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2011年4月20日刊登了一组国家开发银行的报道，其中一篇题为《加强合作 互利共赢——国家开发银行开拓国际合作业务纪实》，报道细数了国家开发银行近年来在服务国家“走出去”战略和促进当地国基础建设及发展方面取得的骄人成就。报道提到，国家开发银行正在跟踪的对非洲专项贷款项目金额超过4亿美元，覆盖肯尼亚、安哥拉、摩洛哥、南非、尼日利亚、加纳、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等20多个国家；国家开发银行还为金砖国家的几十个项目提供贷款余额达到380多亿美元，涉及基础设施、能源资源、重大产业等多个领域；在国家开发银行倡导下，即将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另外，国家开发银行还参与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银联体合作项目。我读完这篇报道后的第一印象，是国家开发银行的国际合作行为，颇类似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中国版“世界银行”。一份外电报道说，过去两年国开行和进出口银行提供的对外贷款比世界银行提供的贷款还要多。

世界银行是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开发协会的统称，作为一个国际组织，其一开始的使命是帮助遭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破坏的国家进行重建，现在的任务主要是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软硬基础设施。除了全球性的开发银行集团以外，二战以后在西方金融资本的帮助下，还形成了非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组织。客观地说，这些开发银行集团在当地国基础设施建设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许多经济类国际组织是有意识形态的。世界银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成了西方攫取资源的工具，它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起，为发展中国家设定的条件性贷款，广受批评。关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发展类国际组织的工作多少走进一个误区，在为当地谋发展促民生（民生先导）还是推行西方民主价值观念（民主先导）上，过多倾向于后者，从而影响了这类国际组织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自工业化革命以来，人类历经四波发展浪潮。第一波是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第二波是19世纪末美日德的现代化浪潮，第三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前苏联和一些东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第四波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以中国为领头包括中国在内的一批新兴国家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有三点：第一，中国的发展突破了过去殖民扩展、霸权战争和霸权庇护下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走出了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第二，前三波发展浪潮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世界发展的不平衡问题，第三世界国家跃居到发达国家行列的凤毛麟角，也就是说，20％的国家占有全球80％财富的现状几个世纪来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第三，目前全球有60个左右的国家处于近乎失败国家的状态，这些国家的国家建设和社会建设迫在眉睫，需要外来经验的支持。

可见，发展问题比民主问题对世界来说更重要。发展与民主是相互支持的，但是发展和民主一定是多样的。阿马蒂亚·森以及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将民主及个人权利置于最优先的地位，认为非此则无发展，实际上倒置了因果关系。此学说指导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第三世界的发展工作，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不会有实质性的帮助，甚至会导致第三世界国家的分裂和内乱。最近非裔美籍经济学者莫约撰写的《援助的死亡》（Dead Aid）一书，对西方在第三世界援助政策的批评，可谓入木三分。

国家开发银行是一个开发性金融机构，以“两基一支”（即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为工作核心，以“增强国力，改善民生”为行动宗旨。其成立17年来，工作范围并不仅限于国内“两基一支”建设，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两基一支”建设上，也发挥了重要融资功能。实际上，国开行参与的国际合作只是中国总体对外援助的一个缩影，商务部、财政部、卫生部、外交部、教育部、农业部等国家部委以及一些大型国有企业，都在对外援助中大显身手。中国的对外援助注重民生和铺路搭桥的基础建设，注重增强受援国自主发展能力，为南南合作树立了一个榜样，也是中国对外关系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取得的成效要比世界银行更为当地国所认可，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理应占有独特地位。

我们有时自感中国在国际组织中软实力不够，而且觉得要组建新的国际组织很难找到突破口。其实，如果换个思路，从能动和体制创新的角度看，设想如果中国那么多参与国际援助的部门能够统合并提升到国际层次，它就是一个庞大且一定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发展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