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管讲坛：赵宝煦学术基金"首场讲座"

民主的逻辑与民主的建设

主讲人：李景鹏教授

嘉宾：俞可平教授

评议人：王浦劬教授

主持人：徐湘林教授

时间：2016年6月7日下午

地点：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207室

内容

徐湘林：今天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北京大学赵宝煦教授学术基金讲座首场讲座在今天举行。我是主持人徐湘林，有点激动，没想到来了这么多朋友，场面那么热烈。

我大致简单介绍一下，赵宝煦教授学术基金是赵宝煦先生的弟子在赵先生90岁生日那一年所筹备建立的，主要是支持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当然这也是赵先生的一个遗愿，我们通过几年的运作，设置了这个基金下面一个很重要的项目，我们会定期不定期在北京大学举办政治学专门的论坛讲座。

*讲座现场-徐湘林讲授进行主持

今天是我们这个基金讲座的首讲，我们请到了北京大学荣休的著名政治学教授李景鹏先生。李景鹏先生应该跟赵宝煦先生是同辈的前辈学者，赵宝煦先生可能更老一点，赵宝煦先生在西南联大毕业，当年就学于政治学系，后来回到北京，在北京大学毕业之后在北京大学政治系任教。1953年院系调整，政治系被取消，直到改革开放才恢复重建。现在网上都在讨论政治学的发展历史，像王浦劬、俞可平教授和我，都是政治学重建的真正见证者。在1980年，邓小平同志批示说："中国有10亿人口不研究政治行吗?"所以就恢复了政治学学科，恢复了政治学学科之后，中国的政治学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国际学术交流从80年代、90年代一直延续至今。像赵宝煦先生和李景鹏先生都属于那一代对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学科发展、人才培养做出重大贡献的前辈学者。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李景鹏先生，来做赵宝煦教授学术基金系列讲座的首场演讲。李景鹏先生也是我的老师，而且我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李景鹏先生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李景鹏先生对学术思想的深入研究、理论方法逻辑的严谨等方面都有非常严格的要求，所以我在最早接受理论和方法论的训练是从李景鹏老师开始的。李景鹏老师当年还不断要求我们要重视知识的更新。当年国政系组织了政治学第一个班，1982年有15人毕业，当年8人留校任教。记得北大从1982年、1983年开始就开始接待国外政治学者的访问，有许多国际学术交流，有一回来了一个叫阿尔蒙德的美国政治学教授，到北大访问，想跟北京大学政治学同仁们进行一个学术交流。当时我们的政治学系教研室人不多，除了几位老教师就是我们几个留校的青年教师。于是，李景鹏老师和我们三四个青年教师在北大临湖轩，跟阿尔蒙德教授进行了二个多小时的交流。所以李景鹏老师虽然属于老一代的学者，但是他那种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知识更新的努力对我们的影响很大。这段历史回想起来还历历在目。

当然，这次会议我们还来了很多嘉宾，这里不一一介绍。我要特别介绍的是两位，跟我是同龄学者，他们学问比我做的好，名气比我大，尤其是在国内，国外也是一样。我有时候介绍他们两个人的时候，总不知道应该把谁排在第一、谁排在第二，我又没有能力同时说出两个人的名字。这两个人太厉害，他们不光是赵宝煦先生第一批政治学博士，而且后来在学术上那个的影响力了得。政治学术界有一个盛传，说中国五千年文明，有史以来本土培养的第一批博士就是这两位，两位同时入学、同时毕业。但是有一个好处，至少我发现两个人不是同年同月日出生的。今天我可以按长幼来介绍他们。第一位就是赵宝煦教授政治学博士之一王浦劬教授。第二位是比王教授年轻几岁的俞可平教授。俞可平教授现在是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国政治研究中心主任，他一会儿会做一个嘉宾发言。王浦劬教授现在是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所长，他将对李景鹏老师的讲座给予讲评。最后我们还有20分钟左右的时间做一个互动。今天下午是这么安排的。

下面请俞可平教授跟大家做一个致辞。

致辞

俞可平：李景鹏老师和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今天是赵宝煦学术基金首场讲座，首先我代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领导班子，对赵宝煦学术基金讲座开讲表示衷心的祝贺。

赵宝煦先生是我国新时期政治学的奠基人，刚才徐湘林教授讲到，改革开放我们政治学恢复以后，赵宝煦对中国整个政治学应该说起到奠基性的作用，也是北京大学两个学院的创始人，国际关系学院和政府管理学院。他一辈子从事政治学研究，也一直在推动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发展。在中国政治学领域赵宝煦先生创造了许多的第一，所以他去世以后他的学生、朋友、同事商量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弘扬赵宝煦先生生前所从事的政治学研究事业。最后我们就做出一个决定，成立一个赵宝煦学术基金。成立这个基金当然首先是要纪念赵宝煦先生对政治学所做的贡献，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基金来弘扬、传承赵宝煦先生毕生所从事的中国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事业。

*讲座现场-俞可平教授致辞

这个基金的成立经过好几年，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筹备工作需要做。今天下午的活动，应当说是赵宝煦学术基金隆重推出的首场活动，应该说对我们这个基金来讲非常重要。我们这个讲座首场主讲者是李景鹏教授。李景鹏教授不光是政府管理学院的元老，也是赵宝煦先生长期的合作伙伴和搭档。我记得我在做赵宝煦先生博士生期间，李老师叫做合作导师，所以也跟赵宝煦先生一起指导过我和王浦劬，由他来开讲应该是非常合适的。我希望我们的讲座起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希望他能够成为我们政府管理学院学者代表性学术成果的窗口，通过这个讲座把我们最好的最多的成果展示出去。同时更希望赵宝煦学术基金讲座能够成为国内外政治学研究，特别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高端的交流平台。所以我特别期待今天的首场学术演讲的成功。

最后预祝赵宝煦学术基金首场演讲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徐湘林：谢谢俞可平，下面时间就交给李景鹏老师。

*讲座现场-李景鹏先生讲座中

讲座内容

李景鹏：大家下午好！赵宝煦先生去世已经四年多，作为同事和朋友我也经常怀念他，每次到院里看见赵宝煦的铜像，在心理也默默跟他打一个招呼，我想这个系列讲座像刚才俞可平说的，可以把赵宝煦的学术事业延续。我作为他的老朋友责无旁贷要给他这个讲座开个头儿，但是至于水平是另外一码事，我觉得是抛砖引玉，以后的讲座会的水平会越来越高。

今天讲的是关于民主问题，民主问题应该说很难讲，多少人从不同的角度已经讲过很多民主的问题，能够发挥的空间已经很小了。所以，我讲这个问题可能是不自量力，就我一些粗浅的认识今天讲一讲，供大家批判。

我讲的这个题目叫"民主的逻辑和民主的建设"。

民主，应该说它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它，就会对它有不同的认识。所以民主在不同人那里是不同的东西。在有的人那里，民主是一种信仰，是可以为它做出牺牲的一种神圣的价值。在有的人那里，民主是一种制度，他可以帮助把这个权力放在笼子里。在有的人那里，民主是一种程序，可以帮助政治权力实现合法化。在有的人那里，民主是一种包装，它是掩盖政治统治本质的一个美丽的外衣。在有的人那里，民主是一种阴谋，它是敌对势力颠覆我们制度的武器。等等。总之，在不同的人眼里，民主是各式各样的。要让他们统一思想，是不可能的。为了客观地观察民主，必须从历史上民主产生和发展的历程来探讨民主发展的逻辑，才能弄清民主究竟是何物。

首先来谈谈民主的一般逻辑问题。

所谓，民主的逻辑是指现代民主的一些基本规律，民主的一般逻辑就是民主发展的一般规律，现代民主的历史逻辑就是现代民主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所体现出来的规律。

我首先讲一讲民主的一般逻辑，民主是和政治管理相对应的一种权力运营方式，在人类历史当中，民主从它产生的那一刻起，就是跟政治管理权力同时存在的。政治管理实际上就是政治统治，但是政治统治带有比较多的意识形态色彩，所以，在探讨民主问题的采取一个具有中性色彩的政治管理比较合适。政治管理的权力是自上而下运行的，而民主的权力是自下而上运行的。这是政治过程当中，两种不同的权力运行模式。但是，这两种权力运行模式并不是彼此孤立地平行地进行的，而是相互纠缠在一起的。不但纠缠在一起，而且相互之间有一种倾向，都想把对方纳入到自己的权力运行框架当中。政治管理权力把民主纳入到自己的权力运行框架当中来，就意味着民主成为政治管理的工具，或者说民主权力被政治管理权力驯化。而如果政治管理被纳入民主权力的运营框架当中来，就以为政治管理权力成为民主的工具。也就是，政治管理权力的驯化。

下面我讲讲这两种情况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运行方式。如果民主成为政治管理的工具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由于政治管理运行的框架是自上而下的，民主如果成为政治管理的工具它也就改变了民主自身的权力运行的方式。也就是说，民主基本上失去了制约政治管理权力的性质和能力。这样，民主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它就成为政治管理精英政治合法性的一个工具；第二它成为政治管理权力联系人民群众和与人民群众沟通的工具。从前者来说，民主权力表面上虽然还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运行，但是它仅仅保留了这种权力运行的形式，而实质上则是为了实现政治管理精英的政治合法性服务。所以，虽然在这种情况下，民主虽然保留着对政治管理授权的一种形式，但实际上它是遵循着政治管理权力的指令来进行授权的。民主作为联系人民群众和与人民群众沟通的工具，就完全失去了民主权力原来的性质，也就是失去了它自下而上这样一种权力运行的形式，所以民主一旦纳入政治管理的运行框架当中来，就成为政治管理的一统天下。而民主自身就只保留了形式，或者说留下了躯壳而失去了灵魂。

那么，当政治管理权力纳入到民主管理的框架中是什么样的情况，这时候的政治管理权力就变成了首先外部受限制的一种权力。首先政治管理的权力的存在，不能够自我规定，而必须由外部的力量，就是民主的力量来规定。也就是说，只有通过民主选举的授权过程它才能够产生。这样民主权力就通过直接间接的方式，干预和决定了政治管理权力的再分配。而这种权力的再分配必须按照民主的程序，定期、和平、合法、公平、公开地进行。其次，政治管理权力的范围和运行规则也是不能够自我规定的，而是要受到由民主程序所产生的宪法来加以规定和限制。第三,政治管理权力必须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各种各样的通畅的有效地渠道，使得公民能够合法、有效的对政治管理权力运行进行制约。第四,公民要有可以使自己受《宪法》保障的各种政治权利，向政府表达利益诉求，进而对政府施加影响。第五民主还可以通过公民的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来保证政府正确的政策的贯彻执行。

所以，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把政治管理权力纳入到民主运行的框架当中，并没有取消政治管理，而只是使政治管理的权力以及它的运行受到合理的限制，也就是使它驯化。这样就避免了政治管理权力的膨胀和滥用。人们平时所说的民主政治，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把政治管理权力纳入到民主的管理的情况，也就是把政治管理权力驯化以后的情况。

从上面分析的两种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如果把民主纳入到政治管理权力的运行框架当中来，也就是说用政治管理权力来把民主驯化，在这种情况下就既没有好的政治管理，也没有好的民主。这时候政治管理权力可以任意扩张和滥用，而民主就变成了它的工具。即使不是工具，至少也是无能为力，无所作为的。相反，如果把政治管理权力纳入到民主权力运行框架当中来，让民主把政治管理权力驯化，人们将得到一个好的政治管理，就是拥有适度权力，并按照规则运行的这样一种政治管理权力。

上面分析的两种情况，在现实生活当中都是存在的。在一个国家当中，究竟会出现哪种情况，并不取决于人们的愿望，而是取决于历史发展的具体进程，各种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对比，以及它们之间的博弈的状况。

第二、关于现代民主的历史逻辑。

现代民主和古代民主是完全不同的，它是建立在启蒙思想、反专制斗争和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民主。从西方现代民主发展的进程来看，民主首先是一种权力要求，就是对于在封建专制统治下，人们对丧失基本权利的状况的一种反抗。人民反对神权而要求人权，反对等级制而要求平等，反对压迫而要求自由，这样就提出了跟封建主义对立的各种学说和思想。并且在参照古希腊所实行的城邦政治的基础上，设计出现代民主制度，所以民主在近现代产生的历史背景，首先是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的对立物产生的。由于封建制所面对的包括新兴资产阶级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所以民主从它一产生起就获得全社会普遍的承认和接受。因而被认为是具有普世价值。

但是民主发展成熟是资本主义革命以后，这时候的民主主要作为资产阶级的政治合法性的工具存在，也就是作为国家的政治权力再分配的工具存在的。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各种政治集团的力量对比经常处在不断变化当中。因此，它们就需要不断的进行国家权力的再分配，但是国家权力的再分配往往会引起社会动荡，甚至于内战。这样就不会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也就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于是他们就寻找出一种办法，能够使得这个政治权利定期的、和平的、合法的、公正的、公开的来进行更迭。这条道路就是以不同党派为代表的各种政治力量相互竞争的一种制度。要想使得这个竞争不会变成你死我活的斗争，就必须保证这种竞争能够公开、公平、合法的进行。

因此，就必须使竞争的各个方面都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也就是说，都保持跟国家权力的相等的距离。为了保持等距离，在同一起跑线上，唯一的办法就是先把这个国家权力暂时存放在一个可靠的地方，大家都不要去怕它，谁都不可能利用它来使自己在竞争当中处于优势。这个可靠的地方就是作为整体的人民，也就是说让人民来行使对于竞争的裁决权利。人民选择的哪个集团，哪个集团就是优胜者就可以掌握国家的权力。而这种裁决的过程就是通过普遍的选举来进行授权的过程。

这样资本主义通过政治竞争的普选制，解决了国家政权定期的、和平的、合法的、公平的、公开的来进行更迭的问题。这样就使得每一届政府所积累的各种矛盾，通过定期的更迭得到个新的起点，或者说起到一个脱壳的作用，把旧的壳脱掉。从而不断的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补充力量。本来能量经过一届政府大大磨损了，通过这个更新就给他补充能量。

但是作为政治权利再分配这样的民主，不仅解决了资本主义统治合法性问题，而且还产生了巨大的外部效应。首先，人民在长期选举授权活动当中，逐渐培养出来一种主权者的观念。由于人民在政治竞争当中，处于裁决者的地位，所以相互竞争的政治集团都要讨好老百姓、讨好选民，一方面把选民捧的很高，同时对选民做出各种承诺，使得人民群众在形式真的感觉到自己是主人，这样就使得人民主权的观念在人民群众当中逐渐的扎根。其次，人民在竞争过程中的裁决权在竞争告一段落以后就转化为监督和参与的权利。由于资产阶级的权力再分配是定期进行的，所以即使在台上的政治集团也要考虑到下一届连任的问题，因此不能不接受选民的质疑和制约，这样就给选民提供了各种参与的机会和渠道。再次，资产阶级当年和人民群众一起反对封建专制而得到了这一切权力，在竞争中的民主制度下也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因为每个政治集团都需要在人民当中保持好的名声，而不愿意步封建专制的后尘，因此就必须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力和人权。这些就使得这些权力深深渗透在社会当中和政治生活当中，并且形成了一种政治文化，也就是民主的政治文化。正因为以国家权力再分配为目的的这样一种竞争性的民主，以及这些外部的效应，就使得民主不仅仅是资产阶级权力合法性的一个政治工具，而且成为人们普遍认可、普遍追求的一种价值。

所以，从前面分析现代民主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民主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工具，就是作为竞争性国家政治权力再分配的工具，这样一件事的决定性意义。如果没有这样一种作用，在反封建制度的过程当中所形成的自由、平等、人权和人民主权等等观念，以及人民对国家政治的参与权和制约权等等，都不会真正实现。更不可能在社会生活当中，在政治生活当中深深的扎下根来。

我们想一想，如果没有资本阶级各个政治集团之间不能不实行这样一种定期的、和平的、合法的、公正、公开的竞争性的权力再分配的事实，他们会尊重人民群众的自由平等权利吗？他们会把人民群众、人民的主权落实到制度当中来吗？他们会接受和保护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监督吗？所以，一切都取决于这样一种竞争性权力再分配的事实。

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如果一个国家把民主移植进来，仅仅停留在对于自由、平等和人民主权思想的一般宣传，停留在对于人民政治参与和制约一般的号召，停留在把选举仅仅作为各个阶层政治精英秘密进行政治权力再分配的工具，而不能把民主提高到政治精英定期的、和平的、合法的公正的、公开的进行竞争性的国家政治管理权力再分配层次来的话，人民群众作为最高权利所有者的定位，作为竞争裁决者的地位就没办法体现。这样人民群众的各种政治权力就失去了根本的保障，因此就很难真正实现，甚至于会落空。这就是现代民主成长的逻辑。

和现代民主成长逻辑相联系的就形成了民主的社会土壤，使得民主能够在社会土壤当中生根、发芽和成长起来。什么是民主的社会土壤呢？民主的社会土壤就是有关民主的一套意识形态。现代民主有它自己特殊的意识形态，包括理论、观念、信仰、偏好、思维定势等等，这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在西方是在一个长时期的历史过程当中，经过一系列的思想变革逐渐形成的，前后经历了二千年之久。

第一是关于民主理论的形成。在民主的意识形态当中，首先产生的是民主的理论。因为民主的理论是历史上市民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一个思想武器，在历史的变革过程当中，首先敏感的嗅到变革信息无疑是当时的一些理论家，他们看到新的生产方式的萌芽，促使旧制度不断衰败的时候，就激起他们的想象力进行理论创造。正是这种情况下有关民主的理论就不断的被创造出来，他们以古希腊的民主为蓝本，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创造出了现代民主的各种里。例如关于自由、平等、人权的理论，关于人民主权的理论，关于代议制的理论，关于选举的理论，关于政治竞争和政党的理论等等。

第二是民主观念的形成。在民主理论的启示之下就形成了关于民主的一系列的观念，例如第一以是个人为本位的社会观念；第二个人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第三是社会的进步取决于人们在思想上的差异性，意见的多样性，不取决于意见的整齐划一这样的观念。第四,任何多数都应该受到少数制约的多数，因而必须保护少数这样的观念。第五，人们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管理者必须是定期变动的，是可以撤换、可以反对，并且对选民负有责任和义务的观念。第六,政治上的各种问题可以通过讨论、协商、妥协、合作来争取得到正和博弈结局的观念等等。

第三是民主的信仰的形成。在民主观念的基础上，经过长时期的酝酿，人民便产生对民主的信仰，这种信仰作为一种非理性的东西，实际上是对民主的理论和观念起着巩固作用的，使它们更加深入人心，并在社会生活当中深深地扎下根来。这种信仰表现为，比如对一切专制制度的痛恨，对于一切违反民主事情的反感和不能容忍，视民主为生命，为保卫民主可以做出任何牺牲等等。

第四是民主偏好的形成。人们有了民主的信仰，就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一种非理性的倾向，这就是民主的偏好。这种偏好就表现在，比如把民主作为衡量一切政治制度好坏的唯一标准，以民主来划分政治阵营，把非民主制度的国家都划为敌对的营垒。对于非民主的国家要千方百计进行渗透和颠覆，并且把这个看作是促进人类政治进步的历史使命等等。

第五是民主的思维定势的形成，在民主偏好的基础上就产生了关于民主的一种思维定势，这样一种思维定势就是把民主看作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唯一选择，认为只要有了民主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认为应该不顾一切历史条件，向一切国家和社会推广和移植民主，认为非民主国家所出现的任何问题都是缺乏民主所致。等等。

这些有关民主的意识形态是如何在民主的历史逻辑的基础上形成的呢？

1.关于民主的意识形态。人们在反封建专制过程当中，对于专制制度对人性的压抑、对自由的剥夺，以及各种特权的深恶痛绝，这样就引起了人们对于自由、平等的向往。在这个基础上，就产生了基于自由平等的一系列的观念。

2.在反对封建专制过程当中，经济的成果，就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瓦解了封建特权，使人们逐渐产生了平等的观念。市场经济瓦解了人与人之间的从属的关系，使得个人获得了独立和自由。正是在人们平等、独立、自由的基础上使得社会脱离了集体本位，而产生了个人本位。

3.在市场经济长期熏陶下，交换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人们养成了交换的习惯，并且从交换中获得利益，在社会利益和政治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人们习惯于统一交换的方式来解决。在这个基础，人们便产生了宽容、协商、妥协的观念。

4.在竞争中人们逐渐形成主权的观念，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一些观念。

5.人们在长期争取权利和利益当中，不断强化利益意识和权利意识，使它深深的刻到人们的意识当中，并且渗透到社会文化当中，形成一种巨大的能量，使得统治者在任何时候都不敢轻轻易地侵犯它，这就使得天赋人权的观念在社会当中深深的扎下根来。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现代民主是沿着历史的逻辑通过长期的酝酿而逐渐的在社会当中生长出来的。然而对于后发展的国家来说，历史还没有来得及让他们从社会当中自然地生长出民主制度，就遇到了全球化的浪潮，所以对他们来说民主只能从外面移植进来。但是当民主被移植过来以后，根据现代民主成长的逻辑就决定了后发展国家的民主成长的过程需要一些基本条件的保障。例如：第一公民民主权力的宪法保障；第二政府对公民权利的尊重；第三政府对公民权利、公民参与要求的容忍；第四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妥协；第五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民主之间的实际联系；第六是人民制约政府的各种条件和途径的充分具备；第七民主程序的完善和程序的权威性的建立；第八，围绕民主问题的政治正确性的建立；第九，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养成，这个意识养成包括对利益矛盾妥协的精神，法治精神，就是对法的信仰、对派系的秉持，对民主程序的熟悉，对民主正确性意识形态的信仰的坚持等等；第十媒体权威的树立和作用的肯定等等。只有经过了长期的酝酿使这些条件具备，民主才能在这些国家当中顺利的成长，而在这些基本条件没有完全具备的时候，民主的建设会遇到各种问题、困扰，而很难真正实现民主。

第三，关于中国民主建设的曲折道路的问题。

首先讲一讲中国的政治传统和各种外来影响的博弈。

我们原来的政治传统是什么呢？就是下面这些，就是专制制度、家天下、世袭制、等级制、家长制、官本位、人治政治、关系网、科举制、君臣父子的、当官为民作主的观念等等，依靠原有的政治传统已经没有办法维持政治统治，于是便不得不从外面引进各种异己的政治观念、政治形式、政治程序、用它来改造原有的政治体制。

都引进哪些新的东西？

政治观念，人民主权的观念，自由、平等、人权的观念，法治与宪政的观念、公民的观念，纳税人的观念等等。

政治形式，包括共和国形式，宪法以及现代法律体系，现代政治权力（行政、立法、司法的基本关系），现代政府的基本结构，职位设置、基本运营形式等等。

政治制度，比如说民主制度、共和制度、选举制度、罢免制度、弹劾制度、任期制度、竞争制度等等。

政治程序，选举程序、立法程序、决策程序、诉讼程序等等。

此外，所有的现代政治词汇也都是从外面引进的，特别是从日本引进。这些从外面引进的政治观念、政治形式、政治制度、政治程序虽然是由资产阶级创造的，但却是代表现代政治，是任何一个想走现代化道路的国家都没有办法回避的。所以，它们被引进来是不可避免。但是所有从外面引进来的东西和我们原来的东西都是格格不入的。这些来自外国的东西在中国的土地上生不了根，就在空中飘来飘去，形成政治生活当中很多形式和内容、理论和实践、因然和实然、说的和做的都严重脱节，互相矛盾，这种矛盾从上世纪初一直影响到现在。

其次，在近代的中国不但面临着现代化的压力，还面临着革命的压力。中国人民在内部的封建压迫和外部封建主义帝国的压迫下，于是反帝反封建革命就成为比现代化更迫切的任务。为了革命，中国的仁人志士从西方引进来另一套理论、观念和制度，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理论。和这个相联系的是一套新的，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无产阶级一元化领导的制度等等。这些革命的理论、观念和制度，不但跟中国原有的传统是矛盾的，也跟先前引进来的那一套观念和制度是矛盾的，所以这些革命理论和制度，便一直处在和前两个方面的理论概念和制度的矛盾当中。这不但影响了这些革命理论和制度在中国土地上的扎根，也使得它的维持时时处在另外二者的干扰当中，变得非常艰难。

再次，中国现代国家建立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在革命急风暴雨的年代，使得现代化的问题被暂时冲淡，旧的传统也暂时被压下去，但是革命胜利之后，在新的国家建立以后，现代化的压力就变得越来越突出，而且没有办法回避。因此，新的国家也不得不接受诸如人民主权观念、共和国形式、民主制度、代议制度、选举制度、宪法制度等等，因为如不接受这些现代化政治观念、政治形式、政治制度，就不能以一个现代国家的面貌出现在世界上。但是根深蒂固的传统又没办法摆脱，必然要在政权实际运行当中顽强的表现出来。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在建立新的现代国家的过程当中，当然要将国家的结构和运行机制都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框架之内，就是把来自西方的政治理念、政治形式、政治制度、政治程序和中国的传统人治政治运行机制都给予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并且把它们调和起来，因此在基本接受西方的政治理念、政治形式、政治制度、政治程序的同时，又必须对其中的内容有所取舍。这就表现为：

第一，一个现代国家必须有一个宪法。1949年制定的《共同纲领》就是一个临时的宪法，到1954年召开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的宪法》，虽然中间经历一段曲折，但是到2004年宪法修正案为止，我们的宪法基本上反应了诸如人民主权观念、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法治、公民、纳税人等等观念。但是对于宪政的观念有所保留，因为宪政观念与党国体制有矛盾。另外把人民主权观念转化为一切权利为人民的观念，这样就把人民主权的观念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框架中。

第二，一个现代国家必须有作为现代国家的基本结构，就是行政、立法、司法之间的分别设立。同时，立法机关要采取代议制的形式，只是我们把代议制转化成为人民代表大会制，这样就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框架当中来。

第三，我们也吸收现代国家的基本制度，比如民主制度、共和制度、选举制度、罢免制度、弹劾制度、任期制度等等，只是排除了竞争制度。因为竞争制度和我们的党国体制有矛盾。同时我把民主制解释成为民主集中制，从而把它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当中。我们知道民主集中制是一种集中制，因为它除了民主本身的集中，少数服从多数，还要加上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体服从中央，所以它所强调是民主之外的集中。

第四，在政治程序方法，我们也吸收的现代国家通用的选举程序，立法程序、决策程序、诉讼程序等等，只是把所有这些程序都置于党的控制之下。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既接受了西方所创造的有关现代国家的基本观念，基本结构，基本制度、基本程序，同时又根据马克思主义对它进行了改造。

总体来说，中国的现代政治体制的建立是把三个方面的问题糅合在一起，第一方面是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第二方面是现代政治理念、结构、制度、机制等等。第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过去国民政权是把前两面糅合在一起，共产党政权是加强了第三个方面，能够把三个异质的事务结合在一起，确实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度智慧。但是由于这三种事务的内在矛盾，必然要产生巨大的分裂倾向，因此坚持下来要付出极大地努力和极的成本，稍有不慎就会解体。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体制的现实处境。

下面我再来讲讲社会主义民主的逻辑问题。

社会主义逻辑，基本上是把民主置于政治运行管理的框架之内。形成政治管理权力的主导一切的权力运行模式。人们把它称为全能主义的运行模式，这种权力运行模式形成是有着深刻地历史背景。

首先，在客观上有对一个强大的行政权力的需求。我们知道建国以后，起点是要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建立新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以及应对来自外部的威胁等等，这些都需要有一个强大的行政权力。接下来共产党人的理想是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建立在公有制和实现计划经济的基础上，而计划经济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行政权力是没有办法维持的。所以这样一开始就奠定了行政权力主导一切，从而把民主纳入到行政权力的运行框架当中的一个基本的格局，而且这个格局一直延续了60年到今天。

其次，长期阶级斗争政策的影响。由于我们在客观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急于从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急于消灭资本主义和私有制，便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势力划入阶级敌人的范畴，成为阶级斗争的对象。这样做的结果，在实践中就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遭到党内外不同程度的质疑和反对。而这种情况反过来证明了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于是就造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继续以革命的名义开展了长期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不仅仅需要一个强大的行政权力，而且在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民主的发展自然也被放到次要的地位，使它不可避免地被纳入到行政权力的框架之内。

最后，中国人的人治政治的传统和官本位的影响，人治政治是几千年来中国政治的传统，无论是儒家、法家，都是主张人治政治。这种传统正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模式的要求很相近，因而便被继承和延续下来，人治政治的观念是强调各级官员的作用，因而在这个基础上就形成了官本位的观念，而且根深蒂固，并且渗透在中国当代的政治当中。因此就造成了人民群众对行政权力的严重依赖，这样就使得人们习惯于不民主防治到行政权力的运行框架当中的情况。

所有这些历史背景就塑造了当代中国政治当中行政权力和民主之间的关系，这样一种特殊的模式。这种政治模式最大的优点，就是使政府具有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动员能力，就是所谓的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点已被实践所证明。正如一切事情都一分为二一样，我们把民主纳入行政权力的运行框架当中的政治模式也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使得中国的民主建设变得十分艰巨。

所以，总的来说中国的民主建设需要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我觉得我们建设中国的民主，需要做四方面工作：

第一，我们要培育一个适应民主发展的土壤，没有这样一种社会土壤，我们民主不能够顺利发展，即使移植过来也会走样。

第二，我们要编制一个能够把权力放进去的筐，把这个筐编织好。我们说要把权力进笼子来，这个笼子现在还没有，所以我们要编制一个能够把权力放进去的笼子。

第三，我们要研究怎么样才能把权力放进笼子来，权力不会自己进到笼子里，权力如猛虎，这包括有一系列的制度、办法等等。

第四，我们在发展中国民主的情况下需要创新，因为人类本身的缺陷，使得他建立的各种制度都是有缺陷的，没有一个是没有缺点的，完全完善的。民主也是一样，民主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到现在，它的很多缺点暴露的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已经逐渐显示出它那种老化、僵化的特点，因此需要对它进行创新，我们在发展建设中国民主过程当中，要针对民主本身的一些缺陷来进行创新，避免它的一些缺点，使他更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把这四方面做好，中国民主就能够做得好。但是这样一个工作恐怕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

最后还是一句老话，前途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谢谢大家！

徐湘林：谢谢李景鹏老师，这么多年没听老师讲课，再次听觉得依然是那么激动人心，给予那么多的启示。确实刚才李老师讲到的逻辑、西方民主的发展逻辑、历史逻辑和中国进入现代所遇到的各种挑战的分析，是十分透彻的。

我们下面请政府管理学院金安平教授给我们敬爱的老师献上鲜花。

*讲座现场-金安平教授为李景鹏先生献上鲜花

下一个程序是王浦劬教授对李景鹏老师的学术报告做一个评议。

评议

王浦劬：尊敬的李景鹏先生，今天是我的老师赵宝煦先生学术基金讲座首场，很正式。同时李先生也代表中国政治学新时期的一代奠基者，为了纪念赵宝煦先生，为了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为了中国民主科学、理性、法治的发展，给大家做了一次精彩的讲演。

按照会议组织者安排，让我对李先生的讲演做一个点评，我认为在赵宝煦先生和李景鹏先生老一辈政治学者面前，今天我承担会议主要任务的三个同龄学者，给我分配的任务最使人诚惶诚恐。因为徐湘林有着高度的政治智慧和技巧，他知道主持人是最光彩的，同时他也知道俞可平最适合做庄重的贺词，可是他不知道我其实最不擅长做点评，更何况在纪念赵宝煦先生，同时李景鹏先生博大精深的讲演面前，作为我晚辈和后学来评点先生，本身就有点僭越之嫌。但是任务已经下达，我就要前行。

对于李景鹏先生的讲演，应该说是先生几十年，甚至是毕生对于政治学理论、对于民主哲学，对于民主的建设、民主的发展，尤其是对于中国民主政治的现实关怀，这是一场高度理念、博大精深的精彩演说。

同时，他也体现和表达了中国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基本历史使命，对于国家、对于民族、对于人民和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发展的关切，以及中国政治学学科和学者肩负着的使命感和他崇高的价值追求。我不敢说评点先生的这些讲演，因为李先生的讲演我还要仔细、认真的回味和学习，刚才拼命的记录了五大张，这里面精髓还要进一步深入地细细体味。

*讲座现场-王浦劬教授评议

我听到先生的讲演如同回到了三十七八年前，我们刚进北大听了先生的课，我记得当时先生给我们讲的课是《科学社会主义》这门课，在科学社会主义当中先生用了相当的篇幅来阐述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民主的本质与民主的程序、民主的制度和民主的理念，民主的实践和民主的价值之间关系，使我们顿时茅塞顿开，具有醍醐灌顶的启蒙作用。虽然时光已经过去将近四十年，但是先生今天的讲演，仿佛带我们穿越了时光隧道，使我们看到先生的一以贯之的追求、学术和品格，并且日趋深化的一种思想。

先生今天的讲演，我认为是对昨天的研究和今天的研究以及未来的期许的一种概括。我概括先生的讲演，可以说今天的精彩讲演是五方面的基本关系，以及内在的逻辑的一种说明。

第一，先生的讲演表述和阐述了民主一般逻辑，如果把民主上升为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制度，是一种国家治理的一种现在形式，民主一般遵循的逻辑就是一种民主制度的逻辑。所以这个逻辑所表述的，本质上是民主与制度的关系。今天我们经常用各种现实的例子，甚至用模型，少数国家的民主失败来证明民主和制度，实际上是互不相容的。先生用他严谨的逻辑，说明了民主和治理的两种状态。当我们以民主作为立国之本的时候，民主不尽与治理相容，而且民主达到了优良的治理，也就是与我们俞可平民主与善治，善政与善治是高度相容。

第二，先生今天阐述的是民主的发生和成长的逻辑。就是民主本身，尤其是现代民主从什么地方来，它是怎么成长的，它是按照一种什么样的逻辑成长的。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先生一以贯之坚持和贯彻的社会经济基础、社会文化基础与民主之间的辩证关系。尤其是民主作为一种国家治理的现代政治形式，它跟社会经济活动的方式、跟社会所需要的基本的价值理念之间的密切相关性。所以民主的发生和成长的逻辑，内在的包含着民主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

第三，先生阐述了民主的成长内含着或者是外在需要特别的思想、文化条件。民主需要什么样的思想文化条件？实际上内含着民主的思想逻辑和民主的思想。

第四，先生在阐述了一般逻辑，成长逻辑和思想逻辑之后，进行了现实的关照，尤其是20世纪世界视野和中国视野，两个视野的关照。这其中在世界视野当中，先生特别回顾和分析了民主这种治理形式与传统，与我们所说的前苏联的斯大林传统计划经济模式之间的关系不相容性。民主本身经历了若干世纪的发展，经过千年的发展，跟若干社会政治主张相联系，发展到19世纪与科学社会主义相联系，但是到20世纪的实践中，实际民主又与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联系到一起，先生的主张所阐述其实是民主的制度逻辑，也就是民主作为一种国家治理的制度一以贯之的一般逻辑和制度逻辑，与科学社会主义高度相容，与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具有不兼容性。

第五，先生更深刻地阐述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具有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传统的国度当中，民主怎样发生，民主需要什么样的思想文化条件，民主怎样在我们传统文化土壤、背景，才能够生发出现代民主治理的新芽，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在这个意义把它理解为，它内含是一种民主的中国逻辑。

所以，先生今天总体的讲演，我个人简单把它概括为民主五个方面的基本关系以及内含的五个逻辑。这些关系和逻辑都是民主根本问题和基础问题，也是我们进一步发展民主，建设民主，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问题和基本路向。中国人一贯认为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尤其是人民民主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生命所在，既然是生命所在，我们首先要去弘扬、要去维护、要去光大我们的生命权。

这就是我对先生今天讲演的意义。也是借此机会，对我的导师赵宝煦先生和李景鹏先生，因为当年我念研究生的时候，赵先生是我的导师，李景鹏先生同样是我的导师（副导师），对他们两位虔诚的敬意和致敬，同时对各位出席今天的演讲会的老师和听众对过去先贤的纪念，同时对中国的民主实践和未来发展的强烈关注的崇高的敬意。谢谢大家！

徐湘林：实际上我和李景鹏老师合作是非常多的，我记得2000年李景鹏老师被日本亚细亚政治经济学会盛情邀请参加该学会的年度学术研讨会议并做讲演，主办方邀请当时在日本做访问学者的我去做演讲的评议人。到场之后，日本主办方就给我道歉，说她开始不知道李景鹏教授是我的老师，这在日本就犯了大忌的：学生怎么能评议老师的讲演呢。她还说可以再做调整。我说没事，我说一是我的老师李教授是个非常开明的教授，不会在意，二是李老师对我特别好，我上学跟着老师听课，老师讲课是启发式的教学，允许我们有不同的观点。

最后，感谢各位，感谢各位参加今天的讲座，尤其感谢李景鹏老师，85岁高龄在大热天里，与大家进行了二个小时的学术互动。谢谢。谢谢大家。

（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