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几乎同时打开了中日两国尘封已久的大门，同时也开启了两国近代化的历程。由于一系列历史条件的差异，两国近代化尤其是近代政治化历程迥异。近代中国在政治变革发展上的迟滞也使得中国近代化的总体进程落后于日本，这对于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改革仍有诸多教训和启示。

王权的限制，从来没有统治者主动来发出要求的，无不是来自中下层社会力量的争取，如英国大宪章和权利法案，如法国1791年宪法，如日本帝国1889宪法，其实现都伴随着中下层社会民众运动的争取。中国中下层社会运动兴起表现为清末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士绅们都希望有像日本那样有参政议政的舞台，而清政府始终没有为他们搭建起来。日本历史上的类似活动即“自由民权运动”，应当说这场争取代议制宪政的活动是成功的，此后没几年日本就制定了宪法召开了国会。本来中国也会走这条路，面对多次国会请愿，清政府一再缩短国会召开期限，应当说事情还是朝着一种良好的态势发展，但是忽然冒出一个革命，将这个过程打破。

日本之所以没有诞生出革命力量的原因在于，日本天皇极受国民爱戴，在明治维新前，国家权力掌握在幕府手中，他们成了日本开明人士讨伐的对象，天皇获得普遍同情。之后天皇重掌大权，重用开明人士，君臣一心推进改革，自然不在话下，日本呈现贤君明臣的政治局面，国家上下一心，国内没有生成革命势力。如果中国和日本一样尽早推动变法维新，或许也不会出现孙文这种革命势力，恰恰相反，中国最高统治集团却愚昧保守，腐朽奢靡，甚至处处反对改革，成为了变法维新的阻碍力量，孙文就是看清了这点，在经历了欧风美雨的思想洗礼之后，毅然决定与清政府乃至中国整个皇权专制制度决裂。

在中日两国制定出宪法实行宪政前，两国都出台了大规模的维新措施，这时两国的体制实质为开明专制制度。不同在于，在甲午中日战争前，日本维新已历经近三十年并取得了较大成果，尤其是军事力量日益壮大，再到日俄战争时日本已跻身世界八大强国之列，这在人类历史上来说的确是一个奇迹。

而在日本最初启动维新之时，中国也掀开了洋务运动。与日本全方位改革不同，中国洋务运动只局限于工业技术领域尤其是军事工业，虽然有部分民间工商业，但力量极受其弱小。而洋务运动中军工业在官僚体制运作之下，弊端丛生，成效有限，与日本相比更是有较大差距，因此，甲午一战便明证。

在甲午战后中国政府曾迫于危机采取了编练新军，开办新学公派留学等措施，也曾试着谋求较为全面的改革即戊戌维新运动，这拉开了中国政治改革的序幕，但因改革步骤失策触及保守势力而停滞。在经历建储风波和庚子之变后，维新改革重启，此次改革较为全面，几乎将戊戌年改革措施全部实行。在日俄战争后，清政府有感于立宪的日本战胜了专制俄国(当然日本胜利并非完全是立宪的结果，更在于日本立宪前的维新至1904时国力已迅速增强),于是对宪政改革也跃跃越试，但是到此时，中国已落后于日本好几步，国家发展已呈现较大差距。

但总的来看，中国政府改革的方向没有错，是一直朝着宪政之路前进的。整个改革之所以失败以至于酿出革命“事故”，在于中央政府总是出于维护自身权威的考虑，使得改革步履缓慢一波多折而难以审时度势满足改革派的要求。如，国会运动请愿三次，清政府却一味拖延塞责，这不能不令改革派失望心寒而怀疑中央政府改革诚心，再加上武昌一旦摩擦出革命的火花，一些改革派弃清政府而投向革命派一边也就不难理解了。若清政府早日答应请愿要求，改革派还哪有倒戈之理？毕竟无论是共和立宪还是君主立宪，都在于使得开明改革人士有参政议政的舞台并掌握话语权，这对于改革派来说是最基本的权益，这也本是立宪的应有之义，而对于无法理解立宪真谛的统治者来说，这却被视为对其统治地位的威胁，自然能拖就拖，最终，将家族王朝拖垮。

近代中国转型，各个活动事件应视作整体而不能割裂来看，如不能单纯的分析清末改革为什么会失败，无论是清政府还是改良派与革命派，都是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一极力量，只不过相比改良派和革命派来说国家政权此时掌握在清政府手中，而救亡图存的对象应该是中国而非清政府政权，一旦把持国家政权的政府不能承担“救亡图存”的重任甚至成为其阻力，自然会被大众所抛弃。相比中国，日本却形成了一种上下一心，举国一体的模式，这是中国所不及的。

清政府垮台，“救亡图存”的任务尚未完成。共和宪政的民国成立，这即是救亡图存的目的，更是手段，大家都希望在宪政的平台上喊出自己的声音，此时中国处于一种改良派和革命派共同掌握政权的政治局面，这虽是各派妥协的产物，但在宪政这一平台上，各派是没有根本利益冲突的。在这种体制下，各方各派是有斗争有合作，仍然是在宪政的轨道上前进。如制定临时约法以及后来的正式宪法，选举国会和实行政党政治等。在这个过程中，宪政之路出现第一大波折，也是导致民初宪政破坏性建设连锁反应的就是国会第一大政党国民党领袖即准国家总理宋教仁被刺杀。虽然关于宋案幕后真凶仍有争议，但从此，民国宪政建设走向了蝴蝶效应，待袁世凯不断践踏民初宪政以至重走帝制不得后，民国强人政治结束，国家更是陷入大小军阀混战的地步，从二次革命开始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再到抗战结束后的国共内战，国家上层建筑一直陷于各方各派的纷争之中，民权从未实现，也给民生带来极大的灾难。可以说从1911结束帝制后，中国从未有过和平的国家建设环境。

二战结束后，又历经三年内战后的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建立使得中国进入一个相对和平时期，却在长时间内并未给中国带来富裕繁荣；而日本则迅速摆脱战争泥淖，仅用二十年就迅速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对于历史机遇的不同把握造就两国迥异发展境地，历史不禁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