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是中国著名诗人、学者、民主斗士闻一多诞辰一百周年；而这一年又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爆发八十周年。历史将这两个纪念日排列在一起有些偶然，但是如果能够通过闻一多在“五四时代”的经历来剖析与认识“五四青年”的心路与情感，不是一项很有意义的研究吗。
一
一九一九年一月中旬，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阵营代表在巴黎召开战后和平会议，以战胜国身份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顺理成章地在会上提出了收回中国在不平等条约中丧失的主权，而取消“二十一条”、收回被德国攫取的山东之一切权益，更是中国代表争取的重点。然而，由于英法意一九一七年初与日本达成秘密谅解协议曾答应支持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一切权益，由于日本坚持认为一九一八年其与段祺瑞政府进行的关于山东问题换文时中国曾表示“欣然同意”，由于美国担心日本不参加国际联盟而不惜牺牲了中国的利益，和会最终于四月三十日拒绝了中国代表的正当要求。五月一日早晨，英国外相白尔福正式口头通知中国代表，声称英法美三国首脑会议业已决定承认参战国日本对青岛的占领，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各种权益全部转让与日本。
这一消息传回国内，犹如晴空霹雳。社会沸腾了，人民愤怒了，五月三日北大三院的自发性集会上，激昂、悲壮的青年学生决定次日在天安门前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四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北京大学、北京高师、中国大学等十三所大专学校三千余学生走上街头，“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口号第一次明确将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联系了起来。游行队伍在东交民巷受阻，愤怒的人流遂转赴东城赵家楼，火烧了主张在和约上签字的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曹汝霖的宅第，痛殴了驻日公使章宗祥。
人们的怨恨不难理解。曾几何时，谁不对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条和平条件交口称赞[1]，谁不对“公理战胜强权”充满憧憬。至于青年学生，不更是带着战胜国的自豪感，期待着维护国家主权的愿望在巴黎和会上得以实现吗。然而，这一切都失落了，于是强烈的反差撞击了青年人的心灵，顿然迸发起他们的爱国激情。
这种现象在闻一多身上也有所反映。一九一七年，北洋政府向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正式宣战，不久，胶州湾收复，青岛德国守军被缴械，其中部分军官关押在后来成为燕京大学的清华园正西一带。这情景使闻一多所在的清华学校学生们兴奋异常，大家纷纷去关押德军的地方窥视，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历史上所蒙受的欺凌可以从此逐步摆脱，因而产生了参战报国的念头。众所周知，由于日本与美国各怀企图，对于中国的参战形式各执己见，使中国未能派出一兵一卒，仅是向欧洲协约国提供原料物资、向欧洲战场派遣过数批华工。当时，英国在北京等地招收华工译员，这便为在清华学校一九二一级读书的闻一多及其朋友提供了参战报国的契机。据吴泽霖回忆：他们曾秘密地参加了译员招考，其中第一批刘沛漳、张邦永两人顺利出国，第二批吴泽霖、钱宗堡、方来、葛鼎祥四人也抵达威海卫候船赴欧，而闻一多则是第三批译员的组织者。但是，事情这时泄露了，学校立即派人赶至威海卫，把吴泽霖等强行带回，自然闻一多的组织工作未及开始也就中止了。事后，管理学生的斋务处开除刘沛漳、张邦永学籍的同时，还要给吴泽霖等以记大过。按理说，同属筹划者的闻一多要想避免处分，唯有闭口不语。可是，他非旦没有沉默，反而理直气壮地为吴泽霖等辩护道：“爱国无罪！”，“爱国的权利，不容剥夺！”。他们一起去斋务处抗争，并威胁说要向清华董事会申诉，经过努力，终于争取到从轻发落。这件事给吴泽霖留下深刻印象，他说：“我们对一多的‘爱国的权利，不容剥夺’这句话都认为义正词严、铿锵有力、极为精辟，在班上也就传开了。后来五四运动中，很多清华同学在游行、宣传和同军警对抗时，手持的小旗上所写的，呼口号时所喊的，还经常是这句话。”[2]
由于材料所限，我们无法知道当时闻一多赴欧的决心究竟有多大，并且也很难仅从报考译员这件事去判断闻一多对待中国参战的态度。不过，当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整个北京城都在庆祝协约国胜利的时候，闻一多的心态却与众不同。十四日这天，畿辅学界一万五千余人在天安门集会庆祝，是夜清华学生亦至海淀镇提灯游行。依理而言，闻一多应该与大家一样兴高采烈，可是事实是他不仅没有游行，反于当夜写下具有反省意识的《提灯会》一诗。诗中用“奋格累四载，虚糜巨万赀”、“狂虏倍猖獗，血肉为儿嬉”描写了战争的残忍；用“欢声震欧陆，普天毕颔颐，共言销兵甲，升平始今兹”表现对和平的向往；用“豺狼本同类，猜意肇残胔，失性沸相噬，绝脰决肝脾”对战争进行谴责；用“田禾灼涂炭，中藏老农尸，饿鸱唤不醒，饱餐还哺儿”控诉战争对中国社会的摧残。为此，自己才“吉金铿尘圜，我听思斗鉟，华灯耿黑树，我睹疑磷燨”，才“思此肝腑袭，仰天泪淋漓”，恨不能“何当效春雷，高鸣振聋痴”。[3]
闻一多在五四运动前的这些思想活动，虽然属于个体行为，但在当时的青年人中却不乏典型性。换句话说，人们正是因为企图通过参战来改变国家虚弱地位的幻想过于浓厚，方对巴黎和会产生了过高的期望；也正是因为这种期望值过高，所以当它崩溃时而导致的社会震荡才尤为强烈。
清华学校地处郊区，同学们都没参加五月三日的北大三院集会和五月四日的示威游行，上述情况及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等，均为四日傍晚进城办事的同学返校后（这天是星期天）才带回来的。血气方刚的闻一多听到这些消息后，一时竟不知怎样才能抒发悲怆的感情，于是借用北宋抗金英雄岳飞的爱国名篇《满江红》来表达难以压抑的愤怒。[4]
清华园的沸腾是从五月五日开始的。当时，清华学生还没有校一级的自治组织，故由高、中两科科长、各级级长及各社团领袖，共同商讨开展爱国运动的办法。闻一多是新剧社副社长，同时还担任着高等科二年级（即一九二一级）的中文书记与《清华学报》的编辑等职务，所以参加了这次五十七人的会议。会上，他担任临时书记，与罗隆基共同记录和整理出《清华学生代表团开会记录》──清华学校在五四运动中的第一个历史文件。
由于这份文献，我们得以知道五十七人会议是由高等科科长乔万选、中等科科长王国华、高三级级长徐笃恭、高二级级长薛祖康、高一级级长李钟美、孔教会会长孔令□、青年会会长陆梅僧共同召集的。会上，组织了临时性的领导机构“清华学生代表团”，并决定把工作分为“对外”与“对内”两个部分。其中对外工作有六项：“（一）派代表赴京调查北京情形；（二）一切进行与他校取一致行动；（三）要求国会弹劾章陆诸贼；（四）通电巴黎专使请缓签字；（五）通电巴黎和平会议请维持公道；（六）要求总统对于山东青岛问题取坚决手段”。对内工作为五项：“（七）本晚开全体学生大会；（八）《周刊》加发号外，并有滑稽画；（九）本校各种出版物加‘勿忘国耻’等字样；（十）不用日货；（十一）通俗演讲及传单”。由于这份文献，我们又得以知道罗发祖、陈长桐、罗隆基、孔令□、陆梅僧五人被推为代表，入城与各校取得联系；接着清华又相继派陈复光、何浩若、黄钰生、潘钟文、姚永励五人入城增援。与此同时，留校代表团得知下午二时城内有校长会议，即往谒校长，力请与会。此外，还派刘驭万、沈克非与海甸镇的商界联系，以争取其为后盾；同时还决定举行通俗演讲，分散传单，鼓吹爱国情绪。由于这份文献，我们还得以知道当晚七时半，全校学生在体育馆前召开大会，主席陈长桐报告北京城内四日的情形，复与孔令□、罗发祖分别报告当日调查情形，徐笃恭也报告了学生代表团这天的工作情况。大会后，学生代表团继续开会，决定了简章三条，选举了团长、副团长、书记、会计、干事等，商量了募款办法。闻一多这天十分忙碌，晚间，清华学生代表团选举各职员，他与潘光旦、段茂澜、周兹绪当选为中文书记；讨论募捐时，他代表“新剧社认捐五十元，并允暂时垫出现需款项”。[5]
五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清华为其一员。七日，北洋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各学生，但禁止各校原定在天安门举行的“国耻纪念会”。这天，无法入城的清华学生召开全体大会，成立起学校运动的正式领导机构──清华学生代表团。代表团的工作仍分“对外”与“对内”两个部分，前者“属于爱国运动”，后者则为“罢课期间的学校秩序底维持”。[6]七日这天，清华学生代表团还通过了组织大纲，决定代表团下设秘书、外务两部，闻一多任职于负责校内工作的秘书部，至于纠察、会计、干事、推行、编辑五部，则是后来增设的。[7]
五月九日是“国耻纪念日”。四年前的这一天，袁世凯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使“五九”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耻辱柱。四年后的这天，同学们“激于五四之事，尤觉创巨痛深”[8]，于是全校学生齐集体育馆前举行“国耻纪念会”。大会由陈长桐致开会词，乔万选与康德馨演说，姚永励讲青岛痛史，潘钟文读二十一条。遂之，大会决议通电巴黎，要求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继之，大家向国旗行鞠躬礼，并庄严宣誓：“口血未干，丹诚难泯，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中华民国八年五月九日，清华学生从今以后，愿牺牲生命，保护中华民国人民土地主权。此誓。”宣誓后，闻一多以学生代表团秘书部中文书记身份登上主席台，向全校同学报告清华学生代表团的组织情况。这个报告本身属于通报性质，并不怎么重要，但值得注意的是：一，这是闻一多在五四运动中首次在全校大会上露面；二，说明他在秘书部中的地位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继闻一多报告后，秘书部英文书记沈克非宣读了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专史从巴黎发出之专电。[9]大会结束后，同学们齐集大操场焚毁日货，“不特同学国日常需用之旧物，即本校售品所以前批购之日货亦同付一炬”。[10]
二
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历来就是新生政治家的摇篮，许多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后来亦成为中国政坛上的活跃人物。不过，闻一多虽然在这潮流里当然也”大露头角”，“却不是公开的领袖”。梁实秋说，清华最初的学生领袖是当年即将毕业留美的陈长桐，继之者是与闻一多同级的罗隆基，至于闻一多，“则埋头苦干，撰通电，写宣言，制标语，做的是文书的工作”。[11]梁实秋所言甚确，闻一多的爱国激情往往不是表现在外形上，而是更深刻地埋藏在内心中和凝结在行动上。这从五月十七日他给父母亲的一封长信中就表现的格外鲜明，鉴于这封信对了解当时一般青年的思想认识亦很有帮助，故有必要做略做摘录。闻一多在信中先介绍了些一般情况，说：
殴国贼时，清华不在内，三十二人被捕后，始加入北京学界联合会，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此事目的达到后，各校仍逐日讨论进行，各省团体来电响应者纷纷不绝，目下声势甚盛。但傅总长、蔡校长之去亦颇受影响[12]。现每日有游行演讲，有救国日刊，各举动积极进行，但取不越轨范以外，以稳健二字为宗旨。此次北京二十七校中，大学虽为首领，而一切进行之完密敏捷，终推清华。
接着，他便带着一股火气写到：
国家至此地步，神人交怨，有强权，无公理，全国瞢然如梦，或则敢怒而不敢言。卖国贼罪大恶极，横行无忌，国人明知其恶，而视若无睹，独一般学生敢冒不韪，起而抗之。虽于事无大济，然而其心可悲，其志可嘉，其勇可佩。所以北京学界为全国所景仰，不亦宜乎？清华作事，有秩序，有精神，此次成效卓著，亦素所习练使然也。现校内办事机关曰学生代表团，分外务、推行、秘书、会计、干事、纠察六部。现定代表团暑假留校办事。男与八哥均在秘书部[13]，而男责任尤生，万难分身。[14]
所谓“万难分身”，是指不能回乡省亲。当时，闻一多接连接到闻家骥、闻家騄两位哥哥来信，说父亲希望他回乡度假。闻一多的家乡在湖北省长江下游的浠水县之巴河镇，巴河虽说是湖北东部的一个重要水陆码头，但离武汉也约有半日水路。封闭在乡下的父亲无法了解北京的真相，出于对爱子的担心，要求他暑假返乡。闻一多自一九一二年冬进入清华以来，每年暑假都回乡省亲，因在家要度过两个多月，故将自己的书房名之为“二月庐”，而在这里写成的文章亦冠以《二月庐漫记》之名。然而，对于父亲的这次催促，他却没有答应。他说：虽然一年没有回乡省亲了，远客思家，人之情也，可是“今年不幸有国家大事，责任所在，势有难逃，不得已也”。接着，他说：
男在此为国作事，非谓有男国即不亡，乃国家育养学生，岁糜巨万，一旦有事，学生尚不出力，更待谁人？忠孝二途，本非相悖，尽忠即所以尽孝也。且男在校中，颇称明大义，今遇此事，犹不能牺牲，岂足以谈爱国？男昧于世故人情，不善与俗人交接，独知读书，每至古人忠义之事，辄为神往，尝自诩吕端大事不糊涂，不在此乎？或者人以为男在此议论为大言空谈，如俗语曰“不落实”，或则曰“狂妄”，此诚不然。今日无人作爱国之事，亦无人出爱国之言，相习成风，至不知爱国为何物，有人稍言爱国，必私相惊异，以为不落实与狂妄，岂不可悲！此番议论，原为驷弟发。感于日寇欺忤中国，愤懑填膺，不觉累牍。驷弟年少，当知二十世纪少年当有二十世纪人之思想，即爱国思想也。[15]
家信最容易流露真挚的感情，闻一多在信中围绕回乡还是留校、尽孝还是尽忠所坦露出的情怀，可以说是五四青年最突出的时代特征。二十五年后闻一多依然说：“五四时代我受到的思想影响是爱国的，民主的，觉得我们中国人应该如何团结起来救国。”[16]这句话，真是言简意赅地概括了五四青年的感情世界。
闻一多在清华学生代表团秘书部的工作没有留下记载，但他撰写的《清华学生代表团祭徐君曰哲文》，则从侧面反映出他这一时期的工作。顾名思义，这篇祭文是代表清华学生代表团撰写的祭典徐曰哲同学之文。徐曰哲是清华高等科一年级学生，五月十六日参加清华通俗讲演团到北京城内演讲，途中感染风寒，返校即卧病不起，至二十二日竟被病魔夺去生命。徐哲文是清华学校在五四运动中的第一位捐躯者，闻一多在祭文中生动地将他逝世的意义与坚持爱国运动结合了起来。祭文云：
萃群袄于九区兮，莫赤匪狐；启层关以揖盗兮，瓜我版图；目负豕于道路兮，敦敢诣而张弧；徐君哀彼啜醨兮，距六衢以疾呼。君之居兮病在身，君之行兮不戚以嚬，君朝出兮莫来归。搴两旗兮风幡，宛言笑兮在耳，胡一夕兮已陈？念鲁难之未艾兮，何以慰兹忠魂？指九天以为正兮，誓三户以亡秦？谨陈辞而荐醴兮，魂来享其无慬！[17]
这个时期，闻一多还翻译了英人莫尔斯（Hosea B. Morse）的《台湾一月记》。这篇译文不很长，却为闻一多投身五四运动添加了一个极好的注脚。译文记述说：一八九四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失败，次年四月十二日，中日马关条约签定，清政府被迫将台湾及澎湖诸岛割让给日本。日俄战争后，日军掉头南下，准备接管台湾。台湾民众群情激奋，遂成立台湾民主共和国，宣布独立。然清政府钦差李晋芳赴台湾完成交割后，便率诸官吏离开了宝岛。此后，日本政府开始军事行动，台湾民众为了保卫家园奋起反抗，但未久义军自顾不暇，不是自乱便是战败。该文作者是在台湾做茶叶生意的商人，他将自己目睹与耳闻记录了下来，而这些记录所反应的情绪，又为五四反帝爱国斗争提供了史录性质的材料，这大概就是闻一多之所以翻译此文的动机吧。通过译文，人们看到了清政府的腐败：“日人称克台时，战不烈，输械来降者千余人，各炮台营垒抗御亦不力。”“总督有母，年迈，请离岛，许之。将行，传行李中藏宝货，遂击溃其扈从，包解，罄其藏。”通过译文，人们看到了台湾人民对清政府的忿懑：“居民知台湾不列和议，佥大恚，以为见弃于朝廷，群疑腾沸，发怒如水火，誓死力拒。告诸吏，不得携眷离岛，又悉发其素所攫取于民之财货，或日人之贿赂，及军械于民间，以资取用。”通过译文，人们看到了台湾人民的奋起反抗：“乃有应募之广东兵二千五百人，挟军火至台湾求战，以是知李鸿章所定和策之不满意于人也”。可见，闻一多是借托莫尔斯的文章倾诉那个时代的青年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愤慨和对中国封建统治集团的不满，其爱国主义情怀跃然纸上。
闻一多在整个运动期间主要从事的是校内工作，他自己也说“一直在学校里管文件，没有到城里参加演讲，除了一次是特殊的之外”。[18]关于这次“特殊”，闻一多没有直接讲明，但王康在《闻一多传》则认为所谓的“特殊”就是六月四日闻一多率领一百六十余同学入城讲演、慰问。众所周知，五月下旬北洋政府为了配合在巴黎和会上的“无条件签字”，接连下令镇压爱国运动。北京步军统领李长泰因镇压不力被免职，其职由素有“屠夫”之称的王怀庆署理。二十五日，总统徐世昌下令禁止集会、游行、演说和散布传单，凡不服从者以法逮捕。六月三日，北洋军警大肆拘捕在街头讲演的学生，这天“北京学生被挽留在北大理法二科的约有千人，就中清华学生有一百三十余人”。[19]然而，压迫越厉害反抗越强烈。六月四日，北京学生不畏强暴继续上街宣讲，王康书中称闻一多就是这天率队步行入城的，该书还说闻一多等人进城后除了讲演宣传，还到警察局抗议，要求释放被捕同学，遭到拒绝后他们便表示陪同被捕同学坐牢，“只是由于在押同学的再三反对，要他和其他代表赶快回校，继续担起领导运动的任务，这才离去”。[20]王康的说法目前还没有其他材料可以旁证，但此话并非没有道理。闻一多曾画过几幅反映这时期的速写，其中一幅为一位青年在天安门讲演，周围有群众围听，这可以说是当时感受的真实写照。另外，王康还是闻一多的亲戚，并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双方往来密切，故他很有可能了解一些内幕情况。[21]
这年暑假，闻一多没有返乡，而是留在学校坚持运动。为了便于工作，留校同学成立了“清华暑期学生代表团”，闻一多是成员之一。他留校的任务本是筹备编演新剧[22]，没想到却被派往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大会工作。
六三运动后，全国运动的中心转移到上海，六月十六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随即进入常会，讨论坚持运动的办法。清华学生对这次大会十分重视，先派罗发祖作为清华代表出席成立大会，继派闻一多和罗隆基、钱宗堡、陆梅僧四人参加讨论研究具体办法的常会。据六月二十七日上海《申报》的《京华短简》，闻一多等人至少于六月二十六日已到达上海。
在上海，闻一多的工作仍然是以文字为主，从他的家信中，我们得知他始终在编辑学联“日刊”。那段时间，闻一多正患有严重的牙病，有四五天吃不下饭，只能把面包泡在牛奶中充饥。七月二十四日，全国学联会长段锡朋得人赞助即将出洋，学联设宴饯别，席间“肴核罗列”，但闻一多“仅能茹其浆而已”。[23]
时，在上海读书的二哥闻家骢约他一起回湖北老家，但他想到鼓吹爱国运动的学联“日刊仍继续出版”，自己“责任所在，义不容辞”，故未能同行。
全国学联的执行机构是评议会，清华代表被选为评议员者是罗隆基、陆梅僧两人，闻一多不是评议员，故尽管参与了许多日常性工作，在新闻消息上却很少见到他的名字。所幸的是，欢送段锡朋的那天，学联代表在永安公司楼顶合影，这才为闻一多在五四运动中留下了迄今为止的唯一写真。这次合影共三幅，一幅为康白情、瞿世英、周炳琳、屈武、盛世才等；一幅为闻一多、罗隆基、陆梅僧、黄日葵、潘公展等；一幅为徐屏南、水楠、吴震寰等。[24]
闻一多没想到被派往上海参加全国学联大会，更没想到的是能在会中见到孙中山先生。八月五日，孙中山在全国学联闭幕式上做讲演，认为“学界此次举动，差强人意”，“故望学生能力图统一，以促进人民之团结，知有国家而牺牲个人”。[25]这些话对闻一多产生过哪些影响不得而知，但从二十五年后的回忆还特别提到“到上海听过孙中山先生的演讲”[26]，这件事证明聆听孙中山演讲给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全国学联大会期间，闻一多除了编辑《日刊》外，参与最重要的事莫过于与清华诸代表共同提出《统一建筑会所办法案》。勿庸讳言，议论多决策少大概是青年人的通病，学联大会会期虽然长却成效并不大，闻一多认为“自会务开幕以来，所称成绩者数纸文电而已”，既“从未有伟大之建议”，也缺乏“根本之维持”。为此，清华诸代表建议为学联建筑一永久性的办公场所，以便长期联络，为此“穷日夜废寝馈，以从事于斯者，不计日矣”。闻一多认为“履行此议，首重醵款”，但“此非易事，必得一般学生辍学一载，游行国内，演讲劝募，乃可望奏功”。同时，闻一多认为自己即列清华五提议人之一，便“责有难逃”，但“此事诚千载一时矣”，故计划“辍学一年”以促成之。[27]
七月二十九日，清华代表团提出的《统一建筑会所办法案》在学联评议会上获得通过，并决定当年先由北京、上海两地开始，次年天津四川福建湖南、再次年安徽浙江山西江西、复次年云南南京吉林西安开封、最后为广西兰州黑龙江贵阳汉口迪化。[28]这样，募集资金便提上了日程。当时，清华学校当年毕业的陈长桐、黄钰生、桂中枢等，颇有意暂缓赴美，以共襄盛举，而留校之暑期代表团吴泽霖亦决定为专程南来。八月上旬，全国学联大会结束后不久，闻一多、罗隆基等便离开上海，前往常熟募捐。以常熟为目标，是因为闻一多的级友钱宗堡、吴泽霖、浦薛凤都是常熟藉人，到那里去也许会顺利些。在常熟，募捐的情况没有留下任何材料，倒是闻一多的六首文言诗表明他们所到过的地方，这些诗不久后刊登在当年十一月出版的《清华学报》第五卷第一期上，诗的内容除了“半日疲车驾，风尘顿仆仆。停午发昆山，登船如入屋”之类记述行程的句子外，大多是游览的观感，与募捐毫无联系。据此推知，常熟之行并未达到目的。
五四时期的闻一多是以青年人的方式进行思考与融入的，关于这场运动的意义当时还没来得及总结，倒是随着中国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运动似乎便告一段落，给人以“虎头蛇尾”的感觉。然而，这绝不会掩盖五四运动对一代青年的深刻影响。民主与科学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人们再也不能忍受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的任意摆布了。这种变化，从闻一多出席全国学联大会时期所写的《夜坐风雨雷电交至，懔然赋此》可以清楚看出。诗中写到：
暗淡虞渊玉虎追，
飞廉暂勒泻来迟；
文书小阁邀孤檠，
车马长衢听折箠。
天地不仁悲李耳，
风雷有意动宣尼──
而今十手隆无畏，
懔懔能忘天怒时？[29]
该诗的重心在后半阙，大意是说：现在天地间存在的不仁不义使人产生了失去老子的悲哀，时代的风雷似乎有意呼唤着善于在逆境中反抗的孔子，目前天下人众口一辞无所畏惧地怒斥卖国贼，告诫他们永远别忘记民众是会象苍天一样发怒的。这种意境，是当时青年人对五四运动最普遍的认识。正因如此，二十五年后的一九四四年春，国民政府宣布“改三月二十九日为青年节”，竟引起了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和同学们一致的愤慨”，闻一多甚至认为“联大风气开始改变”也应该从这一年算起。[30]可见，闻一多所说“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31]，这句话对五四时代的青年人来说都是适用的。
三
五四运动的直接有形成果，是造成了反对北洋政府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强大态势，但其更为深远的意义，则表现在思想的空前大解放。这种思想解放使人们不再迷信任何“绝对权威”，而国家独立、民族振兴也成为每个青年人理应承担的责任。于是，原本属于先知先觉者专利的“革新”与“改良”，骤然在青年学生成为一种竞相模仿的风气，经历了五四风暴洗礼的闻一多，同样也自觉地将革新精神体带入到现实生活。
平民教育的兴起，是五四运动后出现的一种社会热潮，闻一多在五四运动期间即进行过尝试。他曾和吴泽霖、程绍迥、吴宗儒等几位朋友举办过校工夜校，他们“几乎把全校工友都编入了校工夜校”，在夜校，他们“一方面宣传五四爱国运动的意义，一方面帮助他们识字读报、提高文化”。一九四六年，吴泽霖还听一位老校工“谈到那时夜校的情况，还记起一多是怎样耐心教他们识字的”。清华园外是一片农村，五四运动时期，闻一多曾参与创办过村民图书馆。吴泽霖说：“在那段时期，一多等人还鼓动同学们尽量捐募一些通俗读物，在校外小村中设立了一间小小的图书室，供村民们阅览，尽管那里识字的人并不多。”筹集款项为货郎提供借贷是他们做的另一项试验，当他们“了解到村内一些货郎小贩经常苦于无处借贷来周转进货”时，便“设法筹集了五六十元小款作为小本经营借贷之用，一人一次可以无息借贷五元”，这些自然“受到村民群众的欢迎”。[32]笔者曾访问过后来担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的程绍迥教授，年过九旬的程先生虽然记不得当年的具体事情，但还记得闻一多是从事平民教育最热心的一个。
白话刊物风靡于世，虽然是五四运动后的事，但《新青年》、《新潮》已经提倡三四年了。对于白话文的认识，闻一多有个过程。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日，他读严复翻译之《天演论》，感觉“辞雅意达，兴味盎然，真移译之能事也”，因而认为“《新潮》中有非讥严氏者”，谓欲使译文“蝉联妙邃”，唯须“必摹西文”之言，未必正确。[33]二十七日他参加《清华学报》编辑部会议，会上“某先生提供用白话文学，诸编辑率先附和之”，而闻一多亦认为“无可如何也”。[34]闻一多的思想并不保守，当《清华学报》“用白话文颇望成功”时，他也“不愿随波流俗以来讥毁”[35]，但是，直至五四运动期间，他所写的《清华学生代表团祭徐君曰哲文》，所译的《台湾一月记》，以及在常熟创作的那些诗歌，使用的却全是文言文。
闻一多真正接受白话文是五四运动之后，今天所知他创作最早的白话作品可能是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写的新诗《雨夜》和《月亮和人》，而当月《清华学报》第五卷第一期上的《建设的美术》，则是他发表的第一篇白话文论文。其后，他的白话创作就一发而不可止，一九二○年春他用作了一首以赏雪为内容的白话诗，国文教师赵瑞侯先生读后批语到“生本风骚中后起之秀，似不必趋赴潮流”[36]，闻一多觉得有些可笑。第二次课上，他勉强用文言文译了首《点兵行》，却在《序》中说“译事之难，尽人而知，而译韵文尤难。译以白话，或可得其仿佛，文言直不足以言译事矣”。[37]到了一九二○年暑假，闻一多干脆将过去写的古文诗词编为《古瓦集》，算作一个小结，并表示今后不再用古文写作了。[38]闻一多写作形式上的这种变化，外部因素自然是时代潮流的影响，内部因素则来自于敢于否定过去的追求进步精神。
社会改良不是轻而易举之事，闻一多从不讲大话空话，他的努力表现在身边的点滴革新。一九二○年三月，闻一多与吴泽霖、潘光旦[39]、闻亦传发起了一小团体，成立这个组织的目的只是打算交流读书报告和进行问题讨论，所以起初并没有什么名称，后来为了便于与其他社团接洽，方在增加刘聪强、孔繁祁两人后，将它定名为“⊥社”。这个“⊥”字很特别，其意有二：一是“‘⊥’字是古代的‘上’字”，可“借此以时时上进自勉”；二是那时“会友是六人”，而“‘⊥’字恰是我国数目中的‘六’字”。[40]⊥社人数很少，加上天天见面，用不着推举什么职员负责人，开会时轮流担任记录，记录者就是临时主席。⊥社每星期六下午集会一次，每次两小时，开会时报告、讨论各占一半时间。开始的三个月，每次开会均有三个人做读书报告，另三个人预备讨论，每人恰好两个星期轮流一次。
以读书与讨论为⊥社活动内容的定位，反映了五四运动后部分青年人已不再满足于表面上的轰轰烈烈，他们已经开始了理性的自觉转变──转向对社会问题的思考──，这代表着渴望以新鲜理论充实思想的发展趋势。⊥社读书报告的撰写方法，是各人先从读书笔记中摘取自己认为重要的内容，然后加以编制，开始的报告多围绕一本书，但渐渐就不限于一本书了。说到讨论，他们承认最初阶段是失败的，由于事前准备不足，发言亦缺少中心，以致有两三次竟没有得出任何结果。后来，他们做了改进，改为每次指定专人就某个专题进行准备，并把准备的内容详细写出来，以便开会时宣读，大家也便于根据这个报告发表意见。这种方法与以前相比，显然有了较大的改进。
⊥社社员很重视自己的活动记录，所有读书报告与问题讨论使用的都是同样格式的稿纸，仅最初三个月的十次常会，积累的记录就达一百五十余页。对这些成果，他们曾分类整理，结果属于读书类的有历史二篇、娼妓二篇、美学三篇、经济二篇、文学五篇、哲学一篇、农业一篇。属于问题讨论类的有关于称谓姓氏者二篇、校内问题者二篇、服饰一篇、中国目录法一篇。[41]非常可惜，这些资料已经散失，好在《清华周刊》还保存着若干线索，使我们至少能了解一九二○年间他们所做的部分工作：
四月十九日：报告题目“中国古代娼妓史”、“梅特林克底戏剧”、“欧战原因”；讨论题目“如何补救清华学生底细行”。
四月二十五日：报告题目“美底教育”、“经济思想底历史”、“姆士底学说”；讨论题目“称呼问题”、“长姓问题”、“服制问题”。[42]
暑假中：通信讨论“本社进行底改良、隔词法、伦理主义和基督教等等”。[43]
暑假后：讨论家族改革和儿童教育问题。[44]
十月二十三日：提出报告《信仰与信仰底应该》、《俄国底研究》。[45]
十二月十一日：提出报告《植物底分类》、《宗教的派别》、《国际条约考略》。[46]
从以上活动内容来看，他们关心的问题显然超出了一般学生的视野，其所思所想者，均与国家进步、民族复兴息息相关。当然，坐而论道还不足以表现这群有志青年的抱负，于是不久便在清华园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这场风波的起因，潘光旦曾经回忆说：有几个河南籍的学生从城里搞到一些《黑手盗》（The Hooded Terror）之类的电影片，每周一次在校内放映。这些影片的内容非奸即盗，充满了刺激与诱惑，一个美籍教师的儿子就是按照影片所传授的手法从事盗窃。于是“我们一个爱管闲事的小团体，其中包括闻一多先生，终于忍不住的出头管了一下。我们利用《清华周刊》和其他方法，一面主张非带有教育意义的影片不得上演，一面发动同学对诲淫诲盗的今天所称的黄色片子，共同抵制，来逼使这一家学生商人不得不改换另一路质量的片子”。[47]
潘光旦说的“爱管闲事的小团体”，就是⊥社；而“出头管了一下”的时间，则是一九二○年暑假后。一九二○年十月二十三日⊥社于新学年的第四次常会上，他们决定暂时停止原计划进行的读书报告，集中时间研究电影问题。为了深入探讨，他们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曾分门别类列出发下十三项子题：“清华底电影”、“中国底电影”、“欧美底电影”、“教育中之电影”、“艺术中之电影”、“电影与道德及电影底审查”、“电影与卫生”、“科学中之电影”、“宣传事业底电影”、“实业中之电影及电影底实业”、“电影底历史”、“电影在清华底势力”及“改良清华电影底计划”。除最末一项外，大家决定每人担任两项，“或参考书报，或实地调查，于每星期常会时报告一次”。[48]
在研究的基础上，十一月十二日闻一多的《黄纸条告》率先在《清华周刊》上发表，成为⊥社向电影宣战的第一炮。在这篇文章中，闻一多用速描般的写法将诲淫诲盗电影对人的刺激心态，做了一番活龙活现地描述与讽刺，然后再以嘲弄的口味加以点评和批判。闻一多有些尖刻，因此有人承认“一多君一篇，大意我极表同意”的同时，又对文中“刻薄个人的地方”，“不敢赞一辞”。[49]
如果说闻一多的《黄纸条告》还仅仅属于嘲弄讽刺性质的话，那么十二月十日发表的《电影是不是艺术》，则是从艺术角度对电影进行的研究与批判。文中，闻一多首先设问了一个研究目的问题，说：“我们研究电影是不是艺术底本旨，就是要知道他所供给的是那一种快乐，真实的或虚伪的，永久的或暂时的。”接着，他从电影的“机械的基础”、“营业的目的”、“非艺术的组织”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与回答，主旨是排除电影能够成为艺术的可能性。他的理由是，既然电影是以机械为基础，便“永远脱离不了机械底管辖”，那么无论编戏、演戏、布景都得服从机械，即便美国全国电影营业工会会长卜拉底（WilliamA.Brady）也“正式宣布了电影底改良只能依靠照相器底进步，不能企望戏剧底大著作家或演习家”，可见“艺术与机械是象冰炭一样”，电影“已经被机械收为奴隶了”，很难“归服艺术界”。再者，电影的目的是营业，而“营业的人只有求利底欲望，那能顾到什么理想”，至于“于社会有益的或是有害的，他们管不着”，电影中的火车出轨、摩托车撞墙、烈马往水里钻、少妇丑态百出等镜头，无非都是骗钱的手段，而“艺术假若是可以做买卖的”，就“也太没有价值了”。另外，电影的结构、演习、台装等与过度写实、过度客观性、过分的长度与速度、缺少灵魂缺少与语言的原质，同样证明它不应被归附在艺术的门下。当然，闻一多也承认电影“是以教育的资格存在”的，既然如此，它只能“在教育底范围里发展”。闻一多这时对电影的批判，带有明显的功利意识，其分析不免牵强偏颇。可是，如果我们透忽略这些缺陷，而去认识闻一多抨击的目标是那些造成精神污染的不健康影片，那么就不难肯定闻一多的动机是纯正的了。
与此同时，⊥社成员的文章也相继发表，其中有刘聪强的《电影之由来》、《清华电影之过去与现在》，孔繁祁的《电影事业》、《电影与宣传》，闻亦传的《世界各国电影底情形》，潘光旦的《电影与道德》、《电影与视觉》、《清华电影和今后的娱乐》，吴泽霖的《电影与教育》等，从而在清华园内掀起了一股抵制电影的浪潮，其影响正如有人所说：自从“一多君做了《黄纸条告》‘振纸一呼’之后，大家在清华园电影问题上发表的意见，文章式的也有，条告式的也有，多得不胜枚举”，甚至“枪去刀来花一团，刀去枪迎锦一簇，酣呼厮杀，异常热闹”。[50]所谓“异常热闹”不过是不同意见的婉转说法，实际上清华学生应不应该抵制电影还持有不同认识，《清华周刊》除刊登过电影择片人董大酉的表白与解释《电影问题》外，还刊登过李迪俊《电影与⊥社》、涤镜《电影存废问题》、丁济祥《对于电影问题之不平鸣》、介父《⊥字解诂》等支持放映电影的文章，有些人甚至还嘲讽闻一多等人是“假君子”、“清教徒”。
这场论争终于引起了校方的注意，一九二一年一月中旬，校长金邦正约见闻一多等⊥社成员，了解事情经过与商量对策。事后，有人探知“学校里对于演电影的方针已经改变，从前的办法是固守成例，现在是：一减少、二替代、三改良”。[51]遂之，校长郑重表示“无好片时，不得以常片充数”，且“以后定组织大规模委员会专管娱乐事宜，遇有电影好的片仍可开演”。[52]这个结果应当是比较理想的，因此潘光旦认为⊥社发起的这个“小小地运动算是成功了”。[53]
对电影的研究与批判，只是闻一多等人的一个小小尝试。当时，他们这一代青年接触与思考最多的问题，是如何顺应时代潮流、进行社会改革。在新文化运动中，各种复兴救国学说十分流行，闻一多经过对比与选择，最后将视线投向蔡元培的“美育代替宗教说”。
说起对于美育的追求，不能不稍稍追寻一下闻一多的美术活动。闻一多自幼喜爱绘画，入清华后开始接触西洋美术，特别是得到美术教师司达尔女士的指导与鼓励后，他的技能有了很大提高。一九一七年闻一多升入高等科后，课程设置中没有美术一门，但司达尔组织的课外活动却从未间断。一九一九年九月，在司达尔示意下，闻一多与杨廷宝[54]、吴泽霖、方来等发起了一个叫“美术社”的组织，他们一面阅读中外织物及瓷器图案、雕塑、绘画、美术史或名家传略等图书，一面练习铅笔、钢笔、水彩、油彩、木炭等各种绘画，每月还举行一次报告会或演讲会。[55]到一九二○年暑假后，美术社已增加到五十余人，绘画成绩尤为可观，“有几位国内名家看见他们这几年的作品曾讲过，不独是国内各普通学校所望尘莫及的，便是有的美术专门学校也很难同他们比肩”。[56]
美术社成立时，规定了习画与研究两项活动宗旨，一九二○年暑假后又增加了“宣传”一项。我们不知道美术社成员在研究与宣传方面做了哪些工作，但闻一多的《建设的美术》、《征求艺术专门的同业者底呼声》等，则反映了他本人对美术的宏观认识。在闻一多的眼中，“美术”绝不仅仅是一种艺术的外在形式，它已成为包罗万象大自然，至于人类，只不过是这个大自然中的一个小小的分子而已。闻一多说：“世界本是一间天然的美术馆，人类在这个美术馆中间住着，天天摹仿那些天然的美术品，同造物争妍斗巧。所以凡属人类所有东西，例如文字、音乐、戏剧、雕刻、图画、建筑、工艺都是美感的结晶，本不用讲，就是政治、实业、教育、宗教也都含着几层美术的意味”，正因如此，“世界文明的进步同美术的进步”才能“成一个正比例”。闻一多在解释了“美术”的概念后，又对“美术”的内涵做了如下分析，他说：
文明分思想的同物质的两种。美术也分两种，有具体的美术，有抽象的美术。抽象的美术影响于思想的文明，具体的美术影响于物质的文明。我们中国对于抽象的美术，从前倒很讲究，所以为东方旧文化的代表；对于具体的美术，不独不提倡，反而竭力摧残，因此我们的工艺腐败到了极点。
欧战完了。地球上从前那层腐朽的外壳已经脱去了。往日所梦想不到的那些希望，现在也不知不觉的达到了。其中有一种反抗陋劣的生活的运动，也渐渐的萌芽了。欧美各国的人天天都在那里大声急呼的鼓吹一种什么国家美术(NationalArt)，他们都说无论哪一种国家，在现在这个二十世纪的时代－－科学进步、美术发达的时代，都不应该甘心享受那种陋劣的、没有美术观念的生活，因为人的所以为人，全在有这点美术的观念。提供美术就是尊重人格。照这样看来，只因为限于世界的潮流，我们中国从前那种顽固不通的、轻视美术的思想，已经应该破除殆尽了。况且从国内情形看起来，象中国这样腐败的工艺，这样腐败的教育，非讲求美术决不能挽救的。现在把怎么挽救这两样东西的方法，同为什么要挽救他们的道理，稍微讲一讲，可见得美术不是空洞的，是有切实的建设力的。[57]
在比《建设的美术》晚一年发表的《征求艺术专门的同业者底呼声》中，闻一多将包括美术在内的“艺术之作用，做了更加明确的归纳。他指出：
人类从前依赖物质的文明，所得的结果，不过是一场空前的怵目惊心的血战，他们于是大失所望了，知道单科学是靠不住的，所以现在都倾向于艺术，要庇托于她的保护之下。中国虽没有遭战事的惨劫，但人们的生活底枯涩、精神的堕落，比欧洲只有过之无不及，所以我们所需要有当然也是艺术。[58]
很明显，如果将闻一多的论述与蔡元培的《在育德学校演说之述意》、《美术与科学的关系》、《学校是为研究学术而设》、《以美育代替宗教说》、《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等文章相比较，很容易看出他接受的正是蔡元培提倡之“美育代替宗教说”。为了进一步研究美育与国民性改造的关系，一九二○年年底闻一多与浦薛凤、梁思成[59]发起了一个旨在研究具形艺术的团体“美司斯”。[60]十二月一日，美司斯“会友十四人集会，选杨廷宝、方来、梁思成、浦薛凤、闻一多五人为章程起草委员”。[61]其后选举职员时，闻一多出任书记，梁思成、徐宗涑任干事，浦薛凤会计，王绳祖任会所管理。[62]美司斯成员发展不多，据浦薛凤回忆，参加之社友，计有吴泽霖、方来、杨廷宝、董大酉、梁实秋、梁思成、黄自等二十人左右。[63]
美司斯成立大会召开于十二月十日，由于梁思成父亲梁启超亲自到会，陈师曾、吴新吾、江少鹣、刘雅农等社会名流亦纷踏而至，前来祝贺。这次大会名曰成立大会，实际上称做讲演会更合适。会上，陈师曾讲《中国画是进步的》、吴新吾讲《法国绘画小史》、江少鹣讲《画学之评论与作品》、刘雅农讲《艺术与个性之关系》，最后梁启超讲《中国古代真善美之理论》，诸人“皆历陈名说，推阐致尽”，历时一时方尽欢而散。[64]
与成立大会的热闹相比，美司斯的活动却鲜见报导，《清华周刊》亦仅有两则消息，一云美司斯成立次日曾“开第一次研究会，讨论研究会进行方法，当时决定分音乐、绘画（包括雕塑、建筑）、文学、美学四门，每星期开研究会一次，每次三人，由四门中各择一门，负责参考书籍，陈列论证，以为全体讨论之导线”；[65]一云次年一月八日，美司斯请钱稻孙先生讲演《关于美学》。[66]此外，再无其他记载了。尽管如此，闻一多参与起草的《美司斯宣言》毕竟是一份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献，它不仅保存了闻一多及担任过世界建筑师学会会长的杨廷宝、著名的古代建筑专家梁思成、名噪海内外文坛的梁实秋、著名的作曲家黄自等一代学者的青年轨迹，更重要的是，还表达了五四时代青年从终极价值意义上对“艺术”的理解和为“艺术”献身的精神，以及他们寻求终极价值的努力。《宣言》宣称：
我们深信人类底进化是由物质至于精神，即由量进于质的。生命的量至多不过百年，他的质却可以无限度地往高深醇美底境域发展。生命底艺化便是生命达到高深醇美底鹄的底唯一方法。
我们深信社会底生命这样僵枯，他的精神这样困倦，不是科学不发达实在是艺术不发达底结果，所以断定我们若要求绝对的生活底满足，非乞援于艺术不可。
我们又深信艺术底研究包括高超的精神底修养，精深的学理底考究，同苦励的技能底练习。前两样是艺术底灵魂，后一样是他的形体。有形体，无灵魂，当然不能成为艺术。
我们因此觉悟了我们──向往各种练习艺术的组织里，学习一点音乐、图画或文学的技能，那决不能算研究艺术。那样研究的艺术只可以作投时髦、供消遣、饰风流底用；那样研究艺术的确乎是社会底赘疣，生活的蟊贼。
我们既觉悟了从前的谬误，决定从今以后要于艺术底原理加以精细的剖析，于他的精神加以深邃的体会，使一面我们的技能得着正确的南针，一面我们的生命被着醇美的陶化。
质言之，我们既相信艺术能够抬高、加深、养醇、变美我们的生命底质料，我们就要实行探搜‘此中三味’，并用我们自己的生命作试验品。[67]
很明显，闻一多等人努力创造的是一种新型的“文化”，并且在创造中格外注重主观精神。这一特征，既包含着新文化运动对清华学子的深刻影响，也凝结了清华学校的教育加速了学子们对现代化的个性理解。通过《美司斯宣言》，我们可以看出五四时代的闻一多对社会革新的价值取向，可以看出他对艺术救国、文化救国的认同。这里，没有任何功利的色彩，也没有意识形态的痕迹，他的立足点完全建立在社会进步的立场上。现在，方向已经明确，只待付诸实践了。一九二二年夏闻一多赴美留学，他没有象大多数同学那样选择实业，而是选择了旁人看来难有生活保障的西洋美术。这种选择不排除带有某种冲动成分，但正实现了《美司斯宣言》中的“用我们自己的生命作试验品”这句诺言。对青年人来说，五四运动所开创的局面为他们寻找各自的理想与目标提供了极为广阔的空间，而对日后成为诗人、学者和斗士的闻一多来说，五四时代的锻炼不正是他“涅□（上“般”，下“木”）”的必要准备吗！
注释：
[1]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威尔逊提出和平条件十四条，其中在处置殖民地问题上提出的“以绝对的公道为判断”，应重视“殖民地人民之公意”等原则，受到中国社会的普遍称赞
[2]以上据吴泽霖：《老友一多二三事》，王子光、王康编《闻一多纪念文集》，第一六四页，三联书店一九八○年八月出版。吴泽霖，清华学校一九二一级，与闻一多同级九年。
[3]闻一多：《提灯会》，《清华学报》第四卷第六期，一九一九年五月。
[4]闻一多：《五四历史座谈》（一九四四年五月三日），《闻一多全集》第二卷，第三六六页，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出版。文中说：“五四的消息传到了清华，五五早起，清华的食堂门口出现了一张岳飞的《满江红》，就是我在夜里偷偷地贴去的。”
[5]以上据《清华学生代表团开会纪录》，《清华周刊》第一七○期，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五日。
[6]《自治发达史•代表团》，《清华周刊本校十周年纪念号》，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7]《爱国运动•代表团》，《清华周刊本校十周年纪念号》，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8]《爱国运动•五月九日之国耻纪念会》，《清华周刊本校十周年纪念号》，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9]《清华周刊》第一七○期，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五日
[10]《爱国运动•五月九日之国耻纪念会》，《清华周刊本校十周年纪念号》，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11]梁实秋：《谈闻一多》，第六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一九六七年一月出版。梁实秋，清华学校一九二三级，五四运动后与闻一多关系甚密切。
[12]指教育部长傅增湘、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因不满北洋政府对学生的镇压而辞职事。
[13]八哥即闻亦传，清华学校一九二二级。闻一多的家庭是个三世同堂的封建大家族，其嫡堂兄弟按齿序大排行，闻亦传排第八，闻一多排第十一。
[14]《致父母亲》（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七日），《闻一多全集》第十二卷，第十七页。
[15]《致父母亲》（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七日），《闻一多全集》第十二卷，第十八至十九页。
[16]闻一多：《五四历史座谈》（一九四四年五月三日），《闻一多全集》第二卷，三六七页。
[17]闻一多：《清华学生代表团祭徐君曰哲文》，《清华学报》，第四卷第八期，一九一九年七月。
[18]闻一多：《五四历史座谈》（一九四四年五月三日），《闻一多全集》第二卷，第三六六页。
[19]《自治发达史•代表团》，《清华周刊本校十周年纪念号》，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20]王康：《闻一多传》，第四八页，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五月出版。
[21]一九四七年三月，生活书店出版王康以笔名史靖撰写的《闻一多的道路》，吴晗在《序》中介绍说“作者不但是传主的学生，而且还是同乡，还沾有一点亲戚关系”，于是大凡闻一多研究者，都知道王康是闻一多的亲戚。但是，他们是什么样的亲戚，却无人提及，故笔者借此机会予以说明。闻一多嫡亲兄弟共五人，三哥闻家騄（大排行第五）娶王康的姑姑为妻，也就是说王康的姑姑是闻一多的嫂嫂，因此他们的亲戚关系还是比较近的。
[22]闻一多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七日家信中说：“新剧社拟于假中编辑新剧，亦男之职务”。后来《清华周刊第五次临时增刊•新剧社》亦报道说：“明年国耻纪念日，新剧社拟排演戏剧，募集本校实业团经费”，新剧社已请闻一多、时昭瀛、段茂澜、张祖荫、裴庆彪“留校编辑，以免临时匆促”。
[23]《致闻家骢》（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四日），《闻一多全集》第十二卷，第二十一页。
[24]三幅写真均刊登于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九日上海《申报》。
[25]《全国学生联合会之闭幕会式》，《申报》，一九一九年八月六日。
[26]闻一多：《五四历史座谈》（一九四四年五月三日），《闻一多全集》第二卷，第三六六页。
[27]《致闻家骢》（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四日），《闻一多全集》第十二卷，第二一页。
[28]《全国学生评议会纪事》，《申报》，一九一九年七月三十日。
[29]《古瓦集》（手稿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馆藏。
[30]闻一多谈，际戡笔录：《八年的回忆与感想》，联大除夕社编《联大八年》第七页，一九四六年七月出版。
[31]闻一多谈，际戡笔录：《八年的回忆与感想》，联大除夕社编《联大八年》第七页，一九四六年七月出版。
[32]吴泽霖：《老友一多二三事》，《闻一多纪念文集》，第一六五页。
[33]《仪老日记》，《闻一多全集》，第十二卷，第四二三页。
[34]《仪老日记》，《闻一多全集》，第十二卷，第四二四页。
[35]《仪老日记》，《闻一多全集》，第十二卷，第四二五页。
[36]《古瓦集•序》（手稿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馆藏。
[37]《点兵行•序》，《闻一多全集》，第一卷，第二九三页。
[38]此后闻一多除了个别时候与朋友的戏弄外，再也没用古文进行过创作。
[39]潘光旦，原一九二一级，因踢足球一腿受伤被锯，降至一九二二级，但始终与闻一多保持着密切关系。
[40]《⊥社》，《清华周刊第六次临时增刊》，一九二○年六月。
[41]《⊥社》，《清华周刊第六次临时增刊》，一九二○年六月。
[42]以上据《清华周刊》第一八六期，一九二○年四月三十日。
[43]《⊥社》，《清华周刊本校十周年纪念号》，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44]《清华周刊》第一九二期，一九二○年十月一日。
[45]《清华周刊》第一九六期，一九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46]《清华周刊》第二○三期，一九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47]潘光旦：《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一辑，第九十二至九十三页，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十月出版。
[48]《清华周刊》一九六期，一九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49]果：《电影话》，《清华周刊》第二○○期，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50]钱宗堡：《清华园电影问题的我见》，《清华周刊》第二○八期，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51]钱宗堡：《清华园电影问题的我见》，《清华周刊》第二○八期，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52]《校长对于星期六演电影之意见》，《清华周刊》第二○八期，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53]潘光旦：《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一辑，第九十三页。
[54]杨廷宝，一九二一级，后赴美习建筑。在中国建筑界有“南杨北梁”之称，即指杨廷宝与一九二三级的梁思成。
[55]《美术社》，《清华周刊第六次临时增刊》，一九二○年六月；《美术社》，《清华周刊本校十周年纪念号》，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56]《美术社》，《清华周刊本校十周年纪念号》，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57]《建设的美术》，《清华学报》第五卷第一期，一九一九年十一月。
[58]《征求艺术专门的同业者底呼声》，《清华周刊》第一九二期，一九二○年十月一日。
[59]浦薛凤，一九二一级，与闻一多的同级；梁思成，一九二三级，梁启超的长公子。
[60]美司斯是希腊神话中九位司掌文艺和科学的女神Muses的音译。
[61]《研究艺术的新团体出现》，《清华周刊》第二○一期，一九二○年十二月三日。
[62]《美司斯》，《清华周刊本校十周年纪念号》，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八。
[63]浦薛凤：《忆清华级友闻一多》，台湾《传记文学》第三九卷第一期，一九八一年七月。
[64]《美司斯成立会》，《清华周刊》第二○三期，一九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65]《美司斯成立会》，《清华周刊》第二○三期，一九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66]《美司斯讲演会》，《清华周刊》第二○七期，一九二一年一月十四日。
[67]《美司斯宣言》，《清华周刊》第二○二期，一九二○年十二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