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比较政治研究是为了改造他国，有“使命感”而无责任感。相反，中国比较政治研究则是借鉴他国政治发展的经验教训而建设自己，中国学者既有使命感也有责任感。

学术争论乃至批评有助于学科发展和繁荣。但在关于中国缺乏“真正的比较政治学”的批评声中，贴标签式的评论对于学科发展并无裨益。就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而言，量化方法固然值得重视，但定性方法一直是比较政治学的主导性方法。更重要的是，比较政治学学者不能无视美国比较政治学量化方法盛行背后的价值导向与国家利益至上的本国中心主义追求。认识不到这一点，再多的努力都是南辕北辙。

第一，关于价值取向。

比较政治研究需要不需要特定的价值取向？就美国的比较政治研究来看，答案是肯定的。很多比较政治学大家都怀着宗教情怀、以研究比较政治为名而推广其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从阿尔蒙德、杜鲁门再到提出“转型学”的菲利普·施密特莫不如此。但在中国政治学界却出现了反常。一篇题为《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几点思考》的文章却招致莫名的批评甚至嘲讽，认为是在搞中西方对立，不是“真正的比较政治学”。

事实上，如果认识不到或不愿承认比较政治学的政治性质，就没有对话前提。再者，且不说政治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即便在知识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对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始终值得重视。亨廷顿就无比推崇列宁和毛泽东——能提出把一个失败国家（沙皇俄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并制度化的理论，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的政治学大师。对于研究政治哲学的学者而言，施特劳斯重要，卡尔·施密特也重要，但如果能把毛泽东的政治哲学思想研究出名堂来，就是世界一流的学者。研究国外的政治哲学家永远只能是学习者、诠释者。

第二，关于学科状况和学术方向。

以美国比较政治学的方法论标准看，中国比较政治学刚起步。但是，眼界开阔一点，就知道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罗荣渠教授在20世纪所作《现代化新论》，是一本真正的比较历史方法意义上的现代化研究，堪与当时美国的现代化研究媲美。而徐湘林教授的国家治理研究、王绍光教授的比较民主化研究，比哪个美国同行差？无视既有的学术成果，把中国比较政治学视为零，自然就要搞“拿来主义”，步美国后尘。

遗憾的是，量化泛滥的方法论已经把美国政治学引入死胡同。20世纪80年代以来貌似繁荣的美国比较政治学，只不过方法论更多，形式主义更精美而已，其实是“丰裕中的贫困”，即思想的贫困。然而，社会科学的本质意味着，越是形式主义的东西，越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越缺乏洞见。但由于认识不到这一点，仍有学者以美国比较政治学为模板筹划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即使认为中国比较政治学需要学习美国，到底学习什么仍然值得深究。社会科学的性质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必须走在前沿，但社会科学很多时候是循环式演进，并非越新越好。正如《政治学说史》作者萨拜因所说，今天的比较政治学家并不比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过程分析更精致、更科学。以美国比较政治学新生代代表詹姆斯·马赫里而言，其定性方法论的研究引人关注，但也只是针对形式主义方法论猖獗而呼唤回归定性方法而已，而定性方法一直是比较政治研究的主导性方法。

不得不说，全世界的经济学都美国化了，离开量化模型就没法开展。但是，欧洲的政治学不同于美国，欧洲有自己的人文历史基础。同样，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一百年以后也不会美国化。方法论是特定文化的产物。正是认识到这一点，一直走在国际学术前沿、在国内量化研究中领先的北京大学沈明明教授，总是告诫学生要慎用而不能滥用量化方法。

第三，关于研究方法。

这与上一个问题有关，周全的说法是既要定性也要定量。但是，一定要弄清楚的前提性问题是，定性研究提出命题，定量研究验证命题。很多我们熟悉的概念，比如政体与政治制度、封建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民主与专制、集权与分权、传统与现代，甚至统合主义、发展型国家，都是定性研究的产物。如果没有定性研究的命题，或者说定性研究的命题错了，再多的定量研究有什么意义呢？正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围绕“历史的终结”来搞量化研究，到头来结果是什么呢？当然，发表无用的东西也可以当上教授，用来养家糊口，但很多人当了教授之后就不再玩量化模型了，因为他们知道那些研究不能让他们青史留名。

即使在美国，定量研究对于不同的领域也有着不同的意义。美国政治研究很大程度上已经数学化了——这是因为他们认为美国政治或政体已经是“历史的终点”。比较政治研究则很少数学化，一直就是以定性方法为主，这是因为比较政治研究的对象基本上是国家层面、政体层面，多是小样本的案例研究，不像国内选举研究可以搞大样本分析。政治思想研究则是纯粹的文字表达。

因此，虽然量化方法很重要，比如研究中国的村民选举、人大代表选举、群体性事件，但对于比较政治研究则没有国内政治研究那么重要。所以切不可因为别人不像自己一样就不是在研究“真正的比较政治学”。在此，还是介绍一下量化方法高手、芝加哥大学赵鼎新教授对国内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评价：过早地量化，量化研究泛滥，根源是盲目学习美国。因此，参考美国是重要的，但到底是学习其形式主义的东西，还是学习人家如何为了国家利益而建构的本国中心主义的比较政治学，这值得认真思考。

第四，关于中国在比较政治研究中的地位。

我给比较政治学的一个定义是：基于本国中心主义而比较研究世界政治所得出的一般化理论。也就是说，看上去是比较研究世界政治或者他国，但立足点则是本国。美国比较政治研究是为了改造他国，有“使命感”而无责任感，把其他国家搞乱之后想负责也没有这个能力。相反，中国比较政治研究则是借鉴他国政治发展的经验教训而建设自己，中国学者既有使命感也有责任感。尽管出发点不同，但都是本国中心主义。美国比较政治研究看上去是各种范式和比较的方法，但背后的本国价值中心、意识形态则是有目共睹的。曾主导美国比较政治学20年的结构功能主义，其实就是把美国制度直接推广到其他国家的学术化路径而已；20世纪80年代之后主导民主化研究的“转型学”范式，不过也是让其他国家变成美国而已。

因此，在上述前提下，说比较政治研究就是意识形态，才是看到了问题的根本。既然如此，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怎么能“超越中国”呢？然而，在形式主义的比较政治学那里，其实是“去中国化”的。社会科学是关于特定国家、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经验的研究成果，是要面对国情，要回答现实问题的，而不是搞模型游戏的。可以自信地说，如果不是以本国为中心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即使取得了一时的成果，最终只能是“叫好不叫座”。那些看起来很美，但不管用的社会科学研究，终究是留不下来的。在这个问题上，亨廷顿是值得学习的。亨廷顿没有获得名目繁多的学术奖项，也不像同时代的很多政治学学者那样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但他直面现实，洞见深远，不拘泥于形式主义方法论，能解决大时代的大问题，因此才被公认为二战之后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