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发表在1979年9月出版的《十月》第3期上，据此摄制的电影改名为《太阳和人》，导演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彭宁，在1980年底完成。这是一部中国人耳熟能详却没有看过的电影，介绍这部片子，还得根据文学剧本《苦恋》。
剧本写了画家凌晨光一生的遭遇。在旧中国，少年凌晨光虽家境贫寒，但很有才华，得到不少人的器重。青年时，被国民党抓壮丁，被船家女绿娘搭救，彼此相爱。后来，凌晨光因反对国民党被特务追捕，逃到国外。在美洲的某个国家，他成为著名的画家，绿娘也来到美洲，有情人终成眷属。祖国解放后，凌晨光夫妇返回祖国。在轮船驶入祖国领海看到五星红旗之时，他们的女儿降生了，并取名为“星星”。回到祖国享受了短暂的快乐时光后，十年“文革”浩劫来临，凌晨光一家的命运堕入谷底：全家人被赶到没有窗户的昏暗斗室。在凌晨光生日那天，他被打得遍体鳞伤。女儿星星觉得在这个国家已经不能容身了，决定和男朋友到国外去。凌晨光表示反对，女儿反问父亲：“您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凌晨光无法回答。此后，凌晨光被迫逃亡，成为一个靠生鱼、老鼠粮生活的荒原野人。剧终时，雪停天晴，凌晨光的生命之火已经燃尽，他用最后一点力量，在雪地里爬出“一个硕大无比的问号”。
从剧本发表的1979年9月到1981年10月，围绕这部电影持续了两年的争论，并在文坛上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最初的争论
早在电影剧本发表后，就引起了文艺界的争论，也引起了中宣部的注意。时任中宣部部长的王任重听到这些争论后，要求文化部主管电影工作的王阑西和陈播关注这部影片的拍摄。现在保存下来的当年陈播的一封信（写于1980年4月24日），就是因王任重的询问，给时任中宣部文艺局局长的贺敬之和副局长李英敏的答复。信中写道：
我找了几个看过剧本的同志谈。认为：
一、这个剧本想写“四人帮”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剧中不仅写了对画家晨光一家的迫害，还有对诗人、教授的迫害，逼迫他们过原始人、野人的生活，只能长期隐藏湖荡吃生鱼、鸟蛋为生。写了画家一生，热爱祖国、忠贞不渝、坚强不屈的性格。从这点说来，有一定意义。
二、作者在探索“电影诗”，追求电影所表达的一种新的样式和风格，这种想法也是好的。
三、作者想通过艺术形象隐藏自己的倾向，而不是说出来的，这种艺术探索是可取的。
四、对于剧本有以下几点看法：
1.整个剧本的构思与艺术形象的表现，使人感到在影片拍成后是悲怆的情调，这个剧本没有反映出“四人帮”横行前，党对于知识分子总还是重视的，（虽然有“反右”扩大化的问题），归国华侨中有许多人、许多知识分子是受到重用，也发挥了他们的为祖国服务的才能。这个分镜头剧本在结尾，写了晨光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在雪地里爬行，寻找他的人们发现他时，他已经是在一个大问号的那一个点儿上冷却了身体，他用两手尽量向天空伸去，两眼睁着……这和文学剧本开头引了屈原的《天问》篇的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是相呼应的，这样表现是不好的，使人感到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晨光却死去了，是为什么？没有解答，令人难以理解。
2.这个剧本大写雁在天空写成人字，从开头贯穿到晨光的死去，最后结尾是“一枝芦苇在风中晃动着，坚强地挺立着……”这种寓意是很含蓄的，放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晨光死去了再现的，更加深了对死的渲染，这种手法也是值得深思和推敲的。
3.整个剧本所描写的，由于采用“电影诗”的手法，对于年代、时间，虽有所表现，但是，有许多使人看不明白，如晨光到天安门前贴一张屈原《天问》的画，背景是“白花山，白花海……”只能使人联想“四五”事件；粉碎“四人帮”前后也是分不清的，还有一些其他情节不一一说了。
4.据说长影对这个剧本，有不同意见，导演彭宁同志曾将拍过的两本样片，请夏衍同志看，夏衍同志因看其他影片，稍看了样片，夏衍同志说，我未看过剧本，不好发表意见。（看过样片的人认为，样片的调子低沉，主人公晨光是在雪中爬行，最后死掉，脚手朝天，有人打了火把来找他）。
4月28日，贺敬之将陈播信转给王任重：
任重同志：关于影片《苦恋》的情况，文化部电影局的陈播的同志写了这个情况和他们处理的意见。我建议你、周扬同志和我们一起调看一下这部影片的样片。可否？请批示。
当天，王任重批示说：
敬之转周扬同志，这部片子我看不要演，如看也可以看一下，请夏衍同志也看看。
5月17日，周扬让秘书露菲转告贺敬之的秘书张作光：调《苦恋》看一次，看时要把夏衍请上。
5月21日，王任重与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一起看了样片，“大家都反对拍这部电影”，但是，显然也有人提出了修改后拍摄的意见。所以，王任重告诉王阑西和陈播，“修改不好电影剧本，就不要拍”（注：1981年8月25日王任重致周巍峙的信，见下文。）。
根据这样的意见，文化部电影局便开始组织修改这部影片。但是，导演彭宁思想不通，只是将结尾凌晨光趴在大问号那一幕改掉了，其他基本没动。无奈，陈播只好报告中宣部。王任重很慎重，他提议，请中央党校和军队的人来看看，意思是让这两部分观众来说服白桦，对影片进行修改。
在此期间，白桦和彭宁又找到电影家协会，借了放映间放映该片，寻求支持；1981年1月召开的“电影创作和理论座谈会”上，又放映了该片，多数人对其持肯定或基本肯定的态度，有的给予很高赞扬，认为影片深刻地批判了现代个人迷信，并真实地概括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面对着一方面是一片叫好声，另一方面是文化部要求继续修改的局面，白桦想到要让中央高层领导看看这部片子。1981年1月10日晚，他找到胡耀邦，“惟一的要求是请他看看片子”，但胡耀邦拒绝了他的请求（注：白桦：《我所见到的胡耀邦》，载《怀念胡耀邦》第3集，221页，香港亚太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1。）。
而在文艺界领导层之间，对这部片子的看法也有重大的分歧。
周扬、张光年、夏衍、陈荒煤等人，与王任重的意见一样，不枪毙影片，促使作者修改。林默涵和刘白羽虽同意这样的意见，但仍有自己的看法——张光年日记中有生动的记载：
（1981年）2月23日，上午到周扬家开碰头会，着重谈了白桦的电影《太阳和人》修改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但白羽、默涵咄咄逼人，碰得夏衍老头气恼不置。（注：张光年：《文坛回春实录》（上），224页，海天出版社，1998。）
从这则日记可看出，在当时，最起码是意识形态领导部门中的部分领导，对于处理“《苦恋》问题”是相当慎重的，而且，对于《苦恋》的“修改”（即“挽救”）已经基本“取得一致意见”，但是，从张光年笔下刘白羽、林默涵“咄咄逼人”的表现来看，刘、林是有自己的想法的，或者说不愿就此罢休。刘白羽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领导，这也是稍后的“《苦恋》风波”最先起于《解放军报》的重要原因。当然，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苦恋》的作者白桦是部队作家——武汉军区，这也使得《解放军报》对于他的批评“师出有名”。
在此前后，主持编辑《时代的报告》的黄钢等人首先发难，将《太阳和人》产生的过程写成报告，送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要求中纪委介入。中纪委讨论后，对此事的处理也是很慎重的。中纪委打电话给中宣部，询问是否要中纪委出面来处理。王任重征求周扬的意见。周扬则召集一个小会讨论。会议认为，中纪委不应介入此事。随后，王任重根据周扬等人的意见回复中纪委：电影正在修改，还是由文艺工作的领导部门来处理，不然会使文艺界更紧张了。
3月27日，邓小平在与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人谈话时，讲到第八个问题时，谈到了《苦恋》：
对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要批判，这是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当然，批判的时候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片面性。（注：邓小平：《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382页，人民出版社，1994。）
以此为契机，《解放军报》和主要由几个老军人主持的《时代的报告》，开始酝酿对《苦恋》的大张旗鼓的批判文章。
《解放军报》与《时代的报告》遥相呼应，《文艺报》和《新观察》发出不同声音
4月17日，《解放军报》在头版头条发表题为《坚持和维护四项基本原则》的“社论”，其中有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专门批评了文艺界的“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现象”和“资产阶级化自由化的倾向”。
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部队读者批评《苦恋》的三封“来信”。 三封“来信”的具体内容不管有何差异，其基本精神都是对前日“社论”的拥护，为其提供“公然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实例。其中来自白桦当时所在的“武汉部队”的信——《一部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作品》，不管从题目还是从内容来看，都较其他两封来信严厉。这封来信并提出了这样的吁请：既然《苦恋》“这个剧本和党中央一再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背道而驰”，“希望报刊展开批评，使人们具体生动地看到：什么样叫违反四项基本原则，怎么样才能更好地坚持和维护四项基本原则”。
有了前日“社论”的“造势”，又有了今日“读者来信”的响应，发表一篇长文对《苦恋》进行批判也就顺理成章了。
4月20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署名为“本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指出《苦恋》“散布了一种背离社会主义祖国的情绪”，是“借批评党曾经犯过的错误以否定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这绝不是爱国主义，而是对爱国主义的污辱”，“它的锋芒是指向党，指向四项基本原则的”。
随后，《北京日报》、《时代的报告》、《文学报》、《红旗》、《长江日报》、《湖北日报》（后两份报纸均为白桦武汉军区所在地的党的机关报），也发表了对《苦恋》的批判文章。黄钢等人主持的《时代的报告》增刊，不但发表了黄钢以“电影文艺评论员”的身份写的《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诗”？》，而且还再次发表了《苦恋》的剧本，以供批判用。
《解放军报》和《时代的报告》等媒体的密切配合，确实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那时，“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刚刚过去，人们对“文革”的创痛仍记忆犹新。面对《解放军报》上纲上线的批判，人们不用太怎么打开记忆的闸门，江青借助于林彪这个“尊神”从军队获得支持的种种就会浮现在眼前，“文革”开始时该报的种种作为也会历历在目。所以，知识分子们在惶恐的同时，更多是压抑不住的反感甚至是愤怒，甚至感到“好像又回到了50年代或‘文化大革命’前夕”（注：贾植芳、任敏：《解冻时节》，350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
周扬等人不赞成对《苦恋》展开一场“批判运动”的粗暴做法。在《苦恋》风波开始的3月，周扬就对此提出过批评（注：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上），266页，海天出版社，1998。），此后，周扬也一直没有改变这样的态度。顾骧告诉我：
对于《苦恋》事件，周扬同志的意见为三条：一、白桦是一个有才华的作家，但作品《苦恋》有错误，可以批评；二、应该对作家采取帮助的态度，帮他把电影修改好，而不是对作品采取“枪毙”的办法；三、批评应该实事求是。周扬这三条意见在不同场合说过，也受到不少指责。他说了一句“白桦还是有才华的”像惹了祸似的。（注：2002年6月28日采访顾骧记录。以下所引顾骧的回忆，均源于此次采访记录，不再注明。）
周扬的三条意见，基本上代表了张光年、冯牧、陈荒煤等人的态度。至于后两条意见，其出发点是，珍惜与重视文艺界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局面。也正是后两条，周扬等人与刘白羽、林默涵是有分歧的。因此，即使在《解放军报》发动了“批判运动”后，周扬等人的“抵触”情绪依然很明显的。归他领导下的《文艺报》，开始是按兵不动，稍后则采取了有倾向性的报道，发出与喧闹的批判不协调的声音。
《新观察》也与《文艺报》配合密切，抵制《解放军报》等媒体对白桦的批判。在白桦遭受批判之际，该刊主动向白桦约稿，白桦写出《春天对我如此厚爱》一文，刊登在7月25日出刊的《新观察》第14期上。 白桦在文章中谈到自己所写的历史剧《吴王金戈越王剑》时写道：“五月一日刚刚完成初稿，五月六日摄制组从广州到武汉，他们由于岭南的连阴雨和某种人为的困难，工作极不顺利，延宕了很多时日。”而“某种人为的困难”一语，则隐讳地点出了因《苦恋》受批判的处境。
尽管如此，白桦接着告诉读者：遭到了批判并没有什么，很多人是支持我的，“春天”对自己是“厚爱”的：
六月中旬接到摄制组的通知，前往长春电影制片厂看修改后的样片。当我离开武汉上火车的时候才感到武汉连续的晴天还没有使气温上升到三十度，真怪！武汉的春天竟破天荒延续了这么长！是我在追踪春天呢？还是春天对我特别钟爱呢？……我情不自禁暗暗得意，今年我却能和春天如此长久的相聚，虽然也有风雨，但它是春天的风，春天的雨……到处都是一片新绿，“天涯何处无芳草”，柔弱而众多的小草啊！你们才是春天的象征……
引文中“六月中旬接到摄制组的通知”一语，白桦的原文是“六月中旬，接《苦恋》摄制组的通知，前往长春电影制片厂看修改后的《苦恋》样片”，编辑部在刊发时，小心谨慎地删掉了“《苦恋》”字样。不过，这篇文章后来还是遭到了一些人的指责。这是后话，且按下不提。
文艺界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及在媒体上对垒的阵势，引起了党内高层的注意。胡耀邦和邓小平等人，则从大局出发，寻求的是另一种解决途径。
胡耀邦、邓小平的谈话
《解放军报》和《时代的报告》声势很大的批判开始后，一些报刊纷纷转载，一时间山雨欲来的架势，使人联想许多，国内外反映强烈。这种局面引起了胡耀邦注意。5月17日，胡耀邦出面讲了一次话。顾骧告诉我：
5月17日，胡耀邦同志与中国文联及各协会以及中央文化部的负责人有一次谈话，主要是关于目前对《苦恋》的批判。他在谈话中指出：“首先，文艺战线形势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正确与错误是相伴而行的。所以必须首先肯定成绩，也必须克服前进过程中出现的不成熟或有害的东西，接受过去的教训，就是吃了不肯定主流的亏。毛主席为什么犯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是因为没有肯定主流。不要因为看到局部少量不好的东西，忘了大量好的东西。”“第二，我们克服缺点错误，办法一定要稳妥。由于文艺界多年搞批判运动，大家特别敏感。文艺界是‘惊弓之鸟’，由于过去遇到了多次‘弓’与‘弹’，更应特别注意。前些日子对《苦恋》的批评是可以的。但是现在看来批评的方法如果更稳妥，效果会更好些。批评是有好处的，为了帮助他们。但回过头来看，方法如果好一点，效果则会更好些。……写《苦恋》的作家还是写了些好作品，但这篇（作品）是不健康的，有害的。军队对他的态度还是好的，但军报那种批评的措词，用的方法不稳妥。（批评）我过去提过，是否可叫评论？大家叫惯了也可以。但批评是卫生运动，是洗脸，这是一。其次，争取作者作自我批评，作者反批评也可以。第三，发表批评文章，一定要用个人名义。第四，要把批评作品与批评作者分开，不要混在一起。第五，要充分说理。说理不容易。（批评文章）不要全国报纸一起登。各报可转载，可不转载，不要强制人家转载。我和××谈了这个问题。对《苦恋》的批评现在国内外反映强烈，台湾还转发了（日本）《读卖新闻》的消息，说我们党内意见不一致，说胡耀邦、邓颖超反对这个批评。我们意见先把这场风波平息下来，现在国内还没有平息下来。用一两句话把这事冷却下来。不要再批判了。过一段再说，有些事情处理方法就应该这样。”
胡耀邦谈话后，周扬找到顾骧，要他根据胡耀邦的谈话精神，写出一篇文章交《人民日报》发表。顾骧回忆说：
1981年6月初，我在周扬同志授意下，根据耀邦同志讲话精神，撰写了《开展健全的文艺评论》一文，发表在8日《人民日报》上。 对《苦恋》事件中的种种过“左”的做法，从正面阐述中作了批评。此文经周扬同志审阅，将原题“开展健康的文艺评论”的“健康”易一字为“健全”，避免刺耳，还是他老到。这样的文章署我个人名似乎分量不够，压不住；但又不好用“专论”“评论员”之类，因为胡耀邦同志刚刚讲过，要求写评论文章要以个人名义发表，所以署了一个笔名“顾言”。由于自批《苦恋》事件开始，《人民日报》一直未表态，岿然不动。所以这篇文章发表引起敏感的在京外国新闻记者注意，当日，合众国际社、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发出十几条消息，有的说：“中共迅速平息了一场新的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开展健全的文艺评论》发表，公开批《苦恋》事件告一段落。
但是，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却几次要求《人民日报》转载《解放军报》的文章。胡绩伟回忆说：
当时负责管理思想战线的主帅胡乔木却一再下命令，要《人民日报》转载《解放军报》这篇批判文章。报社文艺部同志同文艺界领导同志商量，认为这篇文章带有“文革”时“打棍子”和“大批判”的色彩，不能以理服人，如果《人民日报》一转载，就表明中央同意他们的观点和他们的做法，所以我们坚持不转载。《人民日报》这种按兵不动的态度，对文艺界和广大读者的惶惶不安情绪是一种安慰。当时，我们还不敢站出来为《苦恋》说话，只能说军报的文章火气太大，缺乏说服力，《人民日报》只能自己写一篇。
胡乔木知道《人民日报》坚持不转载，后台是胡耀邦，因而他把这个官司告到邓小平同志那里。（注：胡绩伟：《劫后承重任 因对主义诚——为耀邦逝世十周年而作》，《书屋》2000年第4期。）
于是，有了邓小平对《苦恋》问题的谈话。
1981年7月17日，邓小平召集周扬、王任重、朱穆之、曾涛、 胡绩伟讨论对《苦恋》的批评问题。据胡绩伟回忆，谈话中，周扬、曾涛和胡绩伟都阐述了对《解放军报》文章的意见，“就是认为《苦恋》有错，应该批评，但军报那样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是‘大批判’式的打棍子的做法，因而《人民日报》不能转载”。
邓小平在谈话中，肯定了《解放军报》对于《苦恋》的批判，但也指出其缺点。他说：
关于《苦恋》，《解放军报》进行了批评，是应该的。首先要肯定应该批评。缺点是，评论文章说理不够完满，有些方法和提法考虑得不够周到。《文艺报》要组织几篇评论《苦恋》和其他有关问题的质量高的文章。不能因为批评的方法不够好，就说批评错了。
谈话中，邓小平对如何对待《苦恋》风波指示说：
关于对《苦恋》的批评，《解放军报》现在可以不必再批了，《文艺报》要写出质量高的好文章，对《苦恋》进行批评。你们写好了，在《文艺报》上发表，并且由《人民日报》转载。（注：邓小平：《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邓小平文选》第2卷，389—393页，人民出版，1994。）
邓小平的谈话传达后，《解放军报》对《苦恋》的批判基本上终止，取而代之的是根据邓小平谈话的精神，畅谈对文艺界形势的认识和党对文艺的领导等问题。而周扬等人领导下的文联和作协的刊物，也围绕着同一问题，发表了多篇文章。在肯定当前的文艺形势及强调党的领导的同时，也突出强调了鲁迅关于文学批评要有科学的态度、要实事求是、允许反批评的一些主张（注：耿恭让：《鲁迅与文艺批评》，《文艺报》1981年第15期。）。
两军对垒的阵势开始打破，言论的统一，使“《苦恋》风波”从媒体上淡出了。
两个座谈会统一认识，《苦恋》风波宣告平息
8月3日，由中央召集一个包括中央、地方、军队三方面共三百人的“思想战线座谈会”，“正式传达和讨论”邓小平的“重要谈话，研究部署在思想文艺界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问题”（注：《胡乔木书信集》，361页，人民出版社，2002。）。
在这次会议上，胡耀邦作了长篇讲话，批评了“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处于软弱的状态”。他在强调“三个必须做好”时，第一个谈到的就是“要把对电影剧本《苦恋》的批评做好”。他说：“本来这个问题好解决，但当时我没有注意到，我也有一份责任。如果当时我们建议文联开个会，请一些作家艺术家来，对《苦恋》作个公正评价就好了。现在看起来，当时没有走群众路线，如果走走群众路线就好了。……对白桦同志，还是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不要一棍子打死，白桦同志还是写了好作品的嘛。但是，《苦恋》就是对人民不利，对社会主义不利，应该批评嘛！”（注：胡耀邦：《在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896—898页，人民出版社，1982。）
8月8日，胡乔木在长达三个多小时的讲话中，多次提到《苦恋》，并由《苦恋》对文艺界提出严厉的批评：
像对于《苦恋》这样显然存在着严重政治错误的作品，我们的文艺批评界竟然长时间内没有给以应有的批评，直至让它拍成电影。在《解放军报》发表批评以后，一些同志除了指责这些评论文章的缺点以外，仍然不表示什么鲜明的态度。这不但是软弱，而且是失职。在社会科学和其他思想工作领域内，也有一些类似的情况。我们再不能容忍这种状态继续存在下去了。（注：《红旗》1981年第23期。）
如果说前一段时间对“《苦恋》风波”还有不一致的意见和看法的话，那么，经过“思想战线座谈会”的总体动员，文艺界人士则基本上认识到——这种认识不管是表里如一还是口是心非——两个问题：一、《苦恋》应该批判；二、在对待《苦恋》的批判问题上，文艺界领导表现是“软弱涣散”的。在接下来召开的“首都部分文艺家学习小平、耀邦同志关于思想战线问题重要指示的座谈会”上，与会的文艺家基本上都是就上述两个问题进行检讨。不过，大家基本上有了默契，就是不再指责《解放军报》而对黄钢提出批评。而且，在会上的发言中，大家无一例外地对《苦恋》提出了批评。
参加会议的《新观察》主编戈阳，则对《新观察》14期上发表的白桦的《春天对我如此厚爱》进行检讨。
早在8月7日，胡乔木就对这篇文章提出批评。他在致冯牧和戈阳的信中说：“看了今年第十四期《新观察》发表的白桦的一文，觉很不妥当。”“我热烈地希望你们对此有所纠正和补救。”（注：《胡乔木书信集》，363页，人民出版社，2002。）
当时，戈阳给胡乔木写了一个字条：
《新观察》发表白桦同志的文章很不妥当，我们当认真检查。但是冯牧同志因病在外地休养，没有过问我们的编辑工作。
尽管冯牧没有过问编辑工作，但作为作协副主席，他还是要认真对待胡乔木的批评。8月8日，他在给胡乔木的信中说：他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要研究“想出补救办法来”，并表示“作协今后当努力加强对《新观察》的领导”（注：《胡乔木书信集》，364页注4，人民出版社，2002。）。
在这次会议上，戈阳在发言中，详细地谈到了白桦文章发表的情况：
关于《苦恋》问题，我的认识是比较迟缓的。《苦恋》剧本，我没有读过，直到这次思想战线座谈会期间我才读了一遍。《太阳和人》电影，我看过一次，对于它的情节和细节的离奇、不真实，我非常反感。……但是《苦恋》应当作为一种错误思潮的代表作品来批评，是在这次思想战线座谈会上才认识的。正因为我对《苦恋》的认识是如此的缓慢，《新观察》第十四期发表白桦同志的文章《春天对我如此厚爱》，这就不是偶然的了。同时这篇文章的发表，也集中反映了我们编辑部的软弱涣散状态。
这篇文章是七月上旬编辑部约请白桦写的。刊物销数下降，同志们感到不安，有人提出《晚报》发表白桦所在党支部的一个简短消息，抢购一空，《新观察》也应当注意人们关心的问题。我们从侧面了解白桦这个阶段表现不错，除了接受意见修改《苦恋》影片，还新写了两个剧本。便决定请他写一篇关于自己的情况的报导，以回答国内外敌人的造谣，说明党内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双百”方针是坚定不移的。约白桦写的这篇文章，原计划在15期发表，不想14期付印前一天（七月十四日），文章寄到了。编辑部为了抢独家新闻竟破例抽换稿件发在14期。而由于发稿匆忙，又在稿件的修改上出现了许多差错，如为了回避《苦恋》问题，将文中“看修改后的《苦恋》样片”句中的《苦恋》字样以及其他有关《苦恋》的字样全部删去了，文中写军区领导去看作者的字句也删去了。而稿件又未送请作协党组审查就发表了。当时我虽不在北京，但这个责任是应当由我负的。第一，约请白桦写文章是我同意的；第二，编辑部在处理一篇稿件中所反映的错误思想，应当说也是我的思想的反映；第三，更重要的是军报批评《苦恋》以来，我没有领导编辑部就这个问题进行座谈讨论，以客观的科学的态度对剧本作实事求是的分析研究，以致长期以来在这个问题上未能取得一致的看法。
采取什么样的“补救办法”，办刊人屡试不爽的一招是发表“读者来信”。9月10日出版的《新观察》第17期上，发表了读者“冯明”——大致可以断定是“奉命”的谐音——的来信：《也谈春天的“厚爱”》。
文章开篇即讲读了白桦文的复杂心情：“一面觉得高兴，一面又觉得遗憾。”文章说：“对《苦恋》确有赞扬支持的，但持批评态度者也委实不少，有些意见还很尖锐，很严厉。我个人觉得，人们的批评意见是有道理，值得白桦同志重视。”这封“奉命”刊登的来信，语调相当委婉。这样的写法，除了反映周扬等人的态度外，大约有主持其事的冯牧与白桦有着深厚私谊的关系（注：白桦：《悲情之旅》之“与冯牧诀别”一节，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8月25日，在会议将要结束时，王任重给周巍峙写了一封信，作了自我批评。这一天主持会议的林默涵在会上念了这封信：
请向到会的同志宣读这封短信，算个表态。
（一）宣传部对思想战线领导上的软弱涣散状态，宣传部的同志早就有批评，最近又开了三次会进行了批评，软弱涣散的错误，主要责任在我身上。我之所以软弱有三个原因：
第一，我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和“文化大革命”初期，都犯过相当严重的“左”倾错误，我至今仍然要时刻注意重犯这种错误。
第二，我有畏难情绪，自己对文艺理论、新闻等等是外行，虽然想向大家学习，因为一年多来，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闹病住院休息，对情况很不熟悉。所以怕犯武断或横加干涉的错误。我完全拥护小平同志、耀邦同志的讲话，我读了乔木同志的讲话记录，我完全赞成他的意见。
我看了你们这次座谈会上的发言简报，昨天又听了半天，许多同志的发言，对我是很好的教育。我愿和同志们一起，来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
第三，我认为开展文艺评论，是我们党领导文艺的一个十分重要而有效的任务和方法。这就是“百家争鸣”的一个重要内容，批评反批评，表扬反表扬。当然在党内与对外应有所区别。但都不要只听一家之言。批评首先要分清敌我，分清是非，不然，就不可能有什么好的方法可言。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真正帮助他们认识和承认错误，改正错误，不能过急，允许有一个转变过程，耀邦同志说过：不要强迫人家作检讨。这是完全正确的。
（二）关于“苦恋”。
第一，《解放军报》批《苦恋》，桦南同志曾经打电话和我商议过，我支持批。但我当时没有向他建议，事先和文艺界领导同志商量一下，写出文章来，由中宣部找有关方面的同志共同讨论一下，假如这样做，可以大大减轻这一个“轩然大波”。这是我要负责的。
第二，早在去年5月21 日我们书记处的几位同志看了《太阳和人》样片的几个片断，大家都反对拍这部电影，我也告诉了王阑西和陈播同志，“修改不好电影剧本，就不要拍”，据吉林宣传部的同志说，长影党委多数同志和大多数职工反对拍这部影片，为什么竟拍出来了？我们领导上和体制上有什么漏洞望检查一下。
会议结束后，对《苦恋》在内部的批判，算是告一段落。
其后，在周扬、张光年、贺敬之等人的精心组织下，由《文艺报》唐达成、唐因执笔，历时三个多月，写出的《论〈苦恋〉的错误倾向》一文，在《文艺报》发表。10月7日的《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按照惯例，作品受到批评，作者应该有所表示，即表示认错的态度。胡耀邦最早提出了这样的动议。9月25日，在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大会上，胡耀邦私下对已经调到文化部任主管电影的副部长的陈荒煤说：“《苦恋》的事应该了结了，你和白桦熟悉，能不能写封信给他，请他给你回一封二百字左右的信作为文艺讨论，表个态就行了。”出于多种考虑，陈荒煤没有按照胡耀邦的要求去做。
当然，后来，白桦还是以给《解放军报》和《文艺报》编辑部写信的方式，进行检讨。这封信在《解放军报》和《文艺报》刊登后，《人民日报》又予以转载。
至此，《苦恋》风波归于平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