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日子，国际金融领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麻烦不断，围绕新总裁的争夺牵动美欧和新兴市场国家。欧洲力推的候选人法国财长拉加德30日起出访多个新兴市场国家寻求支持。不过这次新总裁争夺只是表面现象，深层次的问题明眼人都很清楚，以IMF、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为首的战后国际经济组织体系，已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国际经济组织要变，是因其单一的意识形态不能适应世界发展道路多样性的现实。国际经济组织在战后发达工业化国家经济秩序重建中功不可没，但其内嵌的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却广受批评，效果也遍受质疑。此种意识形态在政治上隐含地为推广西方式民主和自由价值观念服务，在经济上则直接以条件性贷款迫使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执行私有化、金融自由化、放松管制等措施，由此导致三大国际经济组织在发展中国家工作陷入误区。一些国家如巴西、阿根廷、俄罗斯等，对来自IMF的贷款视为烫手山芋，避之不及。而世界银行的一些项目被民主先导而不是民生先导的发展模式所支配，并没有真正落实到为当地谋发展谋民生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中国为首的全球新一轮发展浪潮突破了过去单一的西方发展模式，它们与国际经济组织合作不为其意识形态所支配，走符合国情、自主发展、对外开放的道路，为发展道路的多样化提供了新经验。所以，国际经济组织改革需要转变观念，以更包容和开放的态度，肯定、接受和鼓励发展道路多样化的经验和现实。
国际经济组织要变，还因其既有的治理结构不能反映新的全球经济政治平衡发展的愿望和需求。具体表现在：新兴市场国家承担的国际责任与其享受的权利之间存在不平衡，新兴国家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影响力与其代表权之间存在不平衡，少数国家缺乏节制的行为(例如国际本位货币国家)与国际经济组织问责机制的缺失之间存在不平衡等。平等、问责、节制、包容、相互评估等原则和程序，需要更多地贯彻到国际经济组织治理结构改革上。
国际经济组织要变，更因其需要有危机意识，图变求存。当前国际体系处于二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的转型期，老的国际制度与新国际力量之间的磨合和摩擦在增加。新兴国际制度迅速发展，虽不至于迅速挑战和取代旧国际制度，但如果既有的国际经济制度不思改革，其在未来被体系外的新兴国际制度所代替，或者在一段时间相互并行发展和竞争，并非没有可能。这次金融危机以来，G20就抢了IMF不少风头，走到危机处理的前台；新近出现的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成为南南合作中的独特风景；在贸易领域，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步履维艰，目前各种双边套多边、多边套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却日渐增加。上述这些传统体系外的新兴制度正在蓬勃发展，已经对既有的国际经济组织改革形成了一定的倒逼效应。
当前国际经济组织处于敏感的变革和调整期。将既有国际经济组织推倒重来的激进做法不太可能；既有国际经济组织在改革上出现集体不行动，显然会错过机会。既有国际制度的改制和新兴国际制度的建制齐头并进，走双轨增量的渐进道路，最终确立更为公正、有序、包容的国际经济制度，并将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制度边缘化，这条道路符合和平、发展、合作的国际关系大潮流。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教授)
原文来源：解放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