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漂流在遥远的海外时，竟会听到施光南的死讯。妻子在报纸上看到这一消息时，不敢告诉我。她知道我会怎样伤感，知道我和光南有着怎样的友情。
当我从报纸上看到给光南开追悼会的消息时，我真的承受不住了。我发呆，除了发呆，我不知道该做什么。其实我什么也不能做。彷佛应当送一个花环，我知道，死者在所有的花环中一定最喜欢我的花环。但是，我不能够。因为我是“罪人”，我所作的一切将会给朋友的家属带来麻烦与不幸。
几个月前，当我听到王瑶先生去世的消息时，同样受不了。这位老先生很早就关怀我推荐我，在近几年的政治风波中，他悄悄地告诉过我许多诚挚的话。他死了，我不加思索地打电话给尚在北京的女儿，她是王瑶先生所在的北大中文系学生，让她替我送个花环。然而，过了些天，女儿告诉我，主持追悼会的办事人说，还是不要以我的名义送，以免让生者麻烦。折中之后，以我的女儿“剑梅”的名义送了一个。对于此事，我不怪任何人，我能理解一切悲哀，包括死者的悲哀，也包括生者的悲哀。
我不能送花环了。我不能给光南的妻子和女儿招惹麻烦。然而，奇怪的是，恰恰在我知道光南逝世的这一天，我客居的后花园里，开满了白色的玫瑰。开得那么多，那么密。对着这一片惨白色的小花，我又发呆起来，久久呆看着，呆想着。我只能用呆看和呆想来悼念和送别天才的挚友。我相信光南一定知道我呆想些什么。
我真不应该在敏感的一九八九年的五月给他打电话。那时我刚从美国回到北京，有一位朋友告诉我，说光南在全国青联的座谈会上批评学生运动。我不知道缘由，便打电话去问他。没想到，他一听说就委屈得哭了起来。过去，我只是听见光南唱歌，没有听过他哭泣。我熟悉他的歌声，但不熟悉他的哭声。一听这陌生的抽泣，我的心便震颤起来。接着，他又一连说了半个小时的话，努力向我解释：他说他的发言不是反对学生运动，而是希望学生适可而止，不要弄得两败俱伤。他愈说愈急，而且还要立即到我家里来。没想到我的问题引起光南这么大的激动。我了解光南，拼命安慰他，并告诉他：我只是道听途说，别这么“神经质”，而且，我也赞成你的意见：学生运动应当适可而止。
这是我最后一次和他的谈话。他所作的解释，是那么急切，那么真诚，又是那么焦虑、痛苦和迷惘。我知道，这位用满腔的热血谱出《在希望的田野上》的朋友，现在正在被浩大的学生运动震撼得手足无措。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大自然的任何声音经过他的内感觉的转化，便会变成非常神妙的音符。然而，此时在他耳边是绝食孩子的呼吁，是救护车的喇叭声，是大街上几十万人的呐喊。他完全迷惘了。他告诉我：不用说三千个孩子绝食，即使三个孩子，我们也应当关心呵!他的声音几乎是绝望的。和《在希望的田野上》的歌声相比，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的声音。我真后悔，我真不该打那一个电话，真不该让这位总是创造着希望之声的友人放出哭声，而且，这哭声将和他的歌永远留在我的心里——在他的甜蜜的歌声中渗下永远的苦汁。
二
我没有理由怀疑。如果别的朋友怀疑他，我也没有理由怀疑。因为，我最了解他，他也最了解找。他在人生中赢得一次最重要的投票权利时，曾投我一票，他以这一票证明他的友情和他的信念。此事发生在一九八七年，这一年，他被推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党代会的代表，在选举党中央委员会时，我这个没有代表资格即没有参加会议的人竞得了一票，这就是施光南着意投下的一票。这一年的年初，全国展开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我也被当作思潮中一分子被牵扯而到南方“避难”。深知我的光南，为此而感到不平和不安。因此，就在运动的“热潮”中，他到处找我，可是几次到我家都不遇而返。春节期间他来探访我，也未碰上，于是就在我家里的小桌子上留下一封信，写着：
再复：春节好!元旦期间原来和束扬约好来看你，因感冒未能前来。今天我到伍绍祖家和我们一些老同学相聚，回来时想碰碰运气，不想又未能见到你。谢谢你送我的《性格组合论》，书写得很好，相信历史会对它作出应有的评价的。看了你书中的一些论述，颇有共鸣，不仅对文学创作，对于认识人，认识社会，你都很敏感地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观点。你是一个思想成熟的人，也是一个正直、勇敢的人。朋友们都尊敬和爱你。我作为一个经常从你这里得到教益的友人，衷心希望你保重身体，事业还在期待着你将来放出更大的光和热!祝全家幸福!
光南 87.1.31。
我知道这是光南在安慰我，因为我并不是一个成熟的人。但我感谢光南在社会给我投入阴影的时候，他总想用天真的歌声和天真的语言来为我抹掉阴影，最后甚至用党代会上天真的一票企图为我抹掉阴影。光南是党代表，我不是。选举中央委员，只能从代表中选出，他却在选举时写上我的名字，这是违反党章的，但为了表示对友人的绝对信赖，他无计可施，只能用这一票，他真像个顽童，即使在最庄严的政治场合中，也不失儿童的天性。事情真巧，列席此次党代会的顾问委员会委员，我的忘年之交林一心会后告诉我：现在连党代表也不守规则了，这次开会选中央委员，竟然有一位代表投了你一票。真是开玩笑!听他讲完，我暗自高兴，差些脱口说出秘密：那是我的伟大朋友施光南干的!此时，我还记得那天夜里，他在党代会结束后他匆匆地来到我家叙述投票的情景。我觉得我的这位朋友真像个大孩子，一点也不懂得党的规矩。然而我知道，正因为他永远怀着这么一颗超越势利的童心，所以他的歌声才那么美。所谓美，就是超势利。
我喜欢光南，也正因为他虽然长得像个彪形大汉，但总是像个小孩，总是没有学会世故没有学会算计。尽管他作一首曲子，只有七块钱的稿费(后来提高到十块)，包括《祝酒歌》、《洁白羽毛寄深情》、《月光下的凤尾竹》等名曲。但他决不会想到歌曲的价格，只管拼命地写。人类聪慧的祖先发明1 2 3 4 5 6 7这些数字，是给他作音符用的，不是作算计金钱用的。“四人帮”垮台后，他太高兴了，高兴得很久很热烈。喜悦撞开了灵感的闸门，歌声像激流似地日夜奔涌。那时全国都在唱他的《祝酒歌》，可是谁也想不到这位《祝酒歌》的作者一点酒也不会喝，完全是喜悦让他陶醉让他写出最动人的歌曲。他告诉我，这么多人唱《祝酒歌》，关牧村唱得最好，你一定要听听。可是我一直没有机会听到她的演唱。直到一九九二年冬季，也许是施光南地下有灵，我漂泊到斯德哥尔摩大学，而关牧村和另几位歌唱家也到瑞典作艺术访问，于是我们在他乡相逢了。关牧村知道我和施光南的友情，特别到我的大学宿舍里为我唱了《祝酒歌》和一首又一首施光南的歌曲。那一天下午，我和妻子女儿、学生沉浸在关牧村如泣如诉的歌声里，也沉浸在对施光南刻骨的思念中。那是最有诗意的人生瞬间，最纯的歌声，最真的友情，最深的缅怀，都在这个瞬间中为我展示。呵，人间的情意多么美。
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光南的创作一发不可收。他告诉我，他有时一天可以谱两首、三首，到了一九八三年，已写了一千多首曲子，直到那时候，他才开始发愁。头一次见到他发愁的呆样，真是开心。他告诉找，写了这么多，仅发表了两百首。全国只有几家音乐杂志，即使每期都发表他的一首曲子，一年也只能发表二、三十首。后来他想到应当出集子，可以把未能发表的作品放进去。但北京没有一家出版社可以接受他的集子，音乐出版社也无法接受，编辑部说：许多老音乐家都无法单独出集子，你是青年音乐家，更轮不上。我急他之所急，便请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郑煌先生帮忙，这位社长爱音乐，也爱光南的歌。《施光南歌曲选》终于在上海出版了。那天他带着新书到我家，见到我时，他把书举得高高，像孩子叫着：书出来了。第一本自然属于我。每每想到他那快乐的样子，就知道《在希望的田野上》这些歌，全是出自赤子的情怀。
三
没有学会算计，把一切时间都用于培育音乐的耳朵与音乐的心灵，使他赢得成功。也因为没有学会算计，他才一步一步地迈向新的境界。他写歌剧《伤逝》，如果会算计，一定写不出来。歌剧院请他创作这一部歌剧曲子的时候就告诉他，可能没有稿费。但他不在乎。拿到剧本之后，他就全身心地投入。一投入就是整整一年。一九八三年夏天，他约我和他一起去青岛参加全国青联夏令营，说路上好一起商讨《伤逝》的剧本。可是火车票不好买，他就拿着小椅子到火车站排队，排了整整一夜在火车上，他一点倦意也没有，坐下来就讲《伤逝》。外边强风吹拂着，窗门沙沙作响。他提高嗓门又比又划地谈着自己的计划，声音非常大。我告诉他，鲁迅的原作里写了小狗阿随“被放逐”之后自己又跑回家，激起了主人的许多伤感，可说是神来之笔。他听了非常高兴，后来他为此写了几段很漂亮的曲子。《伤逝》演出时，他请我和他一起去观看。演出的地点在西郊，离我们俩人的家有几十里之远，我们在公共汽车上抖得东歪西倒，全身都发疼，可他还是满心高兴，而且还说，中国的现代歌剧快绝种了，应当拯救一下。我因被公共汽车挤得又累又闷，只是淡淡地说，你想当救世主，可是这么穷，我的骨架都快被抖掉了。
大约因为光南觉得经常挤公共汽车确实不是一个办法，就买了一辆摩托车，而且还买了一顶铁甲大帽。有一回他到我家来，一打开门，见到他戴着这项大帽，真把我吓了一跳，以为是个“外星人”。不过，他开摩托并不高明，有一次我和他及他的妻子洪如丁准备上街，他踩了半天油门总是发动不起来。小洪在路边就怪他，而他又不服气，便和小洪拌起嘴来，赌气地让小洪也试试。不过，小洪也不争气，踩了半天毫不动弹。他们俩口子吵架时完全像小孩。而我则认为他不应当骑摩托，瞧他踩油门的样子，费了多大的气力呵，老是这样消耗生命，还有气力谱歌作曲吗?然而无论公共汽车怎么拥挤，摩托车怎么不争气，他的美好的曲子还是一首一首地涌出来。光南呀光南，你真是上帝特地为我们这一代苦命的中国弟兄制造出来的天才歌者。
四
可是很多朋友只知道光南是个才子，是个赤子，却不知道还是个孝子。他和母亲一直住在一起，至死也没有离开母亲而搬到别处。父亲早在一九七〇年就去世了，他不忍让母亲在年迈的时候经受凄清与孤独。对于已故的父亲，他更是报以永远的缅怀与敬爱。这种感情深深感动过我，所以至今我还记得他的“孝敬”故事。他的父亲是最早的共产党人施存统(又名施复亮)。早在一九二〇年六月，他就在日本东京组织留学生共产主义小组，一九二一年共产党成立时他便是中共党员。在国共合作期间，他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教官，社会主义青年团首任中央书记，并兼任其机关刊物《先驱》主编。“五四”运动时，他是一个激进的批孔青年先锋，写过一篇轰动性文章，叫做《非孝》。老一辈革命家和知识分子，提起施存统的名字，就会联想起他的《非孝》呐喊。此文在浙江发出后，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之后《浙江新潮》便被政府通令查禁，校长经子渊就迫离校，陈望道、夏丐尊也都出走(参见《五四运动回忆录》的傅彬然文《五四前后》)。可是，历史开了一个玩笑，这个鼓动《非孝》的“逆子”却生了个有情有义、不许别人说父母半个“不”字的孝子施光南。大约是一九八七年间的一天，施光南气冲冲地来找我，说他写了一封给胡耀邦的信，让我帮他看看，在文字上帮他推敲推敲。我一看，原来是替其父辩白的“陈情表”。此文发端于当时报上有一篇回忆录，记载一位元帅告诫儿子的一席话，说知识分子有个弱点，就是容易动摇，例如我党初期的重要知识分子施存统，到了一九二七年白色恐怖期间就经不起考验而变节了。光南不等我细读他的“陈情表”就愤愤不平地说：“我父亲在一九二七年只是脱党，没有变节，更没有叛变出卖组织，所以他在解放后还担任过政协秘书长，劳工部副部长。他和我妈妈从俄文中翻译了那么多马克思主义论著，一生都忠于党，怎能说是变节”。我请他冷静一些，我知道此时他的情感压倒了理性，就劝说道：“说知识分子容易摇摆也没有什么可怕，知识分子就是脑子好，想得多一些。一九二七年好些著名知识共产党人都脱了党。当然脱党与叛变还是有本质上的不同。”读了他的《陈情表》，看到洋溢于文字中对父亲的信赖与敬重，我更感到眼前的友人是个具有真性情的“真人”，并突然意识到：“孝顺”，热爱父母，这是人类的生物性现象，这种基因不是理念能抹杀掉的。生物性的情感需要文化性的提升，但无法用文化批判把它拔除，施存统先生想把它拔除，首先在自己身上证明不可能。当然，施先生的《非孝》文章燃烧的是冲破传统思想罗网的激情，它启迪后人的是“个人独立”而非“打倒父母”。光南从父亲那里接受的是生命的激情与灵魂的活力，并非文化理念。他对父母的赐予永远心存感激。他给父亲的“陈情表”也终于抵达胡耀邦总书记的面前。光南告诉我说：总书记已作了批示，为我父亲正了名。我补充说：总书记不仅为你父亲正了名，还为你正了“情”。阳光下最美的毕竟还是情。
五
我所以能和光南成为挚友，一是因为好友伍绍祖和束扬的介绍，二是因为“青联”的聚会。七七年四人帮刚崩溃时处于亢奋状态的我，日夜写作批判四人帮的文章。有一天《北京日报》约请我和杨志杰写一篇驳斥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的文章，以给陶铸正名。志杰建议说：去找找我的朋友束扬，让他带我们去找伍绍祖，让绍祖带我们去找陶铸夫人曾志(当时任中组部副部长)，我们和伍绍祖一起，一定能写好。此篇三人共同署名(刘、伍、杨)的文章发表之后，既扬眉吐气，又为我增添三位好友：伍绍祖、束扬、光南。绍祖和光南是“八一”中学的同学，情同手足，友情极深。我和绍祖也很有缘分，初次相逢时，不仅同仇敌忾，而且一见如故。后来他担任国防科委的党组书记，领少将军衔，穿的是军装，但对我却如同对待光南一样，极为真诚随和。我觉得他是一个罕见的把党性与人性融为一体的共产党人，刚毅善断又温柔敦厚，因此我也特别敬重他。有一次(大约一九八三年)，他特意把我和光南请到家里吃晚餐，招待我们的人都穿着军装，我不太自在。光南说，别看绍祖是军人，性情跟我们一样。绍祖在自己家里，谈了许多光南读书时聚精会神的笑话。我也讲了刚刚发生的故事：上星期我和光南参加全国青联委员的全体会议，光南让我给与会的演员歌唱家们作一次美学讲座。演讲前我把会议发给的文件皮包让光南拿着，讲完听者兴奋，光南和我也兴奋。过后我突然发现“文件皮包”丢了，光南立即紧张起来，说里面有会议文件，丢不得，快去会议办公室报案。于是我们俩急急忙忙去报案，若得会议的保卫人员向刘延东报告，到处寻找皮包，大约忙乎了一个小时，我突然醒悟了，对光南说：我记得讲前把皮包交给你了。这时光南才恍然大悟，朝下一瞥，皮包原来就夹在他的胳膊里;看看，是不是就这个皮包!我俩同时喊起来：不错，就是这个，皮包找到了，太好了!快去办公室取消报案!
六
光南匆匆走了。我相信在我漂流海外的日子里，光南一定也曾在花前草前呆想过我，为我担心。此时，就在我身边的一盘磁带，里头录有我们合作的一首歌。这首歌的词是我写的，曲是他作的。这是为电影《异乡情》而作的插曲。一九八七年，施光南委托友人束扬把岳父洪丝丝描写东南亚华侨生活的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影片需要作主题歌，就请我作词。于是我写两节词。一节是主人公到南洋之前的“别故乡”;一节是主人公到马来西亚后的“想家乡”，原歌词如下：
(一)
相思树，相思长，
相思树下别故乡。
此去五湖四海日，
唯有床前明月光。
(二)
相思树，相思长，
相思树下想家乡。
何时给我双飞翼，
回到母亲小河旁。
光南读后觉得第一首末句太文人气，我们便商量切磋了一会儿，改为“一样冰心怀亲娘”。第二节的末句也相应地改为“展翅飞向娘身旁”。修改完全是剧情的需要。改定后他立即谱曲，谱成又立即跑到我家。那时家里正好有小女儿刘莲的钢琴，他就坐在钢琴板凳上，像正式演出，先自己报幕：“异乡情插曲：相思树，刘再复作词，施光南作曲。”然后，就自弹自唱两遍。真是天公作美，平时不爱录音的我，此时竟然把这一段歌声琴声全录下来了，更奇怪的是，我匆忙离开故国的那一刻，竟把这一“绝唱”的录音带匆匆塞进书包里，让它和我一起浪迹天涯，也让我在寂寞孤绝的岁月中一遍一遍地倾听，一遍一遍地缅怀。此时，我再次打开唱片机，静静地听。他唱得是那么好那么投入，真没想到，这首歌竟是他送给我的绝唱和永别曲，难道他当时已预感到我将辞别家园而他将永别人间吗?此刻，他在地底下，而我却漂泊于五湖四海之中。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现在，除了呆想之外，只想听听这曲子，这曲子不像《祝酒歌》、《在希望的田野上》那样属于全中国全社会，它只属于光南和我。
作者注：此文一九九〇年九月于芝加哥大学校园写下初稿，题为《不该消失的歌音》。二〇〇九年在初稿上作了补充，定题为《施光南纪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