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热播的电视剧《虎妈猫爸》中，那个对孩子教育问题过度紧张的“虎妈”，可以被视为新一代焦虑主妇的集中体现。在幼升小、小升初，学区房“大战”中，这些焦虑、紧张的“虎妈”并不鲜见。可是，在“就近入学”早已被法律明确、全国义务教育的普及率已达到99%的今天，几代人倾尽财力购买一个学区房的家庭焦虑从何而来？
“就近入学”的本意是保证学生接受教育的“方便性”与“公平性”。但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人们对教育的诉求已经从“有书读”转向了“读好书”，人们要求的已不仅仅是“教育机会公平”，而是“教育质量公平”。
可是，从幼儿园到大学，我国各层级教育的内部质量差异甚大，越是处于行政区划序列下端的学校，其教育质量越差。这样，在现有教育资源不均衡分布的状态下，“就近入学”只能保证学生公平地“有书读”，而不能保证学生们都能“读好书”。不仅如此，通过“就近入学”的强制性，个体被固定在不同的教育节点中，即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的好坏一般与社区的好坏紧密相连。越是社会阶层高的社区，其配套的学校越好，教育质量越高。在学校教育质量高的社区，社会中上阶层往往更倾向于正向集聚，导致社会中下阶层被迫挤出；而学校教育质量低的社区，社会中上阶层往往倾向于负向流溢，导致社会中下阶层主动涌入。
这样，在一定的空间区域内，教育层化与社会阶层层化的边界与脉络相一致，社会阶层分化与教育资源配置共谋，形成了绝佳的利益传输链条。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国家采取了很多均衡化和标准化的教育资源配置策略，但这些策略总体上仍处于硬件层次的均等层面，一旦涉及到更深层次的软件配置和体制机制改革层面时，就会遭遇到阻碍。
对于那些因先天因素被搁置在较低行政区划的孩子们而言，他们显然没有享受到教育质量上的实质公平。他们没有经济条件能够择校或者跨学区就读，没有社会关系能够实现户口迁移从而合法地跻身优质学校就读。但他们又面临着和其他孩子一样的竞争。这样，对很多身处农村底层家庭和城镇边缘家庭的孩子来说，“就近入学”就很难成为他们向上流动的通道，社会身份只能在低层循环。当然，也有一些家庭试图通过个体选择冲破结构式低层循环命运。他们拒绝严格按照“就近入学”原则将孩子送入到附近的学校就读，而是“托关系”、交纳不菲的学杂费以争取更优质的学校教育环境。可以想见，这会给他们的家庭带来多大的经济负担和艰辛。
义务教育的核心是确保教育的公平性，如果就近入学意味着教育的机会公平，那么这种机会平等无疑需要进一步向纵深的质量公平发展，进一步凸显差异补偿和实质公正▲（作者：李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西南大学教育政策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原刊《环球时报》2015年6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