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真正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是从1978年以后开始的，向现代化的转变对于中国来说是一种根本性的转变。这一转变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和继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对于今后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如何走得更好，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这个过程是从经济生活中开始的，尤其是从经济生活的最深刻的层次即社会利益结构的大变动开始的。并且这种社会变动在经济生活变动的推动下，也逐渐在政治领域中展开。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政治权威结构的变化。一般地说，政治权威结构有四个层次：法的权威、机构的权威、职位的权威和人格的权威。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中，这四个方面各自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也有所不同。在现代的代议制民主的政体中，法的权威特别是宪法的权威是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的。其次是机构的权威。再其次是职位的和人格的权威。在高度集权或全能主义的政体中，权威结构则是另一种情况：政治领袖的人格权威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其次是职位的权威，因为领袖们的人格权威一般也需要通过职位来表现。再其次才是机构的权威和法的权威。这两种典型政体的权威结构，形成了权威结构的两个极端，其它政体的权威结构便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一定位置上。中国的政治权威结构，自改革开放以来，便开始出现根本性的改变。现在，人格权威已基本上与职位权威结合在一起了。这方面已基本上与民主政体的情况相同了。同时，由于强调建立法治国家，法的权威在逐渐上升。中国权威结构的再进一步发展，就是要使法的权威上升到第一位，而且是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样，中国的权威结构便与现代民主制政体的权威结构一致了。应当说，中国正处在这个变化当中。
意识形态在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意识形态是中国原有政治结构的精神支柱和灵魂。这个最基本的方面，直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意识形态自身的状况却已开始发生了某种变化，而这种变化便不能不影响到政治结构。随着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利益追求已经成为社会上人们行为的主要动力。这就使意识形态逐渐退出对个人生活的控制，从而使社会开始产生了个人生活的领域，并不断扩大。同时，个人隐私开始被社会所承认。而“单位”对个人控制的范围和程度也在逐渐减少，使个人对单位的从属性不断地有所减弱。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和学术研究中的思想自由度也不断有所扩大。此外，还表现在其对社会公共事物的控制也有所减弱。其中，非常突出的就是在经济生活中，经济的决策和经济的运行现在已很少受意识形态的干扰了。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和生产力标准的提出，对于这种情况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与此同时，在其它许多方面也显示出意识形态对公共生活控制的减弱，如在科学、技术、环保、卫生、艺术、体育、娱乐等方面。甚至在政治领域中的某些方面，意识形态的作用也有所减弱。这种情况说明，原有的意识形态强控制的状况已经不能适应改革开放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新的形势。但是，这并不否定中国的政治结构需要意识形态来支撑的事实。实际上，意识形态在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基本制度方面仍然是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另一方面，意识形态淡化会产生一种负效应，即社会道德的真空和社会生活规范的无政府状态。这是因为在原来意识形态强控制的时期，社会道德和社会规范都依赖意识形态的渗透来维持。从而保证社会上的多数人能够在这些方面不逾矩。但是随着意识形态的淡化，意识形态对社会道德和社会规范方面的控制也就随之而减弱，从而产生了上述的负效应。因此，如何针对这种负效应来加强社会道德和社会规范的建设，对于政治结构的正常运作有着重要的意义。
政府功能在政治结构中的作用的变化。这种变化总的说就是政府对社会干预范围的减少和干预方式的转变。政府功能从微观到宏观的转变乃是社会利益结构变化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直接结果。政府干预状况的这种变化，则构成政治结构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负面的问题，即政府在其应当起控制作用(宏观的或微观的)的领域中，往往产生控制能力下降或控制失效，以及行政执法部门腐败等等问题。如果说前一方面的变化是适应了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要求的话，那么后一方面的变化则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起着阻碍的作用。这是由一种原因所产生的正反两方面的结果。因此，需要在促进政府功能从微观控制向宏观控制转变的同时，通过行政体制的改革来不断地解决政府行为优化的问题，以便政治的动态结构能够顺利地运行。
利益集团的产生及其对政治结构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以及政府职能转变的不到位，在利益结构中处于地位相同的人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不同程度地组织起来，从而形成了层次不同的社会团体。但是这种社会团体还只是一种萌芽状态的利益集团，到现在为止，它们还没有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利益集团。中国目前的社会团体(指基本上从社会中生长出来的社团，而区别于政治性和行政性的社团)大体上可以分为五种不同的类型：即行业性社团、专业性社团、学术性社团、公益性社团和联谊性社团。就其对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潜在的影响来说，最重要的是行业性的社团。这种类型的社团已初步具备了利益集团的特征，在维护自身利益方面已经逐渐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行业协会的领导人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也大有提高，他们不仅在维护行业利益方面能起更大的作用，而且上升到了参政的层次，对地方政府的决策有可能施加一定的影响。总的说，目前社团的作用，从内部来说，主要表现在行业中的自我服务，利益协调和行为自律方面；而对外则是与各种行政执法中的不公正行为进行交涉，来维护行业的利益。尽管中国的利益集团还刚刚萌芽，但它已预示着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一种具有深远意义的变化。因为利益集团的产生意味着社会结构的多元化，而社会结构的多元化最终将有可能导致政治生活的多元化，直至政治结构的多元化。因此，这个问题是研究中国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不能不涉及的重要问题。
民主进程的发展及其对政治结构的影响。民主的发展，从制度层次来说便涉及政治结构的变化，民主从操作的意义上说，就是处于被管理地位的多数人对于处于管理者地位的少数人的制约。这种制约的实质是人民对政府的一种利益表达。而通过民主来表达利益则是要以社会结构的某种变化为前提的。民主所涉及的利益表达，是以个体的利益意识的成熟、利益表达要求的相当强烈、对利益表达方式具有较好的选择能力、对利益问题解决的时效具有相当的承受力、与其它利益主体之间能够平等相待并尊重彼此的权利、对解决利益过程所产生的利益矛盾善于协商与妥协、对政府的合法性有必要的认同、对法律和各种社会规范有高度的共识，等等为前提的。而所有这一切前提都是由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利益结构的变化所逐渐提供的。很显然，由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所引起的利益单元的个体化，从根本上为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为个人利益被社会所承认才会有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只有个人成为社会的本位，个人的权利才会为国家和社会所尊重。正是在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础上，才形成民主运作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政治土壤。而在这个土壤中所生长出来的各种前提条件，便组成一种制度化的结构，这就是现代民主制度。所以，从为民主的发展创造前提的角度来看，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和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对民主发展的推动，正在引起中国政治结构的深刻变化。
此外，我国的政治决策机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等方面也在发生变化，它们对我国的政治结构也在产生着一定的影响。
“西化”与“化西”的两难：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早期回顾
如果把1898年看作中国政治现代化革新的发端，那么至今已有百年历史。一个世纪的风雨不断冲洗着中国政治现代化道路的崎岖与坎坷。拣起那些残留的历史碎片，我们可以清晰看出，其始终在“西化”与“化西”、“激进”与“渐进”、“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艰难行进。
一、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逻辑特殊性
近代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历程是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逻辑必然。历史地看，这一过程既具有政治现代化的一般特征(诸如政治结构的变革，政治功能的调适、政治参与的扩大、政治认同的提升、政治文化的世俗化取向、民主化进程的加快等等)，同时又体现出了自身的逻辑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为：政治现代化的动力来源于对外缘式挑战的回应；政治现代化的模式以西方政治文明为参照；政治现代化的目标是以政治现代化带动其他领域的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的路径是由渐进到激进，由改良到革命。
鸦片战争后，中国出现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西洋人用坚船利炮催生了“中国向何处去”这一近代中国变革的难题。解决这一难题的基本思路是西学东渐，其过程表现为由“器物”到“政治”再到“文化”。其间，政治救国逐渐演变为中国社会变迁的主要景观。从戊戌维新、晚清新政到辛亥革命都是寻求中国问题的政治解决，而且是企图通过移植西方政治文明的办法来实现这一目标。
有学者总结说：欧洲民主化遵循的是由“自由平等→议会制度”这样一条逻辑，而中国的民主化“则是一开始就从政治制度着手，先提出立宪主张，而后才出现自由平等思想，遵循的是议会制→自由平等这样一条恰好与欧州相反的逻辑”。今日看来，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逻辑特殊性，带有强烈的政治浪漫主义色彩。
二、近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结构性冲突
一般而论，体制与观念间是互动的关系，不应相互剥离，但这一关系在近代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却发生了变异，观念与体制相互剥离，制度与制度之精神互相排斥，致使宪政变作了镜花水月，帝制颠覆了共和，军阀专制代替了政党政治。君权被打消，民权却未见勃兴；人治被批判，法治却并未建立；权威观念不断消解，权利意识却并未增长；全能政治被唾弃，有限政府却少有发展，所有这一切又构成了近代政治现代化转型中的结构性冲突。如何解答这一体制与观念的“二律背反”是近代以来困扰中国人的一块撕心裂胆的心病。用政治学的眼光来看，这一问题的症结集中体现为“传统与现代”、“制度移植与制度生长”、“文化供给与体制需求”的冲突以及“政治制度与经济地理环境”之间的矛盾等。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又可以看出，尽管观念与体制经常不能统一，但是，观念的变革又成为近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外部资源。从戊戌维新到五四运动，传统的儒家社会政治价值观逐渐丧失其法统地位，西方各种思潮和近代观念潮起潮涌。其中尤以进化论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民主主义思潮等为甚，一种完全异质的政治文化冲垮了秉受“天命”的王朝观念。在西方政治思潮的示范、刺激之下，政治实践领域的变革此起彼伏，观念的变革充当了制度变革的先导。
三、近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两难困境
西化是近代政治浪漫主义的发端，同时也是政治现代化转型的开始。在西方强大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中国人所作的最深刻反思是学习西方，回应西方；在认识到西方之强大实非兵器，而是政治时，便开始大量引进西方政治文明，企图用西人之政制来救中国之落后，所以，以西方进化论为指针的政治观成为新政治理论的基石，政治学也成为了时代之显学。这一学习西方政治、引进西方政治的过程，也是中国人向传统政治宣战、反抗传统政治和背叛传统政治的过程，而在这一新与旧、中与西的激烈振荡中，中国古老的政治传统开始其沉重的现代化转型。
对于近代中国来说，西方政治传统是陌生而新奇的。但它在中国的渗透与传播直接刺激了古老帝国的传统，当西方文明以咄咄逼人之势击败天朝之文化精神时，便在中国吸引和培养了一批自己的信徒，而这批人正是为欧风美雨所折服，并把西方政治文明拿来改造中国传统的新生社会力量。他们用近世的民族观念向传统的天下观念挑战，用议会制向专制结构发难，用选举制来攻击世袭制度，用民主意识来消解民本观念，用权利思想来反抗权威之法统，用法治来反对人治，用进化论和法学政治观来对抗循环论和伦理政治观。尽管这一西化的政治现代化浪潮在这一场移植与对抗过程中惨遭破灭，但它同时又如同一把锋利的剃刀修剪了中国古老的政治传统，动摇了其根基，并促使其开始了长期而艰难的创造性转变历程。
“西化”与“化西”的两难，在哲学上体现为“古今中西”之争，其中“体用不二”还是“体用分离”是问题的焦点。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孕育出西方式的政治现代化，或言西方政治文明能否脱离其母体而移植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上，这在近代文化史上称之为发展阶段和发展路向之争。正是这一“古今中西”之争制约着近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转型，同时，也构成近代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两难困境。
社会主义：中国的百年追求与探索
中国百年的政治发展，从意识形态层面，可能有两个问题最值得人们去关注：一个是民主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问题。本文仅就社会主义问题作一回顾。
孙中山在1924年的“三民主义”讲演中将“民生主义”称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或“大同主义”。孙中山认为，社会文明进步的善果不能尽为社会少数富人所享有，而广大贫民承受社会文明进步的恶果，这是极不平等的。因此，孙中山提出“共产”的问题。所谓“共产”，就是在中国贫富分化尚未形成之前，通过采取民生主义的办法，也就是“平均地权”的办法，使有土地的人不因文明或工商业进步引起的地价飞涨，从而引发贫富两极分化。为了防止社会贫富不均，孙中山还提出“节制资本”的问题，也就是国家经营管理具有独占性质或规模过大而私人之力不能兴办的事业，如银行、铁道、航路、矿产等一些涉及国计民生的大实业，通过发展国家资本，不使私人资本左右国计民生。另外，孙中山还提出“耕者有其田”，使耕田的农民有田种，解决地主掠夺农民劳动产品的不公平现象。孙中山自认为的这些“社会主义”主张，尽管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同一内含，但他所追求的避免贫富两极分化、社会财富由全民共享的“均富”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目标追求还是有同一性的。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或“民生主义”主张，尽管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下根本不可能实现，但他发展民生或开展社会革命的思路还是值得称赞的。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这一年起，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毛泽东思想是伟大的，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探索和实践却给人留下诸多的沉重历史话题。
毛泽东社会主义探索和实践的大前提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设想和列宁的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经验。为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原则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化成中国的社会形态，毛泽东为此付出了20多年(1953年到1976年)的实践探索或试验。在这2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从中国的历史与社会状况出发，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理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民民主”的政治图式。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讨论分析，给我们以后的社会主义实践作出了很多贡献，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确立了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正确的政治制度，并且为确保国家政权的人民主体性和政治纯洁性也作出了许多方面的努力和贡献。然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践也有许多失误，例如对人的觉悟程度或道德精神及其作用做了过高的估计，而忽视了生产力发展自身的必然法则或规律性等。
邓小平是在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误的反思中走过来的。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主要是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上。1992年，在南巡过程中，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了两个方面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概括：“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段话不仅否定了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这一奉行了几十年的金科玉律，也指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一个历史发展进程，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历史发展过程。邓小平指出：“发展是硬道理”。世上没有永远不变的制度，只要是符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最终走向共同富裕的目标，那都是必然的、合理的，都可以去做。合法的、有制度规定的就坚持下去；不合法的、没制度规定的使它们合法起来，实现制度化。这是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思想的精髓。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不仅继承了邓小平已实现的在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两大社会主义理论原则上的突破，而且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庆典上，江泽民在系统阐释“三个代表”的思想时，提出了关于“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和认识”这一问题。这昭示着，不仅理论界，而且党的核心领导层也将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分配形式方面下决心实现理论原则的重大突破。可以预料，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必将不断深化人们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认知，从而使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大大地加快。
中国百年的历史和新中国5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追求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历史经验：
社会主义是在对资本主义的弊病和批判中建立的社会形态理论。这一理论一定是超越资本主义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为了克服资本主义存在的问题进而实现社会美好和更加公正。
在实践社会主义过程中，政党的先进性和政府的权威性决定了它的作用是其他社会组织不可替代的。
社会主义的目标，不仅要提倡竞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且要扶助竞争中的弱势群体，致力于共同富裕；不仅如此，还要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的精神和信仰力量，用集体主义的人文关怀和道义的力量主导科学社会理性。
社会主义应不断探索和努力创造新的社会所有制形式、市场和企业的管理形式和社会财富的分配形式，为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提供比资本主义更加广阔的活动空间。
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创新的行动过程。我们对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可以做出科学上的预见，但未来的事情具体如何发展，应该由未来的实践来回答。
世纪的感悟：把握民主与国情
20世纪是中国开始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一个世纪。怎样从政治发展的维度来总结与概括这风起云涌、沧海桑田的百年历程?笔者认为，百年中国政治变革、政治发展呈现了三股大势、一个主题。三股“大势”是：从半殖民地走向独立自主；从战乱分裂走向和平统一；从封建专制走向民主共和。一个主题就是走向民主。“走向民主”是“现代化的政治性后果”，它更具深层性、长远性、现代性。
“民主”与“国情”之关系问题，在20世纪的一百年中曾屡屡引发出不同人们的不同声音和不同举动，从而对中国实际的民主进程产生过正面的或负面的不同影响。进入21世纪后，“国情”与“民主”的关系问题还会继续引发人们的关注与思考，还会继续影响中国民主发展的实际进程。问题在于，如何才能正确地思考、认识与把握“国情”与“民主”这对关系，从而对中国民主进程产生正面的、积极的、良性的影响?笔者对此作一粗浅的分析。
可以说，民主早已成为一种普遍的政治价值取向，一股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任何一个想要与时俱进、政治昌明的现代国家，都不能置身于民主大潮之外。就此而言，要“走向民主”，这首先是“世情”——世界情势，任何“国情”均不能成为回避或违背这一“世情”的理由。经济上落后要挨打，政治上落后也要挨打。百年历史已经见证，孙中山先生是明乎“世情”，顺乎潮流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深谙“世情”，与世俱进的。中国要不断地发展民主政治。
一、发展民主应充分考虑基本条件
笔者认为，认识这个问题，应从下面三个方面加以具体分析：第一，发展民主所需要的条件究竟应当怎样从理论上予以确定?还有，对于国民的民主意识程度又如何加以量化?这些是需要作进一步探索的。第二，与上述相关的是，如何估量一国的实际国情?历史表明，一定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与一定的民主意识程度，确实是发展民主政治所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但影响民主的国情因素还不止于此。笔者认定，“国情”是一个广涵的概念，应该包含众多的因素——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历史的、现实的；自然的、社会的；阶段性的、永久性的；表层的、深层的；有利的、不利的，等等。比如，一国正处于何种时代背景、何种国际环境之中，这也可以看作是“国情”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从这一方位考察“国情”，便不难见到，“国情”与“世情”之间也存在着某种一致性。总之，对于现实国情条件应当进行多方位的考察与估量。第三，是否应当考虑“国情”中的“区情”差异?中国的一个非常突出的国情因素是，幅员辽阔，各地区间的社会发展极不平衡。从发展民主的条件看，经济、文化、民主意识等均呈现出明显的“区情”差异。如果笼统地强调发展民主必须“齐步走”，那势必产生如下的景况：要么让“区情”条件相当欠缺的地区超越现实加速民主步伐，去追赶“区情”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要么是让后者放慢甚或停止民主步伐，去等待前者创造条件后慢慢地赶上来。无论哪种景况，都不利于一部分地区从实际“区情”出发发展本地区的民主，从而也不利于整个国家的民主发展。有鉴于此，笔者以为，在发展民主的过程中，除了需要考虑“国情”外，还应当考虑“区情”差异。第四，怎样为发展民主创造更加有利的国情条件?国情中的许多因素都是具有动态性的。为了给发展民主提供愈益有利的条件，应当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力发展经济、文化事业，广泛开展民主宣传教育，等等。与此同时，也要抓住时机，凭借已有的初步条件积极迈出民主的步伐，推进民主的发展。
二、发展民主不能急速冒进
在国情条件基本具备的情况下，应积极推进民主政治，这是历史证明了的。但，实现民主政治的理想目标，是不可能一步到位的。在此问题上，应防止忽视“国情”中的不利因素，克服盲目乐观。民主的步伐不可能是急速的，而只能是积极又稳妥、持续又稳扎的。逐步渐进，才是我们发展民主的基本战略。
三、发展民主应兼顾世情的普遍性与国情的特殊性
由于民主是在西方先搞起来的，而它较之封建专制政治又确实显示了不小的历史进步性，因此，“西方民主”具有明显的吸引力，而且很容易与“民主”等同起来。实际上，西方议会制民主自身存在着许多局限。中国共产党很早就坚定地认为，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不符合中国国情。党带领人民开展艰苦卓越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最终建立起了不同于西方民主，也不完全同于苏维埃民主的中国人民民主，进而推进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尽管如此，20世纪内，主张“全盘西化”，主张照搬西方民主的声音依然时有所闻。在笔者看来，现今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迟早要“走向民主”，这决定于“世情”的普遍性，而各国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则应根据自己国情的特殊性来选择。应当说，以“国情”的特殊性对抗世界民主潮流与以“世情”的普遍性“克隆”他国民主样式，都是与事物存在的基本规律相违背的。中国发展民主，当然不能“照搬”或“克隆”西方。
然而，中西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主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共同性，一定的历史继承性。而且，西方在完善具体的民主形式方面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其中有些“他山之石”，可供我们“攻玉”。
一体与多元：20世纪中国政党政治演化的逻辑
一百年来，中国的政党制度、各政党的政治主张、政治地位、组织形式、党员结构等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今天，当我们回视百年中国政党政治的酝酿、勃兴、更迭、嬗变等一连串事件的时候，我们遇到的一个基本问题是：那些纷繁复杂的政党现象背后共同的逻辑是什么?这种逻辑是怎样形成的?未来指向又是什么?试从一体与多元的内在张力的角度来探究并回答这些问题。
自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坚船利炮洞开了清王朝紧锁的大门之后，中国社会被强行纳入世界体系，开始了自己的近代化进程，并逐步演化成了一个“两半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的两重性决定了中国近代政治革命对象与革命内容的两重性：既要反封建，又要反对外国列强势力；既要启蒙，又要救亡，且在多数情况下这两个方面工作高度地重叠在一起。这预示着中国包括政治现代化在内的整个现代化事业将在一个空前复杂的背景下展开。
反封建意味着必须援引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成果，积极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理念、政治原则乃至具体的政治制度设计。反封建也意味着要扩大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鼓吹和培育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观念，努力推进政治、社会的多元化和多样化，因为少数人势单力薄，不足以战胜树大根深的封建势力。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内忧外患和民族强盛的强烈渴望又要求中国需要以一个或者以一个主要的思想、政治力量来实现社会整合，这种一体化的要求主要就体现在政党身上。这时，一体化便和另一项任务即反封建所要求的多元化取向发生了冲突。
一体与多元的第一个回路，从20世纪初开始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结束。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清王朝的统治陷入风雨飘摇之中，各种性质的政治团体如雨后春笋一样涌现，“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据载，中华民国成立之时，中国的政党达到300多个。1912年到1913年间，这些政党围绕着第一届国会选举，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这种多党林立、群雄逐鹿的景象正是当时20世纪开始时中国社会多元化发展的写照。然而，世纪初的多党政治随着宋教仁遇刺和袁世凯复辟闹剧而很快衰退，与之一起衰退的还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实践。
多党制的幻灭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制度、文化观念、经济条件均不完备的社会，发展多元政治势必诱发混乱、无序，而混乱、散漫则是中国解决国内一系列难题的瓶颈。从20年代起，孙中山在总结经验教训和借鉴苏俄政党组织管理方式的基础上，重整国民党，从而大大提高了国民党的合法性和战斗力、影响力。而从蒋介石起，“攘外”、“训政”、统一等却成了国民党排斥、打压其他政治团体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口实，结果国民党统治很快蜕化为一党专制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接着一党专制和个人独裁又衍生出政治腐败、经济低效、军事残败。这样，无论国民党如何整肃，若只有技术上的修修补补而无根本制度框架的改变，这些问题是不可能得到根治的。因为当一体化背离了初期的合理性时，其存在便失去了民心，而失去民心的政党和政权迟早将退出历史舞台。
20世纪前50年向人们昭示，在中国，一党独裁背离历史潮流，必定破产；多党共治超越社会实际，也要破灭。怎样既体现多元性要求，又保持必要的政治整合能力，是新崛起的政党必须面对的问题之一。1949年后形成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即是中国共产党为解决这一难题而给出的答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够为整个国家提供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克服纯粹的两党制和多党制的缺陷；多党合作则能够扩大社会利益代表面，为各种社会阶层参与政治提供组织、程序和渠道，克服纯粹的一党制的弊端。除保留民主党派之外，中国共产党还致力于全面扩大政治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权利。
把一党领导与多党合作、一党执政与人民民主结合起来，是中国共产党充分考虑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历史实际所进行的原创性的制度设计。但在具体实践层面上，要做到上述两个方面的动态平衡却是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情。从50年代开始，在连续的政治风暴、计划经济体制确立、国际“冷战”氛围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中国政治生活中集中的一面不断强化起来：一切经济社会事务被纳入到政府管制的范围，地方政府的权力被控制在中央政府手里，一切政府管理又受制于同级或上级党组织，人民民主一度受到削弱，民主党派的工作也大受影响，执政党内部同样出现了权力分布严重不对称的局面。
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努力改变这一局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执政党自身的一些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因此，怎样在新条件下用一体化的思想理论、组织模式来整合日益多样化的社会，值得我们深入地加以思考。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回答构成了世纪之交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主题，而最大的成果就是“三个代表”思想及其体现的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这是21世纪中国政党政治发展的新的动力源泉。
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成果——中国式政制的特点与价值
如果站在21世纪的高度回顾20世纪世界政治发展历史的话，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自豪地说：中国式政制的形成与发展是人类20世纪政治文明的重大成果。
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政治文明形态中，人们往往很自然地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归入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的范畴，而且可以列举出中国政治制度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别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若干特点。很显然，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体系形成以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20世纪90年代以前以及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而言，这种看法基本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但是，就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后以及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全部或整体而言，这种简单的归类就很可能在法理和现实中产生矛盾和疑问。因为此后的中国不仅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社会经济政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实行了“一国两制”——确切些说是将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变成了法律制度并开始付诸实践。
这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整个中国的经济社会特别是政治制度的具体形式及其实践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具有了许多与以往的不同之处。具体而言，当代中国政治至少具有以下四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特点：
第一，国家政权基础多层化。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与计划经济时代不同的新的社会阶层已经出现并逐步壮大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目前中国人民的范围不只局限于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传统意义上的劳动者阶级和阶层，而且包括承诺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其他法律的全体守法公民——即包括传统意义上的非劳动者阶级和阶层，特别是包括作为中国不可分割之组成部分的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的各阶级、各阶层中国人民。无论从外延还是内涵上看，这种政治主体范围的广度，不仅当今资本主义世界(包括西方发达国家)不及，即便第一个实行社会主义的苏俄和发生变化之前的东欧各国也未曾达到。
第二，政权组织形式多样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虽然作为中国国家最高政权的组织形式和大陆地方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的性质与地位没有改变，但是，特别行政区的政权组织形式却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截然不同，事实上当代中国形成了多样化的政体形式——至少是形成了多样化的地方政权组织形式，这也是其他政治文明包括以前和当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创造的政治文明所未曾有过的。各种政权组织形式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并在一个国家共同存在和发展，这是人类共和制政体的新类型。
第三，国家结构形式的多彩化。从古今中外世界范围的国家结构理论与实践来看，主要有单一制和复合制(包括历史上的君合制、政合制与现代的联邦制以及更为松散的邦联制)。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单一制的国家，新中国成立之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结构理论的指导下，根据中国的国情，在创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础上，继续实行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在“一国两制”科学构想付诸实践之后，在一个统一的国家里，单一制的主体虽然没有改变，但复合制的因素却揉和其中，即港澳台一方面是单一制国家内的地方政府，符合单一制国家的某些特征，但另一方面，它们又享有单一制国家一般地方政府所难以享受的广泛权利，甚至远远超出联邦制等复合制国家内成员单位所享有的权利。
第四，政党关系多维化。中国大陆实行的是一种独特的政党制度——多党合作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发展中自然形成的，它既不同于西方的两党制或多党制，又不同于一党制，具有中国特色。一个国家究竟实行哪种政党制度形式，并不是由哪个党的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该国的阶级性质、该国不同历史时期或同一历史时期不同历史阶段中各阶级阶层的力量对比以及政党实力的强弱、各国的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以及所处的国际环境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国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既符合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规律，也顺应了中国人民盼望政治稳定、加速发展经济文化的迫切要求。当代中国人民对于国家分裂和政治动荡已经深恶痛绝，尤其是在大陆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更加要求有一个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环境以便集中精力搞建设。如果硬要在中国大陆推行两党制或多党制，无疑会把中国又推回到分裂和动乱中去，从而阻断现代化进程，这是有悖于中国人民心愿的。
行政发展：政治发展的必要先导
由于存在着市场经济体系的不完善，还没有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资本，缺少信任和宽容的政治文化等问题，因而中国20多年来的政治发展是在基本条件不完全满足的情况下进行的。
于是，20多年来中国的政治发展自然走上了依靠行政体制的战略。行政体制作为统一的体系可以有效地吸收社会的各种要求，行政体制作为中央集权的工具贯彻实施国家政策，形成一定规范的政治程序，有利于政治社会化，从而有利于促进政治发展。而行政体制本身的变革则是顺利实现自身功能，促进政治发展的前提和开端。换言之，行政发展就成了政治发展的必要前提或必要先导。
中国20多年来的行政发展，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政治发展的必要先导。党的十四大提出了行政体制改革思路，目的就在于及时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求并进而带动政治体制改革。
20多年以来，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和宏观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限制，政府传统的“直接控制型”管理体制并未得到根本性突破，政府机构存在的诸多问题仍然未能得到根本解决。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70年代末开始至今，市场与市场主体均已成型，并推进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发育，而市场的进一步完善，则对行政机构提出进一步改革的要求，要求政府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改革政府内外部有碍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问题、特别是解决各类国有企业改革这一“瓶颈”问题，把国有企业的行业管理权、资产管理权和人事管理权分别划归不同部门，调整政府内部结构，加快转变管理方式，变微观管理为宏观管理，变直接管理为间接管理，变单一管理为多元管理，变过程管理为目标管理，变自为行政为依法行政。否则由于政府职能和政府管理方式的转变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其连带的社会进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后续力也都会因此而受到禁锢。故此，行政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客观要求，行政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来看，经济体制改革是不能孤立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是人们单纯的经济行为，必须受到人们的思想和政治体制所制约。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出来十几年了，其进展尚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因为中国的社会发展遵循的是经济主导模式，从而导致了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时间落差和进度落差。同时，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国家基本的政治结构和权力关系，改革的难度很大，因此在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行政体制的改革提上了日程。
行政体制改革既是适应和驱动相关改革领域的手段，又能达到理顺行政系统内外关系、重构政府权力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的目的。此外，从根本上说行政体制改革导向责任和效率，而政治体制改革则导向权力利益再分配和公平与民主诉求，在政治体制改革按现存条件尚难以完全达到这些目标的情况下，把行政体制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可以避免积极政治体制改革可能导致的一系列难以预料的问题，促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因此，行政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直接突破口，行政发展就成了政治发展的必要前提或必要先导。
总之，行政体制改革或行政发展，既直接解决政治体制改革所要解决的最现实问题，又担负着解决经济体制改革必然触及的深层次矛盾，是经济市场化、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客观要求。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2001年年底加入了WTO，这对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带来了更大的挑战，也会极大地推进行政发展。可以说，中国行政发展进入了体制创新与发展的新阶段，这将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推进中国政治发展的进行。
差异、互动与挑战：融入国际社会的中国政治发展
一、中国政治发展首先要考虑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发展差异
中国的政治发展是当代世界政治发展的一个极为引人注目、极为重要的方面。中国的政治发展有自身的特点，尤其是同发达的西方国家相比，要重视三个方面的差异：
一是制度性差异。明确当代两种基本的政治制度、政治发展的差异，是我们讨论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提。融入国际社会，不是融入资本主义，不能以资本主义政治发展为价值评判和发展指向，中国不会，也不允许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历史和时代的选择。
二是政治遗产的差异。当代的政治发展不仅要注意扬其长，而且要注意“促”其短，而不是避其短。中国的政治发展必须在真正弄清楚自己政治遗产的基础上进行。比如，社会本位观，这是中国比较具有优势的政治传统。集体为重，社会为重，国家为重，已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留下了相当深厚的积淀。这与西方强调个人的自由、幸福，形成的个人本位观是不一样的。这样一种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对于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共同富裕的追求、以及社会公平的维护，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从另一方面看，法治的传统则是弱项。西方从2千多年前的“自然法”理论开始，“法”的理念一直得到了高度的弘扬，“法”成为人们行为的最高准绳。而传统中国的“法”仅仅停留在“刑”的层面上，所谓“法即刑也”。在近现代，由于没有合法斗争的空间，共产党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缺少法律斗争的经验积累。把法治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目标，将依法治国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这样的一个政治发展的历程才刚刚开始不久，尚任重而道远。法治与现代化紧紧相连，离开了法治的现代化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怎样对这一弱项进行弥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政治发展的质量和速度。
三是现代化使命的差异。当西方国家启动现代化的进程时，市场的发育与政治发展的步调是和谐的，这体现在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互动上。而在后发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上述两者间的关系存在着明显的冲突和悖论。一方面强调政府下放权力、转变职能，另一方面，市场孱弱，难以承载资源配置的功能，难以规范其运作；一方面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推进民主政治，另一方面，要保持社会稳定，甚至以强权来促进经济的增长；一方面要消解克里斯玛型的权威，消解精英政治，但另一方面，普遍存在着参与素质差、寄希望于“清官、明君”的政治文化心态，使得政治参与的进程极其艰难和坎坷。这反映在我们现实的现代化进程中，就是市场还需要政府的扶植，社会还需要国家的养育。这是后发现代化国家非常特殊的市场对政府、社会对国家的反向依赖。推进中国的政治发展，不能不考虑这一点。
二、中国政治发展必须更加重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政治互动
政治互动与经济交往一样，是全球化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表现，仅就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关系。这是全球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比如说人权，是以一定的社会制度和法律体系为基础的，从本质上讲应该是国内管辖的事务。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兴起了一股世界性的人权国际化思潮，一系列关于人权问题的国际法规、条约被陆续制定出来。再如有些宗教问题、民族问题等也不仅仅局限在国内的背景下处理了。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都是世界性的宗教，国界不可能割断他们的宗教认同。就民族问题来说，国内民族问题的处理，必须考虑全球民族问题的大背景，不得不考虑所谓“碎片化”和民族主义浪潮的问题。这些都是过去从未出现过的新现象。它警醒我们，在推进中国政治发展的时候，要更多地考虑它的国际关联和国际背景。
二是政治事变的共振效应。政治事变在国际间的相互影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越来越明显。混沌学中的所谓“蝴蝶效应”，在当今的国际政治中被生动地演示出来。如苏东剧变、发展中国家民主化浪潮的兴起，都是在连锁反应下进行的。这种连锁反应是一种空前的政治现象，而将来可能更加明显。现在的政治互动再也不是过去那种不同的国度、国情，以及两个阵营、两种制度、三个世界或者几个集团之类的划分所能阻隔得了的。要保证国内政治发展的顺利进行，就必须学会敏锐、快捷和正确地应对国际政治事变。例如，9.11事件以及恐怖主义的发展，将对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产生深刻的影响，没有那一个国家可以避免其影响。
三、中国政治发展必须应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政治挑战
要应对主权受到的挑战。毫无疑义，全球化是对主权的冲击，加入一个国际组织或者批准一个国际条约，就意味着服从一部分国际准则、规范，也就是让渡出一部分权限。加入WTO，国家对经济管制的权力就大大缩小。又比如，加入国际人权公约，就要接受国际人权组织的检查，就要定期向国际人权组织汇报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做到不受制于人，是一个新的挑战。应该有新的思路。
要应对民主政治受到的挑战。我们不仅要看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我们形成的经济压力，还要看到他们的民主政治对我们形成的挑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新一轮民主化浪潮的挑战还不是来自发达国家，而恰恰来自发展中国家。仅靠经济的进步和社会的稳定来获取统治的合法性已经远远不够了，必须赢得这一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创造再度的辉煌。
要应对政府权威受到的挑战。不仅仅从经济上看，跨国公司的强大，第三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的兴起也非常值得关注，国际非政府组织已接近3万个。所谓“第三部门”，即既非公域，也非私域，是非政府、非盈利的民间组织。如何看待、认识和运用这些非传统的组织和系统，非常的重要。我们传统的理论关注国家、阶级、政党、民族，政府、立法、行政、司法等，这是正式组织的概念，它们的基本话语体系是权力、权威、命令、指示、法律、管理等，但它们与非政府组织和第三部门接不上轨。后者的一个基本话语是“治理”，“治理”并不是以政府为主体的，“治理”也不是支配性的、单向度的管理，它涉及到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体，而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相互认同等，来实现其目标。国际组织的运作基本上靠“治理”，越来越多的中介组织、非政府组织等社会组织的运作也主要靠“治理”，政府对市场和社会事务的参与同样要学会和运用治理。如何进行治理，如何达到“善治”，这些都是我们融入国际社会的政治发展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