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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英文为"GEOPLITICS"）是一个老观念，至少在麦金德时代人们已耳熟能详，那位被誉为现代地缘政治理论奠基者的英国人，在距今近一个世纪以前为后世留下了广为流传的地缘政治名句：“谁统治东欧谁便控制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便控制世界。”今天的地缘政治形势虽然早已不是19世纪末的情景，麦金德的见解并未完全丧失其意义。本文讲的地缘政治之“新”，指的不是道理之异，而是格局之变。
“心脏地带”变迁的后果
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东欧的转向和苏联的解体，行用近半个世纪之久的两极冷战格局消失，世界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位于欧亚大陆板块之“心脏地带”的苏东地区的这一历史性改变，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个不难见到的事实是，它已经并且将继续挤压出新的“破碎地带”，为释放某些地区长期受抑的冲突潜能提供机会。最明显的莫过于巴尔干地区和今日独联体的格鲁吉亚、阿赛拜疆、亚美尼亚一带的战事。众所周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欧和东南欧地区曾产生了一些小国弱邦，它们似乎命里注定地要成为大国强国蚕食吞并的对象，成为新的列强争夺势力范围的筹码和牺牲品。20至30年代，人们把这些可怜的小国称为“被肢解废弃的弱小国邦”，把它们身处的区域叫作“小国群立的分裂地带”。而今，我们见到的是一幅似曾相识的画面：两极格局时期曾经固若金汤的东欧集团（它的典型存在形式是经互会和华约组织），现在完全分崩离析、树倒猢狲散；两大政治军事集团几十年的压制，致成了根深蒂固的离心倾向和独立意识；各国国内政治的不同特点，使新的外交方位迟迟难以定下，也使整个区域成为世界大国和地区强国竭力争夺的一块肥肉；经济转轨的不同模式和不同速度，造就了“顺产”、“难产”、“怪胎”的不同经济社会后果；当权者的优柔寡断或朝秦暮楚，令社会前进的国家钟摆在法西斯主义和左翼思潮两极来回剧烈摇摆；尤其是，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和宗教复归情绪在这个原本多种族、多教派、多文化的地区重新抬头，并迅速崛起为一股强大的世俗力量；大国强国的建立势力范围的企图和对小国弱国事态的频频干预，使矛盾更加复杂化和严峻化；……。在这种形势下，巴尔干地区出现了战后半个世纪中欧洲的第一次持续性的、有相当规模的战争，东欧也给曾长期稳定的西欧造成了“难民潮”和其他形形色色的严重冲击。这种局面绝不只是表现在前苏联东欧集团那里，如世人所见，在中亚，在近东，在欧亚大陆交接地带，以至在所有的“大陆边缘”区域，凡是在强盛和稳定国家或区域之间的所谓“缝隙带”，凡是在冷战后“未定型的”或转型中的地区，冲突和磨擦都有程度不同的表现。
其次，与第一方面相应，苏联的瓦解使世界政治地理已经、并且将继续发生重大裂变。无论承认与否、喜欢与否，两极时代的世界秩序之稳定程度相对来说是很高的，拥有大片领土、众多高素质人口、丰富自然资源、工业区带和强大军力的美国和苏联各自雄据一方、威慑天下，造成了事实上的“霸权治下的和平”。而多极化条件下的世界则趋于不稳定。从演绎上说，两极体制之所以稳定，其原因简单讲就在于这一体制内只有两个主要大国在争夺，而且这些大国总是要求本体系中的中小国家同自己结盟，后者的主权永远是“有限的”，因而也或多或少限制了它们自发产生的可能导致争端的权利要求。在多极体系下，威慑是不易保持的，实力的不平衡非常普遍，对强者实行威慑总是困难的。稳定系数的降低还有一个原因，在多极体系内，对于特定国家的决策者而言，其他国家的意志、对方联盟的范围、目标敌手的实力都更难以计算；联盟常常增加或失去伙伴，国际秩序经常处于变化之中。这种情况可能导致潜在的侵略者错误地认为他们可以通过战争或战争威胁来改变现状，甚至能在战场上速战速决，波黑交战各方就经常犯此类错误。总的国际稳定所以存在（当然不排除小的磨擦和局部冲突始终不断），其中一个重要前提，是各国──无论愿意与否──认可或接受现状（包括边界、领土、势力范围等等）的不可更动性。现在，这一前提已不复存在，疆界的变化更改在许多地方仿佛已是题中应有之义。
从地理学讲，世界各国现有的疆界主要有三种类型，即自然疆界、文化疆界和几何疆界。所谓“自然疆界”，指边界依从疆界所处的自然状况（山脉、沙漠、沼泽、森林、河川等等）而定；文化疆界系指边界按民族、部落、种族的区别隔离带而定的情形；几何疆界说的是边界划分根据纬度线、子午线、与地球圆弧平行的直线得出。目前，由于传统的霸权约束消失，在世界的许多地方，三种边界都出现了更动的趋势，其变化曲线主要依宗教、民族、种族、传统、心理的各种差异而波动。比较典型的有如非洲：在那块大陆上，冷战结束以前，44%的边界是按经线或纬线划出的，30%的边界是用直线或曲线的方法划定的，26%是由河流、湖泊或山脉构成的自然边界线，而文化疆界与自然疆界吻合的事例几乎没有；非洲有的国家内部有几百个部族（如尼日利亚，扎伊尔），有的民族则分布在好几个国家（如西非的埃维族分散在加纳、多哥、贝宁三个国家）。由于苏联威胁不复存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英法等国）放松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有些非洲国家也开始寻求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纠纷和领土争端，有的国家内部的不同种族、部落亦发现了改变居人之下的地位的机会，于是，我们见到了今天的争执不休、战事迭起的严重局面，冲突的潜能转化为冲突的现实。从全球角度观察，冷战结束二、三年来，联合国成员的数目已增加了二、三十个，而且，照目前这种裂变势头发展下去，未来二、三十年内全世界可能再出现上百个甚至更多的独立国家，象联合国加利秘书长警告的那样，单是非洲就可能增加数十个中小国家。下个世纪中叶的世界地图也许是今天的人想也不会想到的样子。
还有一点趋向不应遗漏：冷战的结束和苏联集团的瓦解，在打破旧的权力构造的同时，也形塑出一批新的实力中心和新的边缘地带，从而开始了后两极格局的建立过程。最典型的莫过于所谓一批“地区大国”或“次区域强国”的崛起和日益活跃，在一列长长的名单上，我们能够见到诸如日本、德国、埃及、土耳其、伊朗、叙利亚、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南非、巴西、墨西哥、印度、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澳大利亚等国的名字。它们在各自区域内或称雄一方、颐指气使，或四处援助、高举“义旗”，或合纵连横、打东拉西，或频繁倡议、呈“头领”相，……形成后巨无霸时代极富特色的“诸侯春秋”。由于传统的敌我友界限被模糊和受侵蚀，原来的东西方各自内部的凝聚力大大下降，旧式意义上的东西关系、南北关系或“西西矛盾”（一个新近时髦的词汇，指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主要是美国日本西欧之间的磨擦）也不似以往那样泾渭分明，因此你可以说，旧地缘政治所依据的政治意识形态“经纬线”已无法继续充当划分世界力量区域的基准，各国各地区都在寻找、发现新的位置和支点，以便对其注入新的“投资”或从中吸收新的力量来源。毛泽东曾经讲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句话，细细琢磨，慢慢品味，去其意，用其道，真真确确至理良言。
地缘政治的“新现实”
纵观两极格局终结后的世界，新的地缘政治的基础有哪些特点呢？或者说，各国政治家在考虑自己的地缘政治战略时必须面对什么样的新现实呢？以笔者管见，今天的人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处在所谓“三三制式”的世界政治地理背景中，它们是：
（一）出现三条冲突带或者说三条危机弧：第一条是以前苏联的主要势力范围中欧和巴尔干区域为主要范围的“破碎地带”。它影响到新俄罗斯帝国同统一后的德国及美英法等国之间、中西欧列强及其附属区域（如西南欧国家、低地国家、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中欧国家、东南欧国家）之间、一体化的欧洲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之间为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这里面最主要的变量，是捉摸不定的世界大国俄罗斯在可见未来的演化。笔者认为，俄罗斯正处于缓慢复苏阶段，大体上，已经可以看到叶利钦政权的三个新特点：政治上温和的专制主义，经济上温和的“休克”主义，外交上温和的扩张主义。所谓“温和”，意思是既不象从前那般咄咄逼人、粗鲁强暴，也非前两年刚解体时那样虚孱无力、一味退缩，而是刚柔相济、软硬兼施，平和地而又坚决地试图再度确立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形象。这种势头必然促发、加剧世界列强间的争斗，波黑残酷的局部战争仅是冰山的一角。
另一条冲突带，是沿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到土耳其和新成立的某些中亚国家（如塔吉克斯坦），直至近东和阿拉伯半岛，最后到达阿尔及利亚、苏丹等国的伊斯兰教“新月形地带”。象越来越多的国际事务专家指出地那样，伊斯兰新月地带正在成为国际局势动乱的新“震源”，它不但威胁欧洲侧翼，也对美国构筑冷战后国际新秩序的企图提出挑战。综观全球，伊斯兰教地区大都动荡不安，当今世界流血冲突最严重的地区多数与穆斯林教徒有直接或间接联系。阿以争端、波黑战争、阿富汗和塔吉克的内乱、索马里内战、库尔德人的独立运动等等，皆属此类。
还有一条是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斯里兰卡及巴基斯坦等国的新一轮残酷厮杀争斗造成的“热点群”。南亚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区域之一，又是种族、宗教、文化最多样最复杂的地带之一；历史的和现实的种种原因，使冷战时一度不太令世界注意的这一地区再度成为全球危机的重大策源地之一。这三条冲突带均处于麦金德所说的“世界岛”的边缘地区，涵盖了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和人类居住的最密集地带，涉及两大洋、三大洲、以及难以计数的世界战略地理要津和自然资源蕴藏区带。
（二）出现三大经济区，即以西欧国家为核心的欧共体经济区和未来可能的全欧经济圈，以美国为核心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未来可能的美洲自由贸易圈，以日本和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包括狭义的东北亚和东南亚）经济区和未来可能的亚太经济圈（包括美国和太平洋沿岸的部分美洲国家）。最近一、两年的世界经济中的几个重大事件充分显示了上述经济区的轮廊，它们是：欧洲联盟通过马斯特里赫条约；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共署北美自由贸易区条约；亚太地区14国首脑会晤西雅图共商区域经济合作事宜。这三大经济区各自的比较优势在于，欧洲经济区到目前为止最成型也最成熟，一体化程度最高因而享受其好处亦最充分；美洲经济区实力最雄厚资源也最丰富，美国独特的地理位置使之最有可能“利益均沾”，即在建立自己的经济势力范围的同时向太平洋和大西洋两面扩张；亚洲经济区的基石最庞杂，经济合作的水平最低，但它的合作形式最生动多样，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发展速度最快也最具潜力。“新”地缘经济的这种现实构造，决定了新的实力中心的分布格局和新的地缘政治的走向定位。
（三）出现三种文明的互动，即以欧美为基地的基督教文明、以阿拉伯世界和中亚一带为活动范围的伊斯兰教文明和以东亚地区为中心的儒教文明（这一概念似乎得不到所有国家的共识，但它多少比“东方文明”的表述略胜一筹）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作用既包括竞争、磨擦和冲突，也含有合作、融通和妥协；片面强调某一方面，容易得出对未来的错误预见。这三种文明所依存的三大政治地理板块（同自然地理有相当的一致，虽然不完全符合），构成未来几十年甚至更长时期中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人类政治活动的主战场。“基督教板块”以西方创始的市场制度、法制文化和个人主义为根据，它支配世界体系至今已四百年，而且仍有可能继续占领统治地位一段时间，但它的由盛极及至衰败的进程目前已初露端倪；“伊斯兰板块”正在经历一次新的剧烈运动，造成动荡的原因既有原教旨主义的挑战，又有改革宗教及政治体系、与世界其他部分建立更平和更协调的关系的要求，还有来自外部、主要是西方国家的多方面压力，它有时表面的主动攻击性，不过是内在紧张和担忧感觉的某种外化；“儒教板块”属后发工业化区域，政治上制度化、法制化程度仍然较弱，国家主义、政府导向、强势人物等等，既是这一地区发展的特点、优点，也不可避免地同时是缺点、劣势，但它目前正处在上升期和成长阶段，创设新的发展模式的前景被世界有识之士看重看好。
100年前，当世界行将进入20世纪之时，麦金德教授以政治地理学者特有的视角和口吻告诫人们：“政治的进程是驱动和导航两种力量的产物。这种驱动的动量源于过去，它植根于一个民族的特质和传统的历史之中。而今天则是通过经济的欲求和地理的机遇来引导政治的去向。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些不可抗拒的力量。”一向尊崇先哲智慧的中国人，不应当忽略他的揭示。
1994年9月9日
原文来源：《东方》(京)1994年第6期 第26-2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