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过去30 年中国取得的成就是由政治转轨造就的。本文讨论的主题是从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两次转轨来审视过去30 年中国道路所处的历史方位， 并藉此展望未来中国发展道路可能的走向。过去30 年中国道路的历史方位应放在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下来观察，而所谓“宏大”，一是指整个中国的历史，二是指近代以来西方世界的历史。中国政治两次重要的转轨发生在19 世纪末和20 世纪70 年代末，“对抗”与“和解”是两次转轨最重要的特质。
关键词:政治发展 转轨 对抗和解
本文讨论的主题是从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两次转轨来审视过去30 年中国道路的历史方位，并藉此展望未来中国发展道路可能的走向。过去30 年中国道路所处的历史方位应放在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下来观察，而所谓“宏大”，一是指整个中国的历史，二是指近代以来西方世界的历史。
用大历史观的眼光来看，19 世纪末和20 世纪70 年代末是中国政治发展两个极为重要的历史转折点。第一次转轨改变了二千年来帝国政治的发展轨道，从此，中国人受到理想主义、政治浪漫主义及对抗思维的支配。告别帝制，是为了寻求更理想的社会，当中国人在追逐理想的道路上面对各种陷阱与路障时选择了对抗、冲突或革命，希望藉此打开通往天堂之门。第二次转轨则是告别乌托邦式的理想，放弃对抗，由政治浪漫主义转而走向务实、和解，由政治挂帅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就是当下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
一、第一次转轨：告别传统追求理想走向对抗
中国政治步入一个稳定的发展轨道始于秦帝国的创建。在二千多年的帝国时期，历代王朝大多推崇儒学，以儒家的“仁政”作为治国的理念，“以民为本”是治国的要义，“大一统”、“国泰民安”是当政者的政治理想，“中庸”、“仁爱”、“礼教”等是历代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政治对抗的出现通常是在历代王朝的末期，即由“仁政”走向“暴政”，暴君受到天谴民伐，于是有人“替天行道”，随着改朝换代的完成，新的帝王继续“奉天承运”。但帝国时期的改朝换代，其实只是换皇帝而不改制度，基本不偏离既有的帝国政治的轨道。总体来看，官与民、民与民相安无事是常态，对抗是地方性或短暂的，这是帝国政治的基本特征。
这一基本特征得以维继，一方面缘于帝国体系的设计（如央地关系、君臣关系、官民关系等）较为合理；另一方面帝国体系从未受到外部更为先进的政治制度或政治理念的挑战，缺少一个彼此可以观照的“文明的他者”。帝国时期虽然也受到过外部的挑战，但结果不外乎以华化夷。然而，到了近代，帝国体系受到西方更为强大的文明实体的挑战，危机也由此而生。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体系的隐患开始显露。自19 世纪中叶国人一直致力于对帝国体系的修补，王朝的发展战略是“中体西用”，所谓“体”即大一统的王朝体系。朝野的主流思想是试图延续固有的帝国体系，政治发展的轨道并无根本的改变。其间，最为积极的作为就是持续数十年的自强运动。自强运动的展开，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林则徐时代中弱西强的格局，中华帝国与西方出现了数十年的相对均势。唯其如此，时人称这一时期为“同光中兴”。但此种均势到1894 年被中日甲午战争所打破。其后，革新派喊出的“保国、保教、保种”等口号足以说明，因割地赔款、全面开放市场等，导致帝国体系面临极为深刻的危机。越来越多的人对帝国体系有无修补的价值与可能性产生怀疑，中国政治的重大转轨开始了。
为什么说是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才开始第一次转轨呢？孙中山是最好的例证。他虽在遗嘱中讲“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实际上他在1885 年并无也不可能有异动，因为那时王朝正处在“同光中兴”时期。孙中山组建试图颠覆帝国体系的兴中会正是在甲午中国战败以后。随后康、梁发动的变法远远越出传统意义上变法的边界，实际上是想以“西政”取代“秦政”，对帝国体系进行釜底抽薪式的重造。“百日维新”受挫后不久，便发生了义和团事件，接着朝廷启动了长达十年的“新政”。这一系列的变故与异动，使得中国政治偏离了原有的帝国政治的轨道，即要抛弃帝国体系，寻求全新的政治制度。随着对帝国体系认同危机的加深与“振兴中华”口号的提出，对抗、紧张、暴力、怨愤等由地方性、临时性的现象转为全国性、长期性的现象并模式化，改朝换代的思维被改朝换制的思维所取代，传统意义上的“革命”被赋予了新的意涵，即要废除帝国的专制政治体系，由专制走向民主共和，社会运动与政治对抗从此接连不绝，“毕其功于一役”逐渐成为大众期盼。中国政治由此步入了一个长时段的追求理想而又充满对抗的时期。
1. 对抗的表现
从对抗的主客体来看，可以归类为以下三类对抗：
（1）中国与西方的全面对抗
中国与西方的对抗，也表现为弱者与强者的对抗。如20 世纪以来发生的义和团运动、各种抵制洋货（美货、日货）运动、“五四”爱国运动、反洋教运动、工人运动（如1925 年的“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等）、“九一八”以来持续14 年的抗日战争等，1949 年以后的抗美援朝、1957 年中苏关系破裂后持续地反对苏联修正主义、60-70 年代支持印度支那国家反抗法国及美帝国主义等。
此种对抗到了毛泽东晚年才略有改观，主要表现为1972 年中日、中英建交和中美关系出现缓和的迹象。中国与西方大国的双边关系看似朝着正常化的方向发展。但，此种变化并非从根本上放弃与西方的对抗，而是希望中国跟欧美及日本加强战略合作，搞一条横线，这就是联合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条线”战略。
1957 年是中苏关系由亲而疏的转折点。是年11 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大会上，最后一次出国的毛泽东不赞成赫鲁晓夫“和平过渡”的主张。他说：“现在我感觉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1]但苏联不接受毛泽东的判断，中苏关系由分歧到对抗。基于此，毛泽东晚年有意扩大反苏力量。1974 年2月，毛泽东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2]中国作为第三世界的领袖，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支持第二世界国家反对超级大国干涉和控制的斗争。中国对美国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部分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重点打击苏联霸权主义，牵制苏联的扩张主义势力。
（2）中国人之间的政治对抗
此种对抗集中表现为各种政治力量、政治派别、不同阶级之间的对抗。自清末有革命党与立宪派、革命派和立宪派与朝廷的对抗；进入民国，有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集团与袁世凯北洋集团、国民党与后袁世凯时期各派军阀的对抗；国共合作时期两党与北洋政权的对抗；国共分裂后两党长期对抗，尤其是1931 年11 月毛泽东在江西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被蒋介石视为“国中之国”，故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继而发动五次大围剿；抗战期间两党虽然达成了第二次合作，但两党间、延安与重庆间的对抗并没有中止；抗日战争结束，国共两党展开了空前规模的内战。
1949 年以后中国人之间的对抗主要存在于无产阶级与剥削阶级（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政治路线方面的“左”和右及红与黑、无产阶级与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当权派、劳力者与劳心者之间。这些对抗通常掺和着“祖传的仇恨”[3]，为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毫不妥协，用毛泽东的话说是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将敌对势力干净彻底地消灭掉。中国人之间的对抗还反映在两岸关系、国共两党关系上，大陆方面始终坚持“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而台湾方面则是要“光复大陆”。
（3）现实与历史的文化对抗
现实与历史的对抗集中表现在文化领域。从清末的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战将、再到毛泽东“继续革命”年代的革命儿女，不断传递着反传统的接力棒。传统的历史、文学、艺术、哲学、宗教、习俗等被贴上落后、愚昧、迷信、封建、腐朽、专制的标签而受到持续的批判与清算，延续数千年的文字也因书写烦琐而被不断简化，甚至有人提出废汉字改用拼音，传统被妖魔化了。被毛泽东奉为“现代中国的圣人”[4]鲁迅在其杂文《华盖集——青年必读书》劝青年不要读中国书：“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看——或者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在此种思维的引领下，国人对自己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把自己的历史说成是“糟粕”，好似只是一堆罪恶的垃圾。
现实与历史的对抗最具表征意义的是反孔。从“五四”吴虞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到毛泽东提出“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万世师表”的孔子变成了民族的罪人、社会进步的路障。“孔家店，是没落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反动的破烂的思想武库，是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来进行复辟活动的黑店。1919 年的五四运动，给了孔家店以沉重的打击，可是数十年来，孔家店的幽灵却一直未灭。一切剥削阶级先是千方百计保护它，使它免于死亡，继则高唱挽歌为它招魂，使它复辟。”[5]
2. 对抗正当性的构建
其实，在20 世纪不仅中国社会表现为高度的对抗性，世界亦然。“在绝对意义上，20 世纪发生的集体暴力比过去十个世纪发生的还要多。”在1900-1999 年之间，世界上爆发了250 场国际的和国内的新战争。“大约1 亿人直接死于由政府支持的、由军事单位组织的集体暴力”，故而蒂利称20 世纪为“暴力的世纪”[6]。霍布斯鲍姆则将1914－1991 年人类的历史称之为“极端的年代”，但就一个国家而言，像中国这样长时段的高度对抗实属罕见。
对抗、冲突、暴力等何以延续？对抗的发动者总是认为自身的价值具有唯一的正当性，通过对抗，表达怨愤，以期实现正义的凯旋，达到自我价值的实现与巩固。如，拉登与美国及西方世界搞对抗，以“圣战”来证明其正当性。美国要消灭拉登，理由则是铲除恐怖主义。在此思维的驱使下，妥协、和谐、互动、共赢的空间是极小的，因为他们视对方的价值不具有正当性。
在20 世纪的中国，对抗正当性的建构与表达，大多与意识形态有紧密的关联，或者说特定的意识形态对不同时期的对抗提供了强有力的正当性支援，惟其如此，对抗大都具有社会运动的特征。
（1）中国与西方的对抗——“主义”之争
中国与西方对抗的表征是民族主义运动的持续高涨，但在这一表征的背后还隐含着先进制度与落后制度的较量。在世纪之交的转轨之际，中国人认为自己的帝国体系是世界上最陈腐的政体，但自共和制建立以来，重新建立的制度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至少在理论形态上足以与西方先进的政体比肩。
中国与西方对抗的正当性集中表现为“主义”之争。清末表现为反对列强、（民族）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孙中山时代尤其是国民党“一大”以后，表现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北伐战争时期的口号之一是“打倒列强”），继而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之间的对抗。概而言之，“主义”之争依次表现为民族主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抗。
给人类文明带来巨大变化的资本主义在中国从来就没有取得正当性。20 世纪初年“资本主义”一词从日本传入中国时即是一个负面词汇，它与贫富分化、恃强凌弱、尔虞我诈等有着天然的亲缘性。孙中山也明确排斥资本主义，他要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取代分配不均的资本主义。共产党人则是以消灭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为神圣的使命。
自清季严复将天演论输入中国，各种社会发展理论、进步主义、制度或文明的新旧轮替等支配着中国人的思维，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循着单一的轨道或秩序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7]。“天演之迹，进化之理，穷变通久之道，国于天地，莫或可逃，莫或能抗者。”[8]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五种社会形态说。
由斯大林归纳的五种社会形态、五种生产方式理论于30 年代后期传入中国后，为中西的对抗提供了更具理论性和权威性的支撑。1938 年斯大林发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年，他又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给出了一个权威的公式：“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9]此说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归结为阶梯状的演化图式（马克思从未对人类社会发展作此种机械的阶段性划分）。经由始于1941 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共产党人明确将自己的历史、现实及未来嵌入这一图式，对中国历史的叙事是：经过了原始、奴隶、封建三个时代，现实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出路必然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不仅成为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且成为民族的集体记忆。
总之，国共两党各自认为“主义”领先于过时的、充满危机的、没有前途的资本主义。由此，中国与西方的对抗也就是新旧两种社会制度、社会形态及文明实体的对抗。惟其如此，对抗具有天然的正当性。
毛泽东还揭示了弱者能够对抗强者的逻辑：“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让位给新生的小的力量。力量小的要变成大的，因为大多数人要求变。美帝国主义力量大要变小，因为美国人民也不高兴本国的政府。”“大，不可怕。大的要被小的推翻，小的要变大。”“力量小的，同人民联系的，强；力量大的，反人民的，弱。”如孙中山之于清王朝、共产党之于蒋介石、全世界人民之于美帝国主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10]。
（2）中国人之间的对抗——“革命”之争
此种对抗通常被赋予了民主与专制、进步与反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抗的意涵，凡此均可上升为或等同于革命与反革命的对抗，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叙事就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一切现代性均凝聚为“革命”。清末的革命党人与立宪派以民权、民主自居，王朝成了专制的代名词。进入民国，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与袁世凯及北洋军阀以及各地方军阀势力的对抗同样表现为民主与专制、革命与反革命的对抗。国共分裂后，两党均以革命党自居，并将对方妖魔化，以反革命或“匪”视之，将对方设定为革命的对象。
毛泽东早年就信奉斗争哲学，“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毛泽东晚年在总结一生成就时突出了两件充满对抗的大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几个小岛上去，“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11]。
革命、对抗是毛泽东一生的追求与牵挂。
中国人之间的对抗还与阶级学说有紧密的联系。阶级学说于“五四”时期传入中国，及毛泽东1925 年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后，阶级、家庭成分、阶级地位成了识别“朋友”和“敌人”、革命与不革命或反革命的唯一尺度。阶级学说客观上将社会成员划分成两个阵营，“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社会运动学者将其归为“怨愤理论”。
阶级学说对中国革命运动的生成与展开功效巨大。然而，到了1949 年以后，阶级分析法、阶级斗争理论继续支配着整个中国大陆，从而使得本应结束或弱化的社会对抗持续加剧，阶级斗争成为解决一切问题的良方。如，1955 年10 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再次把农业合作化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以期用社会运动的方式来加速推进集体化的进程。“拿过去一年国内的阶级斗争来说，我们主要做了四件事：一个是进行反唯心论的斗争(发动反对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一个是镇压反革命，一个是解决粮食的问题，一个是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在这四个问题上的斗争，都带着对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性质，给了资产阶级严重的打击，并且在继续给他们以粉碎性的打击。”[12]
“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在大陆耳熟能详、深入人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阶级关系、朋友和敌人的关系。敌人与朋友、革命与反革命、左和右、红与黑、唯物与唯心的对立，使整个社会趋于两极化。这样国内政治力量间的对抗、冲突、造反也就具有了正当性，而一切主张缓和、调和的主张则被扣上阶级调和论、不讲阶级斗争，轻则是右派言论，重则是反革命。如刘少奇的“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四大自由”（土地租佃和买卖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以及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等均被上升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在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思维的引领下，1949 年以来大陆的政治冲突与政治对抗从未停止，发展到极致的是全民深度参与的“文革”运动。
（3）现实与历史的对抗——“文明”之争
此种对抗的正当性同样是基于进步主义，即新制度必然要取代或埋葬旧制度，包括旧的文化。新旧对立有两个面向：一是追求理想与文明，二是“鄙视既往”，“既往”成了“文明”的对立面。1949 年以后，虽然完成了制度变革，但总认为旧的文化不可能随着旧制度的灭亡而进入坟墓，旧的思想观念是根深蒂固的，无产阶级文化与封建主义文化的对抗是长期存在的，消灭封建文化的任务十分艰巨。故而在思想文化领域不断发动各种名目的思想改造运动、大批判等，直至“文革”时期的“灵魂深处闹革命”。
此种“鄙视既往”的心态诚如1957 年“鸣放”时期无党派人士、教育部部长张奚若所揭示的：“历史是有继承性的，人类智慧是长期积累起来的。但许多人却忽视了历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条。他们把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看作封建，都要打倒。他们认为，新的来了，旧的不能不打倒。其实，我们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而他们对中国历史和新社会都很少了解。”[13]
自19 世纪末中国进入这样一个大对抗的轨道，各种社会运动接连不断，其积极的影响是赢得了民族独立、捍卫了主权的尊严，这一点非常重要。在那样一个“极端的年代”，整个国际社会都是在对抗中度过的，与列强的对抗不仅是难免的，且是必须的。接受合理的国家间的对抗，排斥国家内部不必要的对抗，这只能是一种后见之明。在那样一个民族矛盾、社会矛盾尖锐交错的时代要做到这一点恐怕并不容易，这不仅需要领袖的政治智慧，且离不开对经验的体察。
二、第二次转轨：化解对抗走向和解政治让位于经济
在毛泽东主政的末期，此种对抗渐显难以维继的端倪。1973 年邓小平复出后，显示出纠正“文革”路线的取向。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再次复出，纠“左”的力量逐步积聚，中国的政治发展轨道终于发生了根本的转向，即由政治挂帅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对抗（非友即敌）转向和解（和而不同）。30 年来化解对抗的努力同样表现在前面提到的三个方面。
1. 和解的表现及举措
（1）化解中国与西方的对抗
当今世界全球化的浪潮具有不可逆性，任何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世界，而要融入世界必须放弃只有对抗没有合作的思维。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毛泽东时代“备战备荒”、“时刻准备打仗”的思维，逐步让位于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
1983 年，邓小平明确告诫各级领导：“现在的问题是要注意争取时间，该上的要上。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14]可以说自此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开始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变。到1985 年，邓小平已经明确地形成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战略思想。“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15]同年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宣布裁军百万，向国际社会发出和解的信息，对西方世界的态度由“对抗”转为“开放”。随着1979 年中美建交，中国与许多西方国家纷纷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其后，虽然也有过短暂的紧张关系，如1999 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2001 年的中美撞机事件等，但政治领袖均能机敏地处理相关事务，力求在不失国家利益与维护国家尊严的前提下化解紧张关系。
（2）化解中国内部的对抗
1977 年底中央宣布恢复停止了10 年的高考政策，570 万人走进考场，阶级成分论逐渐淡出。70 年代末80 年代初，胡耀邦主政时期大量纠正毛泽东时代的冤假错案，对当事人落实政策，安排工作，数以千万受株连的无辜干部和群众得到解脱。自1979 年起，约3000 万在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逐步返城，无数破碎的家庭得以重圆。这一切均大大纾缓了社会的紧张关系，社会成员内心的怨愤得到有效的释放，受伤的心灵得到抚慰，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关系逐渐向正常的社会关系回归。与此同时，中央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宽松的经济政策，人们的注意力与精力逐步从政治领域转向经济领域，民众言论与行动自由的空间均在逐步放大，这也在相当程度上缓和了社会成员之间的紧张关系。
化解对抗也反映在两岸关系上，原先敌对的双方开始接触、互动。“和平统一”取代了“武力解放”成为首选的对台方略。1981 年9 月30 日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提出和平统一的九条主张，终结了30 余年的“解放台湾”的提法。中共十六大以来，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岸缓和的进程明显提速，并促成了国共两党领袖的会见。2008 年5 月28 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与国民党主席吴伯雄会谈时又提出“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的处理两岸关系的十六字主张，同年年底两岸期盼已久的“大三通”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3）化解现实与历史的对抗
相对于前两个对抗，化解现实与历史的对抗则相对滞后。在整个80 年代，国人痛定思痛，反思“文革”的教训，视“文革”为封建主义盛极的表现。1980 年邓小平代表中央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认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16]反传统的思维在80 年代一直在延续。
自进入90 年代，随着经济的稳步增长，综合国力的提升，国人的自信心也在复苏，由此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也在发生变化，现实与历史的和解明显加快，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呼声越来越强。古典名著均拍成电视或电影，古迹得到修复，传统的祭祀仪式得到恢复，祭孔、祭黄帝炎帝等场面越来越大，传统节日也不再视为迷信，自2008 年始清明、端午、中秋上升为国家法定的假日。最近十年历史题材的电视剧进入了一个空前的盛世。当年被毛泽东贬损的“唐宗宋祖”、“秦皇汉武”，如今成了荧屏上的主角。康熙大帝、雍正王朝、唐太宗、大汉天子、秦始皇等纷纷登场，且多成为颂扬的对象。各地电视台还争相效仿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开设类似的节目，研究传统的名嘴登台宣讲中国传统，弘扬国粹。
2. 和解正当性的构建
19 世纪末以来，对抗的持续与升级总是伴随着政治浪漫主义。政治浪漫主义在对抗时期突出表现为国人对强国梦的非理性的期盼。维新时期康有为向光绪帝进言：“大抵欧美以三百年而造成之治体，日本效欧美，以三十年而摹成治体，若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业定矣。”[17]20 世纪初革命党人陈天华坚信：“中国醒悟之后，发奋自雄，五年小成，七年大成。”[18]孙中山在民初也放出豪言：“以我五大族人民既庶而富，又能使人人受教育，与列强各文明国，并驾齐驱，又有强兵以为之盾，十年后当可为世界第一强国。”[19]顺此推演，也不就不难理解大跃进时期举国为毛泽东提出的“超英赶美”而痴狂，继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响彻神州。
脱离经验的浪漫主义所能依凭的恐怕只有激进的社会运动，通过持续的社会运动为人们提供不竭的精神支援。然而，激情终究不可能替代人们对物质的本能渴求。经由1978 年一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人们终于开始回归理性，直面现实，求证于经验。“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害怕实践的检验。”“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强权证明不了真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个革命政党的路线是否正确，同样必须由社会实践来检验。”“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勇于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现实的确切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20]这些在今天看来都是常识的判断，在当时仍有不少人认为是大逆不道。然而，经验的力量毕竟要强于无法兑现的各种口号。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虽然没有完全抛弃主流的革命话语，但其确立的以实践来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命题已隐含着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否定。从此，邓小平的“猫论”及“摸着石头过河”也就取得了正当性。此处的“实践”可以理解为英美政治传统中保守主义者所讲的“经验”。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柏克总是强调要以经验或传统作为行动的出发点。柏氏乐道“经验曾教导过我们”，强调用经验来检验现实。“英格兰的人民并不要模仿他们所从未试验过的款式，也不会回到他们经过试验而发现是灾难性的款式。”[21]
讲到“实践”，其实20 世纪中国的革命也是建立在“实践论”的基础之上。20 世纪初革命的发动，以实践证明改良主义（变法维新）在中国行不通相号召。辛亥以后的一系列革命则以实践证明革命不彻底为由再一次发动更为深刻而广泛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实践证明，软弱的资产阶级不能独立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而社会主义革命则以实践证明资本主义在中国行不通为提前的。这里的“实践”固然有部分的事实根据，但也有明显的工具论的色彩。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立论，更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与学理上的诘问。
历史的转折总是以一个特定的事件为标志，但转折本身总是呈现为一个过程。对抗之兴起如此，终结亦然。
1978 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从1979 年起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强调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一论断至少表明中央层级在观念上将逐步放弃持续了大半个世纪的对抗思维。
1981 年中共中央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党的文件形式彻底否定了“文革”。1982 年颁布的《宪法》，在序言中删除了“七八宪法”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提法，明确了“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97年修改《刑法》时，删去了反革命罪。2002 年十六大报告首次将“社会更加和谐”列为努力的目标，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告别对抗、追求和谐，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当然，对抗与和谐永远都是相对的，也是可以人为构建的。当下的中国努力的方向则是对已然的对抗用和谐的思维来化解它，而非激化它，更不是人为构建新的对抗。
三、是否存在第三次转轨？
前面讨论的两次转轨已成为实然，从应然的角度来看，当下中国是否要经历第三次重大的转轨呢？
2005 年2 月19 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指出：目前中国的社会是“发展的黄金期”和“矛盾的凸显期”。问题是矛盾是怎么产生的？如何处置？过去的30 年，党和政府的工作中心是经济建设（相对此前30 年的“政治挂帅”而言），造就了长达30 年、平均增速超过9%的经济增长时期。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客观上产生了新矛盾，就业压力越来越大、通货膨胀、贫富不均、分配不公等。惟其如此，早在1990 年邓小平就发出警告：“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22]
邓小平一代对19 世纪末以来漫长的革命道路记忆犹新。革命往往是由怨愤培育起来的，怨愤的增量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可能出乱子”。所谓“乱子”，其实就是社会动荡或社会运动。
人类的经验也表明，经济的增长与国家的长治久安并非始终相向而行，经济增长的时段总是有限度的。19 世纪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分析值得警惕，即社会大动荡并非总是发生在经济长期停滞的地方，而是经历过长期经济增长的地方，特别是经济增长一段时间后出现了拐点，法国革命即发生在这一时刻，这就是所谓“倒J 字型假设”。故而近年来学界有关“经济建设时代转向国家制度建设时代”的呼声越来越强。胡鞍钢教授早在2005 年就提醒当局：“党的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作为执政党给人民带来正面的利益，受到人民的支持与拥护；而在于当其不能给人民带来积极利益的时候，甚至产生负面的和消极的利益的时候，人民能够与之达成谅解，不起来推翻其统治。不要以为只要蛋糕做大就能够化解一切矛盾或危机。随着经济市场化和全球化，政府控制国民经济的能力会愈来愈弱，如果继续将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上，无异于把自己的命运托附于其他的力量。”[23]
如此说来，中国的确到了一个新的转型期，问题是转型是否必要？是否可行？
由“经济建设”转向“制度建设”的提法看似符合常理与普遍的经验，但未必充分顾及到中国的实情与特质。过去30 年的经验表明，经济建设固然是中心，但国家的制度建设并未止步。历史的经验表明，帝国时期的中国既没有民主的制度安排，也没有民主观念的传承，或“使民主运转起来”的社会资本。自清末转轨，历次重大的社会运动大多以舶来品“民权”、“民主”、“人民主权”、“人民当家作主”等为号召，民主也成了社会运动的催助器，以“民主”相号召的历次社会运动首先是摧毁既有的并冠之“专制”的秩序，结果是旧的秩序瓦解了，但新的秩序并不如人愿。从这个角度看，“文革”运动有其久远的历史根源。上个世纪70 年代末开始的第二次转轨，实施的一系列改革首先是一个秩序恢复与重建的过程，同时伴随着新的制度供给，这本身就是一个国家制度建设的过程，舍此无法想象会造就一个“发展的黄金期”。其实，自1980 年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始，国家的制度建设从未止步，但国家制度建设的现状与民众的期待的确有一个不小的落差。
综观先行者，现代国家的制度构建有疾有缓，这取决于一国的政治遗产、规模、经济发展的状况、实施国家建设所处的历史方位，从这四者出发大致可估量出推进国家制度建设遭遇到的阻力的大小。经验表明，阻力大宜缓进，阻力小则可速进；反之，要么欲速则不达，要么错失良机。以中国目前的情势判之，前进的阻力并不小，因应之策与其说是转轨或转型，不如说是在继有的双轮轨道上（经济建设与制度建设）稳步前进。换言之，通过30 年探索所形成的轨道与主题无需转换。
轨道与主题如常，但脚步不能停顿。就经济面而言，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给那些迷信市场的人上了生动的一课，但中国的市场化距离终点还有相当的距离，中国的问题是一方面要继续推进市场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加强对市场的监管，使市场兴利除弊，既有利于民生，又能保增长。就政治面而言，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迷信民主的时代，民主固然是个好东西，但经验表明，这一“好东西”是经过长期的试验与争议才被确认的，“好东西”不可能无条件地带来好的结果。20 世纪初至少是“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界的主流从来没有拒绝过民主，民主的价值问题在中国早已解决，但这远不足以使民主运转得很好，问题的关键是如何为国家的制度安排不断提供有益而又有序的民主增量。在制度安排上诸如权限的划分、权力的平衡、权力的授予、权利的保护、权力的监督、选举规则及程序、决策机制等，凡此，一方面要结合本土的实情从学理上加以研究，另一方面要在实务上进行模拟、试验，以期成熟推广之，在学理与经验的互动中为构建一个和谐社会而推进国家的制度建设。
注释
[1]《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年版，第291、299 页。
[2]《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北京〕《人民日报》1977 年11 月1 日。
[3]〔美〕西德尼·塔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吴庆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年版，第5 页。
[4“] 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论鲁迅》，《毛泽东文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43 页。
[5]史反修：《孔家店的幽灵与现实的阶级斗争》，〔北京〕《人民日报》1969 年7 月29 日。
[6]〔美〕查尔斯·蒂利：《集体暴力的政治》，谢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51 页。
[7]孙中山将人类文化生活进化分为三级：需要、安适和奢侈。《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364 页。
[8]李大钊：《民彝与政治》，《民彝》创刊号，1916 年5 月15 日。
[9]联共〔布〕中央审定：《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第137 页。该书在1939 年译成中文，并成
为延安整风运动中的学习材料，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1942年）中曾引用该书的文字。
[10]《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1956 年7 月14 日毛泽东同两位拉丁美洲人士谈话），《毛泽东选集》第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年版，第289-292 页。
[11]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版，第1781-1782 页。
[12]《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毛泽东选集》第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年版，第199 页。
[13]《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在统战部继续召开的座谈会上提出尖锐批评和改进工作的积极建议》，〔北京〕《人民日报》，1957年5 月16 日。
[14]《视察江苏等地回北京后的谈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25 页。
[15]《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105 页。
[16]《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334-335 页。
[17]《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222 页。
[18]思黄（陈天华）：《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民报》第1号，1905 年10 月。
[19]《在北京袁世凯宴席上的答词》，《孙中山全集》第2 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版，第419 页。
[20]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北京〕《光明日报》1978 年5 月11 日。
[21]〔英〕柏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年版，第34 页。
[22]《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364 页。
[23]胡鞍钢：《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5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