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国经济现阶段是否面临产生通货紧缩的可能？
（1）何谓“通缩”？与通货膨胀相对应，宏观经济失衡中的另一种现象可能表现为通货紧缩。从传统理论认识上看，严格意义上的通缩主要体现为两方面的宏观经济指标的负增长上，一方面首先是物价总水平的负增长，另一方面是经济负增长。并且往往这两方面存在深刻的内在联系，物价总水平的负增长通常表明市场需求疲软，企业销路受阻，应收、未收账款增多，逾期坏账加大，进而资金周转困难，到期无力偿债，为维持生存，不得不降价销售以求资金链不至断裂，若此类情况较为普遍发生，必然会导致物价总水平呈现负增长现象，若持续发生，必然会带动国民经济负增长，进而产生高失业。因此，一般来说，只要出现物价总水平负增长现象，甚至考虑到统计误差，物价总水平不到负增长（比如2%以下）或略高于零时，人们便会担心出现通缩。所以，通常人们又把通缩区分为广义和狭义的两类，广义的即严格意义上的物价和经济双项指标同时出现负增长，相应地失业率升高，显著超过社会可承受程度（自然失业率水平）；狭义的通缩则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物价负增长现象，或者说，物价负增长，但同时经济未必出现负增长，或者经济只是增长速度相对前期放缓，但并未出现负增长。
（2）通缩比通胀更可怕？这是两种宏观经济失衡的表现，究竟哪种失衡威胁更深刻、更难以治理，需要根据不同国民经济发展的不同条件、阶段和特点具体分析。一般而言，通货膨胀首先是一种货币现象，流通中的货币量（购买力）相对于均衡增长的要求过度扩张，从而使流通中的货币贬值，严格意义上说，通货膨胀是一种“税”，即政府运用发钞权向社会征收的一种赋税，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财政赤字规模过大增长过快，倒逼央行增大货币投放，以弥补财政缺口，从而使社会上，特别是使消费者手中的货币购买力下降，所贬值部分刚好形成政府新增购买力（厂商可以通过增大成本提高价格得以转移），从这一意义上说，通货膨胀是政府利用发钞权对百姓的掠夺。通缩则不同，如果是严格意义上的通缩，即物价负增长、经济负增长、失业率攀升，意味着更多的失业，对于作为劳动力人口大国的我国而言，缓解失业往往比缓解通胀更为困难，同时，失业形成的社会冲击也更为集中，因为物价上涨是对公众产生普遍冲击，而通缩产生的失业却是对特定人群产生的冲击，从而容易使矛盾更为突显，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通缩比通胀更可怕，或者说失业比通胀更难治理。
（3）宏观刺激政策择机退出后经济失衡的特点。从2010年10月我国政府率先从反金融危机的政策轨道退出以来，宏观经济失衡的突出特点是既有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的严峻威胁，呈现出“双重风险”。从通胀的潜在压力看，一是需求拉上的压力较大，特别是自2008年下半年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双扩张全面刺激政策之后，流通中的货币大量增加，到2014年底M2存量已超过120万亿，尽管由于市场需求疲软，货币存量对CPI冲击的时滞可能拉长，但处在流通中的货币迟早会冲击物价。二是成本推动的压力上升，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突出特点之一在于各方面生产要素价格上升，国民经济生产总成本持续提高，包括劳动力工资和社会保障水平、土地和资源的价格、运用和治理环境的代价、技术进步的成本等等，在进入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会显著提高，形成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压力，若发展方式转变迟缓、效率提升慢于成本提高的速度，潜在的成本推动压力就会转变为现实的通货膨胀。实际上我国已形成需求拉上和成本推动共同作用的通货膨胀压力。三是国际收支失衡，在我国现行央行结汇体制下，外汇占款成为央行基础货币投放的重要渠道，在国际收支收大于支进而外汇储备增长迅速、规模巨大的条件下，必然加大货币供应量，从而增大通胀压力。因此，尽管近年来，我国实际CPI水平并不高，除2011年达到5.4%外（但2011年经济增长高达9.3%），自2012年来始终在2%略高，2014年仅为2%，有些月份CPI涨幅已低于2%，但央行对通胀的潜在压力始终高度关注，货币政策始终以反通胀为首要目标，采取稳健（从紧）的基本政策倾向，以防止潜在的通胀压力转变为现实的高通胀。那么，现在通胀压力是否发生了变化？
从经济下行来看，就需求拉动而言，主要原因在于需求增长动力不足，一是投资需求增长动力不足，不仅投资需求（包括制造业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以及房地产业投资等）增速持续放缓，而且投资主体缺乏活力，企业，特别是大型和特大型国有企业，融资渠道总体流畅，但由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升级空间狭窄，在产能已严重过剩的条件下，即使有资金也难以形成有效的投资增长；民营企业融资渠道本身就存在困难，金融市场化的滞后，使得民营企业融资缺乏充分公平有序的资本（货币）市场支持，难以形成有效的投资需求。进而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投资，政府在投资方面具有更大的能动性，是我国经济具有更强承受金融危机冲击能力的重要体制特征。但不能长期依赖政府投资，不仅政府投资的效率，特别是市场竞争性效率能否保证，始终是一个有争议的命题，而且以政府投资为主难以持续。地方政府虽然可以通过土地财政为融资平台举债担保，形成地方投资能力，但不能不受债务风险和土地财政本身的风险约束；中央政府虽然可以通过扩大财政赤字刺激投资，但不能不受因此而形成的通货膨胀压力的约束。所以，到2010年10月政府在进行了2年多刺激政策之后，不得不宣布率先退出，而在政府退出的同时，企业并未启动，因而出现了自2011年第一季度起直至2012年第三季度连续7个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比2008年金融危机初期连续5个季度的持续下滑还长），迫使政府从2012年第四季度又有所放松。二是消费需求增长动力不足，主要原因在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性失衡，从宏观分配来看，在生产领域的初次分配中，政府（税收）、企业（资本盈余）、劳动力（工资报酬）三者收入分配的增长结构上，长期里政府收入增速最快，不仅高于资本盈余和劳动者报酬增速，而且明显高于GDP增速，同时，劳动者报酬增速长期偏低，不仅远低于政府收入增速，而且低于GDP增速（以至于十二五规划中明确要求居民收入增速不能低于GDP增速），从而使居民消费增长与经济增长不协调。从微观分配来看，居民收入相互间差距扩大，导致全社会消费倾向降低，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统计测算，近十几年来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都在通常所说的警戒线之上（高于40%），2007年甚至高达49%以上，即使2014年也还在46%以上。三是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近年来，净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程度始终不高，有些年份的贡献甚至为负值，因此，经济下行的压力很强。
（4）宏观经济供求失衡的新变化与通缩发生的可能性。2014年来，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及相互结构呈现较显著的良性演变，经济增长率为7.4%，基本实现了预定的目标增长率水平（7.5%左右），尽管低于历史水平，但与国际社会相比，其增长的绝对水平还是较高的；CPI上涨率2%，既未形成现实的较高通货膨胀，也未低于通缩警戒线水平，可以说适中，同时与7.4%的较高经济增长率相配合，是一种较高增长和较低通胀的结构；同时，失业率没有攀升，并且全年提前3个月实现了就业政策目标。从2015年的前景看，供求失衡新特点有可能更为明显，即后危机时期的通胀压力和经济下行双重风险并存的格局或许会发生新变化。其中突出特点在于物价水平上升速度放缓，尽管不至于进入严格意义上的通缩，但通缩的价格现象会产生，并且将成为趋势。事实上，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变化可能同时推动CPI水平下降，从需求方面来说，需求疲软的势头短期内难以扼制，特别是就内需而言，无论是由于创新力不够产业结构升级动力不足导致的投资需求疲软，还是由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性失衡导致的消费需求疲软，仅就短期总量政策作用而言，是无以从根本上扭转的；就净出口而言，世界金融危机复苏期的种种不确定性和新矛盾，使之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程度具有严重的不确定性。从供给方面来说，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有可能绝对或相对地降低，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要素成本持续上升的势头出现缓解，包括国际油价的下跌，国内改革深入带来的效率上升，即改革红利，特别是企业消化成本的能力及对需求疲软的承受力的加强等，使得一方面来自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有所缓解，另一方面，相对地提高了需求疲软条件下供给的扩张能力。这样，在需求与供给两方面共同作用下，价格上升速度放缓成为自然。预计全年CPI涨幅会在2%以下，出现低于1%的情况也属正常。

2．如何认识可能出现的通缩现象的本质。
（1）需求疲软供给扩张的格局下，通货膨胀率下降成为必然，但究竟会不会导致严格意义上的通缩？需要区分不同的情况加以判断。一种情况是，假定总需求疲软，但相较上年并无大的变化，即需求状况虽无扭转但也无大变，或者总需求疲软所产生的作用低于总供给变化所产生的自然扩张程度，那么，供给方面的成本下降形成的自然扩张，会推动经济增长速度加快，至少会使经济增长速度高于2014年的7.4%，这样，通货膨胀率由于成本降低比上年有所下降，至少低于2014年的2%，经济增长速度同时加快，与上年相比，形成相对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和更低的通货膨胀率，同时，失业率会相应下降，这是一种良性的宏观经济运行的结构组合，这时的通货紧缩现象是良性的。另一种情况是，需求疲软产生的作用，或者说总需求萎缩所产生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成本下降形成的总供给扩张的作用，那么，通货膨胀率下降，低于2014年的2%，但同时，经济增长率也下降，低于上年的7.4%，若严重的话甚至可能导致经济负增长，失业率上升甚至超出自然失业率警戒水平，这是一种恶性的宏观经济运行结构，这种通货紧缩现象是恶性的。第三种情况是，在未来的供求关系变化中，需求萎缩和供给扩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程度大体相当，那么，通货膨胀率肯定下降，低于上年2%的水平，但同时经济增长率不变，与上年的7.4%持平，这时的通货紧缩可以说是一种中性的。对于出现通货膨胀率下降现象的本质认识，必须深入分析其动因，进而区分不同类型，才能准确把握。
（2）总需求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就投资需求而言，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速持续下滑，已显著低于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平均速度（23%左右），2013年已跌至20%以下，2014年下滑势头更为明显，2015年这一下滑自然趋势仍将存在，一是制造业投资，由于投资的边际收益率下降，缺乏创新驱动的好的投资机会，在产能普遍过剩的条件下，市场动力难以提升，其增长率不会高于上年；二是支撑投资需求的重要方面的房地产投资，由于长期房价拐点的出现和短期政策的抑制，房价难以逆转，尽管可能采取新的放松举措，但总体上难以出现大涨，特别是在二线以下城市住房供给过剩局面短期难以缓解的条件下，房价甚至可能出现持续下跌，因而，2015年房地产投资增长率会低于上年；三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相对较为稳定，但也很难提高，特别是在中央强化对地方政府举债管理的条件下，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增长不会高于上年。就消费需求的变动而言，自2010年以来，消费需求实际增速持续下降，从2010年的18%以上降至2014年的10%略多，这一下降趋势在2015年难以逆转。就净出口而言，进出口将面临更为复杂的局面，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大，全球经济疲软，经济复苏过程中美国经济与欧盟和日本经济之间形成的反差，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差异等等，相应的各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变化对我国人民币汇率等经济参数的影响，都会形成较大的风险，所以尽管2015年净出口增长率可能会比2014年有所提升，但不会很大，同时，净出口在中国经济中占比低，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程度小。总体上，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增长率都将下降，总需求增长率进一步下滑是客观的。
（3）总供给将会发生怎样的新变化？本来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形成“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在于总供给方面的要素成本攀升，进而要求发展方式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张转变为主要依靠要素效率和全要素效率提升，否则，短期里经济将严重失衡，尤其是形成严重的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长期里将难以持续，尤其是缺乏充分的竞争力支撑。我国自2010年人均GDP水平按汇率法折成美元第一次达到世界银行划定的上中等收入水平线，来自成本提升对供给的约束日益强烈，但进入2015年，我国总供给方面有可能发生新的变化，一是2014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通过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重要改革举措实施规划（2014-2020年）》，大量改革项目启动并全面深化，如新的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包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及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确权等在内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制度改革，文化体制和文化企业改革，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等等，伴随改革的全面展开和深化，改革红利逐渐显现，降低了企业的交易成本和生产及财务成本，降低了企业税费负担及市场进入壁垒，提升了供给活力，拓展了企业竞争空间，推动总供给的扩张。二是自2014年6月以来，国际油价持续下跌，到2014年末，降幅达30%以上，我国是石油消费大国，且对它依存度高并逐年上升，进口石油占总消耗量已近60%，且每年以不低于8%的速度递增，国际油价的持续下降有助于降低我国国民经济的总成本，据测算，国际油价下跌30%，会使我国总生产成本下降近0.9个百分点，总生产成本下降带来的对供给方面的有利影响分解为三个方面，即GDP增长、CPI下降和企业利润上升，如果各分享1/3，则仅此一项便可使GDP增速上升0.3个百分点，这在GDP增长率为7.4%（2014年）的条件下，是很大的上升幅度，可使CPI下降0.3个百分点，在CPI上升率仅为2%的水平上（2014年），这同样是一份显著的影响。三是国民经济供给结构演变出现良性势头，结构性再平衡已渐见成效，包括三大产业间的结构，尤其是服务业占比超过第二产业；企业对市场需求疲软的适应性逐渐上升，尤其是企业亏损占主营收入的总体比重较前一高速增长时期有明显下降；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趋势开始受到扼制，尤其是国民收入分配差距缩小已有所显现，基尼系数由金融危机之前的2007年的49%以上，降至2014年的46%以上；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中结构性吸纳就业能力有所提高，承受失业的能力也有所上升；等等。
（4）总需求变化和总供给变化相互作用下的“通货紧缩”会怎样？供给方面的变化对经济形成正面冲击，需求方面的变化对经济产生负面冲击，在需求与供给双重冲击下，供给冲击将带来GDP增长、价格下降、失业下降，需求冲击将带来价格下降、产出下降、失业升高。两方面共同作用，物价指数下降极为可能，即使考虑到新一轮的猪肉价格周期性波动等因素，2015年的CPI上涨水平也不会高于2014年的2%，在年初的几个月里甚至会降到1%以下。但产出和就业的变化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总需求增长的进一步下滑会不利于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但供给的扩张会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抵销需求负面冲击。而且供给方面的成本下降，带动市场均衡价格位置下降，进而可能刺激需求，缓解需求萎缩的负面效应，因此即使GDP增速下降也只可能是较2014年略低，甚至可能保持与2014年相同的水平。（刘伟，苏剑，2014.a）

3．宏观经济政策应怎样应对可能出现的通货紧缩？
（1）政策力度和方式的选择首先在于明确政策目标，一是目标增长率的选择，关键在于根据供求关系变化趋势确定经济增长率的上、下限，上限的选择重要的应考虑控制通胀的需要，从现实情况看，通胀潜在压力虽然仍然深刻，但直接的表现并不突出，反而是通缩现象更为明显，因此若以3%的通胀率为控制上限，与之相适应目标经济增长率只要不超过8%，便可实现。下限的选择重要的应考虑就业目标的要求，根据对2010-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对劳动力需求作用的估算，从总量上看6.5%的GDP增长率便能够实现就业目标。（刘伟，苏剑，2014.b）在上、下限之间若选择一个中间值，重要的应考虑实现中长期经济增长目标的要求，根据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要求，2020年GDP总量按不变价格比2010年增长1倍，平均每年增长率为7.2%左右，在已过去的4年里，尽管增速较前一时期明显放缓，由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换档期，但也都高于7.2%，2011-2014年分别为9.3%、7.7%、7.7%、7.4%，年均增长达到8%左右，在今后的6年里，若实现GDP倍增目标的时间表不变，则每年增长6.7%左右即可保证。同时，考虑2020年全面小康目标对于人均GDP水平的要求，按不变价格较2010年也同时增长1倍，那么，考虑期间人口总量虽然增速放缓，增长绝对量会逐渐减少，但仍是正增长，要实现人均GDP同步倍增，年均增长率要略高于总量翻番所要求的平均增长率（6.7%）。综合地看，目标增长率为7-7.4%较为稳妥也能够实现中长期增长目标和近期就业目标的要求，即考虑到需求萎缩的事实，增长率预计不会高于去年，但考虑到供给冲击，增长率也不至下滑过猛，再根据中长期增长目标对年均增速的要求和保就业所要求的短期增长率，同时考虑到政策目标的波动幅度不宜过大，2015年目标经济增长率在7-7.4%是合适的也是可行的。二是通货膨胀率的控制目标，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变化产生作用的共同性看，2015年通货膨胀率的目标控制，除警惕潜在的通胀压力上升转化为现实的通胀外，即关注通胀率的上限，还需增加通胀率下限目标，在通货膨胀率降至2%以下的情况下，若低于1%甚至更低，则可能对人们的预期产生较大负面影响，有可能加剧需求萎缩，进一步抑制经济增长，使市场均衡价格水平下降对需求可能发生的刺激作用转变为抑制作用，因此目标通货膨胀率的上限和下限设定为3-1%是较现实的也是必要的。一方面不要明显高于去年的2%，特别是经济增长率若低于去年7.4%的水平，但通胀率明显超出去年2%的水平，不是政策目标应选择的状态；另一方面，也不应明显低于上年水平，特别是低于1%之后将影响人们的预期，对经济增长带来不确定性。
（2）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组合方式的选择。“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是自2010年10月我国政府从全面反危机政策轨道择机退出后采取的宏观政策组合方式，相对于反危机时期“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而言，宏观政策从“双松”式的全面扩张，转变为“松紧”搭配式的组合，即财政政策扩张力度虽有放缓，但仍坚持扩张性（积极的），货币政策则相反从宽松逆转为稳健（从紧的），目的是适应择机退出后控制宏观经济通胀压力和经济下行双重风险需要。根据目前需求与供给双重冲击下宏观经济失衡的新变化，这种松紧搭配的政策格局需要适时适度调整，一是财政政策虽然需要继续扩张，但需重视结构，需求总体萎缩的趋势下，要实现目标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目标，财政政策对需求刺激，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的增长方面的刺激，是需要的，也是可能的，但对总需求在总量上的扩张性力度需要控制，更重要的是需要突出结构性扩张，在产能严重过剩的条件下，这一点尤为重要。因而，首先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刺激需求时更多地关注基础设施及公共的投资，尽量减少一般性产业投资，特别是减少竞争性领域中的直接投资；其次，扩张性财政政策在关注其短期需求效应的同时，更需强调其所包含的中长期的供给效应，通过财政政策，降低企业成本、刺激企业创新、鼓励产业结构升级、优势高端设备制造业、引导企业组合结构优化；其三，综合运用财政政策工具，除运用财政支出政策刺激经济外，同时强调运用财政收入政策刺激经济，对于扩大供给效应、强化结构调整而言，财政收入政策作用更为重要。二是调整稳健的货币政策的松紧力度，使从紧的货币政策朝着相对放松至少朝着中性货币政策方向转变，事实上，在危机之后的复苏阶段，如果国民经济中存在“滞胀”风险，财政与货币政策难以统一到同一目标、同一方向，而不得不采取松紧搭配反方向组合的话，一般应以较从紧的财政政策与较宽松的货币政策组合为宜，因为继续保持反危机时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财政赤字进而对通货膨胀产生持续严重的压力，而对经济有效增长并不利，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会提高企业融资成本，对复苏中的企业投资扩张产生抑制效应。反之，采取相对从紧的财政政策有利于消化反危机时扩张性财政政策形成的成本，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则有利于降低企业成本刺激企业投资。我国目前虽进入后危机的复苏调整消化期，但需求疲软趋势明显，因而采取紧缩式的财政政策不现实，在总体扩张的基础上强调结构性扩张是合适的，而同时稳健的货币政策的从紧力度适当调整，也是通缩背景下的客观要求。因而，首先，随着通缩现象的发生，真实利率可能上升，为使真实利率保持合理水平，央行在货币政策上需要降低基准利率，以适应市场利率可能降低的变化，同时，着力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提升金融机构自主定价的能力和空间。其次，在目标通胀率控制范围之内合理确定货币政策放松程度，总量目标和结构性目标相配合，为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创造货币政策条件，总量政策与结构性定向政策相协调。其三，数量工具与价格工具相结合，伴随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逐渐展开，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即货币供应量与货币价格之间的市场内在联系在逐渐形成，使得货币政策通过调节货币数量以引导市场利率，或者通过调节基准利率进而影响市场利率，再引导货币市场供求关系变化中的货币供应量，在机制上逐渐可能，因此降息与降准，调节流动性总量与引导市场利率变化等均存在统一协调的可能和要求。其四，丰富和完善各种政策工具组合，提高流动性管理水平，维持流动性的合理规模，特别是在外汇占款作为央行基础货币投放渠道作用减弱的条件下，面对资本流动、财政政策、资本市场变化等复杂因素，运用更加灵活和多样的政策工具，维持流动性充裕，对降低国民经济融资成本，特别是降低企业成本，尤为重要。（刘伟，苏剑，2014.c）

主要参考文献：
1．刘伟，苏剑：2014.a，《“新常态”下的中国宏观调控》，载《经济科学》，2014年第4期。
2．刘伟，苏剑：2014.b，《从就业角度看中国经济目标增长率的确定》，载《中国银行业》，2014年第9期。
3．刘伟，苏剑：2014.c，《良性恶性冲击下的中国经济增长和宏观调控》，载《经济学动态》，2014年第12期。
4．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2014回顾2015展望研究报告》（内部讨论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