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小纵大 后患无穷
——晋武帝反贪不力的教训
西晋，是晋武帝司马炎所建立的封建王朝。与历代王朝一样，西晋也存在严重的贪腐现象，而晋武帝也未能予以有效整治。究其原因，关键在于他缺乏消弭贪腐的决心，只拍“苍蝇”而不打“老虎”，以至于“大老虎”充斥朝廷，竞相贪墨炫富，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斗富比阔的“太康奢华”之风。
惩小纵大，选择性反贪
避贵施贱，惩小纵大，选择性反贪，是晋武帝的习惯性作法。他曾公开表示：“尚书郎以下，我无所纵舍。”也就是说，尚书郎以下的小官贪腐，他会毫不留情地惩治。可是，对于位高权重的贪官，他却纵容包庇。
泰始三年（267年），司录校尉李憙上奏：原立进县令刘友、前尚书山涛、中山王司马睦、故尚书仆射武陔各自侵占官府三更稻田，请求免去山涛、司马睦等官职；武陔已死，请追贬其谥号。李憙所弹劾的山涛、司马睦，一个是武帝的亲信大臣，一个是武帝的宗室兄弟，武帝不忍将他俩治罪，于是发布诏书：法者，天下之所以取正，必须不避亲贵，然后才能施行，我岂敢枉纵于其间！但案察此事，皆是刘友所为。侵剥百姓，缪惑朝士，奸吏居然敢做此事！应当严办刘友，以惩邪佞。至于山涛等人，如若下不为例不再犯错，可不必追究问罪。与此同时，诏书中还对李憙予以褒扬：亢志在公，可谓邦之司直。
不难看出，晋武帝诿过于小县官刘友，有意为权贵开脱罪责，只是惩小而纵大，纯属选择性执法。对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论：“政之大本，在于刑赏，刑赏不明，政何以成！晋武帝赦山涛而褒李憙，其于刑赏两失之。使憙所言为是，则涛不可赦；所言为非，则憙不足褒。褒之使言，言而不用，怨结于下，威玩于上，将安用之！且四臣同罪，刘友伏诛而涛等不问，避贵施贱，可谓政乎！”
司马伦（司马懿第九子、晋武帝叔父）为人贪婪，曾指使散骑将刘缉买通宫中工匠盗窃御裘。案发后，廷尉杜友依法判处刘缉死刑弃市，司马伦应与刘缉同罪。有司认为司马伦爵位隆重，又是皇帝近亲，不可治罪。对此，谏议大夫刘毅驳议说：“王法赏罚，只有不论贵贱，才可以齐礼制齐明刑典。司马伦明知御裘非常人所用，而隐匿不向狱卒供述，与刘缉既已同罪，可按亲贵地位评议减罪，但不能阙而不咎。”晋武帝虽然赞同刘毅的驳议，但仍以司马伦为皇室近亲，特地下诏赦免了他。
中护军、散骑常侍羊琇，与晋武帝有旧恩，掌管禁军、参与机密十多年，恃宠骄侈，多次犯法。司隶校尉刘毅劾奏，应将他治罪处死。晋武帝随即指派齐王司马攸出面，为羊琇求情。都官从事程卫迅速驰入护军营，拿羊琇的下属考问，查清其犯罪事实，向刘毅报告。晋武帝迫不得已，只好免去羊琇官职。不久以后，又让他官复原职。
侍中王戎出身于琅琊大族，为当时名士，曾接受南郡太守刘肇的贿赂，被司隶校尉纠察弹劾；王戎闻风而动，及时退还赃物。晋武帝庇护王戎，没有将他治罪，引起朝士非议。于是晋武帝皇帝对朝中大臣说：“王戎的行为，岂能算是怀私贪得？只是不愿做异于他人的另类而已。”作为皇帝竟然默许官场贿赂潜规则，真是令人匪夷所思。尽管晋武帝这样替王戎辩解，但王戎从此为清议所鄙，名声受损。
吏治腐败，盛行奢华风
晋武帝的庇护与纵容，导致吏治日益腐败，贪墨奢侈之风极为盛行，众多“老虎”云集于朝堂之上。这些“老虎”巧取豪夺，大肆聚敛钱财，以贪腐为能，以奢华为荣。当时，石崇、王恺、羊琇等达官显贵热衷于炫耀，争豪斗富。石崇与王恺比阔，着实让人大开眼界：王恺以糖浆洗锅，石崇即以蜡代薪；王恺以紫丝布做步障四十里，石崇即用锦绣做步障五十里超越；石崇以花椒粉涂屋，王恺便用赤石腊粉饰。晋武帝时常挺舅父王恺，曾赐他一棵高三尺许、枝柯抉疏、世所罕见的珊瑚树；王恺十分得意，把这棵珊瑚树拿到石崇面前炫耀，石崇二话没说，竟用铁如意将它击碎。王恺以为石崇嫉妒自己的宝贝，惋惜之余，不禁声色俱厉斥责。石崇淡然一笑，漫不经心地劝慰道：你不值得这样气恼，我现在就偿还。随即令手下把家藏的珊瑚树都搬过来，其中高三四尺、条干精美、光彩夺目的就有六七株，类似王恺那品相的则更多。王恺看了，双眼迷离，十分失意。
石崇何以如此富有？因为他是一只名副其实的“大老虎”。石崇乃西晋开国功臣石苞之子，石苞临死前将其财产分给诸子，唯独不予石崇。其妻为石崇求情，石苞说：“此儿虽小，后自能得。”石崇二十余岁做武修令，从此历任散骑郎、阳城太守、黄门郎、侍中、荆州刺史、领南蛮校尉、加鹰杨将军等职，后来官至太仆、卫尉，以功臣之子且伐吴有功而深得晋武帝器重。无论在地方还亦或朝廷为官，他都表现得聪明能干，同时也很任侠与任性，行为不检点。他在荆州任刺史期间，不断掠取往来商人的货物，甚至连外国使者的贡物也强加劫夺，一路贪腐下来，竟成全国首屈一指的巨富。《晋书·石崇传》如此描述他的富有：“财产丰积，室宇宏丽。后房百数，皆曳纨绣、珥金翠。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穷水陆之珍。”
与石崇竞相斗富的王恺、羊琇均为皇亲国戚，凭借晋武帝的特殊关照，也就自然而然富位居“巨富”（实为“老虎”）行列。上文提到的王戎，后来官至司徒（相当于宰相），却不能尽职理政，而贪图虚名、钱财与享乐。他的所作所为，为后世所不齿，受到司马光严厉批评：“戎为三公，与时沉浮，无所匡救，委事僚寀，轻出游放。性复贪吝，园田遍天下，每自执牙筹，昼夜会计，常若不足。家有好李，卖之恐人得种，常钻其核。凡所赏拔，专事虚名。”（《资治通鉴·晋纪四》）王戎高居三公之位，竟然比市侩还市侩！
“老虎”如云，埋崩溃祸根
客观地说，晋武帝算是颇有作为的开国君主，在平定天下、革新政治、发展经济、繁荣文化上都有建树。他前期厉行节俭，虚心纳谏，用人唯贤，励精图治。自平定孙吴统一全国以后，他则怠于政事，耽于游宴，纵情声色。其后宫妃嫔众多，佳丽数以万计，每晚上要临幸哪个妃子就成为头痛的问题。于是他想出一个办法，乘坐羊车在宫苑随意行走，羊在哪里停下，他就在哪里宠幸嫔妃。于是，宫人用竹叶插户，用盐水洒地，以吸引羊车停留。
太康三年（282年）春，晋武帝“亲祀南郊”完毕，向刘毅询问：“你以为我可比汉代哪个皇帝？”刘毅当即对答：“可比桓、灵二帝。”桓、灵二帝非常昏庸，他们在位年间，是东汉最为腐败黑暗的时期，也是王朝迅速走向崩溃的时期。听到自己被比作昏君，晋武帝很不高兴，禁不住反问：“不至如此吧？我德虽不及古人，犹克己为政。又平吴会，混一天下，桓、灵二帝岂能与我相提并论。”刘毅从容回应：“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如此说来，恐怕还不如。”晋武帝面红耳赤，只好自我调笑道：“桓、灵之世，不闻此言，如今我有你这样直臣，证明我胜过他们。”
透过刘毅的对答，可知晋武帝已从有为之君蜕化为卖官捞钱的腐败分子（堪称“超级大老虎”）。作为超级大老虎，需要众多老虎的阿谀与供奉，所以他对贪腐保持极大宽容，听凭大小老虎任性妄为；即便查处腐败分子，也是选择性的，惩小纵大，不能刮骨疗毒。皇帝骄奢淫逸，卖官敛财，无疑产生示范作用，上行下效，贪财奢靡之风弥漫朝野。当时官场乃至社会均以奢华相尚，权贵无不贪图享乐，嗜钱如命，聚敛无厌，不惜贪赃枉法，不择手段谋取钱财。针对如此病象，当时文人鲁褒作《钱神论》予以辛辣的讽刺：“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内则其方，外则其圆……亲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昌。无翼而飞，无足而走。……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后；处前者为君长，在后者为臣仆。……谓为神物。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而入紫闼。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凡今之人，惟钱而已。”
晋武帝去世，惠帝司马衷即位，宫廷内斗频仍，最终引发“八王之乱”。这次战乱，极大消耗了西晋的国力，促成西晋王朝加剧土崩瓦解，致使北方游牧民族占据中原，国家陷入战乱与分裂，给人民带来巨大创痛，“祸难之极，振古未闻”。《晋书·八王传序》分析此次祸乱原因时指出：“付托失所，授任乖方，政令不恒，赏罚斯滥，或有才而不任，或无罪而见诛。朝为伊周，夕为莽卓，机权失于上，横乱作于下。”除了错选白痴司马衷作为接班人外，其他问题都可以归结为腐败问题。晋武帝选择性反贪，纵容老虎，致使腐败愈演愈烈。王公外戚也好，达官贵人也好，不仅攫取钱财，沉湎享乐，而且尔虞我诈，争权夺利。这些大老虎在危难时刻，只顾个人利益，相互残杀。《红楼梦》中贾探春说过：“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诚然如此，西晋的灭亡无疑是自身腐败与自相残杀所致，其病根不能不追溯到晋武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