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速度的问题。
新常态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增长速度放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大概在四年前曾经做过一个研究，中国经济由10%的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阶段，大家是不认同的，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认同的人比较多了。中央讲新常态第一条就是这个。
各位来开会，你们关心的主要问题，经济下行的压力还很大，包括12月份的数据出来依然如此，我们说中高速增长，增长多少？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最近几年我们注意到一个特点，每年上半年的时候经济走着走着就弱了，年中的时候中央出台了稳增长的措施，到下半年以后，形势会有所好转。
官方的说法叫做稳中向好、稳中向上，这时候有一些经济学家比较乐观，说中国经济已经走出底部，甚至有人说增长8%、9%，或者更高一点，很乐观，虽然说的人不多，但这个说法还是有的。我们的观点还是比较一致的，因为我们基本的判断是目前还处在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的过程中，现在是进行时，不是完成时，这个底现在还没有找到。
到目前为止还是这样一个状况，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开了一些会议，好象乐观的不多，前段时间我开了一个会，几乎所有的人对下一步的经济发展都不太乐观。现在宏观经济有几个特点：一是下行压力很大。二是底在何方不知道。三是对同样一个的数字看法高度分歧。这是以前没有过的。
速度问题是大家最关注的，但我想强调一下，某种意义上来讲，速度问题又是最不重要的。速度为什么会发生变化？是因为背后的结构发生了变化，我们现在正在转变为消费为主、服务业为主，更多依靠内需、更多依靠要素效率提升的经济，更多依靠生产率提升，更多重视增长质量效益，速度服从于质量，政府要转型等等，这些大家在报纸上都可以看到。
二、发展质量目标的问题。
我们讲三期叠加，今后几年可能是一个新的三期叠加，新的特征会出来，中高速增长的触底期，金融风险的集中释放化解期，新旧增长动力转换的关键期。在这个阶段增长速度不会像过去那么高了，现在有一种说法，以速度论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的问题是速度不可能那么高了，但我们这个时代还是需要英雄的，我们需要英雄辈出，但是衡量的尺度会发生变化的，这个尺度是什么？就是经济增长率。
最近我讲了一个观点，要发展质量导向，过去至少在十年前、二十年前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是经济发展要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益和质量为中心，现在讲不是老生常谈吗？有什么新意？这次大话变成了实话，空话要变成真话，现在不重视质量，比如将来增长速度降低了，比如6%，这样的增长速度未必能够保持住。发展质量为导向，不是我们说出来的，是逼出来的。以质量为导向，这个问题怎么具体落实，我们有一个观点。
首先确定一些质量指标，质量指标比较多，我们编了几句话：就业可充分、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风险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资源环境可持续，物价可稳定。真正要做到不容易，我们可以搞出一些指标，用它来倒推速度指标，我们过去定指标是先定速度指标，就是今年增长10%、12%或者9%，倒推其他指标，这是有问题的。因为是就速度谈速度是讲不清楚的，过去经常讨论7.5好，8%好还是8.5%、9%好，我说肯定9%好，10%好，15%就更好，用不了几年就赶上美国了，实际是不可能的，受增长质量指标的影响。
在新常态下，包括下一步搞“十三五”规划，一是我们的增长速度不可能像那么高了，二是观念要转变，过去是速度优先倒排其他指标，现在首先要确立质量的指标，然后倒推增长速度指标。到底怎么理解？现在的速度能不能更高一点，2014、2015年我们搞8%的增长速度怎么样？看起来不错，但会发生什么事情？一定要扩大投资，扩大投资的话地方政府需要进一步融资，地方政府现在土地已经抵押了，很多土地实际是贬值了，银行贷款已经变成了不良资产。
银行的坏账已经在增加的情况之下，让他继续搞投资、继续贷款，那不是扩大风险吗？很多行业已经产能过剩了，继续增加投资，加剧产能过剩，速度高的话最大的问题是增大风险，当然速度过低也不行。与质量导向的质量体系相对应的合理速度区间并不大，宏观调控的益处就是把这个区间能够找准，能够调的比较稳，走得精准就是这个意思。
刚才我讲了“六可”的质量指标，看了这六个指标之后，不同的人脑子中间的排序是不一样的，政府来的同志一般把就业放在第一位，财政收入放在第二，老百姓说民生可改善，银行想的是风险可控制，环保的同志是资源可持续，都很重要，但我个人观点，最重要的实际上是企业可盈利，这是最关键的。
因为企业可盈利之后肯定会雇人，才能上交税收，风险才能控制住，才能给工人发工资，能够搞一些投资，能够搞节能环保的事情，所以企业可盈利这一条我觉得非常关键。企业可盈利什么意思？我们的经济过去有一个特点是高速增长的盈利模式，我们的领导同志经常苦口婆心的告诉大家，特别是经济增长速度比较高的时候会说速度不要那么高了，效益要好一点。
中国过去凡是效益好的时候，央企利润过一万亿大关的时候，那时候都是增长速度高的时候，实际速度越高效益越好，生产能力一定的情况下速度高意味着市场越大，规模经济能够充分发挥，单位产品中间的可见成本比较低，这样盈利水平会比较高。高速增长的盈利模式如果不变的话，或者速度效益型盈利模式不变的话，当增长速度低于7%的时候，大概40%，甚至一半的企业是要亏损的。
比如美国的企业，GDP增长2-3%，大部分企业是盈利的，日本的企业GDP增长1%，甚至是零，负增长，大部分企业是盈利的，中国经济转型我觉得核心是企业盈利模式的转型，当我们的GDP增长速度到了7%，甚至将来更低，到了6%的时候，我们多数企业是要能够盈利的，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其他的质量指标都得不到保障。这里需要做的事情很多，这个问题大家可以深入思考。
最近几年，我觉得刺激政策，特别是2008年搞了四万亿的刺激之后，名声有点不太好，把改革和刺激对立起来，我们搞改革不能搞刺激，其实刺激在经济学里面是一个中性词，如果下滑过快时该刺激还是要刺激，但是一定要明确，这种刺激是为了不让下滑过快，让转型比较平稳，它改变不了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这样一个大的趋势，结构性的调整方向改不了，也不能够解决很多深层的结构性问题。
最近对通缩的问题大家也有议论，我们CPI现在已经是1.4了，PPI连续30多个月负增长，在考虑通缩的问题。有些人呼吁要降准降息，中国即使出现了一定的通缩，和美国成熟的市场经济相比是有根本性区别的。我们的通缩实际上是高速增长形成过多产能后，面临的相当长时间调整出现的价格下降，如果一定要讲通缩的话，我觉得是非典型的通缩，或者是一种结构性通缩，不是一般西方国家讲的典型的通缩。
降准降息能起多大作用？能起点作用，也许能改变一下预期。但是这个资金能到实体行业里面去吗？现在行业已经是很严重过剩了，那个钱会朝那投吗？不会的。大部分到了股市，央行一说什么新的政策，要放松一点股市一下就起来了。这种政策我觉得对实体经济的扶持作用或者刺激作用不会太强。如果说短期之内速度确实下滑过快，真正有效的我觉得还是财政政策，还是政府，处处搞建设项目。
现在房地产也差不多了，主要是基础设施方面的，现在的问题是得改革，要提高投资的效率，不能像过去那样乱投资，特别是无效的、浪费的投资，关键是投资要提高效率，提高投资的精准程度，这对我们的政府确实是考验。但是这也有风险和问题，有可能会增加政府的债务负担，不仅是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还包括中央政府的债务负担。延缓过剩产能调整的过程。这种刺激政策适时适度非常重要，点到为止，不要让它过快下滑就行了。
所以中长期问题还是靠改革，靠真正意义上的改革，那辆跑得很快的车要减速，形成新的引领模式，将来肯定是中低速增长，要适应，这是问题的关键。短期政策充其量是达到短期平衡，这两个问题一定要平衡。
注：
刘世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本文摘编自2015年1月24日“第六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
来源：瞭望智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