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近代中国史是一部变革史，作为一个国家主体来讲，近代中国变革的根源起于外患。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人心思变，变革已是近代中国人的共识，但对于“变什么，怎么变”，此时的国人却产生了认识分化，即清政府保守派、革命派等应运而生。

一、晚清政府：

对于承接数千年专制传统的清朝统治者来说，改革是无奈的选择。改革的第一要义是延续自身统治生命和统治效力，他们的改革逻辑是无论改革内容程度及效果如何，改革首先不能将“祖宗的江山”丢掉，要“大权统于朝廷”，任何有威胁到政权统治的改革都将不被采纳，于是改革便陷于悖论。

晚清政府系统原有的体制架构与改革要求格格不入，由于既有体制内改革型人才的严重缺失，要保证整个改革进程的运作，人事与机构改革必得列为诸项改革之首。这对于清朝政府来说极为敏感而关键，只此一项便足以威胁到军机六部所拱卫的皇权和满族家族统治，这已是背离改革初衷，而当大规模改革政策出台之时，更多特权将随改革政策落实而迅速流失，这已经完全背离改革逻辑，因此改革不得不陷于停滞，“戊戌变法”失败根源即在于此。

在经历了“建储风波”和“更子之变”后，清朝统治集团几近覆灭。于是政治改革重启，但改革仍步履维艰，无论是新政还是立宪，几乎全是迫于外力而生，而非发自统治集团的内省。而体制外改革派强烈的改革诉求终于在帝国政府政治强人慈禧逝世和新皇生父载沣掌权摄政之后而爆发，由于难以摆脱原有改革逻辑的束缚，此时清朝政府新的年轻的改革者仍是对改革或停或缓，甚至将其扭曲。清末改革始终未曾搭建起改革的基本平台：一套合理有效的宪法及议会内阁系统，真正的改革派群体始终难以登台发声，于是改革走一步停一步退两步，裹足不前，最终使体制内的改革者们成为众矢之的。

清朝统治者亲手造成政治上的一种超出控制范围的混乱和危机局面，导致其统治权威合法性急剧流失且难以挽回。清政府垮台标志着中国最后一个帝制政权的覆灭，但其灭亡前后，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的基本面并没有变化。此时包括革命派在内的各个派别团体都在寻找挽救民族危机的出路。民族危机是近代中国变革最主要也是最直接的原因。变革的主体资质首先赋予占主导统治地位的清政府，但顽固的清政府腐朽透顶，明显不适应近代化改革，连废跪拜行握手礼都被视为对于权力的蔑视、权威的亵渎，更不要提其它更深入的改革，借助清政府改革显然行不通。

其实，在保全政权统治与改革和富国强兵之间并不矛盾，日本明治改革便是明证，但由于清朝统治者的保守与短视，以求不触动绝对权力的改革，没有弃车保帅的勇气，终将自己推入“改革找死，不改革等死”的历史死胡同之中，以至全盘皆失。更重要的是，因缺乏改革的持续性、深入性和有效性，其作为改革主体的资质已不具备，此时若希冀诉诸强力以维持，则便更容易为形式更加激烈的革命群体所取代。

历史终给革命派以机会。

二、革命派：

中国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孕育出了革命派，则一切体制内的改革皆难以走向成功。改良派与革命派俩手埋葬了帝制政权，并将中国引入美国式民主共和的轨道，日本式实君立宪之路已然为之所抛弃。自由、平等、博爱是人类终极价值追求，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者是其矢志不渝的追求者和宣传者，并认定美国式的总统共和制度是其最佳政治表达形式。在当时革命派的眼中，即使国家取得对外战争的胜利，消除民族危机，没有国民自由民主平等的实现，中国的变革就不能算彻底成功。这种价值追求在当代人类社会都是最先进的意识形态，何况其时。革命者也正是出于对这种追求的纯粹性，才毅然与清政府乃至整个传统中国社会系统决裂。然而，革命者的“早熟”却极大的负面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发展进程。

革命派的活动最终实现了政权的更迭，它的意义是在于寓自由平等意识形态于其中的民国政权对抗传统专制政权的胜利，而在此时，与革命者对民国的“热情”相比，整个中国社会并没有做好迎接民国的准备。

近代中国在此时走到一个关键点上，这段历史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孙文有华盛顿之德，而无华盛顿之功；袁世凯有华盛顿之功，而无华盛顿之德”。民国虽立，但中国“人治”的惯性尚未除去，手持强力的袁世凯及其后继者们对“民国”表现出严重的不信任和无意识，由于其时代局限，甚至将“民国”视为祸乱中国的根源。结果，果真出现了改良派所言的“若骤然共和，必险象环生，民无宁岁”的局面，此时甚至有“民国不如大清”的社会喧嚣，以致后来回炉帝制也就不难理解了。

革命派缺乏力量在维持局势的稳定中呵护培育民国之苗，这也不足为奇为何在宋教仁被暗杀之后，孙中山会再次选择激烈的革命手段。随着袁世凯在背离民国这条道上渐行渐远，最终中国局面已是非革命派乃至任何一个派别群体和个人所能驾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