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去世后，社会各界悼念他，也有许多朋友对我表示慰问，借此机会我向大家表示感谢！
1975年初，我了解到国家有个《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项目，简称“748工程”，其中一个子项目是用于印刷的汉字精密照排系统。我同王选讲后，他为项目的难度和应用前景所吸引，很感兴趣。王选在大学毕业不久，因劳累过度曾患过重病，文革初期复发，当时他是在家修养的全休病号，身体正在好转，所以他有条件进行调研和设计。经过调研，他决定汉字采用数字化存储，之后很快认识到汉字存储量太大的问题成了系统的关键，所以他首先设计汉字信息压缩方法。经过几次反复，到5月份确定了“轮廓加参数”的方法，这个方法不但能保证文字变大变小时的质量，而且压缩倍数很高，500万字节的容量，可以产生65万个汉字。上报给学校后，学校很高兴，决定成立会战组。王选是当然成员，因为方案是我同他一起讨论并由我向学校汇报的，所以也有我。他原是无线电系的，我是数学系的，从此我们成了同事。所以我和他既是夫妻，又是合作最早、时间最长的同事。以后我配合他继续改进方案，和研究压缩信息复原成汉字的方法，并和同事们一起进行模拟试验，终于在1976年6月确定了数字存储、信息压缩、激光输出的完整的四代机方案。从此他成为整个系统设计的负责人，具体承担核心部分的硬件设计，我负责软件，我们一起确定软硬件的分工与配合。后来他成了单位的负责人，白天要处理各种事务，常常只能在晚上思考，有的难题就是睡不着的时候想出解决办法的。他总是一天三段忙，节假日更是干活的最好时机。奇怪的是，尽管劳累，他的身体却一天天地好起来了。
因为忙，我们俩平时说话的时间都很少，我为了让他歇歇,有时故意找些轻松的话题,他或是没听见，或是没说几句,又谈到工作上去了。我们吃饭常常是凑合，他也帮着做家务，但有时做着做着又跑去写起来了，我知道他总在想问题。只有1981年我患癌症时，他做了一个多月家务，尽心尽力地服侍我，每天看着菜谱烧菜。但我出院后，他很快就非常忙碌了，他说：“看来我只能派急用！”
生活上的困难是次要的，因为国产元器件不过关，我们系统的稳定性很差，所以不少人主张进口。当时学校里时兴写论文、搞理论和出国进修，对我们这种工程性强的工作压力很大，不少同志回系去了。所以在取得初步成果后，有的同志提出应该见好就收，反正已经证明原理是对的，以后写写文章就行了。王选觉得如果到此为止，将来必然是进口设备的天下，我们的工作等于零。在那几年里我们听到的是一片反对声，有的说：“北大设计的系统即使搞出来也是落后的！”有的说：“外国设备展览之日就是你们垮台之时！”也有说：“用不了多久，就会把你们打得落花流水！”有的协作单位提出：“要我们参加，你们必须放弃‘轮廓加参数’的压缩方案！”王选对国外的工作做了仔细调研，确认我们的方案远比国外系统先进，只要改善硬件条件，局面定会改观。在国家的支持下，大家充满信心，顶风度过了难关，经过几次升级换代，不但使所有进口厂商退出了中国，并使我们的产品出口海外，现在还进入了西文市场。使我国的报业、印刷业进行了彻底的技术改造。
随着事业的成功，他的名气越来越大，有人称他为当代毕昇，他很不同意，说：“‘当代毕昇’是一个集体！” 1991年初出版了一本《王选传》，出版前我们没有看到封面和内容提要。后来他在写给朋友的信里说：“这本书封面上和内容提要中的提法不妥，‘中国激光照排之父’、‘当代毕昇’等提法均把大家的功劳归于一人，……”他常常对我说，工作是大家一起做的，我已经得了不少荣誉，但好处不能只归我们。一次我写了一篇投《计算机学报》的稿，他知道了说：“学报上你已经有两篇稿了，这篇你就不要署名了！”后来就署了做具体工作同事的名。1980年我被提为副教授，按规定有成绩的5年后可以申请提教授，后来我们单位个别有贡献突出的同事，四年甚至三年就提了。1985年，Ⅱ型机在新华社每天使用，并通过了国家级鉴定，对软件的评价也不错，按说我可以申请提教授了，但王选要我同另一个同事一起提，他说：“你再等两年，等他条件够了，同他一起提吧！” 所以我是七年才提的。到了评博士生导师的时候，他说：“你年纪大了，就不要当博士生导师了！”上报了比我年轻的同事，讨论时遭到反对，才又改了我。后来一次报奖时，他把一位年轻同事的名字排在我前面，又是遭到大家反对才改的。开发新软件时，他说：“你年纪大了，拼也拼不动了，就让年轻人干，让他们出彩吧！”我觉得很对，就做改进老软件工作，还因为我熟悉整个系统，正好可以编一些虽不起眼但又需要的程序，其中有的就只用一次。后来我带领研究生，开辟新的课题，并将软件协调工作交给了其他同志，我就彻底退出了第一线。
由于我们对许多问题的观点相似，所以常常很少几句话彼此就都理解。我脾气急躁，他性格温和，所以很少发生矛盾。我有时说话偏激，他会指出哪几句不应该讲，他写的文章有不合适的地方，我向他指出，彼此都会接受。当然也有意见不同的时候，譬如他出名后，采访他的人很多，我很不赞成。他说：“这是媒体的任务，再说经过他们宣传，使更多人了解我们的工作，对推广、招聘都有利啊！”在处理有些矛盾时，我嫌他过于忍让，他说：“你要多从对方的立场上考虑，譬如当年那些反对我们系统的人，其实都是好同志，他们只是按照惯例，不相信中国人能做好罢了。”个别同志对他有意见，他说：“其实有些意见是误会，怪我没有同他多交换意见，实在是太忙了。”
在有的问题上，他是非常认真的。有一次协作单位在开发一个软件时，遇到了难关，我说我有办法解决，他听了立刻要我去教，当时这个单位和我们已经有了裂痕，所以我有抵触情绪不肯去，他对我发了脾气，这也是我们之间唯一的一次吵架。我冷静下来后自然是按他的意见去办，也明白他根本就不考虑成绩归哪个单位，只要做出来，算谁做的都行。在平时，他看见、听见不正确的做法或意见，也会直接指出，不拐弯抹角，不怕得罪人。有同志好心地要我转告他，即使看准了的问题也不要急于表态，他听后哈哈大笑说：“我办不到！”
2000年9月他病倒了，10月4日确诊为肺癌，出门的时候，医生指着他的背影，说出了使我五雷轰顶的四个字：“最多两年！”我强忍悲痛同他回了家，我知道他是累垮的、压垮的！
我回想这20多年来，他一直在为做出创造性成果并使之出口海外而努力。他认为应用性科技的成果要经得起市场的考验，才能对社会有实际贡献，所以他坚持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他本来担任北大计算机研究所所长，尽管他认为自己没有管理企业的能力和兴趣，后来也没有真正管理过企业，但为了工作需要，他在方正公司兼了职。以后还担任了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这政、企、学三方面的工作十分劳累，但最累的是随着事业的发展，各种矛盾和问题都摆在他这个文弱书生的面前，使他难于应付，他总想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好，但处理复杂现实的难度，远远超过科研攻关遇到的难题。有时他面临巨大的压力，常常整夜不能合眼。幸而有领导和大家的支持，才度过一个个难关。但这种种情况使他的精力几乎耗尽。
也许是因为有过我患癌症的生死考验，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我们都很冷静。确诊的第三天，他就写下了遗嘱，第一句话就是：“人总有一死”，我知道他已经把生死置于度外，只考虑怎样度过今后有限的日子。他要我不隐瞒病情，每当出现新的情况，我们都一起讨论应该怎样面对，到了后来，他说：“管它什么情况，你去跟医生讨论就行了。”他已经完全不想自己的病，只是积极配合治疗，腾出精力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每当治疗间隙，除了参加活动，他主要做两件事，一是写文章，从确诊到去世的1900多天里，有794天在治疗和住院，但他忍着病痛，写出了50多篇文章和讲话，他要把他用心血换来的体会供后人参考。再就是关心帮助年轻人才，他从亲身经历体会到支持爱护尚未出名、但有潜力的小人物的重要，所以他非常爱护年轻人才，尽量为单位的骨干创造有利的环境。他常找年轻人谈话，病后出门少了就通电话、发邮件，了解情况、鼓励帮助。尽管他左肺全肺切除后一直胸痛，后来的几次转移又引起多处疼痛，但他从不呻吟叫苦，只有在病情恶化以后，才轻轻对我说：“我实在痛苦！”其余大部分时间他常常喜笑颜开，与同事或朋友在一起时更是谈笑风生。住院期间常同医生、护士聊天、开玩笑。有人称他首长，他会玩笑着伸出手说：“我是这手掌！”我知道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个普通人。
去年11月，他的病情恶化，完全不能进食，每天只能喝几口水和果汁，靠鼻饲营养液维持。即使这样，他还不肯躺在床上，坚持自己上厕所、自己洗澡，后来太虚弱了，才肯让我帮他洗。到去世前一天的今年2月12日，他发着烧，身体非常虚弱，大家叫他不要下床，但他还想撑着自己上厕所，我知道他特别不愿意麻烦人，这之后大约两小时他突然消化道出血不止。第二天上午我陪在他身边，眼看他停止呼吸和心跳，我看到他流出了眼泪，这是他病后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流泪，我知道他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舍不得离开他的事业和亲人，但是他还是走了，以前每次出差，他总盼着早点回家，但这次他永远回不来了。
现在大家纪念他，给了他很高的评价，我想他若在地下有知，一定会觉得当之有愧。因为论成绩，我知道他始终认为工作是大家做的，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功劳不能都归于他。论为人处世，与许多老科学家相比，与许多努力工作但默默无闻的同志相比，并没有突出的地方，只是他比别人有更好的机会。所以我想只要建立正确的道德观，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为更多的人提供施展才华的机会，我国离建成创新型国家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