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中国南海争端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在香格里拉会议上，南海争端议题已然成为主导议题之一。为了遏制中国在南海地区的建岛行动，美国除了直接派出战机监视以外，更是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后直接宣布对越南这一反对中国建岛至为坚定的国家增加18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以帮助越南购买美国的巡逻艇。
　　另外一则较早的消息则宣称，在南海地区，菲律宾与越南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将会联合抗衡中国的建岛行动。考虑到更早时期美国与日本在东海问题上的联合声明，似乎在狭长的西太平洋地区，北起日本海，南到马六甲，已经隐隐呈现出列国联合围堵中国的局势，而其中最关键的力量，显然就是美国。
　　在此格局下，中国据理力争的声明，连同力所能及的实际行动，看起来当然无可厚非。毕竟，早在很多年前，中国舆论界就有一种大受欢迎的所谓“C”型包围圈的类阴谋论说法。美国与日越菲诸国越来越明显的联合，在很多国人看来，不过是这种包围圈日益收紧的证据罢了。那么，为了打破这个包围圈，中国在已经大大增长了的国力基础上营建一些必要的前沿基地，不仅政治上极为正确，而且逻辑上极为正当。就此而言，美国人对中国在南海地区行动的反应，委实是“过度”之极。
　　美国人为何要在南海地区反应如此过度？有人归咎于希拉里任国务卿时期提出的“重返亚太战略”，认为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美国将战略中心从911之后的中东移到了东亚，将主要的战略敌手从基地组织转向了中国。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不过仔细分析，这恐怕有“自我证实”的逻辑问题。
　　“重返亚太”确实是奥巴马政府希望强化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霸权存在的战略举措之一，但是就美国自身而言，希拉里卸任之后，该战略已经被冷冻，奥巴马政府与其说更加关注亚太，不如说更加关注美国国内，关注美国的经济复兴和社会重建。
　　实际上，梳理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我们大致能够看到一个极其明显的收缩轮廓。近五年来，美国在全球政治中的影响已经在绝对的下降，美国所谓插手他国事务、实施霸权政治的记录，实际上也较小布什时期绝对地下降。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也是我们分析中国南海争端的重要背景。
　　那么何以美国在全球战略收缩的同时偏偏要强化南海地区的存在呢？这恐怕要从中国找理由，恐怕是因为中国的发展和崛起。
　　在世界政治中，“崛起”并非一个纯粹可爱的词语。在西方理解中，它意味着如同1860年以后德国突然成长为欧洲超级大国一般、完全改变老欧洲既定政治版图的“撕裂式”的政治突变，意味着肯定会颠覆现有国际秩序的“可怖”前景，因而也必然会伴随着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即霸权战争。所以当最初中国官方引用学者的话，以“和平崛起”描述本国国力升腾的现实和未来外交战略时，西方世界根本无法理解；后来转而使用“和平发展”一词，希望以此昭示给世界一个温和的、国力平缓上升的大国形象，似乎起到了一定的释疑作用。
　　然而，其他国家更多观察的是中国硬实力尤其是战略力量的提升速度。这也就是长久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指责中国军事不透明的理由所在。既然他们无法获知（当然，主要是根本不相信）中国的战略意图，那么他们只能靠衡量中国的战略能力来评估中国的可能动向。
　　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中国集中精力大搞国内建设，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本世纪初，可算作超高速经济建设时期；近年来，中国的各项改革猛然发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陡然加速，在国际事务中有所作为的吁求也不断高涨。上世纪末受美国悍然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刺激所引发的中国国防装备更新换代热潮，也在十年磨剑之后呈井喷之势。于是国际社会屡见中国从2010年之后大批高精尖武器装备研发、列装。
　　国防现代化本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补课之举”,然而如此超乎国际社会心理预期的发展速度，加上中国展现出明显不同于以往的政治强势和越来越主动的外交举措，所有这些合在一起，就极容易造成这样一种全球观感，那就是当美国因为战略决策而深陷反恐战争的泥潭、西方世界深陷经济危机的泥潭而无法自拔、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哀鸿遍野之际，中国既保持了一定量的经济增长，又在大规模地进行国防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升级，并且越来越强调战略投放能力，越来越强调中国的世界利益，东风压倒西风的局面似乎正在形成。
　　当此之际，中国周边的某些国家基于各种考量，在曾经与中国存在“争议”的地区贸然采取政治或军事行动，打破了原来中国与相关国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默契和平，也打破了中国试图努力营建起来的“和平发展”的温和局面。就像是巨龙缓缓出水时突然有一个淘气的孩童投下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头，本不该那么紧张的局势一下子就足以令天地变色。
　　同样的，在与周边国家的海洋争端中，中国的行为无论多么合理合法，都极容易让其他诸国将这些行动与历史上谋求改变秩序的崛起国联系起来，从而营造出一幅新兴国家蛮横挑衅现实的虚幻图景，进而加深列国对中国作为现存秩序挑战者的恐惧。于是，美国作为老牌世界霸主，无论多么不相信霸权战争理论，多么不相信修昔底德陷阱，都无力反驳现实。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没有足够实力保持直接存在，就只能通过扶植盟友，增强盟友的能力来包围、制衡中国。这就是当前在西太平洋地区美国对中国战略遏制的根本逻辑。
　　所以根本不存在一个明确规划好了的所谓“C”型包围圈。美国人并没有那么深谋远虑，那么高瞻远瞩。目前中美在南海，乃至在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对峙，都可谓情势性发展的结果。而情势性发展的意思就是，双方都不希望局势持续恶化，都不希望最终走向武装对抗。也就是说，是可以解局的。
　　首先，美国及其盟友连同其潜在盟国必须深刻认识到也已经认识到当前中国在捍卫自己领土问题上的坚定立场。中国在南海地区不惜耗费大量物力财力进行岛屿建设，本质上与中国是否营建前沿军事基地无关。实际上，这些人工岛屿距离真正的后勤补给基地太远，太缺乏战略屏障，而距离潜在敌人又太近，恐怕在真正战争时期也难以发挥决定性作用。营造它们，展示的是中国政府维护本国尊严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意志。中国绝不肆意欺凌任何国家，但也绝不纵容群小犯我。
　　中国一贯主张相关区域的争端只能由两国政府通过富有耐心的外交磋商心平气和地予以解决，实际上过去几十年中相关各国尤其是中国正是本着这样的默契共同维系了该地区的和平。而在世界整体经济形势下滑刺激列国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不断上升的背景下，有关国家徒恃在中国韬光养晦时期擅自改变现状所占得的若干利益，不仅反对中国行使对该区域享有的早已达成共识的“共同开发”的权利，而且贸然引入域外大国，试图以此制衡中国，进而谋求过去已经被其擅自改变的南海局势永久化和合法化。这除了刺激矛盾之外，毫无益于争端的解决。中国人素不信邪，更非欺软怕硬。在遥远的大洋之中营建岛礁，宣示的正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这种精神伟力。
　　其次，美国必须清楚，当下全球政治的稳定，根本地维系于中美两国关系。只有通过对话和谈判，中美两国才能在若干关键问题上达成一致。正如俾斯麦告诫的那样，政治是一门追求次好的艺术。南海位于中国的家门口，正如同墨西哥湾之于美国一般，美国怎么可能允许苏联在墨西哥湾保持存在？所以美国必须清楚，适当放弃乃至逐步撤出美国人在西太平洋地区本不大受欢迎的霸权势力，才是该地区保持和平的根本所在。
　　如果美国不能将其国内惯行的政治妥协灵活运用到对待中国问题上来，如果不能接受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话语权的必然增加，恐怕中美之间的直接对抗终将形成。
　　最后，在处理南海纠纷过程中，我们应当高度警惕可料想的不断上升的国内民族主义情绪，警惕本应当根据中国和平发展大战略的基本要求稳妥、慎重处理的南海争端在不那么冷静甚或因为中国已经滋生出来的庞大物质资源而极可能越加自大傲慢的社会公共舆论和民族大众情绪的胁迫下走向极端，失去应有的战略灵活，切忌因为我方的误判而促成、强化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一致行动。
　　正如毛主席不断告诫的那样，高明的政治应是最大程度地削弱敌人，增强自己。在南海问题上，能否掌握分寸，适可而止，绝不因为战术缘故而扰乱整个和平发展的战略布局，将极大地考验中国政府的战略素养。在此，有必要重温毛主席的“战略天才”：
　　“……我们的方针，第一条，就是老子的哲学，叫做‘不为天下先’。就是说，我们不打第一枪。第二条，就是‘退避三舍’。……我们讲退避三舍，就是你来了，我们让一下的意思。第三条，就是‘礼尚往来’，就是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出自《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必须注意几个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说，决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对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之。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应懂得利用顽固派的矛盾，决不可同时打击许多顽固派，应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在接着的一个时期中，双方实行休战。这时，我们应该主动地又同顽固派讲团结，在对方同意之下，和他们订立和平协定。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这就是每一斗争的暂时性。……这三个原则，换一句话来讲，就是“有理”，“有利”，“有节”。……”（出自《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领导人民对敌斗争的策略，必须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公开合法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从有理、有利、有节的观点出发，一步一步地和稳扎稳打地去进行，决不是大唤大叫和横冲直撞的办法所能成功的。”（出自《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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