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已经退休在家的88岁老人邓小平在杨尚昆和女儿的陪伴下，不顾劳累，一路南下，沿途多次发表讲话，史称南巡讲话。
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特别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①
细心的读者，肯定会发现一个问题，即已入垂暮之年的邓小平为什么会不辞劳苦地进行这次南巡讲话？而且为什么还要特别提到主要是防止“左”？
最简单的回答莫过于八九年那场剧变后，本来一直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担当重任和开拓者的人几乎全部无法正常工作，而新上任的领导人，因为皆是这场剧变的胜利者，本来就偏左，又加上胜利后的巨大优势，极左的倾向就显得愈加明显。而这一点，显然不是邓小平所希望看到的，毕竟改革开放是他晚年最重要的事业。于是，便有了这次为中国改革开放定下基调的南巡讲话。
然而，我想说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左”的倾向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说，自共产党成立那一刻开始，直到改革开放不断向前推进的今天，“左”一直相伴相随，如影不离，唯一的区别只是“左”的程度而已。
社会主义理论本身便是一种左翼思潮
社会主义理论的雏形当属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在1515—1516年所写的《乌托邦》一书。书中，莫尔为世人描绘出一个世界。在那里，财产是公有的，人民是平等的，实行着按需分配的原则，大家穿统一的工作服，在公共餐厅就餐，官吏由秘密投票产生。此外，在莫尔心中，私有制乃万恶之渊薮，只有废除私有制，人类才能实现平均公正的分配。不必多言，莫尔的观点以及他之后同属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欧文、傅立叶、圣西门，都是倾向于平等至上，倾向于平均分配，自然带有鲜明的“左”的色彩。
马克思、恩格斯的出现，大大推进了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只是这种发展仍然是“左”的。在经济上，马克思、恩格斯依然主张消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在政治上，他们主张人人平等，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而不是资产阶级寡头政治。
计划经济是马克思、恩格斯等人所主张的一种经济体制，是其理论的一大核心，旨在通过消灭私有制来解决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②
随着马克思的逝世以及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社会主义阵营分为两个对立的派别，即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的民主社会主义和列宁、斯大林等人的苏俄社会主义。两派的对立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列宁、斯大林主张暴力革命，民主社会主义者主张议会斗争；二、列宁、斯大林主张计划经济，民主社会主义者主张市场经济。很显然，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主张是温和的、渐进的，只要普选权可以实现，广大底层人民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就可以得到有效保障。至于列宁等人的主张，则非常的激进，为了实现全民平等，为了早日实现共产主义，走了一条远比当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罗伯斯庇尔还要恐怖的极左道路，最终给苏联和人类带来一场莫大的悲剧。
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主张最先在北欧得以实现，然后慢慢覆盖到整个西欧，而列宁、斯大林的主张则在苏俄实践。本来以暴制暴的做法就极其危险，又加上计划经济自身所无法克服的弊病，列宁、斯大林所领导下的苏俄，特别是在斯大林时期，逐渐成为一个一党专政的极权国家。
在苏联，为了追求极端平等，取消了经济自由和私有制，推行计划经济，“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将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几万万人遵照一个指令工作的大机器” ③。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建立一个空前强大的、无所不包的巨大国家机器，确保国民的一切活动都将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这样下去，就会出现一个非常恐怖的问题，如此强大的集权体制由谁掌控？肯定不是工人阶级，肯定也不是普通党员，因为除了最高领袖外，所有的人都处于监督之中。于是，本来希望获得平等的计划经济体制演变成一种史无前例的极权体制。对于这种悲剧，可以用哈耶克的一句话来解释——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④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整个苏联社会，不仅自由平等荡然无存，就连之前口口承诺的工人阶级利益，都无法实现，却产生了一个更加虚伪和丑陋的权贵集团。为了自己的私利和狂热，这个集团不惜批着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大联合的外衣，让千千万万的人成为只知顺从而毫无思想的奴隶，乃至机器。
在极左道路上一错再错的苏联，其领导人为了实现更大的政治野心，成为全世界为之瞩目的领袖，凭借极权体制的便利，不断进行各种虚假的宣传，指责真正可以实现社会主义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为修正主义，却把极权的自己宣传成全世界唯一一个维护绝大多数普通人民利益的国度。更加可悲的是，在当时西方国家低迷的时刻，苏联这种虚假的宣传，竟然如同纳粹一样，有巨大的市场，其风头一时盖过自由民主，而早期先进中国人（包括中国共产党、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居然也接受了这种宣传，纷纷以俄为师。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到21世纪的今天都是“左”的
诚如前文所言，早期共产党人，在救亡压倒启蒙的年代，病急乱投医，从苏联借来极左的苏俄社会主义思潮。在革命年代，因为革命的理想主义、民主自由宣传的需要以及领袖权威还未完全确定下来，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达到极左这种程度，只是有些偏左，擅于用乌托邦的迷幻和革命的狂热来鼓动千千万万热血青年舍身前往。
可是，等到建国后，这种“左”的传统与中国传统专制主义相结合，共产党的路线越来越趋向左，特别是经过“反右”之后，在极端领袖的个人意志下，“左”不断向前，不断扫荡一切有违左的东西，唯有左才得以苟全于世，直到巅峰，文革爆发。
文革结束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左从极左回归常态，中间一度有自由主义兴起和启蒙主义初露霞光的几年，思想得到较大程度的解放，校园民主一度为之活跃。
迄今为止，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局限在经济领域和部分政治领域。可是，根据古往今来的规律，政治的改革必须与经济的改革相配套，否则各种社会问题必然会产生。
而这种问题以及所带来的悲剧，恰恰发生在中国。
本来，改革开放要开展，必须进行思想启蒙，打破人们过去在极左环境下所形成的种种偏见。但是，不管怎么启蒙，当局都不会允许改革触犯自己的核心利益，党的领导始终是改革的底线。这样就会出现一种荒谬的场面，当局一面鼓励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宣扬民主法治，反对独裁，一面却依旧实行一党专政和集权体制。
思想有其一贯性，特别是逻辑有其一致性和彻底性。当局的这种做法，固然可以使许多人称为犬儒，可是仍然有不少人却借着这股思想启蒙的东风，成为觉醒者。
在思想启蒙中成长起来的觉醒者和一党专政的矛盾，集中表现在八十年代末的那场剧变之中。经此一役，自由主义、启蒙主义一直抬不起头，而左的传统却借机不断扩张，直到出现极左倾向，威胁改革事业，于是便有了文章开头所提到的邓小平的那场针对极左的南巡讲话。
综合观之，自共产党成立至今的90余年时间里，“左”一直都是存在的，特别是在建国初至文革那段时间，“左”更是深深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到了今天，“左”依然是权力的基础，只是这种“左”不是极左，而是常态情况下的左，是可以容忍“右”和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并和它们有着微妙的平衡。这种“左”可以称为偏左，只要没有触犯底线，哪怕是自由主义理论，都是可以存在的，毕竟自由主义是改革开放的一大理论基础。
今天中国的左派大多是伪左
通常而言，所谓左派，就是倾向于平等至上，致力于大众福利，而右派则是倾向于自由优先，强调个人奋斗。但是，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必须有一个底线，即左派追求平等不能触犯自由的底线，而右派追求自由不能触犯平等的底线。换句话说，平等和自由是互为前提、互为保障的，只有二者并存，才能保障任何一方的存在。
可是，在中国，左派、右派的划分就变质了。清华大学秦晖教授《极左、左派、右派、极右的区分与现状》一文中写道：“大陆的左派、右派名词来源与欧洲不同，在中国大陆，派别的划分都是以政府为参照系的。由于历史上政府一直是极左，因此在人们思想上有一个惯性：完全支持政府的就是极左，大部分支持政府的是左派，反对政府的是右派。可以说在九十年代之前，这种划分都是比较合理的。”
今天，极左在政府内部已经很难公开存在下去，大多只能借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之类的形式得以延续。至于左派，很多都没有革命年代的理想主义，更已经忘记当年建党之日所追求的民主自由和人民利益，而是过早沦为为权力辩护的附庸品。例如，本次重庆薄熙来事件，尤其明显，明明知道唱红打黑有许多不合理之处，可是仍然有不少有名的左派学者为其辩护，为其呐喊奔走，实在有失知识分子的良知。
中国是一个既严重缺乏自由，又没有平等的社会。论道理，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下，左派和右派应该会联合起来，共同去争取平等和自由。然而，实际上，事情远非如此简单。为底层民众维权的，往往都是右派和自由主义者，而口口声声承诺平等至上的左派，却躲到一边去，乃至为不平等的现状辩护。当然，左派不乏一些为民请命的人士，而右派同样鱼龙混杂，只是就整体而言，右派相对于左派，情况要好多了。
与权力结合的左派，最擅长政治表演，天天向人民宣扬中国特色，反对普世价值，更是将美国视为头号敌人，张口闭口都是“美国忘我之心不死”。如果按照这些人观点，西方国家都是虚伪、丑陋的民主，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中国则是世界上最民主最幸福的国度。可实际上，事实是假的不说，就连自己都不相信，不断把搜刮过来的财富转移到“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外国生活。
且以左派学者为例。如今，新左派的学者总是喜欢披着西方左派思想家的外衣来批判国内自由主义学者，其中更是将哈贝马斯的思想作为重要理论来源。碰巧的是，2001年哈贝马斯来华讲学。期间，哈贝马斯曾和国内的一批自由主义学者有个小小的聚会。两国学者相互交流中，哈贝马斯特别谈道：“我看过《读书》主编汪晖的一些翻译成英文的文章，和一些英文的访谈，我本人也与他交谈过，我也读过《读书》另一个主编黄平的一些英文的东西。读了他们的东西，我感觉到他们的观点有为极权、专制服务，为文化革命辩护的倾向。”⑤
很明显，中国的左派，许多都已经没有了左派的纯粹性和独立性，而是慢慢与权力结合，不为平等奔走呐喊，不为普通群众维权，而是选择辩护，慢慢沦为伪左。
因此，当我们再次回想邓小平的那句话时，就会发现“左”的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或许邓小平当年也未曾考虑这么多，毕竟他是有自己的局限性。但是，作为现代人，我们应该努力尝试从根本上去反思中国当代史中“左”的问题，以期这个苦难的民族能够彻底摆脱历史的轮回，回归到一个正常的国度。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5页。
③《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78页。
④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4页。
⑤雷颐：《哈贝马斯谈中国新左派》，载于爱思想网。
作者系武汉大学大二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