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至1932年，闻一多先生任山东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适逢山东大学1930年代的第一个辉煌时期。虽只有短短两年时间，但为他本人的学术研究和百年山大文史见长的学术传统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闻黎明教授是闻一多先生的长孙，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作为一名史学研究者，闻黎明教授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态度，超越亲情关系，一直认真从事着对闻一多的研究。

日前，闻黎明教授为师生做了一堂主题为“闻一多与山东大学”的学术报告。闻教授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和大家一起重温了闻一多与山东大学的关系，从而呈现了一个更加客观真实的闻一多。

以下是闻教授报告录音整理：

整整80年前，也就是1930年，闻一多来到山东大学，在这所学校生活了两年。两年时间，对一个人一生来说是短暂的，这两年对他却非常关键。这个关键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在这里对今后的人生道路进行了思考和选择，离开国立青岛大学（山东大学在1928年－1931年间使用的名字）以后，就决定不再担任任何行政职务，一心做学术研究，走“内向”的道路。另一个关键是，他在这里的两年，经历了每个知识分子都必须经历的回答社会问题的现实。因此，他在山大的两年，是他为学术研究进行准备和进一步发展的两年，是整个人生中“承前启后”的两年。我对山东大学的感情，除了闻一多在国立青岛大学生活了两年外，还有一种因素，就是全国解放后山东大学首任校长华岗对他的影响。华岗是带领闻一多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引路人，他打开了闻一多的眼界，闻一多从华岗身上了解到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看到了他从未看到的另一个世界。今天，华岗和闻一多的名字已经成为了山东大学的自豪和光荣。

一、闻一多结缘杨振声来到国立青岛大学

说起闻一多与山东大学的关系，可以把时间往前拉一点，从闻一多为什么选择到山东大学来说起。闻一多之所以选择来山东大学，完全是缘于和国立青岛大学的首任校长杨振声的情谊。国立青岛大学是山东大学的前身，创立于1930年。杨振声校长生于1890年，比闻一多大9岁，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1918年参加《新潮社》，任编辑部书记，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之一。五四运动之后，杨振声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专攻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获博士学位，又入哈佛大学攻读教育心理学，于1924年回到祖国，投身教育事业。

关于杨振声和闻一多的认识，目前还没有确切记载，但可以推测他们相识于纽约。闻一多是1922年赴美留学的，他先是在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次年转学到科罗拉多大学，1924年又转学到纽约艺术学院。在纽约，他住在专门用来接待外国留学生住宿的“万国公寓”。“万国公寓”是纽约中国留学生活动的主要场所，闻一多和杨振声有可能在那里初次见面。另外，闻一多住在“万国公寓”时，和同住在一起的赵太侔（后来任山东大学校长）、余上沅、张嘉铸等，做了件可谓载入历史的事情，即他们自编自演了一出英文古装剧《杨贵妃》（一名《此恨绵绵》），第一次把中国戏剧搬上了美国舞台。那次演出相当轰动，演出后好评如潮，国内外报纸均有报道。我不知道杨振声是否看过这出剧，但我想他肯定知道各界对这次演出的反应。另外，杨振声回国之前到哈佛大学待了一段时间，当时闻一多的挚友梁实秋也在哈佛，他很可能通过梁实秋了解到闻一多的一些情况。此外，当时闻一多和清华的留学生组织了一个国家主义团体——大江会，闻一多是主要成员之一，杨振声对大江会应该略有耳闻。大江会办了一个会刊，名《大江季刊》，闻一多在这上面发表了一批诗歌，杨振声应该看过这个刊物，也看到了闻一多在上面发表的诗歌。

由于上述原因，1925年闻一多回国后，杨振声就马上向他索要诗歌作品。当时，杨振声在北京主编《现代评论》的文艺栏，而闻一多也有已经写好的诗准备发表当年11月的《大江季刊》第二期上，但闻一多回国的当天正好是五卅运动的第二天，他在上海街头看到了斑斑血迹，为了鼓舞民气，就决定把这些诗歌交给杨振声提前发表。这些诗共有四首，即《醒呀》、《爱国的心》、《洗衣歌》和《七子之歌》。这些诗歌交给杨振声后，很快在《现代评论》上刊登出来，也很快产生了反响和共鸣。当年担任沪江大学校长的刘湛恩，把《七子之歌》编进了《公民诗歌》，《清华周刊》也刊登了这首诗歌，刊登时编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今天，当我们提到闻一多的《七子之歌》时，不应忘了杨振声，因为是他首先把这首诗歌发表出来的，这可以说是闻一多与山东大学产生千丝万缕联系的先声吧。

闻一多是在1930年来到山东大学的。1925年回国后，他先是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担任教务长兼油画系系主任，后到上海吴淞政治大学担任训导长，不久又到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即现在的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任教。因为新旧文学学派观点不一，闻一多在武大只待了两年。离开武大后，他到上海找工作，遇到了杨振声。当时，杨振声是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的委员，并已内定为校长，正在上海延揽教员。他见到闻一多，便热情邀请闻一多和梁实秋一起到青岛大学。开始，闻一多有些犹豫，杨振声便动员他们先到青岛考察一下，再决定去留。那时，闻一多已收到了清华大学聘请他担任研究教授的聘书，但他最终选择了青岛大学，这是因为青岛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山东地区作为礼仪之邦，其朴实的民风以及青岛大学相对简单的人事关系吸引了他，让他选择到青岛大学任教。

二、闻一多在国立青岛大学时期的学术研究

1930年9月21日，国立青岛大学正式成立并开学。开学典礼上，杨振声校长宣布了聘任名单，闻一多被聘为文学院院长兼任中文系系主任，梁实秋为外文系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闻一多在山大的第一学年，开设了“中国文学史”、“唐诗”、“名作选读”三门课程，为了讲好这些课，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这就促使他必须在学术上做一番努力。

闻一多的唐诗研究

据1931年《国立青岛大学一览?文学院学程概要》对中国文学史课程的介绍，记载到“内容注重各时代之时代社会背景及作家生活，以期阐明我国历代文艺思潮及其艺术所以形成演变之因”。我认为这段话是闻一多提出的，因为他当时是中文系系主任，而且这门课也由他来讲授。这段话文字虽然不长，但说明了他对中国文学史的教学重点，放在注重时代的社会背景及作家生活方面。按通常做法，一般课程主要讲作品的内容，但闻一多强调的是首先了解作品时代的社会背景及作家生活，而把作品放在它们的后面，这和以前的课程教学重点很不一样。我之所以突出这一点，是因为我在研究闻一多时，觉得他在研究方法上，也是和他的教学重点是一致的，也是首先对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及作家生活进行研究，这样才能对作品本身有所深刻的了解。

在国立青岛大学时期，闻一多对唐诗的研究下了相当功夫。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中说，“一多在武汉时，就已对杜诗（杜甫的诗）下过一番功夫，到青岛以后，便开始扩大研究计划。他说，要理解杜诗，需要理解整个的唐诗，要理解唐诗，需先要了然于唐代诗人的生平。于是，他开始起草《唐代诗人列传》。积稿不少，但未完成。他的主旨是想借助于对作者生活状态的了解去揣摩作者作品的含义”。梁实秋的这段话很很概括、很准确。确实是这样，闻一多的唐诗研究起步于武汉大学，奠基于国立青岛大学。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闻一多全集》共12卷，有9卷是学术研究，而这9卷中相当部分是唐诗研究，虽然有一部分是未完成、没有发表的。闻一多的唐诗研究，规模十分庞大，其中《全唐诗人小传》共9册，约60万字，收集了唐代406位诗人的材料，其中部分编成了传记，还有一些是分门别类的原始资料。在他的手稿中，还有《全唐诗校勘记》、《全唐诗补编》、《全唐诗人小传补订》、《全唐诗人生卒年考》、《唐人遗书目录标注》、《唐人九种名著叙录》、《唐诗要略》、《全唐诗辩证》、《唐风楼捃录》等等。仅从这些篇名，就可以看出闻一多在唐诗研究上下了多么大的功夫。臧克家先生曾在《我的先生闻一多》中回忆在青岛大学时期和闻一多相处的日子，其中这样写道，“这时候，他正在致力于唐诗，长方大本子一个又一个，每一个上写得密密行行，看的叫人吃惊。关于杜甫的一大本，连他（指杜甫）的朋友也按笔划列成了目录，题名《杜甫交友录》”。

闻一多的《诗经》研究

早在1927年，闻一多到国立第四中山大学之前，就曾发表过一篇《诗经的性欲观》，但这还只是对《诗经》一个问题的探讨。在武汉大学，他接受游国恩建议，决定对《诗经》进行全面研究。但这项工作的真正铺开，则是到了青岛大学的事。因为那时他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这项工作，而他的朋友梁实秋担任图书馆馆长，也为他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书籍上的便利。这个时期，是闻一多的《诗经》研究逐步走上成熟的阶段。

闻一多的《诗经》研究有很多创新之处，尤其是注意利用西方的文化人类学来窥视中国文化源头的一些人心动态，所以他的一些观点和传统的经注结论有很大的不同。

举两个例子来说。《诗经?新台》中讲一个打鱼人打鱼时没有捕到鱼，而是打到了一只“鸿”，为此非常懊恼。多年来，人们认为“鸿”是一种美丽的鸟，按理说，能打到这样的鸟应该高兴才对，但为什么打鱼人为打到鸿而懊恼呢。闻一多感到非常奇怪，也因此产生了疑问。于是，他运用音韵学方法寻找突破，发现“鸿”是“苦隆”的切音，而“苦隆”是虾蟆的别名，本意就是“蛤蟆”。从“鸿”到“蛤蟆”有一个转音的过程，因此这里的“鸿”实际上应该是“蛤蟆”，这样解读，全诗就容易理解了。这种解读，已经很有创见了，但闻一多并没有就此打住，而是从人类学的观点继续探寻这首诗歌的深层含义，发现它描写的是上古人类的生活一种场景，全诗的原意是讲一位年轻女子求偶，想找一位帅哥，结果找到的却是一个老头，所以十分懊恼。闻一多认为这首诗歌是用打鱼打到蛤蟆来比喻当时女子求偶不成，这也符合诗歌讲究表达含蓄、不宜过于直白的艺术技巧。

还可以举一个例子。《诗经?芣苢》在文字上所讴歌的是芣苢，芣苢就是多籽的车前草，田边地头到处可见。闻一多对此提出疑问，当时人们为什么要歌颂这种非常普通的车前草呢？经过反复思考，他发现这首诗歌大部分文字相同，只有“采”“有”“掇”“捋”“祜”“额”这六个字不同，这六个字是解读这首诗歌的关键。解读的结果是，闻一多认为，车前草是多籽植物，而“多子”在上古社会中是女人最大的功能，它决定着一个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这首诗应该是一群年轻女人在一起唱歌，借对车前草的歌颂，隐喻希望能像它那样多生孩子，而有位老太太因为没有孩子而特别伤心，从而形成了二者间的对比。闻一多认为《芣苢》所要表达的是古代妇女希望通过多生孩子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的愿望。可见，闻一多对《诗经》的研究，是以理解实际生活为出发点，认为它们主要反映的是上古社会的人类生活，这就和其他经注对《诗经》的解释大不相同。

闻一多在青岛大学期间，还有件事值得介绍。1930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决定成立编译委员会，聘请闻一多等13人组成编译委员会，委员长为胡适。编译委员会成立后，组织了一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专门委员会，由闻一多担任主任，成员有徐志摩、叶公超、陈源、梁实秋。为了开展这项工作，胡适特到青岛和闻一多、梁实秋磋商。闻一多很赞成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并打算从翻译《哈姆雷特》入手，但因时局不稳，加上徐志摩飞机失事等原因，除了梁实秋外，闻一多等四人都没有动手。后来，梁实秋一人单独完成了这项工作，并在台湾出版，号称“《莎士比亚》的第一部全中文译本”。今天，我们讲到梁实秋的文学成就和他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在中国的传播这件事情时，不应忘记国立青岛大学在这其中的作用。

三、闻一多在国立青岛大学时期的师友关系

人的社会关系主要由人脉组成，所以一个人的交友十分重要，朋友是最不容易选择的，选择一个定交终身的朋友也非常困难。而朋友对一个人一生的成长影响也非常大，朋友可以是自己的模范和标准，朋友的选择和往来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人际关系和情操。所以，我觉得闻一多在青岛大学时期的师友关系，是进一步研究闻一多时应该重视的一个方面。

闻一多与臧克家

闻一多一生有两个号称“二家”的得意门生，一个是陈梦家，另一个是臧克家。闻一多的办公桌上放着两张照片，一张是陈梦家，另一张就是臧克家。陈梦家是闻一多在中央大学教书时的学生，聪明、爱好写诗，闻一多很喜欢他，后来请他到青岛大学来任教。臧克家考青岛大学时，数学得了零分，但爱才的闻一多给了他作文98分，破格录取进入青岛大学。无独有偶的是，闻一多在清华学校读书时，数学成绩也不好，在臧克家身上，我们多少能看到闻一多的一些影子。臧克家是我们学校培养的名家，大家比较熟悉，这里我就不做多讲了。

闻一多与方令儒

方令儒被誉为新月派四大女诗人之一，但她在青岛大学时，写诗还不够老道，闻一多经常指点她，帮助她。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中隐隐约约谈到闻一多在青岛大学时期“情感上起了一点涟漪”，其实说破了就是婚外恋。闻一多是包办婚姻，妻子是自己的表妹，他对这桩婚事不是很满意。这样，闻一多与方令儒的密切往来在校园里就引起了不少风言。闻一多觉得这样不好，便写信让在武汉生孩子的妻子回到自己的身边。但是，闻一多确实在感情上“有些涟漪”，因为在他的封笔之作《奇迹》中所要表达的正是当时的这段感情。不过，研究沈从文的美国汉学家金介甫认为，闻一多在《奇迹》中写的不是方令儒，而是山东大学第二任校长赵太侔的夫人俞珊，其理由是沈从文的小说《八骏图》中影射了二人之间的微妙关系。这也是一种新的看法。

闻一多与赵太侔

说到俞珊，就要说俞珊的爱人赵太侔，就是山东大学的第二任校长。赵太侔，曾用名赵畸，生于1889年，1914年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1919年赴美留学，曾于1932－1936年，1946－1949年两度在山东大学任校长。在新文化运动中，他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国家主义派。留美学习期间，赵太侔结识了闻一多，共同组织了《杨贵妃》的演出。1925年，他俩和余上沅为了推动国剧运动，一起离美回国，经徐志摩介绍，三人都被邀请为刚刚成立的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教授，闻一多还担任了教务长。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的前身是北京美术学校，改为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后，只设中国画、西洋画、图案三个专业，而闻一多他们是为了推动国剧运动而回国的，于是便一起多次奔赴教育部，最终争取同意在学校增加了戏剧和音乐两个系。这件事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这是国立院校成立的第一个戏剧系，闻一多、赵太侔，还有余上沅，对中国戏剧事业的发展，是有很大贡献的。

赵太侔是山东人，1928年夏成立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时，他就是委员之一。由于国立青岛大学一时未能成立，于是那年6月他到泰安创办民众剧场，继续从事戏剧教育。1929年5月，赵太侔被聘为山东省立一中校长，于是把民众剧场迁到济南，更名为山东实验剧院，自任院长。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成立，首任教务长由张道藩担任，不久他便离开，赵太侔出任教务长，再次和闻一多相处共事。在青岛，他和闻一多、梁实秋、方令儒等人关系甚好，经常聚在一起喝酒，被人称之为“酒中八仙”。

闻一多与俞启威、江青

俞启威是赵太侔的夫人俞珊的弟弟，又名黄敬。1930年俞启威在上海从事进步文化活动，参加南国社左翼演剧运动。1931，因为俞珊的关系，俞启威考入国立青岛大学物理系。1932年俞启威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山东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部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俞启威领导青岛大学学生运动，组织了179名学生的请愿团，去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为了能够到南京，他们曾卧轨、抢占火车，声势很大。当时，全国各地学生纷纷到南京请愿，给国民党政府造成很大压力，教育部训令各校阻止学生到南京。青岛大学根据教育部训令，公布开除了两名首要分子，这件事后来成为反对闻一多的理由之一。

俞启威在校期间，曾参加过一个“海鸥剧社”的团体。这是一个红色剧团，剧团的重要成员中，有崔嵬和江青两个人。在中国抗战戏剧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就是由海鸥剧社首次演出的，其中的三个角色分别由崔嵬、俞启威和江青三人担当。

江青当时叫李云鹤，在山东实验剧院学习过，赵太侔很喜爱这个年仅17岁的弟子，因此他出任青岛大学教务长后，就安排江青到学校图书馆工作，半工半读。由于这层关系，江青常常出入赵太侔的家，也因此而认识了赵太侔的小舅子俞启威，并于1932年发展成同居关系。1933年，经俞启威介绍，江青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在这里之所以谈到俞启威和江青，是因为俞启威是学生运动的组织者，并在1932年的学潮中领导了“驱闻运动”，这直接导致了闻一多离开国立青岛大学，而江青也是当时运动的积极分子，她后来也曾提到过闻一多，说那时她旁听过闻一多的课，还提起学生们流传的有关闻一多的顺口溜。但这种“提到”也只是一种“旧事重提”，并没有恶意。文革结束后，有人在批判江青中说她侮辱、丑化闻一多，我觉得不符合事实。相反，我倒是觉得，1946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后，是江青向毛泽东介绍了闻一多的一些情况，在帮助毛泽东了解闻一多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为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只有她和闻一多有过近距离接触。

四、闻一多带着委屈离开国立青岛大学

闻一多本来是打算长期在国立青岛大学待下去的，但他只在这里生活了两年就离开了，这是因为时局动乱，他不能够适应这样的环境。闻一多在青岛的两年里，先后发生了三次学潮，而闻一多一直是学生重点反对的对象。第一次学潮发生在国立青岛大学刚刚开学不久。学校开学后两个月，进行了一次学生资历的检查，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用“假文凭”考进来。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规定，用假文凭考试者不被承认，于是学校公布了一批名单，凡是用假文凭的学生，一律除名，结果将近一半的学生被除名。闻一多作为文学院的院长，是校务委员会的当然成员，也是这项决定的决定者之一。学生们对这个决定非常不满，他们认为，不管用的是什么文凭，既然能够通过入学考试，就证明达到入学资格，于是群起抵制，举行罢课，进而占领教学楼，阻止同学进入教室。那天，不知谁打了电话把警察叫来，用武力驱逐了占楼的学生。后来，曾任青岛大学教务长的张道藩说这个电话是闻一多打的，于是更加加深了学生对闻一多的不满，视其为“法西斯分子”。

第二次学潮发生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和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很大关系。前面说到，由179名学生组成的请愿团到南京去请愿，教育部训令学校阻止学生南下，但学生在爱国热情激发下，抢占火车，坚持南下。青岛大学学生请愿团是12月3日登上火车，4日到达南京的，校长杨振声自认没能执行上峰指示，于7日提出辞职。闻一多很同情朋友的处境，在校务会议上赞成开除为首的几位学生，他还慷慨陈词，“认为这是‘挥泪斩马谡’，不得不尔”。不过这个决议后来并未执行，而是改为记过处分。

第三次学潮发生在1932年的5、6月间。这年4月，学校根据教育部颁布的高等教育大学学则，公布了修改后的《青岛大学学则》，其中“学生全学程有三种不及格或必修学程二种不及格者令其退学”一条，受到学生们的激烈反对。学生们认为，当前是爱国时期，学校的措施是为了压迫参加爱国运动的学生，于是与学校产生了激烈冲突。6月，在期末考试的紧张阶段，青岛大学学生成立旨在抵制“学分淘汰制”的“非常学生自治会”，22日又举行罢课，抵制第二天将要开始的期末大考。校务委员会几经讨论，最后做出两项决定，一是大考改在秋季开学后补行，二是开除9名非常学生自治会的常委。消息传出后，学生们被激怒了，他们涌到杨振声的寓所，要求取消学分淘汰制，要求辞退闻一多。25日，他们又印发了《驱闻宣言》，说闻一多“首先从事变更学则”，以提高学生程度为理由，“其实完全是藉该项学则作为克制异己学生之工具”，还说他“提议开除非常会工作人员九人”，“强迫校长于未经校务会通过就宣布施行”，把闻一多定性为“不学无术”的“准法西斯蒂主义者”。闻一多感到很委屈，心情也很不平静。他认为自己不过是履行教育部和学校的规定，希望提高学校的教育质量，不料举手投足都受到政治的牵扯，和自己初来青岛大学的抱负距离甚远。这次学潮声势很大，不久发展为否认杨振声为校长、驱逐教务长赵太侔、驱逐图书馆长梁实秋等，使青岛大学一时成为全国教育界人人瞩目之地。7月3日，教育部下令解散国立青岛大学，重新成立国立山东大学，并成立学生甄别委员，聘闻一多为委员。但闻一多这时已心灰意冷，极其沮丧，决定辞职离开学校，重回曾经学习了十年的清华园。

五、华岗引领闻一多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华岗虽然不是闻一多在国立青岛大学认识的，但却是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人。闻一多生前没有想到，这位引领他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学者，后来成为山东大学的校长。

1932年，闻一多回到清华大学后，学校聘请他担任中文系主任，但他在经历了青岛大学的三次学潮后，再也不肯接受任何行政职务，也不愿意过问政治，免得再次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于是，他一心埋头学术研究，疏远现实。

抗战爆发后，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组为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来到昆明。闻一多的转变，出现在1943年年底。那年秋天，朱自清先生从成都探亲回来带了本杂志，上面有解放区诗人田间、艾青的诗。闻一多读了这些诗后，备感振奋和惊奇，于是在开学后的第一堂课上，向学生们讲起这些诗，其内容就是随后发表的《时代的鼓手——田间》。

闻一多在课堂上公开称赞解放区诗人，这在西南联大还是第一次，立刻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恰在这前后，中共中央南方局派华岗同志到昆明，负责南方局与云南省国民政府主席龙云之间的联络工作。华岗到昆明后，在云南大学社会系担任讲师。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华岗希望在一些有进步思想的知名学者中开展统战工作，其中就包括闻一多。当时，楚图南对闻一多的印象，还是新月派的主将，因此不愿意和他交往。但是，华岗给楚图南看了一封周恩来的信，信里指出对于像闻一多这样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的腐败是不满的，反抗的，他们也在探索，在找出路，而且他们在学术界、在青年学生中还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影响，应该争取和团结他们。这封信还委婉地批评了某些人对闻一多不全面的看法，这样才打消了楚图南的顾虑。经过楚图南的联系，华岗主动拜访了闻一多，并立即赢得闻一多的信任与敬佩。那天，华岗邀请闻一多参加正在筹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闻一多高兴地表示一定参加，并当即介绍吴晗、潘光旦、曾昭抡等联大教授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是一个由进步教授组成的团体，它每两周举行一次座谈，开始是学术讨论，后来渐渐转移到政治上面，读到了《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论解放区战场》等党的文献和《新华日报》、《群众》等刊物，讨论的内容，则涉及时事分析和共产党的政策等等。闻一多就是在这种学习中，了解到共产党的理论，并把华岗视为共产党的化身，对华岗可谓“言听计从”。

经过多年探索，闻一多终于找到救国的方向。从此，他以斗士的形象，毅然决然投入到民主斗争的行列，最终以国民党特务的枪杀而成就英名，成为为人称颂的革命烈士。而他的转变，正是由于华岗的影响，才重新激起爱国主义的热情，选择了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今天，闻一多和华岗可以说是山东大学的“双子星座”，他们之间的不解之缘也为山东大学的历史留下了光彩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