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晓音:关于“行”之释义的补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98 次 更新时间:2015-05-18 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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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晓音  

拙文《初盛唐七言歌行的发展——兼论歌行的形成及其与七古的分野》(载《文学遗产》1997年第5期)在第一部分中, 对于乐府诗中“行”之一体的本义作了一点简单的推测。主要是根据“行”的字义,以及汉乐府“行”诗的结构特点,认为“行”为步趋,有急促频数,一再反复之意。“行”诗在萌生时也初步具备了语意复叠、节奏分明的基本特征。由于所见不广,这一解释尚有含糊不清之处,有待进一步补正和阐发。

最近读到日本学界老前辈清水茂先生在1984年《日本中国学会报》上发表的《乐府“行”的本义》一文,很受启发。这里拟联系清水先生的观点对“行”的本义再作一些探索,期待同行专家教正。

清水先生在论文中指出,萧统《文选》卷二十七乐府上、古辞《饮马长城窟行》李善注说:“音义曰:行,曲也。”所谓“音义”,当指《汉书音义》。《汉书》卷五十七《司马相如传》中“为鼓一再行”句,颜师古注曰:“行,谓曲引也。古乐府之长歌行,短歌行,此其义也。”这一句写司马相如在卓王孙宴上应临邛令王吉的要求为之鼓琴。按颜注,“一再行”就是“一二曲”。清水先生认为:“但是,‘再’为表示二度的副词,而不是名词前的数词,如果这里用作数词,就应该说‘两’,即作‘一两行’才对……司马贞《史记索引》对此却有别解:乐府长歌行,短歌行,行者曲也。此言‘鼓一再行’,谓一两曲。司马贞为唐开元时人,从时代来看,应是承袭初唐颜师古的注。但释‘一再行’为‘一两曲’,说明他意识到在‘曲’这一名词前,不能用副词‘再’,这样,‘一再行’的‘行’,就势必要作动词解……可是,‘为鼓一再行’一语,前面有‘鼓’这一动词,已有演奏音乐的意思,‘行’就成了多余的表现。在语言现象中,多余的表现是常有的,这并无大碍。但这样一来,就不能确证‘行’一定是音乐用语。就是说,也可以把它作为普通的进行、行动之类动词来看。于是这个‘一再行’的‘行’,是否相当于后来的‘长歌行’、‘短歌行’的‘行’,也就留下了疑问。”这一质疑是很有见地的。清水先生联系中国,1955年发现的“行钟”与“歌钟”,根据李纯一《关于歌钟、行钟及蔡侯编钟》一文中对“行钟”的说明,提出:“按歌钟音阶演奏的乐曲,因其具有完整的音阶,就被题名作歌,或者不作特别命名。与之相对,用于旅行的音乐,即依行钟简单的大音程跳跃的音阶演奏的乐曲,因而具有旅行音乐的意味。而被题名作‘行’,或即使乐曲并非用于旅行,但‘行’的名称照样保留了下来。”他还推测这种三音阶的乐曲虽然仅存在于春秋战国时期,但“在乐府产生的初期,三音阶旋律就有可能以某种形式保存下来。”以上看法是很有启发性的。“歌”和“行”作为曲来解,其本义应溯源到公元前5世纪的“歌钟”和“行钟”, 这一推测有相当大的可信性(注:原文载《日本中国学会报》第36集,1984年10月。后收入作者《中国诗文论薮》创文社1989年2月。本文引文据蔡毅先生译文。)。

“行”和“歌”在汉乐府中的区别,也可以由以上观点得到解释,即可能是音阶不同的乐曲的差别。不过,“行”一定收入乐府,“歌”不一定收入乐府。此外汉魏乐府中的“行”不少是分解分章的曲辞。“歌”则没有这个特点,均为抒情短歌。行诗又绝大多数是在相和歌辞的平、清、瑟三调中。这样看来,“行”原为三音程音阶的进行乐曲的意义到汉代可能已有所变化。《司马相如传》中“为鼓一再行”的“行”,如按琴曲解,三音程音阶的琴曲就未免太单调。如按“进行”解,又确如清水先生所说,是多余的动词。但是如果联系汉魏乐府中不少行诗分章分解的特点来看,“行”按颜师古注释为长歌行、短歌行的“行”,是可以讲通的。“再”是表现二度的副词,解为一两支固然不妥,但如释为一两遍,就合乎“再”字的本义,重复一遍,可称为“再”。行诗分解,通常为四解。四解应是乐曲奏四遍。因此如果释为相如鼓琴演奏了“行”曲中的一两遍,与上下文义也切合。“行”曲的重叠反复不仅从歌辞的分解分章可以见出,还可以联系魏晋大曲的特点来考察。沈约《宋书•乐志》在清商三调(即平、清、瑟调)下列大曲十六,除二曲外,其余全部是“行”:1.东门行;2.折杨柳行;3.艳歌罗敷行;4.西门行;5.折杨柳行;6.煌煌京洛行;7.艳歌阿尝(一曰飞鹘行);8.步出夏门行;9.艳歌何尝行;10.野田黄雀行;11.满歌行;12. 步出夏门行(一曰陇西行);13.櫂歌行;14.雁门太守行;15. 白头吟;16.明月。这些大曲除了艳、趋、乱以外,又各有数解。 如“艳歌罗敷行”注曰“三解”;“艳歌阿尝”四解;“艳歌何尝行”五解等等。“大曲”一名,始见于蔡邕《女训》:“琴曲,小曲五终则止,大曲三终则止。”(注:原文载《日本中国学会报》第36集,1984年10月。后收入作者《中国诗文论薮》创文社1989年2月。 本文引文据蔡毅先生译文。)所谓“终”就是一遍终了,小曲五终,指琴弹五遍;大曲三终,指琴弹三遍。现存唐代曲谱中仍有“重头”、“重尾”等字样,也是指重复遍数。司马相如所奏之“行”是否大曲,无法判断,但此曲有一两遍,又称为“行”,那么可能在西汉时,已有反复数遍的“行”曲。春秋时的“行钟”既是三音阶的简单音阶,不可能只奏一遍,必定要为配合行进而多遍重复。这种重复正如“行”字之本义原为“趋走”,即步伐反复交替一样,与三音程的大音阶跳跃节奏是合拍的。所以“行钟”之曲,应已具有多遍重复的特点。由魏晋大曲和行诗的密切关系可以窥见,“行”诗的基本特征即重叠反复,因而适合于大曲的多遍演奏。那么“行钟”所奏之行曲又如何变成汉代的行曲?因没有资料根据,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行”之名称从春秋之“行钟”保留到汉乐府,很可能与这种形式的重复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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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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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文学遗产》(京)1999年04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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