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将人类认识领域分为三大部分：一为数理化天文之类自然科学，基本上是精密科学；二为生物科学，错综复杂，解决一些问题又不断出现新问题；三为涉及人类的社会科学，更为复杂，不存在真正的、不变的终极真理。在通讯和传播媒体发达的当代，信息泛滥，人们对社会现象的认识更容易受从众心理和非理性行为干扰，难以规范更怕误导。
据最新报道：科技部将要推出《科技发展总体战略研究专题报告》，对至今实行的“引进型”发展模式提出前所未有的质疑，目前引以为荣的“世界工厂”被警告会导致“拉美化”，以市场换技术被认为会扼杀创新，造成对外依赖。建国以来，我们就擅长来回折腾：当要肯定某一点时就只看其长处不看短处；要否定某一点时就只讲短处不讲长处。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引进技术、资金和管理促使我国经济迅猛发展，特别是家用电器、汽车、通讯、电脑和网络的突飞猛进，已使我国出口产品从轻纺和原料为主发展到以机电类为主，成为世界贸易大国。引进与 创新并非矛盾，更不是相互排斥，扼杀创新和对外依赖是你自己造成的。
1978年中央决定从新日铁引进的宝钢上马，但后来又掀起一股否定风，当时不少权威的专家学者也跟风否定，假如不是当时评估下马比上马损失更大，很可能就否定掉了。现在宝钢是我国最大最好的钢铁企业，质量和效益全国第一。韩国浦项钢铁比宝钢早十年也是从新日铁引进的，据Daewoo证券公司估计：2004年浦项销售额156亿美元，净利润达27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有效最盈利的钢铁企业，只是2002年日本欧洲掀起兼并风，现在规模上只能排五、六位了。浦项被公认为钢铁高技术的创导者之一，以致日本人曾后悔当初帮助兴建浦项钢铁。
目前中国的研究开发投入占GDP的1.32%，而美日占3％左右，欧盟各国在2～3％左右。今后逐步加大投入，缩小与美欧日的差距是完全必要的。今后阶段更强调创新和自主开发并不意味着要指责前一阶段的引进型，不同阶段有不同重点是完全正常的。
比起自然科学和技术，我国的社会科学更落后，因为长期以来受极左思潮的批判和打击。新时期以来开始只抓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似乎社科并未包括在内，直到最近几年中共中央出面强调要繁荣社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只有均衡发展，两条腿走路才能稳步前进。大学的理工科和文科并校走综合性大学之路也是同样道理。
无论国家还是企业要规划战略和发展计划就要系统性进行软科学咨询和规划，而不是少数人的即兴之作，这在我国是做得最欠缺的。本来国家大事应使民众知情并参与讨论，清末维新首领康有为说过：“民智愈开者，则其国势愈强”。现在很多大事连知情都做不到，民众积极性和民智又何以发挥！
我国能源原就缺少长期的全面战略规划，核电只占发电量的2％，而法国占76％，发达国家核电比例最少的美国也有20％左右，从发展中国家来看，我们也可算作最少的了！这与我国独立拥有核武器，核电和核动力舰艇技术的大国地位是完全不相称的，这显然是受世界反核思潮的误导有关。发达国家都有原油的战略储备，日本最大战略储备可供半年之用。2001年春，知识经济热开始降温，笔者就著文提出未来石油危机与中国战略对策，提出战略储备3000万吨，当时油价只有22美元/桶。那几年我们却在争夺加油站，错过极好的机遇。
受误导和干扰的另一典型事例就是汇率问题。2003年一季度我国外汇储备已显著增加，达到3160亿美元，到2004年底猛升到6099亿美元，今年5月份更达到6591亿美元。与此相关，2002年四季度我国广义货币M2余额为18.5万亿元，到2005年1月M2为25.78万亿元,今年5月份则为26.9万亿元,每月上升3000亿元.外汇储备大增,其中少数是贸易顺差,大多数就冲人民币升值而来,为此迫使货币供应量大增.去年10月央行加息27基点到2.25%，结果3个月外汇储备猛增1000亿美元。尽管近年来经济过热，货币供应量过大，但我们不敢升息，否则升值压力更大，现在货币政策等于失效，只能靠行政强制措施，汇率问题还引发和激化贸易摩擦，汇率不是促进出口的工具。其实汇率长期来说是受国家宏观经济形势支配的；中期来说是受利率，通胀，外贸收支和资金流动等状况控制的；短期则是受游资和投机行为所影响的。我国汇率自1994年以来就基本上未动过，所以于理于利都应升值。而我国主流舆论似乎一旦升值就会大祸临头，将经济问题政治化，有些人习惯性冷战思维，连基本事实和利害得失还未搞清楚就立即取对抗性态度。
京沪高速铁路是又一受误导和干扰的典型事例。本来这一项目是打算可为奥运和世博服务的基础设施，但一再拖延，至今连磁浮还是轮轨大前提都未定。现在看来上海至机场的磁浮是仓促上马，而京沪高速铁路却是迟迟不上马。上海磁浮线投资一百多亿元，别说投资何时收回？就说运营能不亏本都很难做到。本来这项目就是为京沪高速线作技术准备的。问题关键在于磁浮与轮轨不兼容，而高速轮轨线和现有铁路列车兼容，这样就可发挥其高速高效的优点，比轮轨投资高三倍的磁浮建成后利用率不高，甚至车票比打折机票还贵，只成为少数观光客和白领的专用线岂不是成为天下大笑话！“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在听取各方面意见后，最后拍板理应听从铁道部的，这如同“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一样。
今后加大研究开发投入，强调自主创新，加上劳动力教育程度提高以及大学的普及化，这些都是可以量化的硬件的改善，必将为科教兴国打下坚实基础。但不可能量化的软件建设方面决不能忽视。对社会来说：科学精神和实事求是作风的发扬光大；对个人来说：科学态度，认真负责工作作风，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心之确立。这种诚信的社会凤气和人文环境,不仅是精神文明的标志，也是科教兴国走向兴旺发达的必不可少先决条件。
目前我们社会状况与此还有很大差距。单从近几年来报刊上发表文章来看，似乎可归纳出如下问题。
⑴基本数据有大出入
以事实来说话，基本数据是基础，论点就是在此基础上演绎推理而来，不能有差错，最近某经济学家在纪念陈云同志一文中，谈及：“一个国家当年财政赤字公认控制线为不超过年GDP的3%，财政赤字的余额不能超过年财政收入的60%等”。这里似乎应是公共债务余额不能超过一年GDP的60%，这是欧元区通过的马约所设立标准之一。财政收入和 GDP会有数倍之差。
宏观经济学会一位领导，在“十一五”期间最值得关注四大因素一文中，提到2010年中国石油进口会增长到4.5—4.7亿吨,钢产量到2010年可达近5亿吨,这是按曾达到增长率外推所得，而原油进口去年是1.2亿吨，到2010年决不可能增长到4.5亿吨。基本数据与事实如此大不同！即使其立论是正确的，也难以令人信服。
一位权威的国情研究专家预测到2015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达17.5%，可超过美国。到2020年有可能占世界GDP的22%。而事实上，2004年我国GDP达16494亿美元，美国2002年GDP为103830亿美元，相差6倍，而去年全世界的GDP估计达40万亿美元左右。这位权威的数据没有一个是正确的，而且相差好几倍，假如我们的国情是建立在如此不可靠基础之上，我们执政能力何以不受影响！
⑵经济问题泛政治化。
一位香港来大陆的令人尊敬经济学家著文：“汇率不仅仅是一个价格，它是各国政府为达到政治目的而选择的手段。” ……“我以为，人民币升值将是我们金融系统崩溃的开始，热钱流入再也不会停止。央行似乎可考虑在适当时机稍微短期地调贬人民币2%，以进一步打击国际炒家，只要国际炒家资金承受不住损失而离开，国际压力会立刻缓解。”在他看来汇率是达到政治目的之手段，政府首脑可以像魔术师玩弄手中一付纸牌一样，翻手为云，复手为雨，所以坚持稳定的他，不惜主张适当时机短期贬低2%，以赶炒家离开。这是他一年多以前说的，不知现在他意下如何？相信大家自有公论。
与经济问题泛政治化出于同源，政治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所以二年前对伊战争就有一个大胆猜想，美国攻伊，意在欧元。还有一高论：当今重大国际事件，它的背后一定是为了石油。如此习惯性思维，我们从中还可看到过去长期政治挂帅教育的政 绩。
⑶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的偏见。
对知识产权，人们至今还未引起足够重视，但至少不会有人公开反对了，但仅在二年前就有人公开宣称：让知识产权走下神坛！这些规则主要由少数发达国家和少数大公司制定并向各国灌输，是强势群体主导话语权，本质上是保护强势力量的利益。……关键是我们不能被无知所禁锢，不能被虚设的“神坛”吓倒。正是在这种不受“无知”禁锢不怕神坛的大胆妄为之下，盗版屡禁不绝，假冒伪劣花样翻新，扩散蔓延到考试作弊和学术腐败者之中，岂不成其为精神支撑和鼓励吗！
最近北方一大学教授来沪讲学，他认为中国知识生产机制存在两大障碍，一是学院的自主性不足，在此背景下进行真正意义上人文学术研究近乎一种悲壮的抵抗。另一障碍西方理论无孔不入正在新陈代谢我们的知识体系……我们究竟是和西方形成攻守同盟，还是和西方达成某种绥靖政策？我们是认识自身，还是在丧失自我？对于这种近似炒作的立论和提问，应该反问：当今的文理学界有谁能与陈寅恪和陈景润困苦环境中做出的伟大贡献相比较的？像他们俩老一代学者特立独行，一生如牛马只知奉献不求回报，这才是一种近乎悲壮的抵抗！至于和西方攻守同盟还是达成绥靖政策的追问更是退步到比康梁变法都不如，犹如清末遗老遗少的哀鸣。
⑷拉大旗作虎皮，恶意炒作
两年前非典流行，有人就提出SARS是美国针对中国人种的基因武器，并写成书由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毫无科学依据的耸人听闻，居然可在社会科学这样的出版社出版，可见现时社会状况已到了见怪不怪地步，你骂“哗众取宠”，只怨您少见多怪！假如针对国内的单位或个人，这事是要吃官司的，他针对美国并声称是忧患意识，多漂亮的爱国情结。反美爱国这是历来四通八达的王牌通行证，所以有人在一证券报上说：稍微掌握一些经济史的人都知道，美元的每一次危机都为美元创造了巨额福利……在美联储印刷储蓄推动下，黄金和粮价将疯狂上涨，中国则将成为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殉葬者。
我看恶意炒作者多数人的智商不至于如此低下，他们更感兴趣的是：不逗你又惊又叫，又笑又跳，誓不罢休。哗众取宠，出风头就是目的，题材到处都有，玄妙之处在于矛头对外，嬉笑怒骂淋漓痛快，不会遭反驳，不用担风险。
新世纪以来，我国国内面临全面转轨形势，世界是进一步走向全球化，因此新旧思想并存，中外文化交融，各种观念争论和碰撞是完全正常和必不可少的。媒体应鼓励交流和争论，对于一些误导和炒作也用不着回避，只要加强评论，媒体只是提供交流的平台，文责自负，相信自有公论。至今对于误导和炒作很少见有反驳文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目前社会风气和人文环境来看,不加强评论,今后是不可能适应国内外风云变幻形势的。
今年5月在复旦大学的上海论坛上，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讲演：今后中国必须完成三个超越，第一是超越老式工业化模式，发明一个新的可持续模式。第二是避免传统路线，摆脱冷战思维。第三是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走和平崛起发展道路。其中特别提到摆脱冷战思维，真是旁观者清呀！因为舆论导向会影响路线摇摆不定，影响执政能力的提高。
2005年7月23日星期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