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前朝鲜国内所存在的反美主义情绪已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甚至已成为朝鲜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朝鲜的反美主义情绪对朝鲜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同时朝鲜的反美主义情绪对朝鲜的对外关系带来重要的影响，可被看作朝美关系在冲突和缓和的循环中不断反复的一个重要原因，也给朝鲜半岛南北关系缓和及无核化进程带来种种变数。本文试图通过各种不同视角进行分析以把握朝鲜反美主义情绪的来源，进而分析朝鲜反美主义情绪在未来的发展和对美朝关系、朝鲜和周边国家关系以及对朝核问题的影响。

当前，朝鲜的官方和公众心理中存在着程度极深的反美主义情绪。朝鲜对美国的极端负面的情绪已弥漫到朝鲜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深刻地影响朝鲜的国内政策、对外政策和对外宣传。朝鲜在对外政策上所采取的种种强硬态度中许多正是基于美国军事威胁论的政治逻辑。因此，对于朝鲜反美主义情绪的原因的认知有助于更深层次地把握朝鲜在朝核问题、朝鲜半岛统一和朝美关系缓和等一系列问题上的行为方式，亦有助于对这些问题的未来发展进行理性的预期。

朝鲜内部究竟为何会存在整齐划一的、持久的反美主义情绪？在地缘上依托中国和俄罗斯并接受两国政经援助的朝鲜为何坚信美国正在处心积虑地策划针对自己的军事行动，以至于其自身安全局势要比处于美国后院、受到美国明确制裁的古巴更为危险？为什么遇到经济困难的朝鲜将大量的社会资源调配至军事部门以应对在其认识体系中越来越严重的美国军事威胁？未来朝美关系的发展是否将同样受到朝鲜的大规模反美主义情绪的影响？这些问题的解答，对于解读朝鲜的对外政策和把握未来东北亚的安全格局发展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本文认为，朝鲜的反美主义情绪有复杂的国内、国际原因，以及半岛统一层面和民族心理方面的来源①。这些方面的因素共同致朝鲜的反美主义情绪以及相关政策的产生、发展和强化。只有对这些导致反美主义情绪的各因素做全面的分析，才能把握朝鲜反美主义情绪的原因和实质。

朝鲜反美主义情绪的国际根源

（一）美国及其西方盟友推行的敌视和封锁朝鲜的政策

美国及其西方盟友长期以来所推行的对朝敌视政策，造成了朝鲜不安全的心理状态，成为朝鲜反美主义情绪的主要根源。美国的对朝敌视政策由来已久。朝鲜战争爆发后，在美国的推动下联合国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通过决议，指责朝鲜为侵略者，开始对朝鲜进行封锁并派遣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入朝鲜半岛，战争结束后的日内瓦会议上，美国反对朝鲜所提出的“统一方案”，并提出“关于朝鲜问题的16国声明”，试图坚持朝鲜半岛在联合国监督下选举，使朝鲜半岛统一进程长期陷入僵局。冷战结束后，在中国承认并与韩国建交的同时，美国拒不进行交叉承认，拒绝对朝鲜提供安全保障，同时延续自朝鲜战争以来的对朝封锁和经济制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朝鲜当前困难局面的一个重要成因。

不难看出，美国基于自身意识形态中强烈的“救世精神”，麦卡锡主义对共产主义仇恨的延伸和各种形式的“民主和平论”的影响，长期以来将对外推广美国式的民主和自由作为自身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朝鲜由于自身比较特殊的政治体制和国家结构，加上自身所处的极其敏感的地缘政治环境，成为美国敌视而意欲染指的目标。美国早期的对朝政策基本上基于“朝鲜崩溃”的假设。在老布什及其后的克林顿政府看来，国际形势的发展将使朝鲜半岛局势呈现一个必然的趋势——朝鲜必然将和苏联以及东欧各国一样走向瓦解。因而，对于美国来说最佳的结局就是“半岛问题内部化”，即以韩国为主导，逐步实现“吸收统一”朝鲜，而美国则静观其变②。这种认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着美朝关系的正常化，对朝鲜顺利融入国际体系形成障碍。朝鲜得不到与韩国对等的外交待遇和安全保障，是美朝敌意螺旋上升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可以看作朝鲜核问题产生、激化、久拖不决的一个重要诱因。

从朝核问题的发展过程同样可以看到美国基于自身单边主义倾向对朝鲜进行遏制。总体上说，美国不仅自身在与朝鲜关系正常化方面行为保守，而且往往在朝鲜与韩国和其他周边国家关系走向缓和的时候通过提出和渲染朝核问题而影响朝鲜与周边国家改善关系的进程。如1990年4月，当朝鲜与韩国确定将进行第一次总理会谈之际，美国突然公布卫星照片，使朝韩的总理级会谈受阻。2002年10月，当朝鲜半岛和解合作进程在一个新的高度上重新启动，日本首相小泉已经实现了对平壤的访问，并决定在年内同朝鲜建立外交关系的时候，美国宣布朝鲜承认拥有核开发计划，通过重新提出核问题而触发新一轮的核危机。再如，2005年9月15日，美国冻结了朝鲜在汇业银行的账户；而9月19日第四轮六方会谈第2阶段会议即将发表《共同声明》，内容为朝鲜承诺放弃所有核武器和核计划，早日重返《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随后，朝方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要求美方提供轻水核反应堆，否则就不能弃核。从之后朝鲜围绕在澳门汇业银行的资金转账而进行的一系列外交行为不难看出，美国对于朝鲜资金的冻结可被视为朝鲜突然改变立场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学者认为，朝鲜核问题的再现和升级表明美国试图在朝核问题上实现一箭双雕的目的，即一方面要阻止朝鲜成为核国家，另一方面要用朝核问题牢牢控制南北和解的进程，并通过朝核问题构筑多边框架，以主导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变化③。

基于自身战略取向和意识形态，美国对朝不信任、不妥协、不和解的遏制政策造成了朝鲜的不安全感。这也是朝鲜反美主义情绪的一个直接来源。

（二）朝鲜对其盟友中国和俄罗斯的不信任感和安全方面的危机感随着冷战后世界格局重组而增加

冷战结束后，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阵营相继土崩瓦解，战后世界格局进入了美国一家独大的局面。中国在邓小平“韬光养晦”思想的指引下，采取更加稳健和务实的外交政策处理对外事务。俄韩建交、俄罗斯废除原有的苏朝同盟条约、中韩建交等一系列行动对朝鲜造成了极大的打击。尽管1961年的中朝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理论上仍然有效，但“对于平壤，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盟国都丧失了它的信赖，平壤在国际社会中突然地丧失了自己的盟友，来不及做出渐进的调整”④。

冷战后，朝鲜更加清楚地感受到其生存受到颠覆力量的威胁，这主要来自安全环境极为不利状况而产生的恐惧感⑤。其中威胁最主要来自美国，尤其是来自美国的软实力，即一度兵不血刃摧毁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和平演变。在自身盟友已经不能很好地保证自身生存的认知基础上，朝鲜的反应一方面是加强自身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自力更生发展国家军事实力，另一方面则渲染和强调美国对自身的威胁，从而有效地抵制美国意识形态对自身的渗透。

因而，从国际层面分析，美国基于自身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战略取向采取的强硬态度和遏制政策是朝鲜反美主义情绪的直接原因。冷战后朝鲜所面临的恶劣的国际安全环境，对原盟友的不信任和对美国咄咄逼人的硬实力扩张和软实力渗透的担忧则很大程度上强化了这一种情绪。

朝鲜反美主义情绪的国内因素

（一）朝鲜反美的民族心理根源——大国不信任主义

在民族心理层面，朝鲜反美主义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朝鲜民族具有较长历史渊源的对大国的较深层次的不信任情绪的延伸。

朝鲜半岛具有高度的地缘政治战略价值，在历史上长期处于大国博弈的中心。长期以来，朝鲜半岛就是大陆力量和海洋力量相互争夺的关键性地区。如韩国学者所分析，朝鲜半岛扼守东北亚的海上交通要冲，朝鲜海峡形势非常险要，堪称东北亚门户，交通战略地位非常重要⑥。朝鲜半岛由于其处于大国利益的交汇地区，并且拥有“北太平洋最为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⑦，成为长期以来周边大国博弈无法绕开的一个重要地域。美国学者斯皮尔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就深刻地论证了这一点。他认为，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历来都是强国争相占领和控制的核心地带。谁支配着边远地区，谁就能够掌握世界的命运⑧。处于大国博弈中心的朝鲜，长期以来对于大国对其主权的侵害感受到痛苦与无助。正如韩国前总统金大中指出的，“几个世纪以来，朝鲜在地区关系和全球关系层次上屡受动荡，它的历史进程总是与它的人民的愿望相悖而与大陆和海洋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斗争密切相关。这些国家的你争我夺，意在控制朝鲜半岛使之成为进攻对方的基地或者抵挡对方进攻的缓冲区。因而，朝鲜的历史是这个国家人民对其地缘政治命运的挑战史。”⑨可见，饱受周边大国争夺之苦的朝鲜半岛出于自保的动机，对于周边大国怀有深切的不信任心理，这种认知体系一旦形成，就会坚持一种态度维持机制，即沿着原有的路径运行并自我维持，仅仅接受最小程度的改变⑩。即便在当前，虽然朝鲜需要中国和俄罗斯的援助才能支撑其摇摇欲坠的经济，而韩国已经同周边的所有大国建立了友好的官方关系和频繁的经贸往来，但是长期以来被作为大国博弈的一个筹码的历史所造成的不信任感不会因为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缓和与盟约而消弭。因而，朝鲜整个民族，即便是在当前，对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周边的所有大国所持有的不信任感与其现有的悲情的民族主义是在长期互动中建构的产物。朝鲜恶劣的安全环境，使得朝鲜表现的不信任感更加突出。值得注意的是朝鲜官方媒体对于大国的批判呈现一种选择性，即在官方层面主要反对美国和日本，以及批判韩国与其政见不同的“顽固势力”，而在外交上小心维护与中、俄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以获得政治、经济和外交上的支持。朝鲜的反美主义情绪有其深刻的民族心理根源，即对周边所有的国家均表现出内心深处的不信任情绪。朝鲜民族对于周边大国的心理阴影，是朝鲜反美主义情绪的一个重要来源。

（二）朝鲜特殊的政治经济体制发展所造成的一系列问题促使朝鲜反美主义情绪滋长

朝鲜反美主义情绪的根源部分可以从朝鲜的政治经济体制中找到。由于历史原因，朝鲜自建国始就全面移植了苏联早期“斯大林式”的政治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经济上采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通过国家指令性计划集中配置资源，进行社会生产活动。这样的模式虽然在一定时期能够调动人力物力，发挥后发优势促进经济的发展，然而从长远来看，斯大林模式具有盲目脱离生产力水平而强调“大”、“公”而损害劳动人民生产积极性，进而造成效率低下、排斥世界市场、片面强调重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军事工业的发展而忽视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等弊端。经济管理上对于政府权威的极大依赖容易造成在推行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路线中形成中央高度集权、缺乏民主的党政领导体制(11)。

60年代朝鲜大力推广新的农业指导体系、计划的一元化和细部化，新的体制实际上是对生产进行集中统一的指挥，在企业管理中加强科学性和计划性。有学者认为，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造成一些弊端，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12)。尽管60年代获得中苏的鼎力援助，朝鲜的体制弊端造成的恶果仍开始初现端倪。即使金日成也认为，由于朝鲜过度加强国防建设，严重压抑了经济的发展(13)。随后的6年计划和第二个7年计划尽管按期完成，但是由于指标过高、任务过重、建设规划不均衡，这个时期的种种经济问题开始涌现，一些部门出现了不平衡的状态，甚至出现了经济紧张的状况。经济上逐步陷入危机的朝鲜又在第3个七年计划中将资金投入到旨在抗衡韩国举办汉城奥运会的世界青年学生联欢节，以及朝鲜建国40周年庆典中。朝鲜正常的生产秩序受到干扰，经济问题丛生，人民生活受到影响。朝鲜第3个七年计划完全失败，经济开始陷入严重的困境，至今尚未完全恢复。

另一方面，经济体制对于国家政府权力的巨大依赖导致国家政府的权力不断集中。1953年至1968年，金日成逐步掌握了朝鲜党政军最高权力。朝鲜在政治体制上进一步突出领袖的权威地位，强调以领袖为中心实行高度的统一，要求人民无限忠于领袖，每个党员在任何环境、任何时候都应拥戴领袖，维护领袖的绝对权威(14)。此外，朝鲜宪法的修改过程也表明权力正在进一步集中，军方的力量在国内格局中已占有优势(15)。

尽管进入21世纪后，朝鲜提出“大胆变革”，摆脱“旧观念”，有“新思维，新眼光”，对其体制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如允许日用品和食品的自由买卖，大幅度提高工资等。然而，由于强大的历史惯性的影响，朝鲜的改革措施显得异常慎重。如朝鲜新制定的《人民经济计划法》规定朝鲜经济是计划经济，不接受“一体化”理论，强调要继续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发展轻工业和农业的政策”(16)。可见，原有的政治经济体制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朝鲜反美主义情绪的强化在一定程度上与当前朝鲜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有关，理由在于：

第一，政治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造成的困难局面对中央政府的凝聚力提出考验。

朝鲜劳动党代表大会至今27年未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在朝鲜劳动党在朝鲜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前提下，这是一种相当反常的现象。朝鲜首次承认缺粮，不断出现的叛逃者冲击韩、日驻华机构的现象，表明朝鲜国内的困难局面已经影响到了国民的信心与团结。各种原因造成政治、经济的困境，使得朝鲜政府需要采取措施取得国内团结。朝鲜即便是在第一轮改革开始后依然声称，“朝鲜是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下搞社会主义建设”。因此，朝鲜是在“最困难的时期”进行“强盛大国建设”，而这种困难的原因主要是外部造成的，（美国）“把过去施加于社会主义集团的一切压力和阴谋活动集中到朝鲜”(17)。可见，在朝鲜的认知体系中，造成当前经济困难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来自美国持续不断的封锁。因而，朝鲜的反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朝鲜政府对自身状况的一种自我辩护和宣泄，同时也可以被认为是将人心重新凝聚团结起来的一种理性的策略。领袖个人需要营造一个敢于与美国斗争的强硬角色，以驾驭复杂的政治局面。当前由于各种原因，领袖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人民的希望所在。而从朝鲜民族对大国不信任的不安全感心理看来，敢于和善于对抗大国，从而赢得安全的个人往往最易受到广泛的崇拜。从朝鲜媒体对金日成的宣传中不难看出，金日成对抗大国的事迹往往成为着重渲染的焦点。金日成时期朝鲜对美国的一系列强硬态度可以说与金日成证明自己不屈服于外来压力以获得更高的国内威望不无关系。从金日成对60年代苏联对外政策批判的话语中，不难看出其对反美与团结民众之间关系的理解(18)。

朝鲜的领袖过渡体制也由于复杂的政局而充满不确定性。因而，对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采取强硬的态度，同时也成为金正日获得威望、驾驭政局的一个重要的活动主题。张锡镇在谈到朝鲜核危机时也指出，“金日成的突然逝世，造成了金正日权力结构的性质的种种不确定性。因而，为巩固以他为核心的政权基础，金正日必须塑造一种有别于其父的个人形象。金正日……通过敢于扮演一个对抗任何外部威胁的民族英雄而构建其国内的政治基础。”(19)

第二，国内和国际的危机所造成的先军政治使得军队成为有力的博弈体。为了获得足够的社会资源，军队需要渲染美国威胁。

先军政治的思想始于60年代末，到90年代全面实现。朝鲜劳动党认为，应把金日成思想作为永远的指导方针，彻底体现军队第一主义。军队第一主义是朝鲜革命的光荣传统，是依靠军队前进的朝鲜社会主义的永远标志(20)。朝鲜在修宪中将国防委员会独立出来并赋予最高的权力地位，则表明了军队作为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由于国防开支并非经营性开支，特别是在朝鲜集中的经济体制下，军队建设和经济建设基本上是一种“零和游戏”。决策理论家认为，如韦伯所说，在所有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中都会产生官僚机构，不同的决策者对于形势有不同的理解，和政府一样，所有的官僚机构，尤其是民主国家的官僚机构都面临预算的问题。因此，提出各种对外政策或者国防政策的人们在相互争夺有限的资源，这种部门之争发生在各个领域(21)。埃里森在其决策三模型中也提出官僚政治模型假定，不同的决策单位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并将对外政策的形成视为官僚机构不同部门间讨价还价的结果。最后的结果不取决于对问题的理性判断，而取决于决策参与者的权力和讨价还价的技巧(22)。从官僚政治的角度不难看出，朝鲜军队在各个决策部门的博弈中已处于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因而能够在零和游戏中获胜，取得极大部分的社会资源。而这一切的前提则是让公众深信现实中的美国“迫在眉睫”的军事威胁。因而，可以认为，对于美国威胁的渲染，是朝鲜各个政府机构相互竞争所采取的一种策略。

朝鲜半岛统一层面的原因

（一）朝鲜半岛分裂以来，由于力量对比对朝不利，在韩国就统一事业进行博弈时，朝鲜需要渲染美国威胁，取得道义优势

在朝鲜半岛分裂的60年漫长过程中，北方和南方均认为自身是整个朝鲜民族的合法代表。在政治伦理上，朝鲜对自身的合法性具有很强的优越感，主要包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选举是基于整个半岛的全面选举，而韩国的选举仅仅基于南部38度线以南。朝鲜长期认为，朝鲜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而韩国则是“处于美帝国主义武装占领下的殖民地”，朝鲜半岛应该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主导下实现统一。朝鲜在70年代前经济上领先于韩国，而在半岛统一问题上享有战略的主动。北方多次向南方提出有关军备控制，互不使用武力、促进经济文化交流等建议，而南方则追随美国以“南侵威胁”与“北进统一”的理由拒绝(23)。70年代后，由于韩国经济实力的上升，统一问题上竞争的天平渐渐向韩国方面倾斜。尽管双方均提出了各自的统一方案，也进行过积极的接触，然而由于积怨太深，即便是已经达成的七二共识，也大部分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值得注意的是，朝鲜对韩国提出的《争取民族和解和民主统一方案》的拒绝表明朝鲜的自信正在弱化。“汉江奇迹”使韩国的经济和国际地位开始发生显著变化。冷战结束后，半岛统一问题上的竞争对朝鲜越来越不利。朝鲜被迫同意与韩国一同加入联合国表明朝鲜被迫改变70年代要求南北以“高丽联邦共和国”的单一国号联邦制国家加入联合国的立场，很大程度上承认了南北分治的法律状况(24)。中韩建交给朝鲜外交以重大的打击，造成了朝鲜与中国之间传统盟友关系的极大裂痕。2000年的南北首脑峰会则表明韩国已经在半岛问题上享有主导权。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对韩国的忧虑在不断增加。朝鲜开始担心韩国有一天会将其吞并，而韩国则开始计算朝鲜崩溃之时，并声称朝鲜的命运掌握在它手中，这进一步增加了朝鲜的恐惧感(25)。

尽管当前朝鲜在经济上已极大地落后于韩国，然而朝鲜与韩国的竞争仍在继续。在相当不利的局面下，朝鲜在加强军事领域的投入，确保安全的同时渲染美国对韩国的占领给韩国人民所带来的民族耻辱，以论证其“完全独立，完全主权”的政治优越感。早在50年代，朝鲜就宣称“要在南部推动革命，赶走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摧毁殖民统治，推翻军事法西斯独裁，建立先进社会制度，从而实现民主的发展。”(26) 这种对于韩国认知的镜像（mirror image）即便在美韩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极大变化、朝韩和解并达成一系列共识的今天也没有发生本质性的改变。当前，朝鲜反对美国对韩国军事占领内容的社论仍然在朝鲜的官方媒体——“朝鲜中央通讯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些社论往往通过渲染美国在韩国的暴行表明自身的愤慨和对韩国人民的同情，同时论证自身独立的珍贵。朝鲜对于自身独立自主的强调和对韩国受到屈辱的判断和宣传，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上理解为朝鲜希望在不利情况下与韩国进行半岛统一竞争方面获得道义上的优势。

朝鲜反美主义情绪及反美政策的负面影响

朝鲜当前很高程度的反美主义情绪已经并正在给朝鲜半岛，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带来较为负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朝鲜对于反美主义情绪的过度宣传影响到了其国际形象，给国际社会一定程度上留下了不策略、偏激狭隘的印象，不利于获得广泛的国际理解和同情。第二，朝鲜国内的反美主义情绪极易导致强硬的、忽视甚至蔑视国际规则的行为。这不利于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缓和，也不利于朝鲜重新融入现有的开放性的国际社会。第三，朝鲜国内长期对韩国的负面评价，容易伤害韩国人民的感情，不利于相互之间的交流和解和重新统一。第四，敌意的螺旋上升导致安全环境的恶化，造成朝鲜不得不将有限的资源划拨到军事部门，造成经济的困境和随之而来的更加严重的不安全感。这种“马太效应”式的恶性循环，将导致朝鲜核问题的久拖不决。

可见，朝鲜反美主义情绪影响到了朝鲜改变原有行为方式、重新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并造成了更加深刻的不安全感，对朝鲜半岛和解、重新统一以及朝鲜核问题的解决形成了客观的障碍。

朝鲜反美主义情绪未来的发展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完全改变对朝政策的可能性不大。首先，朝鲜的反美主义情绪很可能由于美国继续推行的敌视朝鲜的政策而在原有的路径中继续强化。

（一）意识形态层面，美国学者艾尔登认为，在外交政策中，意识形态通过提供被广泛接受的价值观，不仅对决策者起着约束作用，同时也发挥创造性的作用。意识形态行使着理念和手段的双重功能(27)。美国长期以来具有“天赋使命”的强烈情感，认为自己是寻求自由者的“希望之乡”，照亮世界的“山巅之城”，不遗余力地向全世界推广其“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因而，美国很难宽容地对待美朝之间如鸿沟般的社会制度差异。

（二）在国家安全方面，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对恐怖袭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问题极为敏感。朝鲜在90年代后形成了对美国在核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朝令夕改、游走于战争边缘，甚至公然进行核试验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美国对朝鲜的极度不信任的负面认知。很难想象美国在核武器问题上对伊拉克使用武力，对伊朗采取强硬政策的同时能够摆脱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羁绊顺利地与朝鲜实现关系的正常化。

（三）冷战后，推动“新生民主国家”的尽快转轨，并对“坚持集权制度国家”施加压力和制裁，迫使其向民主转变，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东北亚特别是朝鲜半岛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一环则备受重视。在这个背景下，美国所提出的对朝鲜半岛的长远目标为：“和平解决朝鲜争端，以期出现一个没有核武器的、民主的、和解和最终统一的半岛”(28)。

可见，未来美国对朝政策发生急剧转向的可能性并不大。来自美国的“军事威胁”仍将继续成为朝鲜反美主义情绪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

其次，朝鲜的国内体制，尤其是业已形成的“先军政治”格局已经固化，军队必将继续在社会资源的竞争中占有主动权。经济政治体制变革的渐进发展使得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朝鲜国内“政府社会”之间关系的配置不会发生较大的变化。这就使得朝鲜对业已形成的政策路径在很大程度上的依赖。因而朝鲜的反美主义情绪也将随之逐渐自我强化。

再次，朝鲜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将继续与韩国在统一问题上展开包含合作协调在内的竞争和博弈。朝鲜可能继续宣传“韩国在美军统治下的不幸”以维护自身政治伦理方面的优越感。对于美国的仇视情绪有可能因此进一步上升。反美主义情绪的上升有可能导致朝鲜在对外政策上采取更加强硬的行为，而这些行为有可能导致反美主义情绪在未来长期持续。以上各方面的原因表明，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可以对朝鲜国内反美主义情绪进行线性的预期。

综上所述，朝鲜的反美主义情绪有着深刻的国内、国际和半岛统一事务上的根源。朝鲜坚持反美政策包含朝鲜民族对周边大国长期形成的一种不信任心理的有选择性宣泄，是对于自身经济和社会发展受到挫折后重新凝聚已经开始涣散的人心的一种辩护，对于国内正在进行的“先军政治”政策的“优越性”的一种论证，同时是与韩国在半岛统一问题上进行竞争所采取的一种策略。可见，当前朝鲜执着地执行其反美政策实际包含朝鲜基于对自身安全状况严重忧虑而进行自保，维持自身在新的形势下生存和发展的动机。如心理学中的攻击理论认为，挫折——人们在追求自己目标的过程中遇到阻碍的感觉会提高一个人做出攻击反应的可能性(29)。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遭遇的挫折同样可以被认为是朝鲜反美主义情绪产生并采取强硬对外政策的一个原因。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消弭各方间彼此敌视的态度需要国际社会的耐心和共同的智慧，并科学地分析和解决存在的种种客观问题。可喜的是，六方会谈给朝核问题相关各方提供了一个多边谈判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相关各方都可以平等交流沟通。这对解决朝鲜反美主义情绪在内的各方相互敌视的情绪提供了较好的条件。六方会谈成功地促成一些共识的达成，充分表明当前各方在相互进行顺畅沟通的情况下可以进行立场协调。这对于各方最终达成和解和东北亚安全格局的最终形成将是一个良好的先兆。

注释：

① 由于韩国和朝鲜至今在统一问题上未达成突破性共识，且两国当前均为联合国的会员国。本文为了研究方便，将半岛统一事务独立于朝鲜的国内事务。

② 陈峰君、王传剑：《亚太大国与朝鲜半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页。

③ 朴键一：《北京六方会谈与朝鲜核问题前景》，载《当代亚太》2003年第10期，第43页。

④ Hans S.Park,“The DPRK and the Asian-Pacific Peace Regime：A Phenomenological Account”，载韩国基督教研究会：《新闻信笺对话录》，1999年夏季号，第75页。

⑤ 陈峰君、王传剑：《亚太大国与朝鲜半岛》，第373页。

⑥ 《中国大百科全书（世界地理分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0页。

⑦ 迈克尔·马扎里等主编：《韩国1991——通往和平之路》，［韩国］西方观点出版社1990年版，第87页。

⑧ ［美国］斯皮尔克曼：《和平地理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76页。

⑨ ［韩国］金大中：《建设和平与民主》，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73页。

⑩ 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和错误知觉》，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0～317页。

(11) 刘克明：《斯大林模式未能正确处理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苏联解体原因新探》，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4年第4期，第8～9页。

(12) 于洪军等：《探索与创新一冷战后的社会主义》，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第100页。

(13) 金日成：《在朝鲜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中央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载《金日成著作选集》第5卷，［朝鲜］外文出版社1976年版，第386～387页。

(14) 于洪军等：《探索与创新——冷战后的世界社会主义》，第103页。

(15) 同上书，第100页。

(16) 同上书，第103页。

(17) 金哲佑：《金正日以军事为重的政治》，［朝鲜］外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25页。

(18) 金日成认为，“（苏联）……反对阶级斗争，口头上站在反帝立场，实际上向帝国主义暗送秋波，放弃同帝国主义的斗争，同它妥协；散布战争恐怖情绪、资产阶级和平主义思想和对帝国主义与反动派的幻想，从思想上解除人民武装；害怕和阻挠被压迫人民进行革命。”金日成《在朝鲜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中央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载《金日成著作选集》第5卷，［朝鲜］外文出版社1976年版，第459页。

(19) 张锡镇：《对朝鲜政策的再思考》，载《国际政治研究》2000年第2期，第58页。

(20) 于洪军：《冷战后的世界社会主义》，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第98页。

(21) 参见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98页。

(22) Allison and Zelikow,Essence of Decision,New York:Addison-WesIey Longman,1999,pp.255—258.

(23) 陈峰君：《冷战后亚太国际关系》，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342页。

(24) 1991年5月，李鹏总理访朝时告知朝鲜领导人：如果今年韩国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再次提出加入联合国问题，中国将难以持反对态度。中国立场转变是朝鲜同意加入联合国的重要原因。《中国外交概览》，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42页；《世界知识年鉴（1992～1993）》，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页。

(25) 李相文：《朝鲜和平统一的前景》，载《亚太研究》1992年第1期，第52页。

(26) 同前引。

(27) Edward H.Alden and Franz Schurmann,“Why We Need Ideologies in America's Foreign Policies:Democratic Politics and World Order”，Policy Paper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No.37,1990,p.2,p.23.

(28) 美国国防部《1998年东亚安全报告》，1998年11月23日，新华社华盛顿1998年12月1日英文电。

(29) Elliort Aronson,Timothy D.Wilson,Robin M.Akert：《社会心理学》第五版，中译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358页。

原文来源：《当代亚太》(京)2007年第10期 第3-10，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