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惊人大事，却有深刻变化。更加“大国化”的一幕——评1994年国际形势

1994年世界政治中并未出现特别引人注目又后果巨大的事件，但这一年国际关系仍然发生了某些重要的、有时似乎是静悄悄的变化。总的特点是，后两极阶段初期那种混乱、失控、无序的状态虽然并未完全消失，但在这种混沌的外表下已隐约可见新格局的走势。

多极格局逐渐明朗

美国力图继续在全世界各个角落，特别是各个热点充当“领导”。不论是中东和平进程的进一步推进，还是朝鲜核争端的解决，或是有关取消对伊拉克或利比亚的制裁问题，以及在波黑冲突解决方面的不同于联合国和它的欧洲盟国的立场上，美国处处显示出主导的意图。

俄罗斯在经过几年的动荡不定之后，逐渐确立了重新恢复大国形象、与美国保持距离的外交和军事战略。这在波黑问题、取消对伊拉克的制裁以及有关朝鲜核核查问题上均有明显表现。它在独联体内部加强“联络”和控制的意图，以及越来越注重势力范围的所谓新外交思想和新军事思想，表现出俄罗斯巨大的欲望和潜能。

德国是欧洲的“明星”。没有哪个欧洲国家不感觉到它在欧洲政治经济上的份量。例如它在欧洲货币体系和利率决定问题上的举足轻重，它倡导和鼓励的“核心欧洲”和“两种速度”运动，它在原属苏联势力范围的中欧建立的附属自己的战略疆域等等。连美国也不得不主动提高美德关系在美国的世界战略中的档次。可以预计，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德国都将是欧洲政治经济舞台上的最叫座的“主角”。

日本在亚洲也力图扮演“老板”的角色。它依仗经济、贸易和金融实力，一方面继续推行扩大经济影响的方针，另一方面在通向政治大国的道路上加紧了步伐。日本在今年可以说充分暴露了自己的“联合国情结”（即一心一意要担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中国的形势引人注目。中国经济增长率连续三年超出10%，为世界第一，国内市场向外部显示出几乎无限的吸收能力，使中国成为世界投资的主要热点之一和世界经济的新的有希望的成长点之一。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它在国际政治中的独立自主立场和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公正地解决各种地区冲突和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态度，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许。不容否认，中国在平衡世界力量格局方面所起的作用正在稳步增长。

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的是，在上述各极之间存在着多个双边和多边的复杂关系，比如美日之间、美欧之间、美俄之间，美日欧之间、美日中之间、美俄欧之间及美日俄中之间，等等。这些相互竞争、相互制约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影响着世界各个地区和许多国家的事态，使世界和平与稳定有了一种不同于两极格局下的新的状态。

大和平小战争

有一个情况值得重视：两个军事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和俄罗斯近一段时期分别奉行了明确的新势力范围政策。它是在两个大国消除了根本的政治意识形态对立的前提下出现的，其基础主要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观。

海地危机的“和平”解决，看起来是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和平努力的结果，实际上背后完全是美国一手操纵。美国不可能容忍在自己的“后院”出现任何对美国权势的不敬（更不必说挑战）。俄罗斯在经历了头几年的退缩之后，国内经济下滑的速度受到抑制，社会动荡局面有所平定。叶利钦政权又面临着国内各种民族主义和军工集团的压力，它们要求恢复俄罗斯往昔的世界强国地位。世人不难看到，去年俄罗斯的新军事思想的一个中心内容就是把原属苏联的区域看作俄罗斯的势力范围。这一点在今年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中得到有力体现。

从目前情况看，美俄两国上述地缘观多少得到了对方的默许和认可，并且事实上为其他主要大国所承认。正因如此，世界政治中出现了一种被许多人不无道理地称作“新霸权和平”或“多极霸权治下的和平”（相对于两极霸权下的和平状态而言）的趋向。其次一个重要情况是，美国和俄罗斯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战争边缘政策（也叫“危机边缘政策”）在今年屡屡奏效，似乎多少演成了冷战后平抑国际冲突的一种大国控制模式。比如，海地前军政府首脑塞德拉斯将军与美国人的城下之盟是在获悉美军大批战斗机已经起飞的条件下签署的，萨达姆的已经开赴科威特边境的“共和国卫队”是当美国、英国、法国的航母舰队和数万大兵抵达海湾的时刻后撤的。又如，俄罗斯对格鲁吉亚、塔吉克斯坦、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以及车臣等内部冲突导致战火蔓延的警告，不啻是制止当地危机事态扩大的最有效的“灭火剂”。俄罗斯将军们最终同意联合国可以在原苏联境内执行维持和平的使命，但条件是蓝盔部队必须由俄国军人组成！以美国、英国和法国军队为主力的北约部队，在以联合国军的名义监督波黑有关各方的停火时，采用了类似的方针。

保持强大的、占绝对优势的武力，尽量避免使用武力，但绝不排斥武力最后解决的可能，并且将这种选择昭之于众、警之于敌，这就是所谓战争边缘政策的基本特点和内容。与两极时代不同，对冲突问题最有发言权的若干主要大国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政策矛盾和利益摩擦，但在处理国际冲突问题时（尤其当不直接涉及它们自身的事件时）更多地采取了合作而不是对抗（或先提高要价再相机妥协）的方针，从而使现阶段的国际关系和国际和平有一层越来越浓厚的“共谋”与“多极霸权”的色彩。

大国确定规则

最能体现“共谋”与“多极霸权”事态的，是西方各主要国家（一定程度上还可加上俄罗斯）对有关国际交往的规则和议题的协商制定（有时是“一手遮天”式地决定）。这当然不只是1994年的情形，而是冷战结束后一个大的趋势，但今年似乎有许多事件可以对此加以验证。

比如，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历来是讨论当年世界重大事务、决定工业化国家的应对态度的一个重要场所，在1994年的那不勒斯会议上，第一次以“准成员”身份与会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竟然建议八国首脑应把这种论坛自觉地当成共同商定世界议程、掌握全球发展命脉的“大国理事会”。

再如，美国、西欧和日本现在已经在为将于明年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的领导人选展开紧张的内部磋商，以期从一开始便将这一新的重要国际组织的支配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人手里。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对于这样一些国际组织采取明显的要挟态度：要么依从我；要么我退出，连同我的资助。世界银行今年以来奉行的新贷款规定，也可视为一例。世人被告知，今后世界银行许多项目的贷款将与环保标准挂钩；符合环保要求的发展项目才有希望得到贷款，凡不符合要求的项目可能得不到贷款。听起来，这似乎是国际社会共同意志的体现，实际上它更多地反映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切身利益。

这种大国决定的事态和议事日程，已经并且将不断地影响和深入到国际组织和国际社会之中。

即将过去的一年，可能是国际关系更加“大国化”的一年；即将到来的一年，可能是大国角逐十分激烈、多极格局愈趋明朗的“多事之秋”。

原文来源：《世界知识》(京)1994年第24期 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