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看到清水安三先生的这本书，是樱美林学园2002年发行的重印第三版，从版权页说明知道它是1988年改订增补第四版的再次印刷，听说以后又出版了第五版。一本书如此多次再版，既说明了樱美林学园师生们对学校创立者的崇敬，也说明社会对这部书的需求。
本书日文原名『石ころの生涯』。“石ころ”一词，对根据汉字理解日语的中国人来说，难免会有些望文揣意。在日语中，“石ころ”的本意是“小石头”或“石头子”，用它比喻人生，含有“坚韧”、“顽强”的意思，这与汉语并无差别。不过，日语中的“石ころ”还含有“没有多少价值”的意思，清水先生用这个词比喻自己的一生，是日本民族特有的一种自谦，而书中所反映的，则是日本民族坚持、坚韧的性格，即只要认准一个目标，就顽强地追求它、拥抱它。相信凡是读了这本书的人，都会对这一点有同感。
1891年出生在日本滋贺县高岛郡新仪村一个普通农家的清水安三先生，是位致力于贫民启蒙的教育家。中学时期，他受世风影响，接受洗礼，成为虔诚的基督教信徒。1910年，他考入同志社大学神学部，读书期间就参加了传道。上大学时，他读到刚刚出版的德富苏峰的《支那漫游记》，又在奈良唐招提寺了解到中国唐代佛教大师鉴真和尚的事迹，遂对中国产生了兴趣。之后，他受一位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遗嘱的故事触动，决心来中国。
1917年，年仅二十六岁的清水先生受日本组合基督教教会的派遣，以宣教师（传教士）身份来到沈阳。不久，便在小西门外开设了一所名叫“儿童馆”的小规模小学。教学中，清水先生深感自己的汉语水平有待提高，为了更好地学习中文，也为了向中国人传教，于1919年移居北京，落脚在霞公府内小纱帽胡同的日本同学会。
清水先生到北京的当年，正逢中国北方大旱，许多地方绝产，一些国家的在华基督教会发起赈济，清水先生积极参加救援，在禄米仓一带从事灾童收容工作。这段时间，他目睹中国底层民众的凄惨生活，产生了救济贫民儿童的愿望。1921年，他从灾童收容所得到300日元酬金，自己又拿出200日元，在朝阳门外灾民集中的碑楼胡同8号租了两间民房，于5月28日创办起“崇贞工读女学校”（简称“崇贞女校”），专门招收贫苦人家的女孩子。办学过程中，清水先生感到自己的学识还需要补充，于是远赴美国奥柏林大学神学部留学。清水先生在美国留学了两年，毕业后马上返回北京，继续主持崇贞女校。经过多年的惨淡经营，1936年学校已扩充有六年制小学部和三年制初中部，校址也迁到芳草地，改名为“崇贞学园”，成为日本人在北京主持的唯一具备一定规模的教会学校。崇贞学园在北京开办的二十五年间，共招收学生千人以上，其中毕业者达五百余人。
教育，是外国基督教徒在中国的主要传教形式之一，办学经费除教会资助和教徒捐款外，还来自于学费。但是，崇贞女校免收学费和授课费，仅收少许杂费（小学20钱，中学1元）。清水先生是虔诚的基督信徒，但他在北京办学，并没得到日本基督教会的多少资助。为了解决经费问题，清水先生曾组织学生养鸡、刺绣换取补贴，为此受到兼职校同志社大学的处分。但是，这并没动摇他在教育事业上坚持平等博爱的信念。
清水先生坚持“学而事人”的办学宗旨，提倡教育面向实际，把培养学生的重点放在学生走入社会后自食其力的能力方面。作为女子学校，清水先生十分强调女权，强调男女平等。“教育平等是平权，空说解放亦徒然，富贵责任男女均，庆祝崇贞万万春”，“女儿身体更宜强，体操唱歌乐洋洋，强国要基在少年，不让男子著先鞭”。校歌中这些歌词，反映了平等、自强、向上的精神。这种精神，让清水先生在中国找到了知音，南开学校创建者、周恩来的老师张伯苓先生曾给予崇贞学园很高评价，还欣然担任了学校的董事长。
清水先生还是一位和平主义者。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在北京的日本人开会通过要求日军出兵中国的决议，会上只有清水先生一人表示反对。在日本蚕食中国东北的时候，军国主义甚嚣尘上，使清水先生忧心忡忡。他说：“我有一颗十分爱日本民族的心，但同时又有一种把中国的忧患当成自己忧患的心情。”正是怀着这种心情，他访问了蒋介石、宋美龄、胡适等人，听取他们对改善中日关系的意见。那一时期，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评论，公开表达了一个正直日本人伸张正义的态度。清水先生的评论引起日本国内军部的忌恨，刊登这些文章的日文《北京周报》，便是在军部压力下被迫停刊。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计划空袭北京城。消息传来，许多人劝清水先生外出躲避。他回答说：让我这个当老师的死里逃生，我不能这样做，我也干脆就死在这里，要让人们看看，我是如何被日军杀死的！
清水先生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八年，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他结识了周作人、鲁迅、李大钊、胡适、陈独秀等一批中国朋友。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清水先生访问他多达二十余次。他称李大钊胸怀宽大、平易近人，对日本人能够加以区别，并无日本国内宣扬的那种排日情结，即使谈到革命，也没有过激语气。清水先生与李大钊的关系建立在互相理解、互相帮助的基础上。他得知李大钊关心日本舆论，就为他订阅了日本激进评论家堺利彦主编的《平民新闻》。而清水先生请求李大钊帮助逃亡到中国的日本共产党领导人时，李大钊也为佐野学做了取道天津前往苏联的安排。李大钊就义那天，清水先生放声痛哭，一夜未眠，在悲痛中写下《李大钊之死》。1981年，清水先生已经九十岁了，还写了《回忆李大钊》，表达对这位伟人的怀念。清水先生的次子清水畏三先生曾对我说，在清水先生的印象中，李大钊仿佛是位村长，认为这样的人日本也有，但对鲁迅的感觉则不同，说日本没有那样的人，也出不了那样的人。一次，我陪同清水先生的嫡孙清水贤一先生参观鲁迅博物馆，博物馆陈列室里展出着鲁迅日记，清水贤一特别翻出内中的一页让我看，上面是清水安三来访的记录。据日本学者考证，第一个向日本介绍鲁迅的是青木正儿，清水先生则是仅次于青木正儿评论鲁迅的作者。清水先生非常敬仰鲁迅，一直珍藏着鲁迅送给他的书法作品，到了晚年，还写了《值得爱戴的大家：鲁迅》和《回忆鲁迅》。文章发表后，觉得言犹未尽，又写了《怀念鲁迅》。清水先生对鲁迅的感情，直接影响到樱美林大学的师资队伍上，这所学校的中文系曾聚集了数位鲁迅研究家，其中有中国学者很熟悉的丸山升教授和藤井省三教授。
《朝阳门外的清水安三》是清水先生1977年的一部言论集，这部书不仅是他对自己生平的回顾与总结，也是了解近代中国风云变幻的一面窗户。对于广大读者来说，它反映的是一个日本人怎样看待和认识中国，对于研究者来说，它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更是显而易见。
本书编者清水畏三先生是清水先生的次子，曾担任樱美林学园理事长和樱美林大学教授。多年来，他致力于收集父亲的资料，是清水安三研究的组织者与专门家。本书中译本的出版，还得力于现任樱美林学园理事长、樱美林大学校长佐藤东洋士教授。这位父母都是崇贞学园教师、本人出生在北京什刹海边鸦儿胡同的学者，对中国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建立在樱美林大学渊野边校区的樱美林孔子学院——东京地区第一所孔子学院那宏伟的大楼，就是由他主持的推动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最好见证。
清水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在中国创办的学校，今日已成为北京名校之一。抗战结束后，崇贞学园被当作敌产没收，学校被改名为北平女子第四中学，全国解放后更名为北京市第四女子中学、朝阳中学，1991年命名为北京市陈经纶中学，2002年成为北京市首批“示范性普通高中”。清水先生只身回到东京后不久，就创办了樱美林学园。“樱美林”含有双重用意，它既是清水先生留学美国奥柏林大学的谐音，“樱”字又表达着对和平的祈望。樱美林学园是清水先生在日本创办的一所从幼稚园、中学，到大学、研究生院的新型学校，但他仍然把崇贞女校成立的那天作为樱美林学园的创始日。今年，是樱美林学园创立90周年，值此之际，《朝阳门外的清水安三》在中国出版，是对清水先生的最好纪念。
中国人民没有忘记清水先生，在今天的陈经纶中学校园里，耸立着清水安三的雕像，耸立着他的“学而事人”题字碑。这些，都是对这位为中国教育事业呕心沥血的教育家的怀念和礼赞。“樱美林学园创始人清水安三先生以‘学而事人’为座右铭，强调不应单纯为学习而学习，而应为服务大众而学习”，“我衷心希望同学们努力学习，成为中日两国的栋梁之材，将来为两国的发展、为两国关系的发展作贡献，造福两国人民，造福亚洲和世界”。这是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先生在今年5月27日樱美林大学授予其名誉博士学位仪式上的一段讲话。这段话，指出了清水先生在中国从事教育事业的理念，也对中日两国人民不断发展友好关系提出了期望。
2011年9月8日于北京学院路寓所
（本文为《朝阳门外的清水安三：一个基督徒教育家在中日两国的传奇经历》一书之序，该书由社科文献出版社2012年4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