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六日一早来到办公室，打开计算机，突然发现北大一位老同学寄来的电邮，打开一看，竟然是恩师张岱年的讣告，一时间心绪恍惚，不知如何是好。我已经订了机票，准备参加清华大学将于五月十五日召开的祝贺张岱年95岁生日的研讨会，怎么？突然就……？一时茫然无所措。是世事难料吗？怎么会这样巧？1990年，当北大正紧锣密鼓地准备庆贺冯友兰95岁生日的时候，冯先生却在一个星期前突然离去，于是祝寿会变成了追悼会。冯先生的堂妹冯让兰正是我的师母，张先生的夫人。就在4月30日张岱年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后的中午，师母也随先生离去了。师母与先生同年生，又同年离去，令人不胜惊讶、惋叹。

我们都习惯称冯友兰和张岱年为先生，人前、人后都是如此，很少称教授、老师。这是当年北大的特殊习俗。1949年以后，革命同志是最高的称呼，也变成了最普通的称呼，而旧时代的知识分子似乎不是革命同志，因此先生就成了他们的保留称号。当我们到北大读书的时候，只有冯、张这一代的学者被称为先生，比他们年轻一些的，比如任继愈、石峻，则尊称为任公，石公，再年轻的就称老师，或老张、老李，或直呼其名。后来先生的称呼渐渐普遍，教授的头衔似乎更为高贵，但大家对冯、张仍称先生。所以，先生二字在我心中一直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尊敬之意。在海外，先生二字极为普通，但我所称的先生，仍有一种特殊的敬意。

张先生是戴着桂冠、受着敬仰而离去的。九十年代以来，张先生在国内声望日隆，国学大师、哲学泰斗这些光环都不期而至。我在北京参加遗体告别仪式时，得知胡锦涛、温家宝、江泽民等人都送了花圈。死后殊荣，堪何欷吁。是的，张先生得到了崇高的荣誉，但是我心中挥之不去的却仍然是“坎坷”二字。

我们属于中国的第一批硕士和第一批博士。我的导师一直是张先生。1978年，中国大地雨过天晴，万物苏醒，生机萌发，我们来到北大，张先生以将近六十九岁高龄重登讲坛，为我们讲授《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和《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两门课，另有朱伯?嬂鲜?彩凇吨泄?苎?纷柿涎《痢芬豢巍Ｖ泄?缁峥蒲г喝渭逃?难芯可?怖磁蕴?Ｄ鞘泵挥薪滩模?裁挥薪惨澹?饕?亲约鹤鞅始恰Ｎ业奶?伪始怯辛?弑荆?Ａ糁两瘛Ｕ庑┛纬倘梦以谘?醯缆飞现丈?芤妗５搅诵绰畚牡氖焙颍?已≡瘛蹲?印纷髀畚奶饽浚?糠菰?蚴侵?勒畔壬?崆鬃灾傅枷惹夭糠莸难??Ｄ鞘狈胂壬?≡冢??堑谝慌?芯可?际Φ拿?ブ忻挥兴?＞菟凳且蛭??裨貉?晃?被崽致凼保?幸晃皇?Ъ胰衔???鞴??嗟呐?坠宋剩??伪硐植缓谩Ｍ??那榭鲈诰龆ǖ谝慌?┦康际Φ拿?ナ庇种馗匆槐椤?

这样说来张先生的命运似乎比冯先生还顺利一些。实际不然。1956年，共产党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张先生感到欢欣鼓舞。熊十力曾告诫他要小心，他觉得自己信仰唯物论，拥护社会主义，不会有问题。第二年，党总支两名干部到他家中，说请党外人士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先生倍受感动，认真准备了发言。他说，三反运动的时候，像冯友兰、潘光旦这样的教授，检查三次才过关，未免伤害了知识分子的感情。肃反的时候，对王锦第的问题还没有调查清楚，就先开批判会，这不合适。据说，张先生当年还讲过“你有位，我有德”之类的话。三个月以后，张先生变成了批判对象，戴上了所谓“右派分子”的帽子，失去了教书的权利。后来，先生听说有的人的右派帽子很快给摘掉了，恰好路上碰见，就上前请教。那位先生说你要经常去找党总支谈话。张先生终于有些明白，也去找党总支，没想到，书记见到他竟然脱口而说：“嗨，如果你早点来……”据说，当时党内已经认定冯先生是大右派，也派人到他家里征求意见。冯先生确实提了两条意见。第一，清华大学文学院合并到北大来了，但是清华的文科书籍没有合并过来，这不合理。第二，我的房子太小，书都放不下。这两条意见实在够不上政治问题。冯先生躲过一劫，并得到了燕南园一座幽雅的宅院，冯先生命之曰三松堂，并幸运地住到临终。文革中虽然屡遭抄家、批判，但是房子却没有动。

1962年，张先生的右派帽子给摘掉了，可以参与教学，但是不能发表文章。1966年文革一来，摘帽右派还是右派，抄家后被勒令搬到小房间去，先生只好卖掉四辆手推车的书和沙发、书桌，挤进一间半小房子中。我们到北大时，先生已经住进蔚秀园。在不到三十平方米的房子里，相当局促。先生是一介书生，没有行政职务，又没有政协委员之类的荣衔，所以住房条件一直相当差，与他的学术地位、贡献和资历完全不相称。后来，先生住进了五十多平方米的中关园新楼房。两间向阳的卧室，先生和师母一间，儿子和儿媳一间，先生的书房就在背阴的六七平方米的小房间中。房间中一张写字台，两个书架就占了大半，剩下的地方只够一个茶几，两张椅子。客人一坐下，几乎与先生膝盖相摩，不得不“促膝谈学”。记者来照相，发现屋子太小，无法取景。盼啊，盼。2001年，先生终于搬进了北大和清华在蓝旗营新盖的院士楼。大家都庆幸，先生总算活到了这一天。这年先生92岁。第二年，我和妻子利亚去看望先生，看到先生的住房终于得到了改善，心中稍感欣慰，但没想到那竟是最后一次见到先生。

张先生在大学期间就喜欢自学，并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有关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和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文，受到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等学者的注意，毕业后就受聘到清华大学哲学系任助教，1937年，先生二十八岁即完成成名作《中国哲学大纲》。此书与胡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不同，不是按照人物、年代写下来，而是以哲学问题为经，以哲学家的相关思想为纬，条分缕析，颇见功力。直到现在，我写论文或备课时也还经常翻阅。我在写博士论文时，曾感到自己语言乏味，就特意模仿先生书中的文笔、句式，顿时觉得文字有了些神采。冯先生将此书介绍给商务印书馆，次年，日寇入侵，商务迁到香港，已将书稿排版，但因香港沦陷而没有印刷。1956年，北京商务印书馆找到原来排好的纸型，决定付印。但先生突然成为右派分子，只好用“宇同”的笔名少量印刷。此书正式发行已经是198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历时将近半个世纪。当春天到来时，先生新作不断，旧作也受到重视，《张岱年全集》八卷也已经出版。但此时的先生毕竟已是耄耋老人，难以构建鸿篇巨制，实为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憾事。

先生早年弟子根据与先生的谈话，取“直道而行”四字为先生刻一闲章。冯先生说：“此张先生立身之道也，非闲章也。”直道而行路坎坷，或许这就是先生的精神和命运。这样说似乎有些消沉，却是心底里的真实感受，也许是悲恸的时刻心情格外沉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