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1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一个由技术专家领衔的工作组在经过了数个月的评估之后，决定赞成将人民币纳入特币提款权(SDR)的货币篮子，IMF总裁拉加德和美国财政部先后表态支持工作组的建议。这意味着人民币作为第五种货币被纳入SDR已经尘埃落定，一切只等11月30日IMF理事会例行公事般的最终批准。这不啻于“金融版本”的中国入世，也是2015年继亚投行之后，中国金融外交的第二场重大胜利，将给中国的金融开放和金融崛起带来深远影响，并可能重塑整个世界的金融格局。
缔造SDR：旨在制衡美元霸权
国际经济活动的大规模展开离不开稳定的国际货币，但是随着黄金退出国际货币职能之后，国际货币体系就一直存在着货币管理的民族性和货币使用的国际性之间的根本性矛盾，即美元发挥着核心的国际货币职能，但其货币政策主要是服务于美国自身的利益。这一矛盾刺激国际社会不断探索设立超主权货币的可能性，以服务于全球共同利益。在欧元作为一种区域性超主权货币诞生之前，SDR是朝着超主权货币发展的重要试验。
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美国经济霸权出现衰落态势，国际市场上出现了“美元稀缺”向“美元过剩”的转变。这刺激了当时主要的经济大国进行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努力，其中法国走在这场改革的最前沿。1965年6月，法国财政部长吉斯卡尔•德斯坦提出建立新的全球储备货币以替代美元，即共同储备单位，该储备货币与黄金挂钩，由一篮子主要工业国的货币构成，各国货币所占比例固定不变。这一构想得到很多欧洲国家或明或暗的支持，但却遭到美国和英国的反对，因为该提议试图重新提升黄金的储备货币地位，并且提升其他国家的货币地位，而削弱了美元和英镑的国际地位。此后，经过复杂的讨价还价，IMF在1969年正式通过了创建SDR的议案，其目的是分散美元所承担的储备货币职能。
SDR也确实在局部领域发挥了部分国际货币职能。在价值尺度上，SDR作为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货币篮子，可以用作官方部门主权货币汇率的参考标准，有些国家甚至选择将本国的汇率与SDR进行挂钩。作为交易媒介，IMF会员国之间也可以用SDR兑换可自由使用的其他货币。而作为一种价值储备手段，SDR实质上是向每个成员国提供了一项新的国际储备资产，有利于减少对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依赖。
可以说，西方主要国家缔造SDR这一超主权货币单位的目的就是为了削弱主权货币、特别是美元的国际货币职能，制衡货币霸权国“嚣张的特权”。
改革SDR：一场国际政治博弈
正是由于SDR意在制衡美元霸权，因此SDR的改革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而是一场涉及金融权力和金融利益再分配的国际政治问题。美国一直或明或暗地反对SDR的功能提升，虽然经过了四十多年的发展，SDR不仅发行规模仍然很小，而且始终不能运用于国际私人市场的自由交易，它未能像当年的欧洲货币单位一样，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真正的超主权货币。
首先， SDR要想发展成为主要的全球储备资产，支撑起庞大的国际货币储备体系，需要将其发行者IMF改造成为真正的世界央行，这类似于当年欧洲国家将货币主权让渡给欧洲央行，使得欧洲央行树立起超国家的信用。但IMF在很多时候都充当美国金融权力的“奴仆”，难以令人信服地发挥世界央行的职能。美国不仅享有独家否决权，而且其国会至今拒绝批准2010年已经达成的IMF份额权改革协议，这使得IMF的合法性一直受到质疑。而IMF的改革已经成为当今国际金融治理中的头号政治难题。
不仅如此，SDR的定值货币篮子仅由四种货币(美元、欧元、英镑、日元)构成，特别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体——中国的货币都没有被纳入到SDR中，这大大削弱了SDR作为世界货币的中立性和代表性。根据IMF的规定，一国货币能否进入货币篮子的判断标准有两个：是否被广泛使用和是否被“自由使用”。目前，从使用的广泛性来说，人民币完全达标;而对于所谓“自由使用”，由于中国并未完全实现资本账户的开放，这条规定一直是人民币加入SDR的主要障碍。
但事实上，IMF对于货币的“自由使用”并没有客观的衡量标准，当年日元加入SDR之时，其“自由使用”程度还不如当前的人民币。因此，关于人民币进入SDR的讨论，便超越了一般性的技术判定，而成为被技术问题遮掩下的大国之间的政治和外交角力。
为此，在2015年，中国积极投入资源，展开了继亚投行外交之后的金融外交“第二战”。首先，中国积极争取IMF的支持，并得到了拉加德总裁的多次积极表态。IMF对人民币的公开支持，不仅在关键时刻对人民币投下一大信心票，而且也使反对者显得不够理直气壮。
欧洲国家也是中国金融外交的重要对象。英国正努力为伦敦争取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的地位，在力挺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方面一直争当排头兵。而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欧元区国家对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权地位表示不满，力图改变当下美元独大的单一货币体系，人民币的国际化为欧洲“去美元化”提供了新的货币选择。因此，欧洲老牌国家的支持，也成为人民币纳入SDR的重要政治基础。
相比之下，美国和日本虽然没有公开表示反对，但态度并不积极。美国暗地里认为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的问题会触及世界货币体系和权力的核心，极有可能对美元的主导地位构成潜在挑战。然而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对美国成功的国事访问促使了美国立场发生重大转变，在两国公布的成果清单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美国支持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包括首度表态支持人民币纳入SDR。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美国一再拒绝国际金融治理结构的改革，已经使美国成为孤家寡人。美国认识到，如果再不改弦易辙，有可能重蹈亚投行博弈中“盟友背叛”的覆辙。
除了“点穴式”的金融外交努力，中国还进行了多方面“小步快走”式的金融改革，包括进一步放宽对资本项目的管制，提高利率和汇率形成的市场化水平，以尽可能为人民币加入SDR扫清技术障碍。国内金融改革和国际金融外交最终共同将人民币送进了SDR。
纳入SDR：助推人民币崛起
人民币纳入SDR是2009年中国拉开人民币国际化大幕以来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对于中国的货币崛起既具有政治上的象征性作用，也具有技术上的实质性帮助。
在政治上，人民币成为SDR的篮子货币，意味着人民币已经被IMF和国际社会认可为是继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之后的第五大货币，这种官方认可对于货币地位的崛起非常重要，当年美元也是通过布雷顿森林会议所提供的官方认可实现霸权地位的“黄袍加身”。中国真正因此成为货币强国俱乐部中的一员，包括人民币在内的SDR的五大货币发行国将共同构成今后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常任理事国”，这将大大提升中国在国际货币舞台上的话语权。
此外，成为SDR篮子货币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也具有相当大的实质性意义。人民币被纳入SDR货币篮子，就意味着所有IMF成员国的央行都将通过其SDR份额自动获得人民币，有助于人民币连同SDR一起发挥官方的国际货币职能。不仅如此，IMF给人民币进行了一个很好的信用评级，相当于给人民币发了一张“市场通行证”，它还有助于提升国际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从而带动各国央行以及很多机构投资者参考SDR的篮子构成来进行资产配置，从而强化人民币的储备货币地位。
不仅如此，人民币纳入SDR对于中国的金融开放和金融改革能形成一种只能向前不能向后的“锁定效应”，从而有效抵抗既得利益集团对于金融开放的反对力量。
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正如加入世贸组织并不必然保证中国成为贸易大国一样——中国的贸易崛起从根本上还取决于中国利用了入世的契机成功地发挥了自身的比较优势，人民币加入SDR并不必然保证人民币国际化的成功，人民币最终需要接受市场的检验，而这取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政治稳定程度和货币政策的可信性等多种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