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从市民社会成长及其作用的角度，透视了当代中国外交的若干进步及其动因。文章首先探讨了有关研究的理论框架，之后分析了推进中国外交近二十年转型的内部社会原因，即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市民社会的兴起与影响；作者还特别强调了由理论界的新思考和传媒的广泛探讨带来的认同变化，将其视为导致中国外交进步的重要枢纽。最后，论文讨论了国际环境的压力、尤其是全球市民社会的影响，并且依据“学习理论”检验了中国外交决策的改进。

一、理论框架

从社会进步的角度研究中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把它置于“市民社会”的特殊分析框架下，委实有很大的难度。

首先，内政与外交的关系，对于任何分析人员都不是一个轻松的分析命题，在外国如此，对中国学者尤甚。主要是因为其中包含的函数关系和变量成分极不清晰，人们往往只能凭借推导甚至纯粹猜测。一个哪怕是看上去比较明了的外交宣示，实际上可能起因于众多的国内事件，受到多重的因素制约。比如，中美两国彼此对对方政策的调整，可能取决于美国国会的反华势力、亲台湾的院外集团的某个决议和活动，或取决于美国经济界受到对华贸易和投资不同影响的不同企业和领域的利益，可能取决于美国舆论和公众对政府对华政策的评价；同样也可能取决于中国方面类似领域中类似利益集团的类似看法或行动。问题是，对于研究者来说，不太容易梳理清楚，在这众多的制约因素里面，何者扮演更加重要、直接的角色，或者谁是始作俑者或中间人，它们之间的中介形态和机制是什么？不仅如此，众所周知，外交历来是一个神秘的领域，或者说是一个比较封闭的领域，用很多研究者的话说，它属于一种特权，“全部国际关系可以描绘成显赫人物或者由他们构成的集团的决策过程”（注：Fredrick S.Dunn,"The Scop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Stanley Hoffmann, ed.,Contemporary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entice Hall,Inc.,1960,p.15.）。在中国，“外事无小事”的政治要求更是一直起着重要作用，一般说来外交决策过程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进行的。有鉴于此，本文只能算一种初步尝试，与其说它能够证明内政与外交的特殊联系，不如讲它有助于展示其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理论上，国外一些学者曾经对此关系做过广泛探讨，比如最近由美国康奈尔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马修·伊万杰里斯塔撰写的论文，便专门聚焦这一主题（注： Matthew

Evangelista,"Domestic 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Change",in Michael W.Doyle andG.John Ikenberry ed., 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Relations Theory,Westview Press,1997,pp. 202—228.）。 美国著名外交家和国际政治学家基辛格博士早在60年代就曾写过题为“国内结构与外交政策”的长篇文章。他在文中仔细分析了国内结构对外交政策的各种作用，尤其是行政当局和官僚体制的各种内部需求及影响以及领导人的不同个性对外交决策过程产生的不同后果。作为当代现实主义流派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特别重视国家内部不同利益集团在对外政策上的作用及其机制（注：Henry A.Kissinger,"Domestic Structure and Foreign Policy",in Peter J.Katzenstein ed.,Reading inInternational Relations,Copley Publishing Group,1989,pp.170—189.）。基辛格指出：“（在外交）方针形成的过程中，任何社会都处于某种进化状态，其间受到看上去是矛盾的两种机制的来回作用。一方面，潜在的外交政策选择（方向），是受物理环境、内部构造、尤其是既往的各种抉择制约的。另一方面，进化过程不是笔直平坦的，而是透过一系列复杂的变量曲折表现出来，它们往往表现出最关键因素的力量和作用。虽然一个（外交）政策的出台有时给人以偶然性很大的印象，似乎它仅仅是单一力量的推动，但实际上，任何决策都不是孤立的行为，而是以往许多决定的总和，它们共同反映着这个国家的历史、传统或价值，透射出对国家生存的直接压力。反过来同样，有关外交的每一个决定，都限定了未来可能的选择范围。”（注：H.A. Kissinger,"Domestic Structure and Foreign Policy",p.186.）

国内结构及其各种成分的改变（包括它们间的力量消长），对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当权者对外部世界的看法，经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作用又会带来某些反作用，使原有的互动关系持续下去和更加复杂。例如，人口的增长、新技术的普遍应用和军事上的发明，可能使一个国家不由自主地在一段时间内打破旧的国际力量平衡，造成国际体系的深刻变动；在同样的国际环境和压力下，幅员和人口近似的不同国家（如90年代以来的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却有可能采取大相径庭的外交政策，同一个国家（如“团结工会”崛起前后的波兰）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外部环境中，也有可能呈现完全不同的对外方针和面貌；戈尔巴乔夫掌权后推行的“新思维”和“民主化”过程，首先给苏联国内政治社会生活带来历史性剧变，随后给冷战世界的两极结构造成历史性撼动，反过来，两极世界的结束又持续对俄罗斯国内的政治分化与经济波动及民族危机造成深刻影响。这些扑朔迷离的情况，自然增加了分析的难度，尤其是当我们仅仅选择国内政治社会中的某个主要变量（市民社会的成长），作为对外政策制约因素过程分析之“公分母”的话。

造成此课题研究困难的另一个原因是， 通常国际上使用的civilsociety vs.governance（市民社会与政府管理）的分析框架，对中国人来说基本上是一个舶来品，中国历史文化乃至近代以来的政治社会学词汇里，从来不存在这样一种对应关系和理论逻辑（注：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已有一些关于市民社会的著作问世，它们属于这一领域的第一批成果：如张静主编的《国家与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唐士其著《国家与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唐士其著《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与实践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邓正来等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据了解，这种缺失反映了东亚地区的一种特性，不仅在中国如此，在印尼、泰国及韩国也一样。别的姑且不论，单是civil society与governance 这两个词汇的翻译，在上述东亚国家及地区就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歧义与难度（注：笔者1999年4 月间到法国巴黎参加了一个由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主办的“市民社会与全球化”研讨会，其间与印尼、泰国和韩国的学者进行了广泛交流。如下两篇论文特别探讨了有关概念翻译及理解时的问题，它们是“Governance and Civil Society in Thailand ”（ by

Suchit Bunbongkarn）和“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 and Good Governance in Indonesia”（by Mochtar Buchori）。）。前者仅在中国就有“市民社会”、“公民社会”、“民间社会”等不同译法，而后者甚至至今找不出特别合适的对应中文词汇，只能勉强用“管理”、“治理”甚或“统治”等术语来替代。理论上讲，civil society 是一个近代概念，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崛起后出现的一个概念，它与市场经济培育的文明与法制（如产权意识、法人意识和政府被选举产生的意识等等）是分不开的，而这些内涵在中国传统的“民间社会”或“草根社会”等概念中就无法充分表达。同样，西方人所讲的governance，不只包含政府的行为（如管制与治理），还包括非官方因素（如非政府组织或跨国公司等）的作用。翻译上的困难，只是理解时的差异的一种外在表现。显然，我们的研究既要借用外国的分析工具，也要适合于中国的特殊情况。

对于幅员人口不等的国家而言，内政与外交之间关系的内涵是不一样的。比如，小国的外交很容易受到邻近大国的左右，或者直接取决于国际体系的变动。典型的事例有安道尔、圣马力诺、不丹等，它们不得不使自己的对外政策与法国、印度等国家相一致，哪怕国内事务出现了与之明显矛盾的要求、压力和呼吁。但对于中国、俄罗斯、印度或美英法这样的大国来说，情况要复杂得多：它们的外交既可能受到国际格局和国际形势的强烈影响，但也经常不得不服从于内政的需要和压力；对于这些大国的决策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将内政置于外交之上，既有必要，又有可能。从研究者的角度而言，这种情形既增加了研究兴趣，也增加了分析难度。它要求仔细梳理和说明，在什么情况下外交政策的变化来自于国内压力和变化，什么情况下此类变化仅仅导源于外部世界。

当然，对任何人来说，见到中国外交近二十年进步的一些事实还是比较容易的，也不难发现市民社会在中国生长的某些明显线索，问题是如何找出它们之间的联系。分析表明，一个国家外交的改变，可以有不同的诱因或来源，比如源于内部社会经济压力造成的改变（强迫性变化或者说压力性改变），或者是由于直接或间接的利益所致（即所谓“被赎买的”变化），或者是因为某些变化根本无成本或低成本（无代价的变化），或者是道义感的驱动和面子方面的考虑——就是说，外交决策者个人比较看重外部的评价，对国际社会的道义标准比较敏感（注：加拿大人、现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的江忆恩博士（Iain Johnston）在《中国参与国际体制的若干思考》一文里（发表于《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7期），对这几种可能性作了比较和分析。）。 本文主要研究第一种因素，即外交变化的国内来源，同时辅助性地扼要分析其国际来源，基本看法是：第一，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不可逆转地融入了国际社会，内政各方面如此，外交也不例外，不管有多少曲折与困难，这是一个总的发展方向和趋势；第二，如世界上所有国家一样，在中国，“国家行为（包括外交决策）、市场经济、市民社会”三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与互利关系，对它们的多层次理解，是把握市民社会与外交过程之联系的关键。第三，国际环境尽管不总是最重要的推动（或阻碍）因素，它对于中国国内外交方针与民间社会之良性互动的作用，无论如何是不可忽略的。事实上，没有外部压力的存在，不会有今天的中国外交。第四，改革开放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领导人和外交家，受到舆论和公众日益增大的压力，不管还有哪些不如人意之处，的确较过去更加开明和接近国际标准。

二、国内进步之上的外交政策调整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中国外交发生了重大调整与变化，比如：

——对于战争与和平问题有了新的判断与结论，认为世界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世界大战是有可能避免的，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发展是可能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中（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发表的邓小平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在1982年至1992年间的一些谈话内容，几乎多半内容与国际问题有关，其中，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分析占了很大比重。例如，“维护世界和平，搞好国内建设”、“和平共处原则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和平政策”等文章。）。

——新时期的中国外交不再同任何大国结盟。从70年代后期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适时转变，远离了早先的“一边倒”和后来的“一条线”政策，实行了“不结盟、不针对第三方”的新外交方针，更加强调独立自主、与所有国家发展正常关系的原则。

——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异同论亲疏，改变过去在不同时期曾经有过的“以苏划线”或“以美划线”的倾向，强调要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界限来建立与所有国家所有地区的正常关系，尤其是应当把这种关系奠定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

——对外尽力争取一个相对稳定和有利的环境，努力保障国内的经济建设和各项改革事业。以此为指导，中国调整了与越南、印度、韩国的关系，尤其是与俄罗斯发展正常友好合作关系。

——用“一国两制”方式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实践证明，这一创造性的方针表明了中国外交决策者的一种新的世界观，它也是中国外交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注：有关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可参见田曾佩主编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

以上变化，既有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适应，也有新的国内进步的推动。它反映出中国外交自国内改革开放以后的变革方向。

从70年代后期起，中国在国内政治生活中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政治方针，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把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注意力和工作重心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当代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中国外交的一个新的里程碑。1978年开始，中国广大农村打破了人民公社制度下的种种规定，实行以个体经营为内容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它使农民获得了劳动和经营自主权，极大地调动了生产者的积极性，迅速解放了生产力，成为中国农业改革和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这是一次真正的革命，是个人自由获得解放的过程。1979年以后，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建立“经济特区”的尝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引起全国各地的效仿。经济特区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学习（包括管理方式、引进资本和先进技术等）的一种尝试，它不仅打破了旧的生产力的束缚，而且打破了旧的教条主义和传统观念的束缚，使得人们对西方社会的看法为之一新。80年代初，在经济改革取得一定成效的基础上，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重要意义在于，对毛泽东作了历史的分析和评价，打破了人们的迷信，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推广以及在外交思想上重新审议传统的哲学创造了一种合适的氛围（注：有关近二十年中国内政方面的重大事件，可参见汤应武著《抉择：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的历程》，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中国的市民社会，正是在这种政治气氛和环境下逐步成长起来的。作为一种经济、社会现象，市民社会产生于市场经济的土壤上。市场经济在中国社会结构转化过程中成为重要的推动力，新的观念和思想的产生以承认个人的自由和法权为基础。在中国，“市场”确实成为“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重要中介。例如，新的职业一批又一批地从旧的体制内分离出来，不少农民成了城镇的新居民，一批中产阶级和企业家阶层崛起，越来越多的人建立了自己的经济实体、文化机构和社会组织。这些在改革中受惠的阶级和阶层，对于政治、财富和社会结构等，以及对于国际合作和国家间关系，有了完全不同于从前的认识。与此相适应，旧的“身份”及其意识加速退出中国历史舞台，新的称呼取代了旧的叫法。尤其重要的一个现象是，群众社团和专业协会发展得十分迅速，不论是在全国范围还是各个省市，它们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多地超越了传统的“工青妇”的助手角色。社会分化过程也导致决策分散化和社会自治的趋势，各地区和个人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在新的社会结构里，知识的水平、专业化的程度、信息的拥有等等因素，起着比过去大得多的作用。比如，在新闻媒介工作的人士受到了更多的社会尊重、拥有了更大的影响力，环境保护人士的工作得到更大的关注和支持。对外部世界感兴趣（更不用说有研究或有联系），在许多人看来，是知识、财富和机会的象征，成为社会地位和收入的重要标志之一；教授、学者甚至大学生所获得的社会心理评价就是一例。在新的社会构造下，政治家的权威、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威严以及政府官员和各级公务员的社会地位，与过去有明显的不同，公众对他们的批评和审视意识明显强化（不一定表现在官方公开的传媒上）。从理论上讲，正是由于上述变化，外交政策的制订潜含着受社会态度否决的可能，外交部门的人员受到的来自民众的压力也在增加。虽然正式的媒体表达这种公众意志的程度仍然不很充分，但在私下里、口头上、非官方场合，人们表达自己意志的空间却比从前大了许多。

伴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人们的社会需求和政治需求发生了相应的改变。比如，根据一份社会调查报告（注：《中国社会心理的演变》，《开放时代》1997年5月号，第124—157页。）， 广大社会公众不仅对幸福生活和个人自由有了更高的要求（年轻一代尤其如此），而且要求政府在市场化过程中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要求减少过大的收入差距，要求更加清洁优美的生态环境，要求遏制包括官员腐败在内的各种不公正的社会政治现象，要求更大程度的决策和信息透明度，要求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参与，要求在各级人大和政协机构里有更多的直接选举产生的代表，要求传媒更充分地反映民意，在基层更表现为要求直接通过选举产生基层领导人（比如乡村干部），等等。从社会学的角度观察，二十多年的改革与开放，不仅带来器物层面的巨大改变，创造出许多新的社会阶层，加速了社会分化过程，更造成人们观念和思想的深刻革命，带来广泛的社会自我独立和审视意识，这对中国融入国际主流社会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它在比较年轻的社会精英那里培育了不断变革和走向国际化的观念。决策者变得比较务实和开明，对外部世界的反应更加敏感。虽然总体的政治体制仍然处于一个改革和转变的过程，许多根本性的矛盾仍然未能得到解决；但原有结构内部出现了深刻的变化，公众的日益强烈的呼声已经越来越多地传递到决策层那里，成为不容忽视的变革压力。

环保意识的加强与信息网络的发展，是市民社会影响力上升的典型表现之一。民众的环保意识的加强，既造就了越来越多的环保组织和行动，也形成对政府有关环境的国际国内政策的有力制约。只要看看下面一些情况，人们就不难理解中国政府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后在国际社会采取的一系列有助于全球生态环境保护的行动，如签署核禁试公约和核不扩散公约、倡导彻底销毁生物和化学武器、积极参与有关遏止气候变暖的国际会议等等；实际上，这也是对国内民众态度的一种响应，是政府对环境与发展关系认识的提高。近几年，北京各种生态环保组织（如著名的“绿色志愿者行动”）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声势日益浩大，影响与日俱增，其组织范围包括各个家属区居民委员会和使馆区、城市内和郊区、大中小学和政府机关，其活动内容涉及倡导节水、节纸、节电、减少汽车尾气排放、提倡绿色食品、发展绿色技术、垃圾分类回收、救护物种和保护自然、植树造林和认养绿地、遏止沙漠和举报违规行为、开展环保宣传等（注：参见《“绿色志愿者行动”倡议书》，1999年4月15日《北京青年报》。）。北京最有名的民间环保组织有所谓“四大绿党”：“自然之友”、“地球村”、“绿家园”和“山诺会”。在近些年每年一度的人大和政协代表会议上，环保都成为最受代表们和传媒关注的焦点之一。很多人都知道，世界上工业污染最严重的十个城市有好几个在中国，他们也了解中央和地方政府正在采取强硬措施改善这种局面，如北京市政府近两年对汽车尾气排放采用了严格的新标准，禁止在市区范围内使用煤炭作燃料，控制各种工地的扬尘，对各种违反规定的行为实施严厉处置等。根据国家林业局1999年的一份全国性的调查报告（注：《中国首次开展公众森林生态环境意识调查》，1999年3月13日《北京青年报》。），城市公众中有73%的人表示自己在90年代对于森林保护、植树造林和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关注有所上升。78%的公众认为重大灾害和生态环境中的反常现象是自己关注度上升的主要原因，超过九成的人认为森林资源遭到破坏是导致1998年中国发生特大洪灾的主因，公众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者约有七成批评政府行动不力、改善太慢（注：《新闻调查：北京人的精神高地——市民环保意识调查》，1995年5月15日《中国环境报》。）。由于上述各方面的压力和影响，现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已没有一个官员可以像从前那样无视环保问题。过去中国人为自己拥有原子弹和氢弹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自豪，而丝毫不介意它们带来的污染后果，但90年代今天的北京，人们在谴责印度和巴基斯坦进行的核爆炸时，特别提到了包括核污染在内的各种后果，认为它们“与历史潮流和各国愿望背道而驰”。

信息的迅速传播与信息手段的迅猛发展，使得人们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渠道已经远远超出了从前，从而也使公众对国际国内大事的看法更有鉴别。中国的电信通讯事业进入90年代以来，以年均44%的速度增长。单是1998年一年就投资1700亿元，新增固定电话用户1800万，移动电话用户1 100万，相当于一年新建了两个印度电信网。9年内中国的电话普及率由1%提高到10%以上， 是世界上跨过这个阶段花费时间最短的国家（注：1999年6月8日《中国经济时报》。）。如果说，电话和电视只是国内公众了解和传播信息的主要工具，而且易于受到政府舆论导向的影响；那么，因特网则更多具有国际化、全球化的信息传播特征，更容易传达跨国界的信息与知识。从1987年中国“上网第一人”钱天白教授发出第一封电子邮件算起，中国的因特网用于公众生活仅十余年时间。在这短短的十多年时间内，中国因特网经历了可能是全球范围最高速度的增长，一直保持年均30%以上的扩展速度；数字化技术的普及，为计算机、软件、信息服务、网络和通信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卫星电视业已构成飞速发展的电视事业的重要内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已有三个中国自己的卫星网、上万个卫星地面接收站。1999年初中国因特网用户达到210万，年中达到400万，预计年底将大大超过600万。 这种情况，已被称作“中国互联网的加速度”（注：1999年6月5日《国际商报》和1999年7月15日《北京晚报》。）。另一个显著进步是，1998 年以来中国各级政府开始启动“政府上网工程”。截止1999年年中，国务院的46家部委和直属机构中，已有41家在互联网上建立了自己的主页、站点并定期发布信息。互联网不仅提高了政府工作效率，而且增加了政务透明度和民众及传媒监督的可能（注：1999年5月6日《北京青年报》。）。

网络的发展，大大开拓了民间的信息渠道，强化了对政府工作的监督。这一点在观察对外政策行为时同样有效。在1998年11月江泽民主席访问俄罗斯和日本仅几天之后，笔者参加了在北京市“三味书屋”举办的一次有关外交政策的小型茶话会，近百位读者与几位应邀出席的国际问题专家一道，就国际热点的时事政治展开演讲和讨论。令笔者惊奇的是，尽管外交部门和官方传媒对此次访问时两国间的严重分歧没有任何宣示，研讨会上仍有许多人对具体情形相当了解，并对一些官员的说法提出了异议。据笔者会后查询，批评意见多半基于国际互联网络的某些信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也有类似情形，关心此事的中国人（包括笔者在内）首先是从国际互联网上了解情况，尤其是各方的报价和最后的谈判结局。网络在中国的发展，确实增加了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并带来了无形的压力。

三、认同及其修正

90年代以后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和卷入国际化程度的逐渐加强，中国大陆从政治家、外交界和研究机构，到普通百姓和各种传媒，都对国际事务表示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和参与意识，各种观点的讨论明显增加，影响面也显著扩大。与过去有所不同，现在各种看法及其认同感的形成，不单是政治动员或“下达红头文件”的结果，而是政治、社会多种因素和声音的互动及结合的产物；而且了解国外动态、具有新思维的知识分子，在新的观念和认同的塑造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举一个例子。最近，由于科索沃战争、中国驻南使馆被炸、台湾海峡局势再度紧张、日美安保条约新指针的出台和战区导弹防御体系研究的推进、中美两国之间争吵的持续不断等事态的出现，中国人对世纪之交的国际格局前景产生了更加严峻的看法。上上下下出现的各种意见和争论，对外交决策部门产生了极大的调整压力；特别是随着在中国影响力首屈一指的《人民日报》副刊《环球时报》专题讨论的深入，这些意见的增多和压力的上升表现得更为明显。[中国：对策与选择]是这家报纸1999年下半年顺应时势推出的一个专栏，发表来自各方的对于当前国际形势与中国对策的见解。到目前为止，已有来自军队和地方各种研究机构的国际事务专家、海外留学生、作家、大中学生和市民的各种意见发表，涉及包括中美关系和中国与俄、日等国的战略关系，多极化和全球化，台湾问题，中国的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等受到广泛关注的话题。在笔者看来，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如人意之处，这个论坛议论的国际问题范围之广、争鸣程度和意见反差之大，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此外，学术界近年来加强了对“国家利益”和“全球化”等概念及问题的研究和重新定义，把这些在国际上受到重视的概念与社会本身的利益越来越多地联系起来。这是一个从社会角度重新透视、检验外交政策及其效果的理论过程。

对国家利益的讨论，可以视为改变或调整旧式观念及认同意识的一个典型事例。过去，按照传统和惯例，国家利益当然是由官方界定的，甚至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已经完成的工作。然而90年代以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开始冲破这一传统的束缚。例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阎学通博士指出：以往人们在谈论国家利益时， 混同了nationalinterest与interests of state的区别。与此相区别，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国国家利益分析》一书里，重新界定了国家利益的复杂构成、国家利益的各种分类以及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的关系，指出：“国家利益是个人利益的集合，但这不等于个人的所有利益都是国家利益中的一部分”；“每个利益集团都有各自的利益，他们的利益并不都与国家利益一致。”（注：参见阎学通著《中国国家利益分析》的第一章“国家利益的理论认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6页。 ）这本书获得了1998年度“国家图书奖”。

同样，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越来越不可分的观点，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逐渐成为共识。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中国的发展不可能脱离周边的环境和世界的走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少军指出，在国际政治中，讲安全是不可能把“国家安全”、“国际安全”和“全球安全”截然分开的，因为这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随着高度相互依存的世界体系的逐步形成，国家的安全已日益带有国际政治乃至全球政治的色彩。在当今世界，不存在与世隔绝的国家，所有主权国家都是“地球村”的一部分。国家的活动，与国际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由于通讯和交通的日益发达，以国家名义处理的任何事务，包括国家内部事务，实际上都变成了国际社会大舞台上的活动，都会立即引起国际反应（注：李少军：《国际安全警示录》，金城出版社1997年版，第30页。）。他的同事李东燕副研究员也认为：在新的形势下主权概念虽不会消失，但受到限制是必然的，中国也不例外；“在新的世纪中，在为解决诸如冲突、战争、犯罪、环境破坏、瘟疫等全球性问题时，我们将继续面临全球有效联合与维护国家主权的矛盾。由于各国实力和地位的不同，一些大国通常向弱小国家施加压力，在国际合作中表现出霸权主义行为，引起中小国家的反感和反对。但我们不能因为有差异、有矛盾而放弃合作，因为我们面临的许多威胁是全球性的。共同的威胁需要共同行动来对付。无论是大国小国，强国弱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合作是唯一出路，否则，受到损害的将是各国在主权范围内极力保护的利益。”（注：李东燕：《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0页。）

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也有类似情景。在中国，全球化问题的讨论自90年代初发端后，成为一股不可遏止的思想潮流，全球化的概念也由知识分子推广到了政治家和普通民众。90年代中期之后“全球化”成为中国报刊杂志的一个流行词汇，以致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正式使用了“经济和科技全球化”的提法，认定它“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近两年来，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波及效应，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各种探讨，以及科索沃危机的大量讨论，中国人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全球化的（正面与负面）影响。它不仅使国家的经济活动更加紧密地结合到一起，使政治与经济，外交与内政，经贸与安全，和平与发展等“对子”看上去更加难以分开，而且还加快了各国国内分化改组的速度和结构性改革的步伐，加大了各国政府治理社会经济的难度，加强了国际社会改善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呼声；它同时使人们认识到，经济的相互依赖，不仅可以创造巨大的财富和其它利益，还可以令准备不足、体制有缺陷的经济实体受到重创。泰国的严重经济麻烦，韩国的重创与重振过程，印尼苏哈托政权的倒台，这些邻国的经验教训给人们以许多经济政治的提示。总而言之，全球化的讨论使中国人把自己与外部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更多地用从外部世界获得的知识和信息评价本国的各方面的情况。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以及广义地说在比较发达的区域（如沿海地区），理论界、知识界的自觉探讨与民众朦胧的自主意识驱动的行动是相辅相成的，近年来数量逐渐增多，影响力也有增长趋势。比如，现在北京和上海有一些民营研究机构或半官方的研究小组或出版物，对内政和外交的一系列问题作了广泛探讨。它们的特点是：比较多地反映社会、民意和知识分子的意见，其中多数由著名知识分子主持或参与，具备相当强烈的独立审视与批评意识，大多有自己的出版物（刊物或书籍）或会内通讯（多半是不定期的），研究范围既有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化方面的重大问题，也有广泛的社会政治和文化问题，这里有些活动是小范围的、专业性的，有些是对公众开放的，甚至邀请一些外国友人参加。虽然从名称看，它们中多数是以经济事务为研究重点。其实不然。比如，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经过几年的发展，已成为中国比较有影响的经济研究所之一，天则所研究员的论文和评论受到广泛的关注。他们探讨的范围十分宽广，涉及社会和群众关心的众多现实和理论问题，如政治体制改革及其经验教训，企业转型与再造，政府电讯业改革方案，市场经济下的社会道德伦理，环境保护与公民意识的培养，外交决策与国际战略的方向，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海权，科索沃危机等等。天则所把每一次的双周讨论会的主题演讲和评论内容均印出散发，其中一些已产生较大影响。

在中国，民间社团和市民社会的其他成分对外交决策的影响，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及趋势。总体上概括，可以说是形态繁杂且逐渐增加，范围扩大但作用有限，呈现出逐步却稳定的发展态势。一般说来，它们主要是以间接而非直接的方式作用于外交过程，以“建言”而非批评的态度得以存在，而且往往通过非官方（最多是半官方）传媒而非权威的重要传媒表达自己的看法与思想，通常是在外交决策的边缘（如学术圈的研讨活动和著书立说）发表意见、产生影响，是补充、调整和修正既有的认同，而不是从根本上颠覆传统。从公众和知识分子对外交的影响方式及作用渠道看，多数知识分子是通过改变观念和“转换视角”的思想启发方式，帮助重新确认外交理论和实践的一些内容，采取的是一种“建设性姿态”。与之同时，大众传媒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在90年代初苏联解体之后，以中国青年报和北京青年报一批记者和编辑为主，展开了有关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的探讨，一些结论和建议受到主流传媒、政治理论界和有关部门的关注。与当时官方一些正式文件的“苏联剧变主要是西方图谋在起作用”的说法不同，这些青年记者和编辑认为，必须看到苏联内部经济的长期停滞不前和苏共的威望下降。与之相应，他们的建议也主要是在如何加快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增强执政党的活力和民众认同等方面展开。当然，人们不宜高估市民社会对中国外交决策过程的作用。第一，中国外交仍然受到严格的程序控制，外交部以外的部门仅能起到边缘性的影响，个人和民间力量更不用提；“外事无小事”，这句话在任何国家都有效，也许在中国这种有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国家更甚。第二，中国的市民社会发挥影响的主要领域仍然是国内事务，而在国内事务中又主要是经济和社会事务，国际事务、外交和安全事务的敏感度属于“层级”最高的档次，在多数情况下，民间组织和社团获得的外事信息仍然是比较有限的。有一种批评也不无道理：因为缺乏信息和长期停留在决策圈之外，许多持批评意见的人“不了解具体情况”，他们的看法“缺少操作性和可行性”。然而，总体上讲，公众参与和知识界批评给中国外交思想和实践带来了许多变化和进步。可以预见，这种影响是一个分层次递进的、长期的过程，只有随着国内政治的民主化和社会自主性的增强，外交受国内社会制约的力度才会增大；只有当市场经济彻底扎根，上述互动关系才会变得更加有力和不可逆转。

四、外部压力与学习过程

在考察市民社会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时，除了国内的层面之外，还应注意国际上的因素。改革和开放在当代中国是不可分的，没有外部的压力，就不会有中国国内业已发生的变革。

近二十年，国际关系中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与特征，“全球市民社会”便是其中值得注意的一种趋势（注：David Blaney,"A Frame of the Promise and Peril of Global Civil Society", for the presentation in CASS,May 6,1999.）。 新的因素包括那些与传统的国内政治相关的所谓“非国家、非官方”因素，如利益集团，民族宗教团体，科学家协会，政治人的网络等等。超国界的世界被越来越多地想象和接受，人们越来越多地为着跨国家的利益而组合和行动。各种传媒不断地提示世人，现在的全球经济深入到各个角落，给人展现的是一个“全球村”的景象；人类的环境依赖于单一的全球生态系统，因而不论各国之间有什么矛盾，大家必须同舟共济；而那些来自科索沃、刚果、卢旺达或索马里的难民潮，更刺激出一种全球的责任意识。这幅画面反映出一种值得重视的全球性压力，一种为各国的外交决策者不能不考虑的外部变量。传统国际政治的一个特点是，它基本上是一种国家间或者说政府间的政治，它的议事日程、内容和规则均反映出“国家利益”的主导性，一般说来它是排他的、自私的和受国界内的利益驱动的。新的“世界政治”则不然，它更多地或者说天然地具有一种反对“国别认同”的趋向，从内容到方式无不如此。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一体化以及信息业的迅猛发展，全球市民社会在国际事务中获得了日益增长的发言权。90年代后期的全球范围的禁止地雷运动即为一例，1997年诺贝尔和平奖被授予美国民间倡导禁雷人士约迪·威廉姆斯（Jody Williams），很能说明这一运动广泛的影响力。其实类似的运动还有很多，如国际上的反对建造大坝运动，各式各样的人权和女权组织，反对腐败现象的组织（如“透明国际”），提倡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生物和化学武器的各种民间组织，保护濒危动物、植物物种的组织，等等。按照《国际组织联盟》1993年年鉴的统计，20世纪初时国际上的非政府组织仅176个，到1972年达到2 173个，1992年超过27 190个，其扩展的速度十分惊人。在今天的世界上，这种因素仿佛是政府和私人公司这两种力量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它崛起的速度更快，尤其是它的道义力量更有独到优势（注： AnnFlorin&P.Simmons,"Transnational Civil Society — Introduction", a draftsubmitted to the Global Think Net Paris Conference,fundedby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pp.6—8.）。从根本上讲，它的意义在于，在全球性问题不断蔓延、全球一体化不断加速、传统的国家行为和私人公司行为对此却越来越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全球市民社会的成长和影响力扩大，适应了不同层次的对话和全球治理的需要。

国际间这种声音的增长，无疑是中国人在对外交往时不能不注意到的一个重要参照系。前面提到，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中国介入国际事务程度的加深，中国人的责任意识也在加强，它包含着对自身力量增长的潜意识、由政府的公开宣言带来的道德感和对国际呼吁的一定认可。不能否认，这里面既有积极的参与想法，也有传统的“面子”成分，同时不乏对利益得失的复杂计算；但总的说来，它反映出中国人对自身所处位置的重新定位，对国际社会某种新的承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认为：“这种状况似乎显示，中国在诸多政策选择中，国际形象是采取合作政策的一个关键因素。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不愿其他国家视中国为整个条约的绊脚石，因为条约本身是全球核不扩散机制的一个关键支柱。如果中国反对或挖这个条约的墙角以符合中国的军事利益，形象损失会十分巨大。坚持反对与中国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不符，这种形象得到了受到大多数国家支持的、享有很高法律地位和声望的国际安全组织的赞赏。很明确，中国的政策制定者相信，全面核禁试条约代表了军事领域里的全球性趋势，那就是各国的安全选择受国际法的指导。逆这一趋势而动的话，即使反对这个条约与传统政治观相一致，也会使中国‘负责任的大国’的自定义大打折扣，引至国际社会的严厉批评。”（注：江忆恩：《中国参与国际体制的若干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7期。）

学习理论告诉我们，任何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在内外的压力下，都可能处于一个不断的“学习”过程，其结果是政策的改善、调整或修正。根据这种理论，学习作为一种产生于以往经历的持续变化，既可以是一个新的认知过程，也可能是从政策的成败中自我修正的过程，还可能是一个产生新的推理判断的过程，而且领导人本身的代际变化也会加速或改变这一过程（注： George Modelski, "Is

World Politics Evolutionary Learning?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Winter1994.有关学习理论的不同解释，也可参见拙著《西方国际政治学： 历史与理论》第十二章“学习进化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54—480页。）。当然，环境的压力有时产生积极影响，有时也造成心理的抗拒。前者如加入联合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或地区经济技术合作组织；后者如受到外国制裁，遭到国际传播媒介批评，或参加各种裁军与军控谈判时遇到与本国利益的根本冲突。这些都属于“学习”的范畴，有助于外交家和政治决策者用更加复杂全面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工作。

这种理论同样适用于考察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化。当代中国外交，不仅包含如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样的里程碑式的转变（对国际国内形势新的看法和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新发展战略和国际战略），包含领导阶层在“六四风波”之后对国际压力的深刻感受和心理评估，更包括难以计数的许多较小的调整和改进。比如，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从1980年开始加入了联合国框架下的裁军谈判，开始时主要是想向国际社会表达一种参与的愿望和合作的善意，随着谈判进程的深入和对程序的掌握，也能够提出自己的建议，并在与其它国家代表的熟悉与合作中，最终劝说国际社会接受了中国的某些提法与建议（如《关于化学战剂的定义问题》、《关于遗留化学武器的建议》）（注：参见李巍岷《化武公约：中国的参与和贡献》，《世界知识》1997年第7期，第33—35页。）。 据一位了解内情的朋友讲，起初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甚至找不到合适的翻译，现有的译员只懂外语而不熟悉化学术语，对裁减武器方面的概念更一无所知。中国代表团先是派出外交部和国防部的有关人员参加裁减化学武器谈判，后来才加上化工部的代表，他们之间的了解与合作亦是一种学习过程。中国参与国际裁军谈判的次数、密度、强度和质量，均随着时间推演和认识深化以及国内需求的加强而增强。近几年，中国一直派出各种专家参加东盟地区论坛（ARF）的安全对话， 以及所谓“第二轨”的半官方性质的安全事务讨论。北京的“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中国委员会”不仅参加了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的各个分组活动，如“指导委员会”、“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工作组”、“跨境犯罪工作组”、“综合与合作安全工作组”、“北太平洋安全合作工作组”、“海上合作工作组”、“核安全与透明合作工作组”等，而且在国内组织了一系列会议和研讨活动。这些举动对观点的交流与理解、人际间的信任和沟通，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注：参见王杏芳、顾江鸣《推动世界裁军——中国与联合国裁军组织》，《世界知识》1997年第19期，第36—37页。）。

外交政策的学习，既是技术方面的熟悉与改进，也包含基本方针的充实和提高；既有对外部环境的适应与驾驭，也有对国内变化及要求的适应与服务，其涵盖面很广：市场化本身或者经济建设的要求，随之造成的社会分化压力，知识分子和传媒的理性自觉、审视意识，私人企业家的政治要求，社会公众在外部环境和信息影响下产生的新利益、新要求，整个国家在融入地区化和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新的整合压力，等等；兼具政府因素、市场因素和社会因素。满足各种利益、协调各种矛盾、解决各种冲突，以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着眼于“国际形势的稳定”，意味着这一过程必须放弃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尽量与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的步调相一致。这是一个典型的政策改进和自我提高的“学习”过程。

原文来源：《中国社会科学》(京)2000年第03期 第28-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