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金融危机的出现，给我们许多深刻的启示。中国作为亚洲的一员，又是迅速成长的发展中国家，因而我们不能不结合周边地区的实际情况及其经验教训，对全球化与国家发展的关系加以认真思考。
从目前情况看，中国之所以没有直接受到东南亚金融风暴的打击，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一点在于，中国目前的金融结构、外贸结构以及经济规模令国际金融投机集团难以下手，比如，迄今为止我们的金融体系还没有完全对外开放，外资银行在我境内银行中没有股份，也不能直接经营人民币业务，尤其是人民币还不能直接兑换。因此，外资集团既没有股份可卖，也不可能在我国内各银行间大量拆借。虽说我金融监督管理体系也不很健全，但监督有限的几家有业务往来的外资金融机构在华活动还是比较容易的。中国有外汇储备1400 亿美元， 而外债总额约1200亿美元左右，此外每年中国还要吸收好几百亿外资，听上去，还本付息是一个问题，尤其当某种传言和恐慌来临的时候；然而，看问题不能只看引进外资的数量，而应当看外资的结构。中国这方面与东南亚一些国家非常不同，例如在泰国和马来西亚，大量外资投入了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俗称“热钱”或“飞燕式投资”，它们来得快，但一旦有问题时也逃得快。而中国最近几年（1994—1997年）引进的外资中直接投资的比例占85%，外资企业的产品占中国出口商品的50%和涉外税收的13%，相对说来这些直接投资的厂房和设备都比较稳定，不是明天说撤就能跑得掉的，直接投资对金融危机的反应有一个较长的滞后。从一些指标可以发现，中国的金融结构相当稳健，有的在外界看来可能过于保守：外汇储备与短期债务的比例，国际警戒线为80%，而中国外汇储备是短期债务的5倍多，短期外债不到外债总额的20%； 外汇储备与支持进口时间，国际通行标准是3—4个月，而中国可以支持7—8个月以上；外债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国际警戒线是50%，中国还不到15 %；中国近几年根本不存在经常项目逆差，外贸的年年顺差使外汇储备量持续上升；有人批评说，中国外汇储备过高，经营不得当，当外贸有了盈余后，居然把许多外汇都放在短期存款项目之下，没有发挥“资本生利”的功能。另外，外国直接投资加经常项目逆差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越高，接受投资的国家越不会因资本突然外流而遭受损害，该指标的国际警戒线为－2.5%； 墨西哥前几年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最近一段时间都是负数，而中国则在+5.7%以上。（注： 参见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答记者问，载《金融时报》1998年3月8日。）这里面最重要的，是经常项目顺差和短期外债所占的比重，中国近些年在这两个数字上均保持良好的记录，使得外国金融投机资本很难占便宜。此外，还有一点或许是有些人没有注意到的，由于对中国经济前景看好，尤其对中国规模巨大的市场看好，很少有外国资本家愿意在短期投机上与中国人交恶，尤其是跟中国管理部门“过不去”，西方资本即便暂时占不到什么便宜，也绝不会冒风险“拿鸡蛋碰石头”，失去在这块大陆长久立足的机会。
然而，对于中国人来说，真正能够自立，首先需要自强。中国目前没有遭遇东南亚一些国家经历的金融危机，并不等于中国没有问题。恰恰相反，按照笔者的看法，中国只是目前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不够，国际化程度不高，才免于遭受东南亚式的危机，但中国整个经济的市场化和全球化又是我们不可能不走的一条道路。由此观察，中国现有的金融体系，以及广义地讲中国整个市场经济体系，仍然要经历很多风险。所以说它是有风险的，最严重的有两个表现，一个是国有专业银行不良贷款（1996年的数字已超过8000亿人民币）所占比例很高（20%以上），（注：王书杰：《我国金融市场的潜在风险》，见《中国国情国力》杂志1996年第7期第18页。） 里面相当一部分贷款以拆借和信托放款的形式用于房地产、证券和期货投机；更为严重的是，我国现有国有企业中有40%以上处于破产边缘，国有银行前些年的“政治贷款”（也叫“安定贷款”）基本上属于收不回来的“坏账”。而这两个问题又与我国经济体系从传统模式向新的市场经济模式转换过程的没有完结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这一过程中断或停滞，在中国爆发危机的可能性不会小于泰国或韩国。
因此，中国金融体系的进一步改革开放，以及整个经济管理方式的进一步改革开放，才是保障国内政治和社会稳定的标本兼治之策。关于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方案，已经可以见到一些端倪。应当指出的一点是，中国的银行改革，与政治体制的改革是不可分的，因为所有银行几乎都是官办银行，银行经理差不多等于国家干部或国家委派的干部，银行无论怎样亏损，只要政府不点头，就不会“破产”或“宣布破产”。所以，看上去奇怪、实际上不难理解的一个现象是，一方面许多银行表面上说自己亏损，另一方面它们的办公楼盖得比谁都豪华气派。因此，光追究企业不还贷款的责任，或者光说银行经营方面的问题，都不足以找出中国金融银行体系改革的主攻方向。显然，政府与银行业关系的重新思考和定位，依据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建立符合现代金融体系自身发展规律的管理方式，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在所有新的政策性调整措施中，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重新思考建立企业大集团问题，一是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问题。
在此次危机爆发之前，中国企业界、经济学界和一些政府部门曾经多次酝酿建立类似韩国的企业大集团，使中国企业“纵向联合、冲向世界”，不论具体想法如何、数目多少（有的说是100家，有的建议500家，还有的希望1000家），这些涉及钢铁、造船、纺织、机械等以制造业为主的企业集团，都想瞄准三星、大宇、现代等韩国工业的“世界后起之秀”。然而，危机的现状却告诉世人，韩国模式有它特有的缺陷：长期以来，韩国的经济命脉掌握在为数不多的大财团手中，它们依赖政府和银行，大举贷款（许多超大企业集团的负债比率远远超过国际平均警戒线），迅猛扩张自己的经营地盘，造成企业摊子过大、举债过多、呆账如山的严重问题，最终在危机的环链断裂时因无法还债而纷纷破产（1997年以来已有7家位居前30名的大集团宣告破产），给企业本身、 社会和国家均造成无法挽回的可怕损失。反观我国的台湾地区，由于经营以中小企业为主，高科技成分又较多，加上经济管理部门干涉得当，结果就没有被此次亚洲金融危机过多困扰。我们周边的这些事例从正反两方面提供了许多宝贵经验教训，使中国改革者学会从新的角度，更多地思考企业经营战略、政府管理方式、市场机制的利弊以及政治经济的复杂联系等问题。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期以来，由于反思水平的提高，无论企业界、经济学界还是政府部门，对于建立企业集团的问题，有了更加符合上述教训与启示的态度，关于建立国际大企业集团的倡议变得谨慎得多、细致得多，新的思考更多地与市场效率联系在一起。（注：参见陈华：《韩国一些大集团破产的启示》，载《经济日报》1998年2月14日；丁斗《韩国金融危机和韩国大企业》，载《国际经济评论》1998年第3—4期。）
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周边一些国家的货币竞相贬值。因此，有不少声音说，中国政府也会让人民币贬值，以维持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听上去，它似乎符合经济逻辑，但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应当看到，人民币的贬值与否，既取决于国内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和央行增加外汇储备的购买数量，也取决于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还取决于中国政府对一系列内外因素的综合考虑。1997年中国对外贸易顺差超过400亿美元， 资本净流入约340亿美元，国内外汇市场供大于求， 央行从市场购入外汇折美元348亿。（注：引自李岚清副总理在1998年2月1 日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中国经济研讨会”上的讲话，载《经济日报》1998年2月2日。）中国政府宣布不让人民币在一段时间内贬值的决定，首先来自于对国际收支状况的信心。其次，反过来讲，实行贬值，有可能造成一系列的负作用：人民币贬值肯定会引发亚洲地区新一轮贬值浪潮，结果是“零和游戏”，谁也得不到好处，反而一齐受损。而且，国际金融界和舆论界极有可能认为中国搞的是“以邻为壑”的政策，从而加剧所谓“中国威胁论”。亚洲其他货币的贬值是危机的产物，是被迫的，而人民币的贬值会像去年台币的贬值一样，被人怀疑是有意的、甚至不怀好意的举动。人民币贬值也会给中美经济关系甚至政治关系蒙上阴影，不利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尤其是，人民币贬值将加剧对港币的压力。港币自去年10月下旬受到东南亚金融风波的影响以来，短期利率急剧上升，股市地产惨跌，至今仍未完全摆脱险境；人民币的贬值将会在市场心理方面动摇人心，使港币孤立无援，对维系它的联系汇率制度、保持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稳定产生消极影响。这是中国政府极其不愿见到的，所以朱镕基总理讲，如果香港特区有困难，中央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提供援助。这里面自然包括稳定人民币币值的成分。从另一方面看，虽然周边地区国家货币的贬值给中国的出口业带来相当程度的困难，但是第一，这种困难并不是颠覆性的，中国的出口竞争力虽然相对下降，从出口结构、原材料成本和劳动力成本诸方面综合衡量，仍比东南亚一些国家有一定优势。在笔者看来，周边国家出口竞争力的加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好事，它逼迫中国的出口企业不得不用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在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和改变产品结构上下更多的功夫；如果一味使用政府的保护政策，像70年代“石油危机”后苏联东欧集团所做的那样，经过一段时间，受保护的企业反而无法适应国际市场新的竞争层次。尤其重要的是，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还可以看作是中国人给予亚洲地区邻国和全世界的一种信用和承诺，它是中国在新时期的地区和国际舞台上以开放的姿态和负责任的态度发挥作用的重要基石之一。
对于中国来说，东南亚危机最重要的一个教训是，经济迅速成长和国际化的发展中国家，应当学会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趋利避害、扬长避短，既要择善固执，又要从善如流。上面已经提到了诸如金融改革的速度问题、对外国开放信用工具的步骤问题、本币的稳定与可兑换问题、建立大型企业集团的问题，以及按照本国改革的日程和时间表有条不紊地加以推进的问题等等，都不是简单由一二个经济学家或政治领导人能够说了算的事情，而是需要仔细、全面和系统地加以研究的重大问题。它们不仅涉及国内层面，还涉及国际经济关系的许多复杂内容和问题，比如，今后一段时期世界经济是处在一个向上走的长周期，还是一个缓慢衰落的态势？全球通货究竟可能会全面紧缩还是保持相对不变或者膨胀？国际贸易会出现一个停滞性时期还是大发展时期？美、欧、日等世界主要工业区带的经济可能出现什么样的变化，是以科技带动的“新经济”式的复苏，还是总体缓慢下降，或者是主要经济区带的新的不平衡的形成？信用、股市、各种金融衍生工具和虚拟资本的急剧扩张，到一定时候是会导致全球金融危机，还是造成世界经济的革命性跃进？这些都是中国人不能不注意、不能不分析的，不同的判断和结论将导致大相径庭的政策导向和实践做法。因此，全球化不仅要求实物层面的改造，更需要思维结构的再造，在上述方面我们应当建立自己的分析框架和理论体系，为中国经济的国际化过程奠定坚实可靠的基础。
东南亚危机带来的不只是经济的经验教训，它还有许多政治方面的含义和国际关系的含义。最重要的一点，可能是政治改革与社会稳定的问题，它们同样为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全球化过程所需，两者之间也密不可分。政治改革既包括政府的一些策略和方针的反思与调整，也包括政治体制的不断改革和完善。从东亚情况看，至少应有以下主要内容：第一，逐步切断银行、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各种非市场关系的“脐带”，让人际间的关系或者政治的上下级关系代之以真正的商业合约关系，使对银行和企业的“软约束”变成“硬约束”；这方面，政府宏观调控职能的转变是必要的。韩国人把它称作对“黑金政治”的彻底改造。从中国目前改革形势分析，它已经放到议事日程的前列，例如国有商业银行取消或减少“政治贷款”和增加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改革措施便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第二，使政治权力受到更多必要的监督与制约，使政府工作的动作更加透明。“权力腐蚀人，绝对权力绝对腐蚀人”仿佛是普遍适用的道理，不仅东南亚新兴国家如此，连韩国甚至日本这样比较发达的工业国家也不例外。我们国家应当从中认真吸取教训，并且深刻反省自己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现在社会上所以对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存在的腐败现象极其不满，关键在于这种现象缺乏彻底的制约，有扩展势头。如果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朝有力监督和制约政治权力的方向迈开步子，社会和群众的不满情绪就可能会造成严重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并不会随着经济开放程度和总体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消失，一有危机导火索便会引发重大社会冲突。东南亚一些国家（尤其是印尼）已经提供了严酷的现实事例。只有消除了政治腐败等问题，老百姓才有可能与政府同甘共苦，才会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改革号召，在遇到困难和危机时才愿意“勒紧腰带”“过苦日子”。第三，必须大力精简政府机构，削减政府冗员和庞大的开支预算。这一次，新一届政府下了大的决心，要使政府机构的精简令社会比较满意， 已宣布的措施包括使现有政府40个部委减少为29个，政府官员减少一半。然而，这次的政府机构精简能否彻底摆脱以往“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仍有待观察。像邓小平早就说过的那样：“改革也是一场革命”，它必然会触犯一些人的既得利益，也会带来一系列复杂的调整与平衡过程。成功与否，当然与政府主要领导人的意志与做法有关，在中国条件下还取决于一系列其他因素。在这一点上，笔者倾向于把它看成一个艰难曲折、布满“雷区”的前进过程，中国未来3到5年的政治将是令人瞩目的时期。韩国和印尼目前的正反事例有力地向世人说明，最高层政治家对自己国家原有政治体制和政府管理方式，是否真有决心改造，是否敢于“动大手术”，可能是一个国家走出金融危机怪圈和社会危机阴影的“试金石”和“分水岭”。
除上面所述政治改革的要求外，一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问题还带有战略和策略设计的含义，尤其在全球化的新条件下，高瞻远瞩的国际战略方针是极其重要的。笔者以为，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国际战略的重点，仍然是服务国内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用韬光养晦的办法，避免与西方强权政治对抗，尤其避免与美国的强势交锋。我们不能不小心区分：在既有的国际规则里，哪些可以从容处置，哪些必须谨慎对待；哪些是可以而且应当改变的，哪些是应当改革但难以做到的；哪些属于短期内不得不服从而长远看必须挑战的，哪些属于短期讲会有碰撞但长远看对大家均有好处的；哪些是因为他国霸权的因素而显得不在道理，哪些是由于我们自身结构的缺失而易于造成的磨擦；哪些是可能变化的，哪些是只应当加强的，哪些是必须服从的。从“战术”上讲，即便对于那些明显充斥“霸气”、明显不合理不公平的国际规则，也有一个策略的问题。中国目前第一位的需要，仍然是抓住时机、加快发展、提升国力，是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改革本国一些与时代进步性不相符合的内容，简言之，是自身的发展与进步。以国际金融体系为例：支配目前世界金融格局和制订相应规则的，当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泰国、印尼和韩国等国接受的国际货币基金援助也是以严苛的经济结构改革方案为基础的，这中间包含了许多不尽合理、甚至有害当事国主权的做法；然而，泰、印、韩等国几乎没有任何更好的选择，许多情况类似的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多少选择余地，现在唯一的办法是首先实现自身的发展，再来谈改变旧的国际秩序的问题。邓小平讲过一句话，“发展是最大的政治”。或许还可以加上一句，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也是最大的安全。任何战略和策略的设计，都不能离开这种基本的考虑。
总而言之，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出现，虽然是一件坏事，但对于中国来讲，也有可能从中学到不少深刻教训，得到通常得不到的宝贵启示。它是真正的“危中之机”。
原文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京)1998年第03期 第17-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