重要的因素——公民社会。共产党人试图将欧美的成功经验再推进一步——通过建立真正的民主来跳出治乱律。毛泽东在建国后，曾试图直接诉诸人民的力量，以避免精英利益集团的固化和官僚主义的僵化，结果由于过度强调制度的消极面，未能辩证地对待法治，导致了极端化的文革。
今天的中国，仍然面临着历史治乱律的严肃考验，改革、民生、反腐，无不是为这个目标而采取的手段。
能否维持普遍有效的政治秩序，事关中国的国运和中国人的根本利益 。对外关系和外交政策必须首先服务于这一根本利益。
西方“兴衰律”：永恒的焦虑
与中国不同，欧洲历史体现了另一套逻辑，即霸权兴衰律。在罗马帝国衰落后，欧洲没有形成任何足以提供普遍政治秩序的中央权力。带着对“罗马治下和平”（Pax Romana）的永恒怀旧，各法兰克王国或近代民族国家都希望重现古罗马的光荣，但始终未能跳出春秋会盟式的争霸阶段，跨越战国六合一统式的临界点。其结果，就是各王国沉浮起落于霸业更替之间，一家一姓只能短期内居于相对优势地位，并在此地位上汲取相对优势带来的红利，直到在下一场争霸战争中退回一隅偏安。
霸权争夺虽然也涉及欧洲普遍政治秩序的问题，但由于有众多竞争权力中心的存在，普遍秩序本身在争霸者眼中仅具有第二性：首先，霸权者只能作用于国际体系，而不能直接为整个地区提供普遍秩序；其次，霸权衰落也并不一定导致政治秩序的崩溃，在很多情况下，争霸战争虽然血腥，但失霸者依然可以维持政治实体的存在。
这种游戏在近代逐渐形成稳定的规则，特别是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体系之下，国家主权以国际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国际关系以不消灭对方国家为原则。现代主权体系进一步固化了欧洲国际关系的兴衰律，因为在国际体系约束和英国这样的离岸平衡者的制衡下，国家一般不通过征服和兼并来消除竞争者，霸权的兴衰成为欧洲政治中最重要的主题。即使是拿破仑和希特勒这样的规则破坏者，也难免走回霸权兴衰的老套路。
欧洲近代的殖民扩张，为霸权兴衰带来了新的内涵。从西班牙、荷兰到英国、美国，西方的霸权国家同时也是全球殖民帝国的老大。类似于古希腊城邦体制依赖于对公民群体之外的奴隶的剥削，西方霸权国家内部社会体制也依赖于从殖民地或全球价值链中获得的霸权红利。
美国是这一历史逻辑的集大成者。20世纪之前，美国拥有近乎无限的土地、资源和机会的供应，先天条件优越。当美国在北美大陆的扩张达到极限后，内部矛盾迅速增加，但美国由此踏上霸权道路，借霸权红利维持了社会稳定和政治秩序。20世纪的进步主义和民权运动，本质上就是用超额霸权利润来赎买有组织工人和黑人等高危群体的维稳手段。换句话说，美国政治的分权原则，是靠分利来维系的，一旦无利可分，任何权力分配的游戏都很难继续玩下去。
既然利的主要来源是霸权地位，美国自然会视霸权维持为最核心的国家利益
霸权“兴衰律”的存在是近来美国人热衷谈论“修昔底德陷阱”的原因。兴衰律使西方式霸权，不管是哪个具体国家，都处于持续的焦虑中。霸权国注定会以疑惧的眼光看待任何一个上升中的国家，并假设最坏的前景，未雨绸缪。寻找假想敌是兴衰律之下的宿命思维。例如，在英美在霸权交替过程中，都视对方为假想敌。据美军陆海联合委员会1930年的报告推测，美国的经济渗透和商业扩张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将威胁到英国的生活水平，导致其经济崩溃，因而双方必有一战。直到1938年，美国还在进行假想敌为英国的红蓝军事演习。而美国在霸权尚未到手之时，就已经开始寻找有可能威胁自己的下一个敌人，早在一战前就开始制订针对日本的橙色计划和针对德国的黑色计划。美国学者迈克尔·沃霍斯研究了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在1930年代的136次军事操演，发现其中127次是模拟与日本的战争。霸权兴衰律导致的这种焦虑，常常会歪曲霸权国对形势的理性判断，甚至可能导致自证预言的冲突。
“两律”注定中美冲突？
近年，中美领导人多次谈到核心国家利益或底线思维，上述治乱律和兴衰律就是中国和美国核心国家利益的底色。从逻辑上看，这“两律”未必是冲突的，就像王缉思教授所说，中美互不挑战对方的底线即可。中国领导人提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希望中美避免冲突、相互尊重，就是为了跳出“两律”的陷阱。可是现实中，以下两大因素又似乎决定了中美冲突的不可避免：
首先，美国不够尊重中国人对治乱律的关切。正常外交关系的基本前提，是对对方政权合法性和有效性的承认。然而，美国政府和精英阶层中的不少人始终抱着一种“临时心态”与中国共事，不少人期待随着中美交往，中国有一天会变化，乃至“变天”。他们近来对中国更激烈的批评，相当程度上源于这种变化没有发生而带来的失落感。中美关系在他们心中只有工具价值，而非事业本身。他们还常诉诸一种政府、人民的二分法，试图建构一种既与中国摩擦又不“反华”的讨巧形象，分裂中国社会民意以便火中取栗。更不用说，将中国作为假想敌已经成为美国军事战略界的思维习惯了。打个比方，抱着改造对方的态度谈恋爱，怎么可能成功？可美国就是这样一个不甘心的“强迫症恋人”。
从美国威胁中国的治乱律始，却以担心中国挑战美国的兴衰律终，这不是历史是宿命，而是美国自己掷出的回旋镖
其次，东亚是中国治乱律与美国兴衰律的“锋面”。一方面，周边秩序是中国治乱律的题中之义。中国历代政权建立的普遍政治秩序必定会外溢到周边地区，这并不仅仅是中国古代朝贡体系的特性，也是历史上一切文明或权力中心的本能需求。因而，任何性质的中国中央政权，都会对东亚地区秩序有所关切。另一方面，东亚又是美国“天定命运”的行进方向。美国自建国起，战略态势上就是“东守西攻”，从孤立主义到门罗主义就是对欧洲和大西洋(600558,股吧)旧世界的防御姿态，而从西进运动到门户开放就是面向太平洋(601099,股吧)的进取姿态，从美西战争、巴拿马运河到两洋战略就是从东守到西攻的转折点。二战后，美国的战略重心从欧洲、中东、最终转向东亚。两个大国的核心利益落脚在同一个地区，冲突的前景似乎是顺理成章。
那么，当两种历史定律碰撞之时，冲突的结果又会如何？首先，收益成本核算决定了中国会更坚定。治乱律决定了这场家门口的冲突对中国人来讲是存亡之争；兴衰律意味着美国面临的是超额霸权利润的得失之战。存亡大于得失，中国意志更强。其次，攻防优势比决定了美国胜算不大。最后，无论是热战还是冷战，都会给中国带来巨大损失，复兴进程将遭受重大挫折。
从这个推演来看，在未来冲突中，中国无论胜负，代价和风险都极大，美国虽然失败成本较小，但胜算也极小。因而，双方的理性决策者，必须避免该剧情的上演。
跳出历史周期律
本文提出的“两律”，只是既往历史规律的总结，并非中美两国无法突破的宿命。既然前述的冲突剧情不符合中美两国利益，双方就该致力于跳出历史的周期率。事实上，历史本身已经超出了旧阶段，两律都已经有了新内涵：
其一，治乱律升级版：中国政治秩序与世界政治“云”对接。 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封闭地缘空间被打开了，中国文明系统与世界政治的网络建立了高密度的联通。例如，中国的清末共和、抗日光复、联美抗苏和改革开放都离不开美国的影响和合作，美国在中国实现普遍秩序和经济复兴的过程中总体上发挥了正面作用。中国的治乱律不再仅仅涉及中国及周边地区的秩序，同样也与世界体系和中美关系息息相关。从另一面看，中国的治乱也不再仅仅是中国人“天下”范围内的事，中国之治会成为世界稳定和发展的动力，中国之乱会外溢为世界性的灾难。中国的治乱律有了全球政治的意义。升级版的治乱律，要求中国以更开放的姿态面对外部，也要求世界更重视中国成败的影响。
其二，兴衰律新模式：美国可开启“众筹”世界秩序。 在美国之前的西方霸权兴衰传统中，无论守成国还是崛起国，都是中小规模的国家。美国建立了新的霸权模式，即霸权国和挑战国本身都是超级大国。冷战结束后，美国的相对实力下降，新兴国家集群兴起，且都是国家规模巨大。主导国家体系从千万人口级的西方列强时代，经过美苏超级大国时代，今天已经发展为亿乃至十亿人口级的世界大国时代。按2014年的各国GDP、人口、面积排名，美、中、俄、印、巴西等国位列第一梯队，日、德、法、英等往日大国在某些方面也仍有一席之地。
这种国际力量格局，意味着欧洲和美国的传统霸权模式都不可能维持。美国在任何地区都不具绝对优势，也都没有金砖大国级别的盟友。正如戴维·兰普顿所说，美国GDP占全球35%时为人们所接受的战后世界秩序，在这一比例低于20%时就难以为继了。美国明智的选择是放弃过时的霸权思维，借鉴产业创新中的“众筹”模式，倚重各地区大国提供地区秩序并从中获益，这样做既符合美国利益，也有利于更好应对全球问题。这意味着美国在东亚地区要首先跳出兴衰律，超越“修昔底德陷阱”思维，以承认中国地区优势为前提实现美国在东亚更有利的存在，并与中国共同提供地区秩序。
总之，中国和美国都应致力于超越各自的“历史律”情结。中国的发展和稳定，离不开与美国的合作关系。因而
中国人寻找突破治乱律的努力，很符合逻辑地指向对超越霸权兴衰律的关注，即中国如何能够在追求发展和崛起的同时，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但是，这个逻辑同时表明，中国在中美关系中寻求突破兴衰律，是以中国自身发展不陷入旧的治乱律为前提的 。这两点对于理解中美关系的性质十分关键。
1972年的会谈中，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将话题“限于哲学方面”，而非台湾、越南、朝鲜、苏联等“眼前问题”。今天的中美高层也需要更“哲学”一点的战略对话，谈历史智慧，谈对世界的看法，谈清楚什么是底线、什么可以妥协。议题清单和技术细节应该留给职业官员解决，不应再任由美国式的“处长治国”和双方媒体炒作干扰高层政治对话和社会大众情绪。认清中美两国各自的历史周期律及其未来可能，或许是进入真正的战略对话的一个切入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