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欧阳修是拥有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会石学家等多种桂冠。享有很高声誉，影响深远的人物。历来对欧阳修的研究，不为不多，尤其是近几十年，可谓成果众多，积累丰富。对欧阳修经学的研究，自然也有很多收获，取得了不少成绩，然相对说来，仍显得很不够。其经学对文学的影响如何，学界似亦关注较少。本文对此试作探讨。
一、欧阳修经学的起点、观念与方法
关于欧阳修经学的渊源，其实不必远求，因为，他的经学原就无所师承，按他自己的话说，是“少无师传，而学出己见”。[1](p1803)
欧阳修是吉州永丰(今江西永丰)人，其远族中虽出现过像欧阳询、欧阳通那样著名的人物，但其余则多仕宦不显。其曾祖郴、祖父偃仕于南唐，父欧阳观“少孤力学，咸平三年进士及第，为道州判官，泗、绵二州推官，又为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1](p701)欧阳修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其父在泰州军事判官任上去世时，他仅有四岁。其母郑氏不得已携其远赴随州(今属湖北)，依靠时任随州推官的欧阳修的叔父欧阳晔生活。
郑氏出身江南名族，恭俭仁爱，此时虽生活处境窘迫，然而却能“守节自誓，居穷，自立于衣食”，[1](p700)含辛茹苦，养育其子，希望他能长大成人，有所成就。郑氏以荻画地，教其习字学诗，读书作文，更以欧阳观为人的孝悌仁义，为官的仁厚廉洁，对其进行教育，常以“居于家，无所矜饰”；“养不必丰，要于孝；利虽不得博于物，要其心之厚于仁”的话勉励他。[1](p701)郑氏的这些教育和熏陶，使欧阳修自幼就树立了儒家士人的远大志向。他后来之所以能成为一代道德文章宗师，与其母郑氏的教育，是断不可分的。
欧阳修聪颖好学，勤奋苦读。随州无学者，家中无藏书，欧阳修就从邻人家里借书、抄书，故虽学无所师，学业却不断长进，后果然不负其母所望。他十七岁应举随州，作文即有奇警之句。二十二岁以文谒汉阳军胥偃，深为其所赏，留置门下。二十三岁试国子监第一，补广文馆生，继又得国学解试第一。次年(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应礼部进土试第一，殿试以第十四名及第，试秘书省校书郎，充西京留守推官，从此进入仕途。
从欧阳修的身世和经历，我们固然可见其仁爱性格、聪颖天资和读书向学心志的养成与磨砺，然由此也可知其自幼生活的艰辛。这种艰难的生活和学无所师的经历，成就了他后来的功业，也在很大程度上规定着其思想学术的方向。
圣人所作为经。学无所师，尚友古人，使欧阳修在经学观念上主张将圣人所作之经与后儒的传疏，加以区分，“众辞淆乱质诸圣”。[2](p603)重经轻传，先经后传，尊经疑传，对前代儒家经师的经传注疏决不迷信。欧阳修说：
事有不幸出于久远而传乎二说，则奚从？曰：从其一之可信者。然则安知可信者而从之？曰：从其人而信之可也。众人之说，如彼君子之说如此，则舍众人而从君子。君子博学而多闻矣，然其传不能无失也。君子之说如彼，圣人之说如此，则舍君子而从圣人。此举世之人皆知其然。[1](p545－546)
不作任何辨析，仅据人情常理进行判断，就把圣人与君子、经与传区分开来。比如《周易》，欧阳修就认为除卦爻辞等为文王所作外，其余多是“讲师之言”。在《易童子问》中，他以问答的方式，对此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童子问曰：《系辞》非圣人之作乎？”曰：“何独《系辞》焉，《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昔之学《易》者杂取以资其讲说，而说非一家，是以或同或异，或是或非，其择而不精，至使害经而惑世也。然有附托圣经，其传已久，莫得究其所从来，而核其真伪。故虽有明智之士，或贪其杂博之辩，溺其富丽之辞，或以为辩疑是正，君子所慎，是以未始措意于其间。若余者，可谓不量力矣。邈然远出诸儒之后，而学无师授之传，其勇于敢为，而决于不疑者，以圣人之经尚在，可以质也。”[2](p611)再如《春秋》与“三传”，欧阳修认为，“孔子，圣人也，万世取信，一人而已”。《春秋》既为孔子所作，当然可信。而公羊高、谷梁赤、左丘明三人虽“博学而多闻”，然“其传不能无失”。“孔子之于经，三子之于传，有所不同，则学者宁舍经而从传，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①
学无所师，使欧阳修在经学方法上以人情常理为理解、衡量和判断经传旨义及其异同的标准。例如他解读《周易》：
孔子之文章，《易》《春秋》是已。其言愈简，其义愈深，吾不知圣人之作，繁衍丛脞之如此也。虽然，辨其非圣之言而已，其于《易》义尚未有害也，而又有害经而惑世者矣。《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是谓乾之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则又非四德矣。谓此二说出于一人乎，则殆非人情(案此谓不合逻辑)也。《系辞》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所谓图者，八卦之文也。神马负之，自河而出，以授于伏羲者也。盖八卦者非人之所为，是天之所降也。又曰：“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然则八卦者是人之所为也，河图不与焉。斯二说者，已不能相容矣，而《说卦》又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则卦又出于蓍矣。八卦之说如是，是果何从而出也。谓此三说出于一人乎，则殆非人情(案此亦谓前后矛盾，不合逻辑)也。人情常患自是其偏见，而立言之士莫不自信，其欲以垂乎后世，惟恐异说之攻之也，其肯自为二三之说，以相抵牾而疑世，使人不信其书乎？故曰非人情(案此谓常理)也。[2](p612－613)
他否定《文言》《系辞》和《说卦》等是圣人之作，原因就在于所举三说自相矛盾，不合乎人情常理。这种看法，今已证明是正确的。又如他释《易》“谦”卦彖辞：“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说：“圣人，急于人事者也，天人之际罕言焉。惟谦之彖，略具其说矣。圣人，人也，知人而已。天地鬼神不可知，故推其迹人可知者，故直言其情，以人之情而推天地鬼神之迹，无以异也。然则修吾人事而已，人事修则与天地鬼神合矣。”[2](p604)天意本不可测，然人情却可知，以人情推知天地之理，二者应是一致的。所以，以人情常理解《易》，自然成为欧阳修《易》学，同时也是其经学的突出特色。
二、欧阳修经学的特色和成绩
欧阳修于经学最深于《易》《诗》《春秋》。因为，在他看来，《周易》是“文王之作也。其书则经也，其文则圣人之言也，其事则天地、万物、君臣、父子、夫妇、人伦之大端也”。[1](p535)《春秋》是圣人“上揆之天意，下质诸人情，推至隐以探万事之元，垂将来以立一王之法者”。②而《诗》则在六经中颇为特殊，它不同于其他五经，但又关乎五经，“而明圣人之用”，[1](p1597)因此它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也非常重要。
以人情常理治《易》的内涵，极为丰富。举凡“天地、万物、君臣、父子、夫妇、人伦之大端”，[1](p535)以及生活常识、风俗习惯、语言逻辑等，皆属于人情常理的范围。例如《周易》，它虽是卜筮之书，有筮占作用，但其最主要的旨义，却在于人事。所以，自王弼以来，以人事、义理说《易》，成为《易》学的主流。然欧阳修所谓人事，具体地说，就是人情常理。《易》讲阴阳变化，但这种变化，也是符合天地变化和人情常理的。所谓“物无不变，变无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阴阳反复，天地之常理也”。[1](p542－543)这些，都体现在他对《易》义的阐释中。像《周易》“乾”卦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原就是以人事解读卦象。欧阳修进一步解释说：“盖圣人取象，所以明卦也。故曰‘天行健’。乾而嫌其执于象也，则又以人事言之。故曰‘君子以自强不息’。六十四卦皆然也。”[2](p603)由此推及其他卦象，亦然。如，他解释“豫”卦象辞：“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曰：“于此见圣人之用心矣。圣人忧以天下，乐以天下。其乐也，荐之上帝、祖考而已，其身不与焉。众人之豫，豫其身耳，圣人以天下为心者也。是故以天下之忧为己忧，以天下之乐为己乐。”[2](p604－605)原辞是以人事解《易》，然此处欧阳修则以“圣人用心”释之，并将其推衍至天下国家，其中所显示出的，实是宋儒“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情怀。
作为一代文学宗师的欧阳修，以人情常理治《易》，又常常从语言表达的方式上去认识和解读《周易》。他认为，经典应言简意深，平易通达，如果言辞繁琐，新奇怪僻，前后矛盾，那么，它是否为圣人所作，便大可怀疑。在《易童子问》中，欧阳修就是根据语言是否简要而平正对经义进行解读的。他说道：
“夫谕未达者，未能及于至理也，必指事据迹以为言。余之所以知《系辞》而下非圣人之作者，以其言繁衍丛脞而乖戾也。盖略举其易知者尔，其余不可以悉数也。其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又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云者，质于夫子平生之语，可以知之矣。其曰‘知者观乎彖辞，则思过半矣’，又曰‘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云者，以常人之情而推圣人，可以知之矣。”[2](p615)
圣人言辞简要，《系辞》语言繁琐；孔子不语乱力怪神，《系辞》言之，则其必非圣人所作。
欧阳修治经，尤重《春秋》，至于“三传”，非出于圣人之手，“予非敢曰不惑，然信于孔子而笃者也。经之所书，予所信也；经所不言，予不知也。”[1](p546)
以人情常理治《春秋》，突出地表现在欧阳修的《春秋论》中。
孔子所以作《春秋》，目的是“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责实，别是非，明善恶”。[1](p549)像《春秋》书鲁隐公之事称“公”，而“三传”以为“摄”的问题，以人情常理推之，假如有人“能好廉而知让，立乎争国之乱世，而怀让国之高节，孔子得之”，必不会“失其本心，诬以虚名，而没其实善”。何况“孔子于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于人而没其善乎？以此而言，隐(公)实为‘摄’，则孔子决不书曰‘公’，孔子书为‘公’，则隐(公)决非‘摄’”。[1](p549－550)孔子不没人善。同样，以常理推之，亦不会无辜而加人以恶。以《春秋》宣公二年(前607年)书“晋赵盾弑其君夷皋”为例，“三传”皆谓弑君者赵穿而非赵盾，然以赵盾逃不越境，君被弑而盾又不讨贼，故史官书盾弑君。欧阳修辨“三传”之说不可信，曰：“据三子之说，初灵公欲杀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弑，而盾不讨，其迹涉于与弑矣。此疑似难明之事，圣人尤当求情责实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则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为法受恶而称其贤也；使果无弑心乎，则当为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恶，使罪有所归，然后责盾纵贼，则穿之大恶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获辨，而不讨之责亦不得辞。如此则是非善恶明矣。今为恶者获免，而疑似之人陷于大恶，此决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讨贼，有幸弑之心，与自弑同，故宁舍穿而罪盾，此乃逆诈用情之吏矫激之为尔，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旧史是非错乱而善恶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旧史如此，其肯从而不正之乎？其肯从而称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恶乎？此可知其缪传也。”[1](p552－553)事远难辨，欧阳修亦无从判断这段史事究竟如何，然而他却从反面论之，以《春秋》“别是非、明善恶”的义法推之，不书弑君首恶赵穿，不辨赵盾弑君的疑似之事，则弑君者必是赵盾，而“三传”所书不可信。
在六经中，欧阳修认为《诗经》是与它经不同的。他说：“《易》《书》《礼》《乐》《春秋》，道所存也。《诗》关此五者，而明圣人之用焉。习其道，不知其用之与夺，犹不辨其物之曲直，而欲制其方圆，是果欲其成乎？”[1](p1597)五经为体，《诗经》为用，《诗》既要贯五经之“道”，而又有着自身的特点，不同于五经对圣人之志的直接表达。这是典型的从文学角度所作的解读。由此决定他治《诗》的方法，便是求其本而舍其末，求诗人之意，以明圣人之志。在《诗本义》中，他这样说：
“诗之作也，触事感物，文之以言，美者善之，恶者刺之，以发其揄扬怨愤于口，道其哀乐喜怒于心，此诗人之意也。古者国有采诗之官，得而录之，以属太师，播之于乐，于是考其义类而别之，以为《风》《雅》《颂》而比次之，以藏于有司，而用之宗庙、朝廷，下至乡人聚会，此太师之职也。世久而失其传，乱其《雅》《颂》，亡其次序，又采者积多而无所择。孔子生于周末，方修礼乐之坏，于是正其《雅》《颂》，删其繁重，列于六经，著其善恶，以为劝戒，此圣人之志也。(略)何谓本末，作此诗，述此事，善则美，恶则刺，所谓诗人之意者，本也。正其名，别其类，或系于此，或系于彼，所谓太师之职者，末也。察其美刺，知其善恶，以为劝戒，所谓圣人之志者，本也。求诗人之意，达圣人之志者，经师之本也。讲太师之职，因其失传，而妄自为之说者，经师之末也。今夫学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尽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阙其所疑可也。”[3](p290－291)
诗人感物而发，意在美刺；太师以类编排，用于宗庙朝廷；圣人明其善恶，将诗人之意揭示给世人，以为劝戒。本末分明，所论通达。求诗人之意，通圣人之志，是《诗经》研究应达到的目标。
上文说到，欧阳修治经尤重《春秋》，而他又认为《诗》之本义在于美刺和惩恶劝善，故论《诗》颇与其《春秋》说相通。以《春秋》之法论《诗》，以求诗人美刺善恶之意，通圣人褒贬之志，成为其《诗》学的主要特点。其解释《王风》，[1](p1602－1603)完全以《春秋》尊王尚贤、寓意褒贬的义法说《诗》，以至认为《诗》三百篇皆寓有褒贬善恶、明辨是非之意。诗人作《商颂》，是为了“大商祖之德”，“予纣之不憾”和“明正武王、周公之心”。[1](p1612)《鲁颂》，“非颂也，不得已而名之也”，“贬鲁之强也，一也；劝诸侯之不及，二也”。[1](p1610)而《风》诗，当“天子诸侯当大治之世，不得有《风》。《风》之生，天下无王矣”。[1](p1599)
以美刺褒贬说《诗》，必重时世。在欧阳修看来，后人对《诗经》的解读之所以众说纷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时世背景不明的缘故。“盖自孔子没，群弟子散亡，而六经多失其旨。《诗》以讽诵相传，五方异俗，物名字训往往不同，故于六经之失，《诗》尤甚。《诗》三百余篇，作非一人，所作非一国，先后非一时，而世久失其传，故于《诗》之失时世尤甚。周之德盛于文、武，其诗为《风》、为《雅》、为《颂》，《风》有《周南》《召南》，《雅》有《大雅》《小雅》，其义类非一，或当时所作，或后世所述，故于《诗》时世之失，周诗尤甚。自秦汉已来，学者之说不同多矣，不独郑氏之失也。”[3](p288)所以，欧阳修解《诗》，特注意从时世背景上进行探讨。比如《诗•周南•关雎》，孔子、司马迁、三家《诗》说，皆以《关雎》为周王室衰落时的作品，毛、郑则以为文王之化，后妃之德。欧阳修倾向于前者，认为此诗的主旨，在于思古以刺今，而非写后妃之德。这是从时世背景所作的判断。
欧阳修是文学家，所以，他对时世背景的判断和对诗人美刺之意的探求，总是与对诗歌本身的理解结合在一起的。他既重背景，着眼圣人之志，又十分注意从文本本身出发，衡之人情常理，对《诗》义进行阐发。他说：“古诗之体，意深则言缓，理胜则文简。然求其义者，务推其意理，及其得也，必因其言、据其文以为说，舍此则为臆说矣。”[3](p237)态度很明确。他又总结《诗经》的写作类型有四：“《诗》三百篇，大率作者之体不过三四尔。有作诗者自述其言以为美刺，如《关雎》《相鼠》之类是也；有作者录当时人之言以见其事，如《谷风》录其夫妇之言、‘北风其凉’录去卫之人之语之类是也；有作者先自述其事，次录其人之言以终之者，如《溱洧》之类是也；有作者述事与录当时人语杂以成篇，如《出车》之类是也。然皆文意相属以成章。”[3](p192)这都是从文学角度所作的归纳和总结。
仍以《关雎》为例，其曰：
为《关雎》之说者，既差其时世，至于大义亦已失之。盖《关雎》之作，本以雎鸠比后妃之德，故上言雎鸠在河洲之上，关关然雄雌和鸣，下言淑女以配君子，以述文王、太姒为好匹，如雎鸠雄雌之和谐尔。毛、郑则不然。谓诗所斥淑女者，非太姒也。是太姒有不妬忌之行，而幽闺深宫之善女皆得进御于文王。所谓淑女者，是三夫人九嫔御以下众宫人尔。然则上言雎鸠，方取物以为比兴，而下言淑女，自是三夫人九嫔御以下，则终篇更无一语以及太姒，且关雎本谓文王、太姒，而终篇无一语及之，此岂近于人情。古之人简质，不如是之迂也。[3](p183)
从文意上看，既然如毛、郑之说，《关雎》是写后妃之德，诗中不应不着一笔，只写三夫人九嫔，故毛、郑之说不可取，而所谓美后妃之德，也是“因其所以衰，思其所以兴，此《关雎》之所以作也。其思彼之辞甚美，则哀此之意亦深，其言缓，其意远”。这才合乎诗人创作的情理。
欧阳修不信毛、郑，③常常批评其解诗有误，其所依据的，往往都是文义上的是否平正通达与合理。这更反映出一位文学家的眼光。像他论《小雅•鸿雁》，说：“诗所刺美，或取物以为喻，则必先道其物，次言所刺美之事者多矣。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又如‘维鹈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称其服’者是也。诗非一人之作，体各不同，虽不尽如此，然如此者多也。《鸿雁》诗云：‘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于野。’以文义考之，当是以鸿雁比之子。而康成不然，乃谓鸿雁知辟阴就阳，喻民知就有道，之子自是侯伯卿士之述职者。上下文不相须，岂成文理？郑于三章所解皆然，则一篇之义皆失也。”[3](p223－224)这是从以物为喻的手法上所作的反驳。再像《小雅•何人斯》一篇，他论道：“郑于《何人斯》为苏公之刺暴公也。不欲直刺之，但刺其同行之侣，又不欲斥其同侣之姓名，故曰何人斯。然则首章言‘维暴之云’者，是直斥暴公，指名而刺之，何假迂回以刺其同侣，而又不斥其姓名乎？其五章、六章，义尤重复。郑说不得其义，诚为难见也。今以下章之意求之，则不远矣。”[3](p237)以文本为基础，从语言与诗意表达之关系进行分析，指出郑玄所论不确。又像《卫风•氓》，欧阳修的看法是：“据《序》是卫国淫奔之女色衰，而为其男子所弃困，而自悔之辞也。今考其诗，一篇始终皆是女责其男之语。凡言子、言尔者，皆女谓其男也。郑于‘尔卜尔筮’，独以谓告此妇人曰，我卜汝宜为室家。且上下文初无男子之语，忽以此一句为男告女，岂成文理？据诗所述，是女被弃逐，怨悔而追序与男相得之初，殷勤之笃，而责其终始弃背之辞云。”[3](p201)这则是根据上下文意所作出的解释。其例甚多，此不赘述。
三、从欧阳修经学看北宋疑经风气的兴起
宋人疑经风气甚盛，已是经学界所熟知的事实。如乐史疑《仪礼》非周公作，欧阳修疑《周易》“十翼”非圣人所作，李觏、司马光疑《孟子》，晁补之、郑樵疑《诗序》，叶梦得疑《左传》，朱熹疑《尚书》孔安国传等。自现代以来，学者论之亦渐多。如屈万里先生《宋人疑经的风气》、[4]叶国良先生《宋人疑经改经考》、[5]杨新勋先生《宋代疑经研究》[6]等，皆有成绩。然论及宋人疑经风气形成的背景和原因，则或追溯至唐人，或以为与北宋时局密切相关，虽有见地，然少有从北宋士人主体角度进行考察者，而在我们看来，北宋疑经风气的兴起，实在不过是由于当日士人多出于庶族，而学无所师，故无所拘执所造成的。
宋朝文治最盛，君王“与士大夫治天下”，[7](p5370)对儒学也就大力提倡。宋太祖倡武臣读书，[7](p62)用读书人，[7](p171)已显示出崇儒倾向。宋太宗增修国子监，组织儒学之士大规模修书，崇儒意向也很明显。宋真宗撰《崇儒术论》，谓：“儒术污隆，其应实大，国家崇替，何莫由斯。故秦衰则经籍道息，汉盛则学校兴行。其后，命历迭改，而风教一揆。”[7](p1798－1799)以提倡儒学。宋仁宗即位，更是大力兴学。不仅国子学、太学、四门学招生的范围有极大的扩展，而且地方上的官学也所在多有，庆历四年(1044年)，他下诏“诸路转运司，令辖下州、府、军、监应有学处，并须拣选有文行学官讲说，不得因循废罢”。[8](p83)“士之服儒术者不可胜数”。[9](p3658－3659)可见儒学兴盛与最高统治者的提倡是分不开的。
北宋士人群体的特征，明显不同于晚唐五代，已为学界所注意。如，孙国栋先生曾在对晚唐五代北宋人物阶层的出身家世进行细致的统计分析后，指出：“唐代以名族贵胄为政治、社会之中坚。五代以由军校出身之寒人为中坚。北宋则以由科举上进之寒人为中坚。所以，唐宋之际，实贵胄与寒人之一转换过程，亦阶级消融之一过程。深言之，实社会组织之一转换过程也。”[10](p285)故自宋初以来，士大夫业儒者虽渐多，然以处五代儒学、士风衰落之后，学子出身庶族士大夫家庭以至寒门，“少无师传，而学出己见”的情况，十分普遍。此以欧阳修最为显例。上文已谈到，他认为《周易》的《系辞》、《文言》非孔子所作，《春秋》“三传”不可信，《诗》毛、郑所注多有讹误，“今之所谓《周礼》者，不完之书也”，[3](p292)并禀《春秋》义法，修《唐书》、《五代史》等等。其所以如此大胆地疑经改经，正是因为其“少无师传，而学出己见”，“世无师矣，学者当师经”的缘故。[1](p1821)
宋初儒士，多半也与欧阳修相似，家世不显，贫寒无所师。如宋初撰《易论》三十三卷、“以注疏异同，互相诘难，蔽以己意”的王昭素，[11](p27)曾隐居乡里，“聚徒教授以自给”。[9](p12808)振起有宋一代士风、倡为庆历革新的范仲淹，史称其“泛通六经，长于《易》(案其撰有《易义》等)。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所倦。尝推其奉以食四方游士，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9](p10267－10268)然观其身世，却甚为艰难。“二岁而孤，母夫人贫无所依，再适长山朱氏。既长，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学舍，扫一室，昼夜讲诵，其起居饮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经之旨。”④再有作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著有《周易口义》十二卷、《洪范口义》二卷、《皇祐新乐图记》三卷等，其“尤患隋唐以来仕进尚文词而遗经业，苟趋禄利。及为苏、湖二州教授，严条约，以身先之，虽大暑，必公服终日，以见诸生，严师弟子之礼。解经至有要义，恳恳为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后治乎人者。学徒千余，日月刮劘，为文章皆传经义，必以理胜。信其师说，敦尚行实。后为太学，四方归之，庠舍不能容，旁拓步军居以广之。五经异论，弟子记之，自为胡氏《口义》”。⑤在当时影响既大，对宋学的兴起产生了重要作用，然看其身世，少时因家贫无以自给，往泰山，与孙复、石介为友，攻苦食淡，夜以继日，后来方有成就。其他像孙复，“少举进士不中，通居泰山之阳，学《春秋》，着《尊王发微》。鲁多学者，其尤贤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略)先生治《春秋》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其言简易，明于诸侯、大夫功罪，以考时之盛衰，而推见王道之治乱，得于经之本义为多。”然而其家世寒微，竟“年逾四十，家贫不娶，李丞相迪以其弟之女妻之”。[1](p746－747)石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扬雄、韩愈氏者，未尝一日不诵于口”，而“世为农家”。[2](p896－897)周尧卿，世称其“为学不惑传注，问辨思索，以通为期。其学《诗》，以孔子所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孟子所谓说《诗》者，‘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考经指归，而见毛、郑之得失。曰：毛之传欲简或寡于义理，非一言以蔽之也；笺欲详或远于情性，非以意逆志者也。是可以无去取乎？其学《春秋》，由左氏记之详，得经之所以书者，至‘三传’之异同，均有所不取。曰：圣人之意，岂二致耶？”[12](p739)然不闻其何所师，“家贫，不事生产，喜聚书”而已。[1](p692)还有苏洵，少喜游荡，其父亦纵而不问，至二十七始发奋读书，“大究六经，百家之说，以考质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出处之际，得其粹精”，而观其家世，“三世皆不显”。[1](p902)至于宋初疑《仪礼》非周公所作的乐史，撰《易证坠简》、疑《系辞》非孔子所作的范谔昌，⑥前者“好著述，然博而寡要。以五帝、三王皆云仙去，论者嗤其诡诞”，[9](p10112)后者生平行事今已不详，从他序中所言任毗陵从事，闲退著书看，[13](p8)可知二者家世既非显赫，学问亦无所师，治学自然少有约束。
清人评价欧阳修的《诗》学，谓：“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头废。推原所始，实发于修。”[14](p121)这个看法亦可移用于对欧阳修经学史地位的总体认识，而欧阳修不但对北宋疑经风气的兴起产生了重要作用，而且他也以其自身的学术经历，为我们解读这种疑经风气形成的原因，提供了启发和重要的参证。
四、欧阳修的经学与文学之关系
欧阳修的经学对其文学有着深刻的影响。
欧阳修在经学方面既有心得，对文学亦必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六经皆文。“《诗》《书》《易》《春秋》，皆善载事而尤文者，故其传尤远。”[1](p1777)又说：“昔孔子老而归鲁，六经之作，数年之顷尔。然读《易》者如无《春秋》，读《书》者如无《诗》。何其用功少而至于至也。”[1](p1177)都是把六经看作天下之至文的。不过，这里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对六经皆文的解释。他说：
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诗》《书》《易》《春秋》，皆善载事而尤文者，故其传尤远。(略)事信矣须文，文至矣，又系其所恃之大小，以见其行远不远也。《书》载尧舜，《诗》载商、周，《易》载九圣，《春秋》载文武之法，荀、孟二家载《诗》《书》《易》《春秋》者，楚之辞载风雅，汉之徒各载其时主声名、文物之盛以为辞，后之学者荡然无所载，则其言之不纯信，其传之不久远，势使然也。至唐之兴，若太宗之政，开元之治，宪宗之功，其臣下又争栽之，以文其词。或播乐歌，或刻金石，故其间巨人硕德，闳言高论，流铄前后者，恃其所载之在文也。故其言之所载者大且文，则其传也章；言之所载者不文而又小，则其传也不章。[1](p1777－1778)
六经所以为天下之至文，已不是因为其出于圣人之手，而是因为它“事信言文”，因为其“言之所载者大且文”。所谓“事”，相对于“言”而说，指一切外物、实事，范围极其广泛；所谓“大”，即事要关乎君王治政的贤明、国家社稷的兴盛、道德风尚的养成、名山事业的创制等重要问题。既重内涵的信实重大，又重文采，而非有所偏颇，事信言文，成为认识六经、衡量文章的标准。
欧阳修也说过“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的话，[1](p1177)但六经既为天下之至文，他的意思也就并非简单地以道取代文。上文曾谈到，欧阳修认为六经之中，五经为体，《诗经》为用，《诗》既要贯五经之“道”，而又有着自身的特点，不同于五经对圣人之志的直接表达，这种对文与道关系的看法是很周全的。他又说：“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施于事者果毅。三代、两汉之学，不过此也。”[1](p1821)师法六经，然又不像一般儒生解经那样局限于传注，而是强调“求其意”，把握六经的内核和精神，意得心定，不为外物所惑，便达到了“道纯”(即“道胜”)和自我充实的境界，文章就写得好。由“意得”到“心定”，由经学到文学，是很自然的事，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欧阳修所说的“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似还有另一层含义，即“师经求意”还要根据自己情性的实际去体贴，这里有个心与意的关系问题。心与意二者自然相合，才能真正做到内心充实，然后“发为文者辉光”。他说道：
古人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虽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孔子之系《易》，周公之作《书》，奚斯之作《颂》，其辞皆不同，而各自以为经。子游、子夏、子张与颜回同一师，其为人皆不同，各由其性而就于道耳。今之学者或不然。不务深讲而笃信之，徒巧其词以为华，张其言以为大。夫强为则用力艰，用力艰则有限，有限则易竭。又其为辞，不规模于前人，则必屈曲变态以随时俗之所好，鲜克自立，此其充于中者不足，而莫自知其所守也。[1](p1849)
六经为道虽一，其内容和文辞却各有特点，后人师之，当然也应根据各自情性的不同作出选择，心与道合，才是真正的内在充实，也才能“发为文者辉光”，特色各具。
师法六经，不仅要师其道，也包括师法其“言语文章”。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其特征之一，就是言简意深。上文谈到，欧阳修认为，“孔子之文章，《易》《春秋》是已。其言愈简，其义愈深，吾不知圣人之作繁衍丛脞之如此也。”六经之中，欧阳修对《春秋》最为推崇，研治亦深。《春秋》为后人重视，主要在于其春秋笔法，禀笔直书，褒贬善恶，而从其文字上看，则记事极为简略，本身似并无多少文学价值。然在欧阳修看来，《春秋》言虽简而意则深，正是文章创作师法的典范。比如他论《尹师鲁墓志铭》就说：“《春秋》之义，痛之益至，则其辞益深，‘子般卒’是也。”[1](p1917)也就是说，文章写作要言简而意深，正像《春秋》鲁庄公三十二年记鲁子般被杀事一样。子般为庄公之子，庄公卒，子般即位，庆父(子般叔父)使人杀子般，立闵公。本来已即位的子般，因庄公去世后尚未安葬，故虽被杀，亦无名位，而不书“弑”、“杀”或“薨”，仅以“子般卒”书之，显然是讳其事。种种深曲，都不明讲，然刺责、惩恶之意必在其中，如欧阳修所说，真是“痛之益至，则其辞益深”了。
为文要做到言简意深，就需要“有法”，仅仅是言简，是难以达到意深的目标的。欧阳修认为：“‘简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经，惟《春秋》可当之。”[1](p1916)故其文学创作，受其经学尤其是《春秋》学的影响甚大。所谓“简而有法”，就是既要言简意深，又要选材精当，详略分明，善于裁剪。早在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欧阳修任西京留守推官时，仅二十六岁的他，就已和尹洙在古文创作上开始简而有法的创作实践。西京留守钱惟演建双桂楼初成，命二人作记。“永叔文先成，凡千余言。师鲁曰：‘某止用五百字可记。’及成，永叔服其简占。”[16](p81)又建临轩馆，请谢绛、尹洙和欧阳修作记。文成，谢绛用五百字，欧阳修五百余字，而尹洙仅用三百八十余字。然欧阳修“终未伏在师鲁之下，独载酒往之，通夕讲摩”。“别作一记，更减师鲁文二十字而成之，尤完粹有法”。[17](p38)由此可见其创作的观念和追求。欧阳修曾撰《尹师鲁墓志铭》一文，又撰《论尹师鲁墓志》，最能见出其为文简而有法的用心。此文极为简洁，为论述的方便，不妨全引如下：
师鲁，河南人，姓尹氏，讳洙，然天下之士识与不识，皆称之日师鲁，葢其名重当世。而世之知师鲁者，或推其文学，或高其议论，或多其材能，至其忠义之节，处穷达、临祸福，无愧于君子，则天下之称师鲁者，未必尽知之。
师鲁为文章，简而有法，博学强记，通知今古，长于《春秋》。其与人言，是是非非，务穷尽道理乃已，不为苟止而妄随，而人亦罕能过也。遇事无难易，而勇于敢为，其所以见称于世者，亦所以取嫉于人，故其卒穷以死。
师鲁少举进士及第，为绛州正平县主簿，河南府户曹参军，邵武军判官，举书判拔萃，迁山南东道掌书记，知伊阳县。王文康公荐其才，召试充馆阁校勘，迁太子中允。天章阁待制范公贬饶州，谏官、御史不肯言，师鲁上书言，仲淹臣之师友，愿得俱贬。贬监郢州酒税。又徙唐州。遭父丧，服除，复得太子中允，知河南县。赵元昊反，陕西用兵，大将葛怀敏奏起为经略判官。师鲁虽用怀敏辟，而尤为经略使韩公所深知。其后诸将败于好水，韩公降知秦州，师鲁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韩公奏，得通判秦州，迁知泾州。又知渭州，兼泾原路经略部署。坐城水洛，与边臣异议，徙知晋州。又知潞州，为政有惠爱，潞州人至今思之。累迁官至起居舍人、直龙图阁。
师鲁当天下无事时，独喜论兵，为《叙燕》、《息戍》二篇行于世。自西兵起，凡五六岁，未尝不在其间。故其论议益精密，而于西事尤习其详。其为兵制之说，述战守胜败之要，尽当今之利害。又欲训土兵代戍卒，以减边用，为御戎长久之计。皆未及施为，而元昊臣西兵解严，师鲁亦去而得罪矣。然则天下之称师鲁者，于其材能亦未必尽知之也。
初师鲁在渭州，将吏有违其节度者，欲按军法斩之，而不果。其后吏至京师，上书讼师鲁以公使钱贷部将，贬崇信军节度副使，徙监均州酒税。得疾，无医药，舁至南阳求医。疾革，隐几而坐。顾稚子在前，无甚怜之色，与宾客言，终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
师鲁娶张氏，某县君。有兄源，字子渐，亦以文学知名。前一岁卒。师鲁凡十年间三贬官，丧其父，又丧其兄。有子四人，连丧其三女，一适人，亦卒。而其身终以贬死。一子三岁，四女未嫁，家无余赀。客其丧于南阳，不能归。平生故人，无远迩，皆往赙之。然后妻子得以其柩归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茔之次。余与师鲁兄弟交，尝铭其父之墓矣。故不复次其世家焉。铭曰：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铭不灭。[1](p767－769)
初读此文，甚至会觉得他过于简单，记事也嫌琐碎，然细案此文，参之以作者自道曲折的《论尹师鲁墓志》，则会发现它是简而意深、简而有法的，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文学观念，用心很深。尹洙的文章、学术、对政治的见解和实际的治事才能，世人皆知，所以就说得很简略，只是指出他的文章特点是“简而有法”，学术上能通古今、擅《春秋》，论政合于儒道，遇事勇于作为而已。不过，这些方面虽叙述都很简略，但用意却很深。比如称尹洙文“简而有法”，这样的评价，是只有孔子的《春秋》才能够承当的；称尹洙学通古今，这话也只有孔、孟能当之；称尹洙议论能符合儒道，那也是非孟子所不能当的。至于历叙尹洙的仕宦经历，尤其是他在西北边地与西夏的战争中的施为，则是要说明其实际的政治才能。把尹洙与儒家圣贤相比，甚而看作是孔、盂式的人物，评价不可谓不高，用意不可谓不深了。然而在欧阳修看来，尹洙的这些优点和长处，还不是最值得表彰的，值得表彰的是尹洙平生的忠义大节，世人未必皆知，故有必要重点加以叙述。然能见出尹洙仁义大节的事很多，是否要一一铺叙呢？当然不是。作者举出二事：一是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批评吕夷简擅权被贬，尹洙上书自请同贬，二是临终言不及私。景祐三年的范、吕之争，是北宋政治舞台上的一件大事，是庆历革新的前奏，它反映了崇尚名节、革弊图新与恪守祖宗家法、因循守旧，这两种不同的士风、政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尹洙在此事件中鲜明地站在范仲淹等革新派人士一边，欧阳修书之，以此表现尹氏的大节，是很正确的。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的大节，又往往会在面对生死祸福的关键时刻表现出来。尹洙临终之际，言语谈吐，不涉一己之私。其平生忠义大节、志气与心胸，可想而知。故欧阳修要特别书上一笔。从文章选材上看，这是十分精当的，真可谓“简而有法”。文中又述及尹洙被仇人陷害事，并不为之多加辩解。琐琐述及其身后妻子儿女困窘之状，也未多加议论。前者不作辩解，是因为既然上文说到“其穷达祸福无愧于人，则必不犯法，况是仇人所告，故不必区区曲辩也。今止直言所坐，自然知非罪矣”。后者特于文中记述之，是“欲使后世知有如此之人，以如此事废死，至于妻子如此困穷，所以深痛死者而切责当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1](p1917)从欧阳修的夫子自道中，我们会恍然大悟，原来他是要以至简之语，深寓褒贬美刺之意，正所谓“《春秋》之义，痛之益至，则其辞益深，‘子般卒’是也。诗人之意，责之愈切，则其言愈缓，‘君子偕老’是也。不必号天叫屈，然后为师鲁称冤也。故于其铭又但云‘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铭不灭’。意谓举世无可告语，但深藏牢埋此铭，使其不朽，则后世必有知师鲁者。其语愈缓，其意愈切，诗人之义也”。[1](p1917)欧阳修的经学对其文学的影响，于此愈益分明了。至于文中论及尹洙喜谈兵一事，既补说其才能，又能见其爱好，使其形象更饱满，也是简而有法的。其他如《杜祁公墓志铭》，重点论其为人廉洁、治事明敏的大节，也是能“纪大而略小”的经意之作，[1](p1843)此不再赘述。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又是平易近人的。欧阳修曾多次谈到，“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则六经所载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诞者言之，乃以混蒙虚无为道，洪荒广略为古，其道难法，其言难行”。[1](p1759)“道易知”，决定了“言易明”。欧阳修主张，文学创作的语言和风格也应是简洁流畅、平易自然的，凡晦涩怪僻者，皆不可取。他赞扬石介的以儒道自任，以天下为忧，但对其文章中“自许太高，诋时太过，其论若未深究其源者”的倾向，则持明确的批评态度，而对其手书的难辨点画，“骇然不可识”，更是认为“何怪之甚也”。[1](p1764)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权知礼部贡举，“时举者务为险怪之语，号‘太学体’。公一切黜去，取其平澹造理者，即预奏名。初虽怨讟纷纭，而文格终以复故者，公之力也”。[18](p540)即是其为文主平易而黜奇险的显例。至于欧阳修本人的文章风格，则苏洵早已言之，“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19](p328－329)这与《春秋》一书的“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20](p870)既相吻合，也是与欧阳修平易畅达的文学观念相一致的。此为论者所熟知，可不再赘述。
六经皆文。欧阳修的经论是富有文学色彩的。
这可以《春秋论》为代表。《春秋论》三篇，上篇区分圣人、君子，进而区分经、传，二者相较，经可信而传有疑。欧阳修于此并未进行论述，只是提出在鲁隐公为“公”还是“摄”、赵盾是否弑君、许世子是否弑悼公的问题上(这些问题的提出，并非随意，而是涉及名分、实录的大问题)，经可信而传无据。这虽是从经、传作者的角度立论，从人情常理和感性上所作的判断，却有难以辩驳的力量。当然，仅从感性上判断还不够。接下来中篇、下篇便从孔子修《春秋》的宗旨出发立论，认为《春秋》的宗旨，既然是“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责实，别是非，明善恶”，[1](p49)那么，上述问题的衡量和判断，也都应以此为标准。《春秋》书鲁隐公究竟是“摄”还是为“公”，这牵涉到名分问题，孔子必不会轻易下笔。“自周衰以来，臣弑君、子弑父，诸侯之国相屠戮而争为君者，天下皆是也。当是之时，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让，立乎争国之乱世，而怀让国之高节，孔子得之，于经宜如何而别白之、宜如何而褒显之？其肯没其摄位之实，而雷同众君诬以为公乎？”[1](p549)当褒未褒，于理不应如此，何况“《春秋》辞有异同，尤谨严而简约，所以别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于是非善恶难明之际，圣人所尽心”呢？[1](p550)现在的事实是，《春秋》中记鲁隐公事(如盟或薨)，“孔子始终谓之公”，[1](p546)则“三传”以为“摄”而非“公”，当然也就不可信了。至于《春秋》书“赵盾弑其君夷皋”、“许世子止弑其君买”，“三传”以为弑晋灵公者非赵盾而是赵穿，弑许悼公者非太子止，止不过是未尝药致悼公被毒病亡也。“弑逆，大恶也，其为罪也莫赎，其于人也不容，其在法也无赦。”如此重大的问题，孔子同样是非常慎重的。欧阳修认为，如果杀晋灵公的人是赵穿，杀许悼公的人是太子止，当贬则贬，孔子决不会隐而晦之，即使赵盾、许世子止有弑君之嫌，也应首书弑君者赵穿和许世子止，而次及赵盾和太子止。或者，赵盾、许太子止弑君之事，只是疑似难明，孔子也应为其辨明。现在既不书赵穿弑君事，对赵盾弑君事又不加辨明，而直说弑君者赵盾、许太子止，那后人只能相信孔子所书，而不应信“三传”，妄加猜测。欧阳修从《春秋》书法上所作的上述判断，是整体性的、宏观的，因其符合人情常理，内在的逻辑性也就很强，因而也就有很大的说服力。他并没有对具体的史实作细致的辨析，也没有繁琐考证，因为在他看来，历史久远，文献不足，后人若仅凭着只言词组就做出准确判断，几乎是不可能的。苏轼在《六一居士集叙》中曾说道：“(韩)愈之后三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师尊之。自欧阳子之存，世之不说者哗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21](p978)《春秋(三)论》虽只是一篇经论文字，但从中所反映的却不仅仅是作者的经学思想，它鲜明地表现了一位敢于疑古、以振起儒道为己任的士大夫的形象和风节。
《春秋论》的文章结构和语言，与欧阳修的其他文章一样，也同样有着鲜明的个性和特点。《春秋》经传历来少有人怀疑、议论，欧阳修大胆提出信经疑传的看法，除了从正面立论之外，还需要对一些传统的观点进行反驳。因此，在结构上便采取了问难的形式。像上篇一开始他提出自己对《春秋》经传的总体看法，就是一问一答。他说：“事有不幸出于久远而传乎二说，则奚从？曰：从其一之可信者。然则安知可信者而从之？曰：从其人而信之可也。众人之说如彼，君子之说如此，则舍众人而从君子。君子博学而多闻矣，然其传不能无失也。君子之说如彼，圣人之说如此，则舍君子而从圣人。此举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学《春秋》者独异乎是。”[1](p545－546)明确提出在遇到疑信难从的问题时舍君子而从圣人的观点。接下来由信从圣人自然推及从经舍传，是正面立论，而末又举出难者之辞予以反驳，进一步强调自己的观点。结构清晰，层次分明，语言风格则抑扬顿挫，纡徐婉转，平易畅达。中篇、下篇亦然，问答驳难，从容不迫，而又论述有力。有时候，为了更好地表达自己看法，还多用引物连类之法。像《春秋论》下篇论证《春秋》经所书赵盾弑晋灵、许世子止弑其父事可信，就说道：“问者曰：然则夷皋孰弑之？曰：孔子所书是矣。赵盾弑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病躬进药而不尝。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进药。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杀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虽庸吏犹知其不可同也。躬药而不知尝者，有爱父之孝心，而不习于礼，是可哀也。无罪之人尔。不躬药者，诚不孝矣。虽无爱亲之心，然未有杀父之意，使善治狱者，犹当与操刃殊科，况以躬药之孝，反与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不为也。然则许世子止实不尝药，则孔子决不书曰‘弑君’。孔子书为‘弑君’，则止决非不尝药。”[1](p553)选取日常生活中的情事，引物比类，于问答之中，来表明自己的看法，平易亲切，而令人信服。
综上所述，我们以为，欧阳修在经学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六经之中，他最深于《易》《诗》《春秋》。其解经的突出特点，是本之人情常理，自成一家，尤其是疑《周易》之《系辞》《文言》非孔子所作，《春秋》“三传”不可尽信，《诗》毛、郑所注多有讹误，《周礼》亦不完之书等，对北宋疑经风气的形成和后代学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实与其家世不显，贫寒无所师，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少无所师，故能学出己见，无所束缚，大胆疑经。这为我们解释疑经风气何以会在北宋出现，提供了一个切实的参证。欧阳修的经学对其文学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无论是其关于师经应求其意和事信言文观念的提出，对言简意深和言简而有法的强调，还是对纡徐婉转、平易畅达的文学创作风格的追求，都可以从其经学中得到合理的解释。
收稿日期：2013－10－18
注释：
①《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集》卷十八《春秋论》上，第546页。当然，欧阳修也并非一概否定三传，只是在经传地位上认为应先经后传。如他在《春秋或问》中就说：“或问予于隐摄、盾、止之弑，据经而废传，经简矣，待传而详，可废乎？曰：吾岂尽废之乎？夫传之于经勤矣，其述经之事，时有赖其详焉，至其失传，则不胜其戾也。其述经之意，亦时有得焉，及其失也，欲大圣人而反小之，欲尊经而反卑之，取其详而得者、废其失者可也，嘉其尊大之心可也，信其卑小之说，不可也。”(《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集》卷十八，第556－557页)
②《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外集》卷十《石鹢论》，第1584页。欧阳修所论，实本于汉董仲舒对策。董仲舒曰：“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515页)
③欧阳修说《诗》，取毛、郑亦多。如解《邶风•绿衣》，谓：“卫庄姜伤己也，言妾上僭，夫人失位也。(此据《毛诗小序》)其诗曰：‘绿兮衣兮，绿衣黄里。’毛谓：‘绿，问色；黄，正色’者，言间色贱，反为衣，正色贵，反为里，以喻妾上僭，而夫人失位，其义甚明。而郑改‘绿’为‘褖’，谓褖衣当以素纱为里，而反以黄先。儒所以不取郑氏于诗改字者，以谓六经有所不通，当阙之，以俟知者，若改字以就己说，则何人不能为说，何字不可改也？况毛义甚明，无烦改字也。当从毛。”(《诗本义》卷十三《取舍义》，第284页)是从毛舍郑的例子。再如解《郑风•出其东门》，曰：“《出其东门》，闵乱也。郑公子互争，兵革不息，男女相弃，思保其室家焉。(此据《毛诗小序》)其诗曰：‘出其闉阇，有女如荼。’毛渭：‘荼，英荼也。言皆丧服也。’郑谓：‘荼，茅秀。物之轻者，飞行无常。’考诗之意，云‘如荼’者，是以女比物也。毛谓丧服，疎矣，且弃女不当丧服。而下文云‘虽则如荼，匪我思且’，言女虽轻美，匪我所思尔。以文义求之，不得为丧服。当从郑。”(《诗本义》卷十三《取舍义》，第284页)此又是从郑舍毛的例子。
④《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集》卷二十《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序》，第587页。其生平行事略参［宋］富弼《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中集卷十二等。
⑤［宋］蔡襄撰、陈庆元等校注《蔡襄集》卷三十三《太常博士致仕胡君墓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29页。其生平行事又可略参《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集》卷二十五《胡先生墓表》等。
⑥宋人陈振孙谓其“辨《系辞》非孔子命名，止可谓之赞系，今《爻辞》乃可谓之系辞。又复位其次序。又有补注一篇，辨周、孔述作，与诸儒异。”(《直斋书录解题》卷一《易证坠简解题》，徐小蛮，顾美华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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