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要讨论的，主要不是“中国当代文学”（以下简称“当代文学”）的性质、特征，或从概念的“本质”上，来讨论其涵义及相应的分期方法的“真、伪”“正、误”。而是考察“当代文学”这个概念在最初是如何被“构造”的，以及此后不同时期、在不同使用者那里，概念涵义的变异。即概念在特定时间和地域的生成和演变，和这种生成、演变所隐含的文学规范性质。需要说明的是，“当代文学”概念的生成，不仅是文学史家对文学现象的“事后”归纳，而且是文学路线的策划、推动者“当时”的“设计”。因而，“当代文学”概念的构造，和这一概念所指称的文学的生成，应是同步的。
“当代文学”和“新文学”、“现代文学”等，是相互关联、无法截然分开的概念。大致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有关“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文学史论著和作品选，大多使用“新文学”名称。如《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周作人，1932），《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王哲甫，1933），《中国新文学运动述评》（王丰园，1935），《新文学概要》（吴文祺，1936），《中国新文学大系》（赵家壁主编，1935-1936）等。同样使用“新文学”名称的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和周扬的《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虽然晚至1982和1986年才正式发表，但都产生于二、三十年代，是作者在学校里授课的讲稿。在这期间，“现代文学”很少见到，个别以“现代文学”命名的著作，也主要作为“现时代”的时间概念使用。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五十年代一段时间。除了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1955)外，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卷1951，下卷1953），蔡仪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1952)，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1955)，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上下卷，1956），都是如此。但是，自五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新文学”的概念便被“现代文学”所取代，以“现代文学史”命名的著作，纷纷出现。与此同时，一批冠以“当代文学史”或“新中国文学”名称的评述1949年以后大陆文学的史著，也应运而生。可以看出，“现代文学”对“新文学”的取代，是为“当代文学”概念出现提供“空间”，是在建立一种文学史“时期”划分方式，为当时所要确立的文学规范体系，通过对文学史的“重写”来提出依据。而这种依据，主要来自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论著。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观察文化问题的方法论和基本前提，其主要点是强调物质存在，政治、经济革命对于精神、意识和文化革命的“决定”作用，指出“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这为左翼文学界开展的文学运动，和与这一运动紧密相连的对文学的历史叙述（文学史研究），确立了应遵循的原则。从文学史叙述的方面，则可以称为多层的“文学等级”划分。毛泽东对现阶段的中国社会形态的分析，从文化分析方面，必然地推导出这样的结论：第一，与现阶段中国社会存在着不同的经济成分和阶级政治力量相对应，也必然有不同的（主要以阶级性质来区分）、有不同等级地位的文化形态。“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反动的，“应该被打倒的东西”，反映新的经济基础和先进阶级的意识的，则是“新文化”。第二，“新文化”也不是一个“整体”，同样也由各种不同的成分构成。各种成分（力量）在新文化“统一战线”中的地位，不是对等的，有主导与非主导、团结和被团结、斗争和被斗争的结构性区分。其中，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因素”“起决定作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文化，则属于需通过斗争、团结而予以争取、改造的因素。第三，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社会与人类社会历史的演化一样，都要经历从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因而，现阶段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过是向着更高目标的过渡阶段；“新民主主义文化”也是“过渡”性质的，必然要发展为更高一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化。这一思路，是赋予“新文学”以新的涵义（后来便用“现代文学”来取代），而作为比“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新文学”更高阶段的文学（它后来被称为“当代文学”），也在这一论述中被设定。五十年代中后期，“现代文学”对于“新文学”概念的取代，正是在文学史叙述上，从两个方面来落实《新民主主义论》的论述。一是新文学构成的等级划分，二是文学“进化”的阶段论。“现代文学”被明确为指“五四”文学革命到1949年的这一时间的文学，而1949年之后的文学，已具有不同的性质，需要从概念运用和文学分期上加以确定。五十年代初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连同刘绶松、蔡仪、张毕来等五十年代的著作），虽然仍使用“新文学”的概念，但确已属于“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范畴。不过，《史稿》虽然“力图”贯彻《新民主主义论》的“指导思想”，却还不是那么“彻底”。较为“彻底”表达的，应是周扬等组织、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如前面指出的，“当代文学”概念的生成，不仅属于文学史学科体制的范围，因而需要从文学运动开展的过程和方式上去考察。从四十年代开始，延安文艺整风和延安文学实验，这一被左翼文学主流派看作是“继‘五四’之后的第二次更伟大、更深刻的文学革命”，是“当代文学”的“直接渊源”，“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周扬语）。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在“新中国”——“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的独立民族国家的出现被预告和被感知的情势下，把这一文艺方向推向全国，成为全局性的文学构成，是四十年代后期左翼文学界关切的主题。当时，有“资格”和能力为文学确立“全局性”规范，对文学进行“选择”的，只有左翼文学力量。这种支配性的地位的取得，一方面靠左翼文学的威望和影响，另方面靠正在迅速取得政权的政治力量提供的保证。在四十年代后期和五十年代初，左翼文学界推动“当代文学”生成所作的“选择”，是对作家作品和文学“派别”进行“类型”的划分。分析的主要尺度，是文学观念、作家作品的“阶级性质”。这直接从左翼作家把文学看作阶级意识形态的文学观念中导出，来自于他们对文学与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关系的理解。左翼文学力量首先在文学界（这在当时开始称为“文学阵营”）中划分敌、我，构造了“革命作家”、“进步作家”（或“中间作家”）和“反动作家”的概念（见写于1948年的郭沫若《斥反动文艺》、邵荃麟《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等文。“中间作家”（同时使用的还有“广泛的中间阶层作家”、“民主主义作家”、“进步作家”等称谓），指虽然赞同新文学的反帝反封建的方向，对革命抱同情、靠拢态度，但“世界观”还是小资产阶级的，文艺观念与革命大众文艺存有分歧的作家；他们必须改造自己的文艺观和写作方式，才有可能参予对“当代文学”的创造。列入反动作家名下的，有与国民党官方有直接关系的潘公展、张道藩等。而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沈从文、朱光潜，以及萧乾等，当时也被列入“反动”的行列：这应该说与沈、朱、萧等人当时在国共两党斗争中暧昧的政治态度，和他们对左翼文学的激烈批评有直接关系。类型划分的另一方面，是针对文学思想和创作现象。“封建性”的、“买办性”的，“浅薄的人道主义”的，“超阶级的人性”，对“‘圣洁的爱’与‘永恒的美’的追求”，“方法上”“过份强调技巧的倾向”，“追求主观精神的倾向”等等，是用来否定“压抑”范围相当广泛的创作倾向和文学派别的尺度。这种区分，不仅将左翼文学置于文学最高的等级（这是包括胡风等在内的左翼文学各派别都赞成的），而且在左翼文学中，将“解放区文学”置之优于国统区左翼文学的地位（这却是胡风等所不愿承认的）。“市民文学”和“通俗小说”等，一般也被放在“市民阶级与殖民地性的堕落文化”之中。体现在冯至、沈从文、师陀、路翎、钱钟书、张爱玲、巴金、曹禺、穆旦、郑敏等这一时期创作中的创造力和多种可能性，在严格筛选中疏漏不取，而拒之于“当代文学”的构成之外。
进入五十年代，“新的人民的文学艺术”已宣布出现。但由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开始，经济基础的变化并未完全实现，因而，在1952年周扬说，“目前中国文学，就整个说来，还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的文学”，但“已经开始走上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这时作为新的文学形态和文学时期指称的较通用的说法，是“建国以来”的文学。五十年代中期，在“当代文学”的构造上是个重要的时间。1956年“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的“胜利”，使文学界主持者感到有理由正式提出“社会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学”。而近十年时间，文学也似乎有了拿出来陈列的成绩。因此，“建国以来”作为独立文学时期的这一早已存在的意向，有了明确指认的时机。1959年，邵荃麟在《文学十年历程》中较早使用“社会主义文学”的概念，说它“在前一阶段的末期（指“革命民主主义文学”阶段末期，即四十年代后期——引者）已经孕育成熟了，当革命一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就以“生气勃勃的姿态，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量”。1960年的第三次文代会上，周扬题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的报告，在“正式文件”上确定了1949年以来“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文学”的性质。这样，“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的区别，成为两个文学时期划分的主要依据。与此同时，周扬等急迫地组织“现代文学史”编写，以使他们在“反右”运动中对文学的“两条道路斗争”的叙述“正典化”。一批由研究机构和大学编写的“当代文学史”的教材和论著，也纷纷出现。“当代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态，和作为一个文学时期的地位，在这时得到不容置疑的确立。
“当代文学”的特征、性质，是在它的生成过程中描述、构造的。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讲解放区文学成绩的报告，为“当代文学”的描述，建立了特殊的话语方式，并在以后得到补充和“完善”。对“社会主义性质”的“当代文学”的“崭新”特征的说明，通常列举的方面是：从“内容”上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为主要表现对象，工农兵群众成为创作中的主人公；在艺术形式和风格上，则是民族化和大众化的追求，肯定生活、歌颂生活的豪迈、乐观的风格成为主导的风格；“作家队伍”构成的变化，工人阶级作家成为骨干；文学与人民群众建立了从未有过的密切联系，并在现实中发挥重要作用；等等。这种由周扬等创立的叙述模式，由最初之一的当代文学史（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1963）所采用，在三十多年后的九十年代，继续为最新成果的当代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华文学通史•当代部分》）所继续。
四、五十年代所确立的“当代文学”概念的内涵，后来不断发生变异。“文革”中，江青等激进力量认为“十七年”是“文艺黑线志政”，显然否定“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也否定1949年作为重要的文学分期的界线。在有关的文章中，已明确提出了他们的文学史（文艺史）观（参见初澜《京剧革命十年》等文）：即把“京剧革命”发生的1965年，作为文学分期的界限，把此后的文学，称为真正社会主义性质的“当代文学”（虽然他们不使用这一名称）。他们运用与周扬等的同一评价体系，但更强调“纯粹”，对文学现象实施更多的筛选与“压抑”，运用更强调“断裂”的激进尺度。
“文革”后，对于“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概念和两者之间关系，使用者的理解越来越分裂。其间也有某些共同点，即在文学史理念和评价体系更新的情况下，重新构造文学史的“系列”，特别是显露过去被压抑、被遮蔽的部分。四十年代后期那些在“当代文学”生成过程中被疏漏和清除的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张爱玲、钱钟书、路翎、师陀的小说，冯至、穆旦等的诗，胡风等的理论……）被重新挖掘，放置在“主流”位置上。“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等级系列，颠倒了过来；“现代文学”，而不再是“当代文学”的学科规范、评价标准，成为理解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基准（这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重写文学史”的命题所包含）。许多人质疑以政治事件作为现当代文学分期依据的合理性。在“当代文学”的使用上，有的只把它作为单纯的时间概念处理。“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文学性质”的界定还为一些文学史著作所坚持，但与容纳的对象和使用的评价标准却发生严重冲突而陷于混乱之中。试图赋予严格的学科涵义的，则寻找新的解释。有的论者将“当代文学”的时间界限，确立于1949年到1978年期间，认为这段时间“在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学思潮上，都具有相对独立的阶段性”（朱寨《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把五十年代以后的文学称为“当代文学”的另外一种权宜性解释是，这是“‘左翼文学’的‘工农兵文学’形态”，在五十年代“建立起绝对支配地位”，到八十年代“这一地位受到挑战而消弱的文学时期”（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概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