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研究的史料，绝大多数来自中国国内现存的宋代和宋代以后的各种典籍中。然而在域外，主要是韩国和日本等国家所保存的宋集、宋人的其他撰述和这些宋集与撰述的朝鲜本、和刻本以及域外士人所编撰的宋集的注本、选本和诗话、文集、史传、笔记等许多文献中，也保存了大量的宋代文学研究的材料。
一、宋人别集与总集
在中国历史上，以汉语言文字为主要载体的汉文化曾对周边国家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产生过重要影响。汉籍之传入周边国家，由来已久。即如汉籍在朝鲜半岛的传播，虽然西周时期箕子率中国5000人入朝鲜，因而也将诗书、礼乐带到朝鲜的说法，现在已不可考实，但其国向慕汉风，文物制度，悉尊中土，又“俗爱书籍”，① 至少自秦汉以后，诸子百家尤其是儒家典籍以及史部、集部的许多著作，已逐渐传入东国，并产生重要影响，是完全可信的。据朝鲜时期李种徽《东史志•高句丽艺文志》的记载，当时“闾巷里落，莫不有学。其学士大夫日游学于中国，而中国书籍已与之日东。而魏晋之间，历代赐书，又复相继而至，秘府所积，盖亦多矣”。② 至新罗神文王二年(682)立国学，在所规定的诸生所读的书中，就有四书五经、三史和《文选》等许多基本典籍，③ 而这正可以反映出当时汉籍流传和被接受的大致情况。高丽以后，各种书籍从多种渠道大量传入东国，并对其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就更是人们熟知的事实。
汉籍传入日本的时代也比较早，“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④ 虽只是一种传闻，但到飞鸟奈良时代尤其是平安朝以后，汉籍东传日本的数量已相当可观，仅据九世纪后期藤原佐世所撰《本朝见在书目录》的记载，当时传入的各种汉籍的总数就已超过1500种(尚不包括佛教典籍)，五山时期经由僧侣携带或其他渠道进入日本的汉籍则更多，进而也对日本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现存域外的宋人别集、总集善本的数量，见于各种书目著录的，韩国在百种以上，⑤ 日本则有250种左右，⑥ 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在这些别集和总集中，不乏仅存于域外的孤本、珍本。像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明州公库重刊本和影钞明州本徐铉《徐公文集》30卷，就仅见于日本大仓文化财团和静嘉堂文库，而国内只有明清以来出于明州本的钞本、刊本。⑦ 欧阳修的诗文，由其子欧阳发在其身后汇编成集，至南宋光宗绍熙、宁宗庆元年间，周必大、孙谦益等人重新校订，刊刻行世，成《欧阳文忠公集》153卷。此本在中国国内不全，但在日本天理图书馆却完整地保存着。⑧ 吕本中《东莱先生诗集》20卷，南宋乾道初沈公雅编刻，宋本久佚，国内仅存庆元本正集残帙3卷、《外集》3卷，而乾道本正集却完整地收藏在日本内阁文库，1930年张元济先生影印入《四部丛刊续编》中。傅尧俞《草堂集》一卷、《傅献简公奏议》四卷，仅存于东京大学图书馆。⑨ 南宋刊本崔敦诗《崔舍人玉堂类稿》20卷、《西垣类稿》2卷，明中期以后中土失传，也仅存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日本光格天皇文化四年(嘉庆十二年，1807)由天瀑山人林衡刊入《佚存丛书》之后，始传回我国。⑩ 再像宋刊116卷本《增广司马温公全集》，中土久佚，而在日本内阁文库却保留了其中的95卷。董康《书舶庸谭》卷八曾作著录，傅增湘《藏园东游别录•日本内阁文库访书记》也有简要的记载。是书与《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及《传家集》在编次、收文数量上皆有不同，其中的《日录》、《手录》为海内外仅存，另有诗词10首、文56篇，亦仅见于此书。由于此书原出司马氏后人，故校勘价值也很高。(11) 其他像南宋释居简的《北涧诗集》九卷，也仅存于日本御茶之水图书馆(台北中央图书馆则有朝鲜刊本残一至四卷)。其《北{J2R915.jpg}文集》10卷，今北京图书馆存宋本卷一至卷八，日本存卷七至卷一○，合之可成完璧。杜范《杜清献公集》20卷，今存嘉靖二十六年(1547)黄氏刻本，仅存于日本，《静嘉堂秘籍志》卷三七著录，为善本，明清钞本出此。
别集如此，总集也不例外。如宋刊本《二李唱和集》一卷，中土已佚，清末陈榘、罗振玉先后得自日本书肆，亟携归刊印，国内始传此书。再如，近年由韩国学者金文京发现的、宋人孔汝霖编集、萧澥校正的宋诗总集《中兴禅林风月集》3卷(藏于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图书馆)，也是一部中土久佚的书。是书收录了南北宋诗僧63家的五七言绝句99首，其中46家60首诗为佚诗，其他可供了解宋释事迹、进行诗歌校勘的材料也很多，有重要的文献价值。(12)
从宋集之存世而言，域外所保存的本子在数量上不能算是太多，其中保存在日本等国家的很多宋集刊本，中土也并非全然不存，但其中仍有不少可补、可校中土本之不足者。如梅尧臣《宛陵先生文集》，中土有明本，而日本内野五郎则藏有南宋嘉定重修绍兴宣州军学本，虽只是残存30卷(存卷一三—一八、卷三七—六○)，然诚如傅增湘指出的：“取明刻校之，文字异同固不必言，而今本佚收之诗乃至一百篇。其最著者，如《东轩笔录》所记之《书窜》诗，乃赫然具在……是此书亦宋代求法僧徒所携归，故卷中绝无吾国名家藏印，真海外之佚籍也。”(13) 再如宋刊本《东坡集》、《东坡后集》，现存皆残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存南宋孝宗时刊大字本《东坡集》残30卷(存卷一—二四、卷三三、卷三五—三九，其中卷三据明本抄补，其余卷帙亦有缺页)，而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却保存了《东坡集》三七卷(存卷一—三三、三七—四○)、《东坡后集》八卷(存卷一—八)，内阁文库还存有另一宋本《东坡集》23卷(存卷一—二、七—一○、一三—一四、一九—二○、二四—二七、三一—三五、三八—四○)。三本相互补订参证，即可复原宋本《东坡集》全貌。(14) 又如，秦观《淮海集》40卷、《淮海居士长短句》3卷、《淮海后集》6卷，日本内阁文库尚存南宋乾道九年(1173)高邮军学刻本，而国内则唯有重修乾道本，后序及原刻本题识都已脱去，正赖前者得以补全。洪咨夔《平斋文集》32卷，亦仅藏于日本内阁文库，国内有瞿镛铁琴铜剑楼影宋钞本，缺卷一一至一四、卷一九至二二，计8卷。近人张元济赴日本访书，借影携归，与瞿本合印，收入《四部丛刊续编》，遂成完璧。其他如宋祁《宋景文集》全帙自明末在中土已不传，清四库馆臣编纂《四库全书》时，自《永乐大典》中辑得62卷，已颇为可观。然在日本帝室图书寮和宫内厅书陵部所保存的宋本《宋景文集》残帙32卷，较之《四库全书》本，仍多出律诗220首、表状45首、序9首、说录题述4首、论1首、杂文等19首、启状145首，计8万余字。而其余与《四库全书》本内容相重合的部分，也有校勘价值。(15) 是书由林衡刊入《佚存丛书》后传入中国，清孙星华辑《宋景文集拾遗》、近人编《湖北先正遗书》、《丛书集成》等，都将其补入，现已颇为易得。还有《重广分门三苏先生文粹》，国内仅有按人编排的70卷本，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则存分类编纂的南宋初年刊百卷本，这不但可资校勘，而且对后人进一步了解南宋初年三苏文盛行的情况，也是有帮助的。(16) 其他像保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以及法国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等处大量的宋集的明刻、明钞本，也都有较高的文献价值。(17)
二、宋集之朝鲜本与和刻本
宋集在域外的保存和流传，更多地是以各种翻刻本的形式进行的。
在东国高丽时期，较大规模地翻刻汉籍，始于显宗、高宗时期的翻刻《大藏经》。靖宗八年，东京留守崔颙等奉诏刊刻两《汉书》、《唐书》，十一年四月秘书省刊刻《礼记正义》、《毛诗正义》。(18) 文宗十年八月，因西京留守上书，命刊印“秘阁所藏《九经》、《汉(书)》、《晋(书)》、《唐书》、《论语》、《孝经》、子、史、诸家文集、医、卜、地理、律、算诸书”。宣宗时，又诏“于兴王寺寘教藏都监，购书于辽、宋、日本至四千卷，悉令刊行”。(19) 至朝鲜太宗时期，活字印刷术逐渐兴盛，王廷多次下令铸金属活字，刊印图书，颁布中外。如朝鲜中宗十四年(明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中宗就“命依中朝例，设书肆，以昭格署钥器及破寺{J2R918.jpg}钟等物铸字印书册，令不拘公私兴造”。(20) 从现存的10余种朝鲜时期的《册板目录》来看，当时八道公私所刊册板中绝大多数为从中国传入的典籍。由此可见丽鲜两朝汉籍刊刻事业的兴盛。
宋集刊刻的兴盛，在高丽后期至朝鲜初期。其时文坛尚宋人诗文，(21) 像当日“盛行于东方”的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诗集，(22) 都曾先后刊印过。其中如王安石的文集，高丽朝已传入，李奎报《王文公菊诗议》曾论及王安石诗。(23) 朝鲜徐居正诗《读王荆公集题后》等，(24) 也都提到《王荆公集》。而据《增补文献备考》卷二四二《艺文考》载：“(朝鲜)成宗二年，用王荆公、欧阳公集字铸之，字体小于庚子字而尤精，名曰辛卯字。”知成宗二年(明宪宗成化七年，1471)前就曾印过《王荆公集》和《欧阳文忠公集》。又检《成宗实录》卷一七四成宗十六年正月乙酉载，成宗有“今以甲辰字将印《唐书》，然先可印《王荆公集》”云云，则成宗十六年又下令印过《王荆公集》。今韩国奎章阁即有成宗时甲辰字残本《王荆文公集》3册(存卷五一三九、卷五○的一部分，白文无注)。王安石诗李壁注刘辰翁评点的本子，朝鲜时期也曾刊印过。今《奎章阁图书韩国本总目录》和韩国延世大学校图书馆《古书目录》都著录有甲寅字残本李注刘评的《王荆文公诗》，奎章阁存两卷(卷五、卷六)，延世大学校存八卷(卷九—一一、三七—四一)，日本蓬左文库则存有全本，王水照在日本曾访得此书并引回国内，交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此书的珍贵之处是较通行本《王荆文公诗注》注文多出一倍左右，且附有“补注”和“庚寅增注”，相当完整地保存了李注本的全貌，而此书在中土则早已失传，仅赖此朝鲜活字本以存，其对研究王安石诗歌和宋代文学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25) 再如魏齐贤、叶棻所编的《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朝鲜时期也曾刊印过，今存朝鲜世宗五年(明成祖永乐二十一年，1423)刊本和中宗朝乙亥(1455)字本。(26) 乙亥字本今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分别藏有残本(前者存一册，未详卷数；后者存1—4卷)。因此书所据当为宋本，故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虽仍存宋本，此书仍有一定的校勘价值。
汉籍和刻本的发端当是从佛经的刊刻开始的，大约从13世纪开始，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书的翻刻日益增多，尤其是五山和江户时期，各种和刻本汉籍更是大量出现。宋集的翻刻自然也随之大为增加。其中不乏中土已佚而仅赖和刻本以存的宋集。如宋释元肇的《淮海挐音》2卷、《淮海外集》2卷，中土久已失传，而日本却保留着东山天皇元禄八年(康熙三十四年，1695)神洛书林柳枝轩据宋本翻刻的本子和中御门天皇宽永七年(康熙四十九年，1710)的木活字本。(27) 释善珍的《藏叟摘稿》2卷，国内久佚，日本内阁文库却藏有宽文十二年(1672)藤田六兵卫刻本。释宝昙《橘洲文集》10卷，现在仅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有宋钞本残4卷(卷七—一○)，然日本东山天皇元禄十一年(康熙三十七年，1698)织天重兵卫仿宋刻本10卷，却完整地保存在日本内阁文库。(28) 其他如南宋初释惠空的《雪峰空和尚外集》等，也是以和刻本而独存的。
有的和刻本宋集，虽中土亦存，但同样有重要的版本和校勘价值。比如《真山民诗集》一卷，《四库全书》据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本收录，计诗歌108首，而日本光裕天皇文化九年(1812)西宫弥兵卫重刊元大德本，则比《四库全书》本所收多出51首。又如，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所编《和刻本汉诗集成》中所收宋诗诸集，内有日本灵元天皇贞享三年(1686)京都柳枝轩茨木多左卫刊两卷本《和靖先生诗集》，此本出北宋林大年原编本，与南宋本和明人辑四卷本编次不同，所收作品也有参差，极可珍重。又，日本后水尾天皇宽永六年(崇祯二年，1629)京都大和田意闲刊本《山谷诗(内)集注》20卷，原自宋本翻刻，文字多优于明清诸本，杨守敬曾自日本携归一套，清光绪年间陈三立据之重刊(光绪二十一年开雕，二十五年刊成)，流传较为广泛。今中华书局版《黄庭坚诗集注》，其内集即以此为底本(外集和别集则以杨守敬所藏、陈三立重刊朝鲜古活字本为底本)。还有《和刻本汉诗集成》中的《须溪先生评点简斋诗集》15卷，原自朝鲜本翻刻，近人李盛铎曾将其与丁丙藏黄虞稷千顷堂钞本等对校，指出其“字句之间，则瞿氏《书目》所列宋刊胡穉笺注本佳处，此本与之悉合，丁本之误与官刻不相上下也。则此须溪评点本源出宋刊本无疑，且笺注虽不全，所存者胡注必不少。瞿氏所藏乃宋椠孤本，得此亦仿佛虎贲中郎将矣”。(29) 可见其价值之大。其他如《后山诗注》12卷(日东山天皇元禄三年京都茨木多左卫门刊本)等，亦足资校勘。
三、宋集之选本和注本
宋集在域外的广泛流传，选本、注本也是重要的方式之一。这些选本和注本的水平也许有高下参差，但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和评价宋代的许多作家和作品，仍有积极的意义。
在朝鲜半岛，中国诗文选本、注本的编纂始于高丽时期。现在仍保存在韩国奎章阁的《十抄诗》，便是以刘禹锡、白居易等中晚唐诗人为主要收录对象的一部唐诗选。(30) 高丽后期的金九容取法于萧统《文选》和姚炫《唐文粹》，也编过一部诗文选集名《选粹集》。(31) 高丽末朝鲜初，宋人撰述尤其是宋人所编的宋人诗文选本，如《宋贤集》、《宋文鉴》、《瀛奎律髓》等，在东国广泛流行。受其影响，由东人所编纂的各种诗文选本也不断涌现。比如朝鲜初期，安平大君李瑢编有多种宋诗选本。其中，“选集李、杜、韦、柳、欧、王、苏、黄之诗，名曰《八家诗选》(10卷，其中唐人尚占四家)”，或以为可“泝黄、苏之流，登李、杜之坛，以入于《雅》、《颂》之堂”；(32) 选注《宛陵梅先生诗选》二卷，称其诗“简古精纯，平淡深邃，寄兴托比，自与唐人无校，则独圣俞一人而已”；(33) 又选王安石诗，“以天地人三才分门类集，略加注解”，(34) 成《半山精华》六卷，人称“富不失泛，简不失略，取舍精当，门类有节。纲举目张，条理不紊”；(35) 复“取山谷诗短章之佳者，粹而汇之，就加评论，名曰《山谷精粹》”。(36) 这些诗选的编纂，虽都是崇尚宋诗风气下的产物，但显然又有其对宋诗的认识和理解，那就是较能顾及宋诗的总体，而并不只是尊崇苏轼一人。(37) 其后，柳希龄编《祖宗诗律》14卷，奉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为宗旨，而又加以扩大，收入苏舜钦、陆游、朱熹、赵蕃、周尹潜等人诗作。(38) 编《宋诗正韵》(现仅存卷四—六)，也以收录江西诗派诗人的作品为主。(39) 然此书多收古体，似有意与《祖宗诗律》相区别；又增入苏辙、张耒等人，是亦扩大到了苏门(柳氏另编有《苏诗抄》2卷，收录苏轼诗92首，分类编排(40))。显然，与李瑢相比较，柳希龄更多地受到方回《瀛奎律髓》及其诗学观念的影响，对江西诗派极为推崇。不过，他对作品的选择，也不是完全囿于江西诗派，而是仍试图依据自己的理解，较全面地反映宋诗发展的面貌。
高丽后期，理学逐渐传入东国，至朝鲜世宗、中宗以降，更是大倡儒学，推崇朱熹，理学成为一代官学，《朱子大全》等理学家的著作一再刊行，朱熹诗文的各种选本，也层出不穷。如朝鲜正祖就曾编定过《紫阳子会英》3卷、《朱子选统》3卷、《朱书百选》6卷、《朱子书节略》20卷、《朱子会选》48卷、《雅诵》8卷等多种朱熹诗文选本。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朱熹书札的编选。朱书的编选，始于朝鲜时期著名的朱子学者李滉编《朱子书节要》14卷，是书的编选虽以“尤关于学问而切于受用”，“能使人感发而兴起”者为宗旨，(41) 多收朱熹论学、论事之作，但同时因所选书札中，“或彼此往复之际，亦有道寒暄、叙情素，玩水游山，伤时问俗等闲酬似不切之语，间取而兼存之，使玩而味之者，如亲见先生于燕闲优逸之际，聆音旨于謦谈笑之余，则其得有道者气象于风范神采之间者，未必不更深于专务精深不屑不紧者之德孤而无得也”，(42) 所以亦可视为一文学性选本。是书影响很大。“东人之尊崇朱书，实权舆于是书”。(43) 此后郑经世编《朱文酌海》16卷，于书、封事外，诸体兼收，意在补《朱书节要》之不足。正祖御定《朱书百选》六卷，也是《朱书节要》的扩大。又，宋时烈编《朱文抄选》，仍以书札为主，又加上了批语。书札一体，原本用途广泛，然在魏晋以后的发展中，却以亲朋故旧之间的往来书札最堪注目。其文体则“本在尽言，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百封各意”，“亲疏得宜”。(44) 较少官样文章，多能见人性情。至宋人不仅以书札通消息、问动静、论时事、叙亲情，更切磋学问，往复论难，动辄十数番。因此，朝鲜时代的士人选择相对亲切易读的书札，去体贴学问，修道明德，变化性情，不但角度独特，也为我们进一步认识书札这一文体的价值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至于像《朱文酌海》等书，兼收序跋、记和各种杂著述等文学性的文体，不用说更是可以为文学研究提供参考。
理学成为官学，理学家的诗文和他们所编的诗文选本，在朝鲜时代也非常流行。像邵雍、程颢、程颐、张栻、朱熹、真德秀等人的文集，以及吕祖谦所编《古文关键》、楼昉编《崇古文诀》、真德秀编《文章正宗》、金履祥编《濂洛风雅》等，都曾被多次刊刻。理学家的诗歌，尤其是朱熹的诗，甚而成了朝鲜时代朝野上下士人修业进德的途径之一，以至有人认为：“由今之时，造今之士，莫如学夫子之诗而咸有所得，于咏叹谣液之际，消融渣滓，动荡血脉，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而非僻惰慢之志无以作。迩之可以事父，远之可以事君。可以兴于斯，可以观于斯，可以群于斯，而先王之诗教庶几窥其万一。”(45) 于是，应此需求，东人所编的理学诗选也大为增加。如正祖所编朱子理学诗选《雅诵》八卷，收朱熹古近体诗359首，其中《远游》、《武夷棹歌十首》、《斋居感兴》、《武夷精舍杂咏》、《鹅湖寺和陆子寿》、《写真》等作品，都是影响极为广泛的理学诗歌。(46) 更有甚者，由推崇朱熹，进而连带着也推崇朱熹所赞赏的诗人。如陆游，朱熹曾称其诗“读之爽然，近代唯见此人为有诗人风致”，(47) 而朱熹是亚圣，“于人物臧否，一言重于九鼎”，所以，正祖便认为，“当今之时，等古之世，教其民而化其俗，舍杜(杜甫，朱熹曾称之)、陆奚以哉”？(48) 于是亲选《杜陆千选》8卷(杜甫、陆游五七言律诗各4卷)，从陆诗中选录了不少“慨六飞之南渡，恨二辕之北狩，起闻江声{J2R924.jpg}洞，杰然有铁衣东征之想”的作品。其实，对理学诗的推崇，并不限于东国，如日人梅室云洞就认为，欧阳修、梅尧臣、苏轼、黄庭坚、陈师道作诗固然是妙手，然程颢、邵雍、朱熹等人的诗也是自道德仁义中流出，有天然格法，理应兼收并蓄。(49) 理学诗在中国文学史上曾被指斥为理障、非诗，甚而被批评为：“夫诗比兴错杂，假物以神变者也。宋人主理，作理语。诗何尝无理，若专作理语，何不作文而诗为耶？”(50) 然而，诗可以抒情、叙事，自然也可说理。作诗若得理趣，如水流云在，月到风来，同样是好诗，在文学史上理应占一席之地。朝鲜时期，理学诗盛行，对东国诗歌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作为汉语言文学的一部分，也不应置而弗论。而反观迄今为止的各种文学通史或断代文学史，大都不为理学诗立章节，显然是不妥当的。
骈体文兴盛于唐而发展于宋，史称“宋四六”。自中唐以来，散文已显示了它的创作实绩，在许多方面已代替了骈文。但在实际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如政府公文、科举考试和书启往来等方面，却仍依旧制。很多以古文名家的士人，同时又是四六文的高手。骈文以其较强的实用性和吸收古文的长处而得到发展并保持着自己的地位。宋四六传至域外尤其是东国以后，也被广泛地运用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各种四六文选本亦应运而生。如朝鲜中宗时期，赵仁奎编有《俪文编类》20卷。是书为编纂年代较早的一部大型的宋四六选集，编选目的是实用。赵仁奎认为，四六文用途广泛，“凡君臣上下，朋友之交际，冠昏丧祭之情文，莫不用焉”，遂“各以类分，编藏箱箧”，(51) 每类又大致以作者年代先后为序，所选则多为名家名篇。仁祖时，李植在此书的基础上，又编成《俪文程选》10卷，(52) 也是以类编排，然或是出于学习的目的，作品虽以宋四六为主，但又杂有少量六朝和唐代的作品；又由于李植所据以选文的底本是《俪文编类》和《八代四六全书》，所以每一类中文章的编排顺序也较混乱。其后，宋四六选本中较重要的还有金锡胄编《俪文抄》2卷、柳近编《俪文注释》10卷、金镇圭编《俪文集成》18卷(另有《俪文集成前编》六卷，专收六朝和唐人骈文)等。其中以《俪文集成》最有价值，虽然其编选宗旨和目的仍与其他选本一样在于学习和实用，但他认为，四六文的创作应“本之庐陵、眉山以厚其质而鬯其气，参之以浮溪之精深，西山之婉曲，后村之色泽，梅亭之剪裁，而又旁通诸家，并取其长……是不但场屋程文之可尽美，大而播告之言，小而敷奏之辞，皆将得其体、适其用，以致郁郁之休，此于圣世文明之治，亦不无所补尔”。(53) 故所选也能既突出大家名家的地位，又照顾到一般的作家；既有文体选择上的侧重(如选表启尤多)，又兼顾到文体的涵盖面，从而较全面地反映了宋四六创作和发展的实际。
在日本，中国诗文注本、选本的编撰，当源于飞鸟奈良时代(538—794)的汉籍抄写。平安时代(794—1192)初期，淳和天皇朝兹野贞主编纂大型类书《秘府略》1000卷，已大量引录汉籍文献。(54) 平安朝后期，宋人著述开始传入日本(如《太平御览》、《杨文公谈苑》等)。镰仓时代(1192—1338)，宋人著述的传入更多，宋学被广泛接受。至室町时代(1338—1603)，宋学的影响达到高峰，尤其是五山僧徒训释朱子《四书集注》，抄写翻刻、注释讲解《东坡诗集》、《山谷诗集》等，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诗成为时人学习揣摹的模板，各种讲稿、注本和选本也就不断涌现。其中最有价值和代表性的，应属太岳周崇所撰《翰苑遗芳》和笑云清三所编的包括《翰苑遗芳》等多种苏诗注本在内的《四河入海》以及万里集九的《帐中香》。(55)
太岳周崇(1345—1423)是五山时期著名诗僧，师从义堂周信，博学多才，(56) 精研《汉书》(有《汉书抄》，已佚)，所注苏诗25卷，名《翰苑遗芳》，万里集九(1428—？)称之曰：“《(翰苑遗)芳》、《脞(说)》、《(续)翠》(即《天马玉津沫》)之三部，乃坡集之日月星也。凡好学者，而孰不借其余光。”(57) 可见其为人推重。是书的主要价值，在于保存了大量的宋人所撰之苏诗佚注。现存的宋人注苏诗，除零星所存的赵夔的注之外，以南宋初年赵次公的苏诗注为最早。其注不见于著录，而南宋人多有论及，每称其详。如楼钥说：“少陵、东坡诗，出入万卷，书中奥篇隐帙，无不奔凑笔下……蜀赵彦材注二诗最详，读之使人惊叹。”(58) 然赵次公注苏诗原书在南宋以后即湮没不闻，仅由《集注东坡先生诗》和《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所引而传世，惜前者(即所谓苏诗“五注”、“八注”、“十注”本)至今残存不过4卷，后者于赵注又删节过甚，赵次公注原貌已难窥见。南宋时又有施元之、顾禧、施宿合撰《注东坡诗》42卷，并附施宿所撰《东坡先生年谱》，陆游为作序云：“司谏公(指施元之)以绝识博学名天下，且用工深，历岁久，又助之以顾君景蕃之该洽，则于东坡之意葢几可以无憾矣。”(59) 评价极高，后人殆无疑义。由于施宿身后遭诬论罢，家被抄籍，是书流传亦不广，直到清康熙年间宋荦得是书宋刊30卷残本，请邵长蘅等补注刊行，始得流行，然又以邵氏妄加删改，不为世人所重。今宋本施注苏诗散存于海内外，诸本拼合，仍缺6卷。(60) 然而，在太岳周崇的《翰苑遗芳》中，却保存了大量的在《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中所未收的赵次公注，据日本学者仓田淳之助和小川环树所辑，约有十万字左右；今存宋残本施、顾注苏诗所缺的部分，大致可藉此复原。(61) 另外，施宿《东坡先生年谱》，中土久佚，由仓田淳之助首先在日本发现，公之于世。何抡《三苏先生年谱》，全书已散失，仅见它书征引，王水照曾从日本蓬左文库所藏《东坡先生年谱》中辑得5000余字。而太岳周崇在书中所引施宿《东坡先生年谱》、何抡《眉阳三苏先生年谱》，又多有可补施、何二谱者。(62) 由此皆可见《翰苑遗芳》一书的重要价值。
笑云清三(1492—1520)所编的《四河入海》，包括瑞溪周凤(1392—1473)的《坡诗脞说》、太岳周崇的《翰苑遗芳》、桃源瑞仙(1430—1489)所讲一韩智翃抄记的《蕉雨余滴》和万里集九的《天下白》等四部苏诗注本，故取江河淮济四渎入海之意，定名为《四河入海》。其实，书中还有笑云清三自己的注解，并部分保存了江西龙派(1375—1446)的《天马玉津沫》和惟肖得岩、严中周噩(二人均有苏诗注本《东坡诗抄》，然原书不存)等其他“坡诗讲谈师”讲习苏诗的文字，应当说这实在是一部汇集了五山诗僧当日注释、研习苏轼诗歌最主要成果的集成式的注本和讲稿。(63) 由于它是诸僧研习苏诗和教授生徒的记录，所以较之一般注本要详细得多。笑云清三所选择集注的苏诗底本，是元刊刘辰翁评《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25卷，因注释篇帙过大，每卷又析为四，全书已达百卷。集注的体例，是于每首诗下先罗列瑞溪周凤等诸家之说，再附笑云清三自己的看法。而诸家的注释和讲解，大致也如儒家经传注疏，首释全篇主旨，再说明作年，分段注释，讲解大意。于诗中所涉人物、本事、地理方位和词语典故等，详加注解，征引材料极为丰富。(64)
万里集九所撰黄庭坚诗注《帐中香》20卷、(65) 序1卷，由其门人笑云清三抄录成书，日人尾崎雅嘉《群书一览》卷五等著录。是书注释体例略同于《天下白》，而讲说大意，分段注释，更为详尽，凡山谷诗中所涉人物、时事、典故等，皆备引经史子集和释氏书注之。万里集九曾自题其书后曰：“胡苕溪渔隐云，陈履常有一联云：‘此生精力尽于诗，末岁心存力已疲。’与司马温公《进资治通鉴表》云‘臣之精力，尽于此书’之语合，岂偶然耶。余亦于《帐中香》而尽精力，犹如温公、履常二公也，但玉石之区别，同日亦可语之乎哉。”(66) 其所费心力之多，可以想见；其可资山谷诗研究之参考，亦毫无疑问。此外如一韩智翃的《山谷诗抄》、月舟的《山谷幻云集》等，也是五山时期黄庭坚诗注本、选本的代表，此不赘述。
江户时代(1603—1867)是日本思想文化发展很活跃的时期。此期虽然受明人影响，唐诗曾盛行一时，然朱子学在思想学术界仍占统治地位，至江户后期，宋诗重又被推崇，各种宋人诗文的选本依然很多。其中，著名汉学家市河世宁(1749—1820)的《陆诗意注》(即《剑南诗醇意注》)，较有价值。是书6卷，选陆游各体诗歌525首(其中七律较多，占三分之一)，全书按写作时间先后排列，有简要注释、解说和评论。其特点是多收录陆诗中风格清新自然、平淡质朴的作品，可知曾受到清人的影响。(67) 市河世宁还有《陆诗考实》、《陆游年谱》和《三家(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妙绝》。大洼诗佛有《宋三大家绝句》。日僧廓门贯彻则有《注石门文字禅》30卷。(68) 其他如村濑修石斋编选的《苏东坡绝句》4卷、(69) 赤松勋选注《东坡文钞》2卷、(70) 藤□信成编《宗忠简文钞》2卷、(71) 赖襄山阳编选《李忠定公奏议选》1卷《文选》1卷《诗选》1卷、(72) 桑原忱编《陆象山先生文钞》3卷、(73) 巽世大编《谢叠山文钞》4卷、(74)《文文山文钞》6卷、(75) 如月编《中华若木抄》(收陆游诗最多)以及日本文化五年(1808)大阪书肆重编吴之振《宋诗钞•杨诚斋诗钞》等，(76) 均可使人窥知苏轼、黄庭坚等人在域外的广泛影响，也可为中国学者研究宋代文学提供新的参照。
与朝鲜半岛和日本一样，越南也是文献之邦。从公元前三世纪初，汉籍就通过推行汉文化教育的方式传入南越。(77) 自八世纪以后，越南也一直实行类似于中国本土的科举取士制度，汉文化在越南曾广泛传播并产生过深刻的影响。然而，越南汉籍的刊刻，却迟至元代才出现，所刊刻书籍的范围也主要限于经史典籍和科举应制之文，今所见涉及宋代文学的选本比较少，且多为通代文学作品总集的抄本，编选者情况亦难详。如《丹花上品》，编者不详，杂收唐王勃、韩愈和宋代欧阳修、苏轼、朱熹等人的诗文。《名墨抄撮》，编者亦不详，以选收宋人赵普、王禹偁、苏洵、苏轼等人的文章为主，其中收苏轼文最多，另外也少量收有韩愈的文章。《宋史策略》、《宋史略》等，亦不著撰人，以收宋人策文为主，以供士人应举之需。另有《乐府探珠》，题爱吾堂编选，收录唐李白、刘禹锡和宋苏轼、王安石、李清照、陆游等人词作390篇，题下有简单注释。《历朝词选》，夏秉衡选编，选收唐代至清代的词作，以雅淡为宗，按调编排。这些选集虽都不是专收宋人的作品，然藉此也可略见宋代文学在越南的流传和影响。(78)
四、诗话及其他域外文献中所见宋代文学史料
在域外汉籍中，不但保存了很多宋人诗文别集和总集以及宋集的朝鲜本、和刻本与各种注本和选本，而且还保存了不少宋代文学理论和批评方面的其他文献资料。
首先，域外保存了一些中土已佚的宋人诗话。《唐宋分门名贤诗话》即可作为例证。《唐宋分门名贤诗话》一名，不见于中外书目，尤袤《遂初堂书目》著录有《唐宋诗话》，《宋史》卷二○九《艺文志》八有《唐宋名贤诗话》20卷，皆不著撰人。郭绍虞根据它书称引少有用全称的情况，推断《遂初堂书目》等书所著录的《唐宋诗话》与《唐宋分门名贤诗话》应为一书，(79) 并进一步考证它产生的年代为北宋后期，“当为宋代汇辑诗话之最早者”。(80) 在《宋诗话辑佚》下册里，还辑录了此书的五条佚文。然郭氏或许不清楚，是书至少在明初以前就曾传入朝鲜，且于成宗二十二年(明孝宗弘治四年，1491)在尚州得以刊行，其中的前十卷至今仍相当完整地保存在韩国。(81) 韩国忠南大学校赵钟业曾撰文介绍，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分类汇编的诗话，《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等受其影响甚大，故在诗话史上的开创意义不可忽视。(82) 是书分“品藻”、“鉴诫”、“讥讽”等34门，皆采自唐宋人所撰笔记、诗话等，虽然这些材料现在大多传世，但仍有其校勘价值。
其次，宋人诗话传入域外后多经翻刻，而这些翻刻本往往也有一定的文献价值。比如释惠洪《冷斋夜话》10卷，有《稗海》、《津逮秘书》、《学津讨源》等多种版本，然最好的版本却不能不推日本五山版《冷斋夜话》。五山版书多据中国宋元版覆刻，是书也不例外，乃据宋本覆刻，不仅文字很少脱误，而且也较为准确。(83) 再如，日本宽文版《天厨禁脔》、朝鲜本《诗人玉屑》、《精选唐宋千家联珠诗格》等，也都可资校勘。
大致说来，域外文学的思潮和风尚总是随着中国本土文学风尚的变化而起伏波动的，只是在时间上较中土滞后而已。比如苏轼诗在北宋中期至南宋初都甚为流行，而高丽中期以后至朝鲜初，东国诗坛也盛行苏诗。高丽李仁老曾记权迪诗，慨叹：“苏子文章海外闻，宋朝天子火其文。文章可使为灰烬，落落雄名安可焚？”(84) 明代中期，复古思潮日趋盛行，朝鲜宣祖朝以后也渐尚唐诗，所以朝鲜李植评论当时的诗坛风气是：“先学古诗、唐诗，归宿于杜，乃是《三百篇》、《楚辞》正脉，故始为定论。”(85) 日本平安后期、五山以至江户时期，其诗学理论和批评的趋向，也大致走过丽鲜两朝的路子，先由学白居易转而学杜甫，学苏、黄，继则受明人影响，提倡复古，崇尚唐音，最后重又趋归于宋。日人久保善教曾描述这种情况是：“我邦始唱诗者，天智帝时，以大友、大津二皇子为祖师矣，而其诗专取法于宋。至延天之际，宋诗盛行，《瀛奎律髓》、《联珠诗格》，几于家有其书矣。实可谓文治之世……及元禄之际锦里先生者出，始唱唐诗，风靡一世。然其所奉书，仅止于《沧浪诗话》、《品汇》、《正声》、沧溟伪《唐诗选》、胡氏《诗薮》而已……近世关左诗人，始悟其风之伪，极口而痛驳之，而见宋诗之精神，遂醒诗家迷醉，海内为之。”(86) 不过，这里我们还应当指出一点，除了来自中国本土文学思潮的影响之外，程朱理学自高丽朝和平安朝传入东国和日本以后，亦始终影响着文坛的理论和批评，并未因中土文坛的风气变化而有太大的变化。当然，无论是朝鲜还是日本的文论和批评，也都各有其显著的特点，并非一味模仿中土。
文学理论和观念的形成，往往与知识和思想学术的背景有密切的联系，背景不同，对文学理论上的某些问题的看法也会有差异。比如，北宋欧阳修论梅尧臣诗，曾明确提出“诗穷而后工”的观点，曰：“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87) 就欧阳修所论本身来看，此说是有为而发的，但同时也揭示了逆境往往更能成就一位作家的普遍道理。后人对此几无异议，然朝鲜士人却多以为欧阳修之说既是有激而云，则无论是“穷者而后工”还是其反命题“诗能穷人”，就都不妥当。如车天辂以为诗之“工拙，才也；穷达，命也。才者在我，而工拙之分天也；命之在天，而穷达之数，夫岂人力也哉？”“工者自工，拙者自拙，穷者自穷，达者自达”。(88) 金锡胄则从文章乃不朽之盛事的角度，认为达者之达，不过“达于一时，其穷也穷于万世；此之穷，穷于一时，其达也达于万世”。(89)“若其所传乎远者，怨仇不敢议其短，君相不能夺其誉，掩之而愈彰，磨之而益光，残膏剩馥，足以沾丐百代。”(90) 李德寿又以为，“诗之工不工，系乎才，不系乎位，岂必穷之尽才，而通之尽不才乎？”故“非天之穷其诗也，穷其才也；非穷乎古也，穷乎今也”。(91) 这些看法今人虽未必都会赞同，然而其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方式，却可以提供我们研究作家创作与生存环境之关系问题时的参考。又如宋人评诗，多倡平淡，而日本五山诗僧虎关师炼则认为：“夫诗之为言也，不必古淡，不必奇工，适理而已……达人君子，随时讽喻，使复性情，岂朴淡奇工之所拘乎，唯理之适而已。”(92) 也不失为有识之见。
在对宋代文学的总体认识上，域外士人的看法也有其独特之处。像对宋诗的评价，后人常受时代思潮影响，将其与唐诗比较，未免任意轩轾，而一些域外士人的看法反比中国明清时代的很多论者要客观全面、通达平正。如朝鲜金昌协(1651—1708)《农岩集》卷三四《杂识•外篇》有云：“宋人之诗，以故实议论为主。此诗家大病也。明人攻之是也。然其自为也，未必胜之，而或反不及焉，何也？宋人虽主故实议论，然其问学之所蓄积，志意之所蕴结，感激触发，喷薄输写，不为格调所拘，不为涂辙所窘，故其气象豪荡淋漓，时有近于天机之发，而读之犹可见其性情之真也。”(93) 以真率自然论宋诗，而不只是见其故实议论，就较公允。再如，日人长野确(1783—1837)也认为：“唐诗有唐诗之妙，宋诗有宋诗之妙，而唐宋诸家各有悟入自得处，都不一般。如韩柳欧苏王曾之文，欧虞颜柳蔡米苏黄之书，莫不皆然也。”(94)“明人务求胜宋人，然其学术文章不能仿佛宋人。大抵宋人能自为一家，不肯踏袭前人，明人好剽窃古人，是其胆识已迥然不同也。”(95) 又，域外士子论宋代诗人，往往能兼及诸家诸派，表现出一种宏通的态度；他们或钟情于某一家，又能独具慧眼。如朝鲜洪奭周(1774—1842)论宋诗，于梅尧臣、欧阳修、苏轼、江西诗派之外，同时举出陆游、朱熹、文天祥、谢翱等人。(96) 南龙翼(1628—1692)推陈与义诗为宋人最优者，(97) 申靖夏盛赞苏洵诗“雄杰浑深，非二子之比”，(98) 李圭景则以为“范石湖，宋诗中可以模楷者”。(99) 都是其例。
至如在一些具体的文学批评中，域外士人所论的可取之处就更多了。像高丽李仁老(1152—1220)论苏、黄学李商隐，作诗多用事，“而造语益工，了无斧凿之痕，可谓青于蓝矣”。(100) 李奎报(1168—1241)论梅尧臣诗曰：“余昔读梅圣俞诗，私心窃薄之，未识古人所以号诗翁者。及今阅之，外若苶弱，中含骨鲠，真诗中之精隽也。知梅诗，然后可谓知诗者也。”(101) 朝鲜金昌协比较陈与义、陆游与黄庭坚、陈师道诗，“黄之横拗生硬，陈之瘦劲严苦……与其学山谷、后山，无宁取简斋、放翁，以其去诗道犹近尔。”又拈出黄庭坚《游百花洲节氏园》“三公未白发，十辈乘朱轮”两句，谓：“此盖设言黑头作相，家世{J2R927.jpg}{J2R928.jpg}，只教人好看，而要无益于吾身云尔。注者乃以三公为寇莱公、范文正、谢希深。此只见百花洲有三公旧迹而附会如此，大失作者本意。”(102) 日本菊池桐孙(1772—1855)论学黄庭坚和杨万里，称时人“喜黄者绝少，喜杨者常多，盖黄诗奥峭耳，苦艰涩；杨时尖新，易入心脾故也。人但知学黄者堕魔障，而不知学杨者亦堕魔障矣。不善学之祸，杨恐过于黄。”(103) 长野确《松荫快谈》卷二谓：“王荆公作文，繁简皆妙。如《上仁宗万言书》，最繁而最美者；如《读柳宗元传》、《读孟尝君传》，至简而至美者。”“婉曲周折，法度闲暇，词意醇厚，气调圆美，莫如欧阳公焉；纵横排奡，才锋俊伟，奇奇怪怪，不与法期而与之合，莫如苏文忠焉。”其他如成海应提出“《辨奸论》非老泉文，乃东坡所作也”，(104) 申维翰《三家狐白评》遍评欧、王、苏三家诗文，等等，(105) 都可参考。
20世纪以前，汉字是东亚、东南亚各国的通用文字，尤其是在正式场合和士人的撰述活动中，大都离不开汉字的媒介。所以，在许多域外士人以汉语言文字撰写的著作特别是史学著述中，往往也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宋代文学研究方面的参考材料。例如，据朝鲜初期郑麟趾等所撰《高丽史》卷七○《乐志》一载，高丽睿宗九年(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宋徽宗赐给高丽“新乐”和《曲谱》10册、《指诀图》10册。十一年，宋徽宗又赐给高丽“大晟雅乐”。所谓“新乐”和“大晟雅乐”，实际上指的都是宋徽宗崇宁三年由魏汉津主持改定、崇宁四年完成并经宋徽宗赐名“大晟”，颁布海内的雅乐。(106) 所不同的只是第一次所赐主要是“新乐”的乐器、《曲谱》和《指诀图》等，第二次则除了乐器之外，还有文、武舞仪仗和服饰等。《乐志》中的这些记载无疑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和了解宋代的雅乐，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此外，历来为人们所重视的是，《高丽史》卷七一《乐志》二中还保存了宋徽宗改定乐制之前传入高丽的“唐乐”，即隋唐北宋以来的燕乐或教坊俗乐，包括燕乐使用的乐器、歌舞大曲演奏人员、演奏仪式、口号致语、大曲曲词7套30首和杂曲曲词44首。不但具体描述和生动展现了北宋歌舞大曲演出的实际情形，而且也为后人提供了宋代词曲研究的重要文献。清代康熙年间编《钦定词谱》，对此已加以利用，并从中摘录出中土已佚的23个词调，7套大曲曲词。王国维撰《唐宋大曲考》，曾据以增补了《惜奴娇(曲破)》等一些中土载籍未备的曲调。唐圭璋编纂《全宋词》，则将其作为无名氏之作全部收入。另，《忆吹箫慢》等44首杂曲曲词，除了可考知主名为柳永等人的15首之外，亦全部收入《全宋词》。
再如，朝鲜正祖曾组织编纂过《宋史筌》148卷，他之所以编撰此书，其深层的原因是基于朝鲜时期已普遍形成的对宋代思想文化的民族认同心理。正祖曰：“国家治教政法，忠厚宽仁，列圣相承，化理郅隆，绥猷垂谟，至善尽美，重熙累洽，悠久无疆，有非历古之所能克媲。若有宋矩矱之正，文物之盛，与夫儒术之赅性理，士习之重名节，即我朝之所尤尚者。有其尚也，则宜急所征；苟欲征也，则莫于史。”而“自迁《记》固《书》，代各有史，独宋史之纂于元臣阿鲁图脱脱者，潦率无据，体裁则乖谬，辑叙则氄杂”。遂“积数十年，经数十臣，再三确例”，撰为此书。(107)《宋史筌•文苑传》较之《宋史•文苑传》，有不少调整。阁臣除了将原属《儒林传》的高弁、刘颜、李觏、王回、杨万里、何涉、郑樵、徐梦莘、程大昌、王应麟、胡旦等人列入《文苑传》之外，还列入了其他列传中的王禹偁、胥偃、陆游、沈括、李焘、杨亿、刘筠等人，而将和岘、杨杰、刘诜、赵蕃改入《儒林传》。其中较值得注意的是，阁臣对《文苑传》中人物所作的重新编排。《御定宋史筌义例》曰：“宋之道学，至周程张朱始大明；文章至欧苏王曾始丕变。盖国初文体犹袭五代之对偶声律，其变以为古文，实自柳开、穆修辈倡之也，宜有以表章，而旧史(指《宋史》)之序列无类，去就未当。故今自柳开至陆游，编之于首，以别古文之源流；自乐史至王应麟，以著述为次；自杨亿至汪藻，以制词为次；自李度至朱敦儒，以诗次之；自高{J2R929.jpg}至张即之，以翰艺次之；自徐铉至刁衎，以南唐人次之；自许洞至夏侯嘉正，皆有才无命者也。”从这个编排的次序和细目的划分，我们可以看出如下几点：第一，重视古文的创作，较准确地描述了古文发展的历史，并在突出欧苏王曾等人古文创作地位的同时，列入了许多往往易于被人忽略或一般看来并不以古文名世的作家(如尹源、苏舜元、李觏、王回、王禹偁、黄庭坚、秦观、张耒、唐庚、杨万里、陆游、程俱等)。第二，将许多史学家列入《文苑传》，且地位仅次于古文。可见其“文”的观念较为宽泛。第三，推重宋四六文的创作。朝鲜时期，出于科举和实际政治、社会生活的需要，士人往往都比较重视对四六文的学习。这里阁臣首列杨亿、刘筠、宋白等人，以熊克、汪藻结束，从而可更进一步看出，在四六文的创作上，东人是比较偏于对偶切当、用事工稳一派的。第四，在《文苑传》的最后，列许洞、孙唐卿、倪涛、夏侯嘉正等人，称其为“有才无命”，虽似分类标准不一，然由此却又表现出阁臣对文学创作与士人遭际、社会背景关系的注意，与朝鲜时期“诗能穷人”的讨论正可相参。总之，这些看法，应当说都代表了朝鲜士人对宋代文学的普遍认识，值得重视。
综上所述，现存于韩国、日本和其他国家中有关宋代文学的史料内容丰富，种类繁多，如宋集、宋人的其他撰述，上述撰述的朝鲜本、和刻本，域外士人所编撰的宋集的注本、选本，诗话、文集、史传、笔记等文献中的有关宋代文学研究的材料，都有值得我们用作参考的地方。从汉语言之作为文字载体来看，它理应成为我们整个宋代文学乃至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宋代文学研究的新领地，也是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期待的领域。
注释：
①刘昫：《旧唐书》卷一九九(上)，《高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②李种徽：《修山集》卷一二《东史志•高句丽艺文志》，《韩国文集丛刊》第247册，汉城：景仁文化社，2000年。
③参见金富轼：《三国史记》卷三八《职官志》上，汉城：景仁文化社，1977年。
④司马光：《和君倚日本刀歌》，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卷四九九，第九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037页。按此诗又作欧阳修诗，题作《日本刀歌》(《全宋诗》卷二九九，第六册，第3761页亦收入，无校语)，这里从王水照先生《〈日本刀歌〉与汉籍回流》一文所考，《半肖居笔记》，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
⑤参见巩本栋：《宋人撰述流传丽鲜两朝考》，张伯伟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⑥此据严绍{J2R916.jpg}：《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钩沉》(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一书所收书目统计。
⑦参见严绍{J2R916.jpg}：《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钩沉》，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3页。
⑧参见严绍{J2R916.jpg}：《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30—331页；《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51—353页。
⑨参见沈治宏编：《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
⑩参见涩江全善、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卷六。今此书亦收入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所编《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影印丛书》(第二辑)，北京：线装书局，2003年。
(11)李裕民于1992年首先发现此书中收有《日录》和《手录》，并撰文介绍此书价值，其后又撰《司马光日记校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993年，日本汲古书院将全书影印出版。
(12)参见张如安、傅璇琮：《日藏稀见汉籍〈中兴禅林风月集〉及其文献价值》，《文献》2004年第4期。据朱刚先生见告，日本内阁文库藏有此书，较龙谷大学所藏为佳。蓬左文库则藏有是书的注本《中兴禅林风月抄》，在日本已经出版，亦较龙谷大学本为佳。另外还有收作品更多的禅僧诗集，曰《江湖风月集》，日本东洋文库有五山版白文本，内阁文库与蓬左文库则有其注本，也已在日本影印出版。
(13)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一三，《宋本宛陵先生文集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此点夏敬观亦曾指出，参见氏著：《梅宛陵集校注序》。
(14)南宋孝宗大字本《东坡集》的文献价值，潘宗周在《宝礼堂宋本书录》中曾予以指出：“端匋斋近覆成化本，缪艺风据钱求赤校宋本及嘉靖刊本为之校订，至为详慎。但参以是本，有足以正其讹夺者。”因列举17例以说明(如卷一二《寒食雨》其二“空庖煮寒菜”，成化本、缪校本“空”误作“寒”等)。20世纪60年代，日本学者小川环树和仓田淳之助两先生，曾将日本宫内厅和内阁文库所存两本拼合，抽印《东坡集》中诗18卷(卷一至一八)、《东坡后集》诗七卷(卷一至七)，编入《苏诗佚注》(同朋舍，1965年)。孔凡礼先生点校《苏轼诗集》，曾加以利用。今《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影印丛书》(第一辑)亦收入宫内厅书陵部所藏《东坡集》《东坡后集》。
(15)参见何忠礼：《从〈景文宋公集〉残本到〈三场文选纲目〉全帙》，王勇主编：《中日汉籍交流史论》，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
(16)今此书已收入《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影印丛书》(第二辑)。
(17)参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沈津撰：《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田涛主编：《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藏汉籍善本书目提要》，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18)参见郑麟趾等：《高丽史》卷六、卷七，汉城：亚细亚文化社，1972年。
(19)金致仁等修、李万运续补、高宗朝弘文馆纂辑校正：《增补文献备考》卷二四二《艺文考》一，汉城：东国文化社，1957年。
(20)《增补文献备考》卷二四二《艺文考》一。
(21)如高丽林椿就说：“本朝制作之体，与皇宋为甲乙。”《西河集》卷四《与皇甫若水书》，《韩国文集丛刊》第1册，汉城：景仁文化社，1990年。
(22)申叔舟：《保闲斋集》卷一五《宛陵梅先生诗选序》云：“宛陵梅先生生盛宋，与欧、王、苏、黄，并驱一时，诗声最著。而欧阳诸子诸集，盛行于东方。”《韩国文集丛刊》第10册。
(23)《东国李相国文集》后集卷一一，《韩国文集丛刊》第2册。
(24)《四佳集•诗集》卷二，《韩国文集丛刊》第10册。
(25)参见王水照：《〈王荆文公诗李壁注〉前言》，《王荆文公诗李壁注》卷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3年。
(26)韩国尹炳泰编：《韩国古书年表资料》，此书除乙亥字本外，尚有朝鲜世宗五年(明成祖永乐二十一年，1423)刊本。
(27)参见李国庆、季秋华：《〈淮海挐音〉述略》，《中国馆藏日本版古籍书目通讯》12号，天津图书馆、大连图书馆藏有日本大正二年(1913)成篑堂影印元禄本，1992年。
(28)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亦藏有此本。
(29)李盛铎撰，张玉范整理：《木犀轩藏书题记及书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30)《十抄诗》也收录了新罗时期崔致远、朴仁范、崔承佑、崔匡裕四位诗人的作品。
(31)参见金烋：《海东文献总录》“中国诗文撰述”类，汉城：学文阁，1969年。《选粹集》今不存，具体所选之人与作品已不详。
(32)朴彭年：《朴先生遗稿》卷一《八家诗选序》，《韩国文集丛刊》第9册。
(33)申叔舟：《保闲斋集》卷一五《宛陵梅先生诗选序》引安平大君手札。《韩国文集丛刊》第10册。据李仁荣《清芬室书目》卷二，是选有明英宗正统十二年(1447)全罗道锦山郡刊本，今存日本蓬左文库。又，安平大君此论似也受到丽末著名诗人李奎报的影响，参见李氏《论诗说》。
(34)《海东文献总录》“中国诗文撰述”类《半山精华提要》。
(35)申叔舟：《半山精华序》，见《海东文献总录》引。是书李仁荣：《清芬室书目》卷二著录(有汉城宝莲阁影印本)，今日本成篑堂存正统年间朝鲜刊本。
(36)崔恒：《太虚亭文集》卷一《山谷精粹序》，《韩国文集丛刊》第9册。
(37)丽末尚东坡，如徐居正《东人诗话》卷上曰：“高丽文士专尚东坡，每及第榜出，则人曰‘三十三东坡出矣。’”至朝鲜时期，各种东坡诗文选本层出不穷，如郑百朋编《东坡诗选》、佚名《苏文抄》、《霞选施注苏诗》、金希参《苏文正宗》、朴宗薰《文史咀英》(选欧阳修、苏轼两家文)等。其中较好的是郑百朋的《东坡诗选》和朴宗薰的《文史咀英》。
(38)此书编成于朝鲜中宗二十二年(明世宗嘉靖六年，1527)，20世纪40年代尚存全帙，参见《清芬室书目》卷五。今止存柳氏后人藏残本5卷(卷九—一四)。参见黄渭周：《关于韩国编纂的中国诗选集的研究》，赵敏俐主编：《中国诗歌研究》第二辑，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
(39)据黄渭周文：《关于韩国编纂的中国诗选集的研究》，此书约编于朝鲜中宗十九年至二十三年，以年代先后为序，残卷现存韩国普州柳氏文贞公派宗亲会。
(40)据黄渭周文：《关于韩国编纂的中国诗选集的研究》，是书编于中宗二十五年(1526)，现存柳氏后人柳哲馨处。
(41)李滉：《朱子书节要序》，明神宗万历三十九年(1611)全州重刊本卷首，韩国延世大学校图书馆藏。
(42)李滉：《答李仲久书》，全州重刊本卷首附。
(43)徐有榘：《镂板考》卷六《朱子文集提要》，《韩国册板目录》卷下，汉城：保景文化社，1995年。
(44)刘勰：《文心雕龙•书记》，詹锳义证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45)正祖：《雅诵序》，见该书卷首，延世大学校图书馆藏甲寅字本。
(46)是书又选朱熹词赋琴操四首，附铭箴赞题辞、三先生祠文、劝学文52首，诸选诗文有阁臣简注。
(47)朱熹：《答徐载叔赓书》，《晦庵集》卷五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8)正祖：《杜陆千选序》卷首，延世大学校图书馆藏英陵朝甲寅字本。
(49)参见梅室云洞：《诗律初学钞》。
(50)李梦阳：《空同子集》卷五二《缶音序》，四库全书本。
(51)赵仁奎：《俪语编类序》卷首，延世大学校图书馆藏甲辰字本。
(52)据朝鲜《俪文程选序》，李子时、郑德余等皆参与编事，《玄谷文集》卷二。
(53)《俪文集成序》卷首，延世大学校图书馆藏朝鲜活字本。
(54)是书据严绍{J2R916.jpg}说，残存六八四、六八六两卷，参见《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9—20页。
(55)《四河入海》入《帐中香》，日人称为“抄物”。所谓“抄物”，大致即可认为是注本。然也有注而未备的意思在内。宋僧守千《上生经瑞应抄》(见《续藏经》)云：“疏是疏条为义，多分引文解义，然具次为门。抄乃漏略不备之义，多分临时随释，而不及具备，故云漏略不备之称。”(此点乃朱刚先生示知)
(56)惟肖得岩禅师《太岳住天龙寺洞门疏》有曰：“非常举得非常才，世有公论；第一流居第一位，人无间言。”参见《五山文学新集》第二卷下，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68年。
(57)万里集九：《梅花无尽藏》六《〈天下白〉序》，玉村竹二编《五山文学新集》本，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1年。
(58)楼钥：《简斋诗笺叙》，胡穉：《增广笺注陈简斋诗》卷首。
(59)陆游：《施司谏注东坡诗序》，《渭南文集》卷一五，四库全书本。
(60)关于施注苏诗的有关情况，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如刘尚荣：《宋刊施顾注苏诗考》，《苏轼著作版本论丛》，成都：巴蜀书社，1988年、王水照：《评久佚重见的施宿〈东坡先生年谱〉》，《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3辑等，可以参考。然刘尚荣等所言现存施注苏诗的卷数，每有参差。按施顾《注东坡先生诗》今存残本四部：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嘉定六年(1213)淮东仓司刊本四卷一种(原缪荃孙所藏，包括卷一一、一二、二五、二六)；两卷一种(原黄丕烈所藏，卷四一、四二)；台北中央图书馆藏19卷一种(原毛晋所藏，包括目录下、卷三、四、七、一○至一三、一五至二○、二九、三二至三四、三七、三八。据王民信主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中国历代诗文别集联合书目》第六辑)；翁同和后人翁万戈(现居美国纽约)所藏南宋郑羽景定三年(1262)补刊嘉定本一种34卷(目录2卷、卷三、四、一一至一八、二一至四二。据小川环树、仓田淳之助编《苏诗佚注凡例》)。诸本拼合，尚缺6卷(卷一、二、五、六、八、九)。
(61)今存施顾《注东坡先生诗》残本四种拼合，虽缺6卷，然配上小川环树、仓田淳之助自《翰苑遗芳》中辑出的施顾注十卷(包括卷一、二、五至一○、一九、二○，见其所编《苏诗佚注》)和仓田淳之助发现的佚书施宿撰《东坡先生年谱》(王水照在日本蓬左文库发现另一抄本，可与此参校)，若能再将诸本相互比勘，校补订正；则原书全貌大致已得。
(62)参见王水照：《记蓬左文库旧钞本〈东坡先生年谱〉(外一种)》，《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2辑。
(63)是书原亦有集成的编纂目的。笑云清三《四河入海后记》谈到此书编纂的缘起，曰：“一翁(指其师一韩智翃)之听书者，竹处和尚(指桃源瑞仙)之口诀也(指竹处所讲苏诗，一韩抄其师说成《蕉雨余滴》)。愚又受一翁口诀矣。翁一日告愚曰：‘集以大成则可矣。’愚之抄之起本者，盖翁遗意也。”《四河入海》卷尾，中田祝夫编：《抄物大系别卷》影印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活字本，东京：勉诚社，1972年。
(64)是书体例亦明显受到宋人注唐集、注宋集的影响。如瑞溪周凤自道其作《脞说》：“长篇分段，盖拟赵次公杜诗之解也；题涉繁词，则摘首尾两三字而中间安止一字，盖王伯大注韩集之例也；义有异论，则先举诸说而至末判其优劣，盖颜师古注《汉书》法也。”《刻楮子瑞溪〈脞说〉叙》，《四河入海》卷首。
(65)关于此书的取名，江介周镜在序中说：“江左漆桶道人万里，博涉群书，尚友古人，暇日把此集以‘三传’焉、‘十翼’焉，仍名以‘帐中香’。曰：‘昔龙树嗅《华严》而知其宗趣也，吾亦嗅此集而彻其奥也。’后来学者嗅之，必领其旨也，判然灼然。陆放翁氏所谓吾国以香为佛事云者，寔非虚发。是以名焉。”《帐中香》卷首，东京图书馆藏活字本。
(66)万里集九：《笑云三公侍史所誊书〈帐中香〉跋》，《梅花无尽藏》七。
(67)参见郝润华：《陆游诗歌与日本江户文学——以市河宽斋为中心的考察》，蒋寅、张伯伟主编：《中国诗学》第九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
(68)周裕锴先生正在此书的基础上撰写新注。
(69)文化十四年(1817)刊本，见长泽规矩也所编《和刻本汉诗集成》第11册。
(70)有文化元年(1804)东都山城屋佐兵卫等刊本。
(71)有文久元年(1861)抱月堂刊本。
(72)有嘉永六年(1853)活字本。
(73)有文久三年(1863)大阪群玉堂刊本。
(74)有弘化二年(1845)刊本。
(75)有万延元年(1860)刊本。参见《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王宝平主编：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
(76)参见王绮珍：《日文化戊辰刻参见本〈杨诚斋诗钞〉述考》，《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
(77)参见刘玉珺：《中越书籍交流考述》，《文献》2004年第4期。
(78)参见王小盾等主编：《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年。
(79)同门友张伯伟则认为，《古今诗话》与《唐宋分门名贤诗话》也是同书而异名。其理由是今存《唐宋分门名贤诗话》中与《古今诗话》相同的条目多达近200条，占近二分之一。参见氏编：《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前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然《古今诗话》(郭绍虞《宋诗话辑佚》本)中“山谷诗”一条既引及《名贤诗话》，则二书似还不能视为一书。
(80)参见郭绍虞：《宋诗话考》卷下，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95页。然郭先生在此书同卷中，又另列《分门诗话》一条，以为与《唐宋分门名贤诗话》为二书，则不确。
(81)今赵钟业所编《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附录》(汉城：太学社，1996年影印本)和张伯伟所编《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皆收入此书。据是书后所存仲钧跋语，刊印时稍有缺简。
(82)参见赵钟业：《宋代最早之分门诗话总集——〈唐宋分门名贤诗话〉》，《中国书目季刊》第15卷第3期，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又，其《中韩日诗话比较研究》(台北：学海出版社，1984年，第87页)亦论及。
(83)参见张伯伟：《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前言》。又，日本江户时代释道忠还撰有《冷斋夜话考》，对书中词语和典故等有简要注释。已收入张伯伟编校之《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
(84)李仁老：《破闲集》卷下，赵钟业：《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本，汉城：太学社，1996年。
(85)李植：《学诗准的》，《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本。
(86)久保善教：《木石园诗话》，赵钟业编：《日本诗话丛编》本，汉城：太学社，1992年。
(87)参见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七一六，成都：巴蜀书社，1991年。
(88)车天辂：《五山集》卷五《诗能穷人辨》，《韩国文集丛刊》第61册。
(89)金锡胄：《息庵遗稿•别稿》卷上《诗能穷人赋》，《韩国文集丛刊》第145册，汉城：景仁文化社，1995年。
(90)张维：《溪谷集》卷三《诗能穷人辨》，《韩国文集丛刊》第92册。
(91)李德寿：《西堂私载》卷四《诗能穷人辨》，《韩国文集丛刊》第186册。汉城：景仁文化社，1997年。
(92)虎关师练：《济北集》卷一一《诗话》，上村观光编：《五山文学全集》第一卷，东京：思文阁，1973年。
(93)《韩国文集丛刊》第162册，汉城：景仁文化社，1996年。
(94)长野确：《松荫快谈》卷三，《日本诗话丛编》本。
(95)长野确：《松荫快谈》卷二。
(96)参见《渊泉集》卷一《读宋诗》，《韩国文集丛刊》第293册，汉城：景仁文化社，2002年。
(97)《壶谷诗话•诗评》，《增修补正韩国诗话丛编》本。
(98)《恕庵诗评》，《增修补正韩国诗话丛编》本。
(99)《诗家点灯》卷九，《增修补正韩国诗话丛编》本。
(100)李仁老：《破闲集》卷下，《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本。
(101)李奎报：《论诗说》，《东国李相国集》卷二一，《韩国文集丛刊》第1册。又见于其《白云小说》，收入《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
(102)《农岩集》卷三四《杂识•外篇》。
(103)菊池桐孙《五山堂诗话》卷一，《日本诗话丛编》本。
(104)《研经斋全集•续集》册一一《题苏老泉〈辨奸论〉后》，《韩国文集丛刊》第279册，汉城：景仁文化社，2001年。
(105)申维翰：《青泉集•续集》卷九，《韩国文集丛刊》第200册。
(106)《宋史》卷一二九《音乐志》四载宋徽宗崇宁四年九月以新乐成下诏曰；“适时之宜，以身为度，铸鼎以起律，因律以制器，按协于庭，八音克谐。昔尧有《大章》，舜有《大韶》，三代之王亦各异名。今追千载而成一代之制，宜赐新乐之名曰‘大晟’。”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郑麟趾等：《高丽史》卷七○《乐志》一载高丽睿宗九年六月宋徽宗赐新乐诏亦云：“乃诏有司，以身为度，由度铸鼎，作乐荐之，天地宗庙，羽物时应。”汉城：亚细亚文化社，1972年。
(107)正祖手谕，见《宋史筌》卷首，韩国奎章阁藏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